抉择，在大西洋主义和欧洲主义之间——英国与战后欧洲安全和防务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大西洋论文,主义论文,防务论文,英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新世纪以来，欧洲一体化在安全和防务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欧盟建立了自己的军事机构，制定了自己的安全战略，欧洲快速反应部队被成功地派往欧洲及欧洲以外地区执行维和任务，独立防务被写进了欧盟宪法……欧洲的独立防卫似乎呼之欲出。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欧盟在防务领域取得的成就？欧洲离独立防务还有多远？欧盟的欧洲安全和防务政策能把他们带到那个目标吗？由于欧洲安全和防务问题一开始就不是、现在也仍然不是一个纯粹的欧洲问题，更不是一个局限在共同体\欧盟的视野之内就能够解读的问题，所以大西洋关系的引入对讨论上述问题不仅重要而且必须。而在大西洋关系中，英国始终扮演独特的角色。那么英国在欧洲独立防务建设中究竟起到什么作用？英国在大西洋主义和欧洲主义之间的取舍与欧洲防务建设的进程与前景又有怎样的关系？这些都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大西洋主义！——冷战期间
战后之初，英国一度主导欧洲安全和防务建设。1947年3月英国与法国签定了战后欧洲第一个双边安全和防务协定——《敦刻尔克协定》。这个协定被认为“使英国介入欧洲事务，更使英国承担主导性的角色”。（注：吴万宝：《迈向欧盟建军之路：欧盟共同欧洲安全和防卫政策》〔M〕，[台湾]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7页，第55页，第50页，第62页，第63页。）1948年3月，英国又和法国、荷兰、比利时以及卢森堡签定了《经济、社会、文化合作以及集体防卫条约》，即《布鲁塞尔条约》。这是战后第一个欧洲国家之间的多边安全和防务协定。在法国主导的欧洲防务集团(EDC)计划失败后，英国主持召开了伦敦九国会议，通过把德国、意大利吸纳进《布鲁塞尔条约》组织的方式，解决了战后初期一直困扰欧洲国家的重新武装德国的问题，战后欧洲安全和防务建设的主要载体西欧联盟(WEU)亦由此诞生。
随着美苏两大对抗阵营的形成以及欧洲安全形势的恶化，英国在欧洲安全和防务建设中的主导地位迅速为美国所取代。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爆发二月事件后，3月31日，苏联开始逐步封锁柏林。面对“苏联和共产主义威胁”，欧洲国家急于寻求美国的军事保护。英国、美国和欧洲大陆国家很快达成妥协，签定了《北大西洋公约》，美国主导的、以北约为载体的大西洋安全体系得以确立。自北约组织成立之日起，欧洲安全就成为大西洋安全体系的一部分，欧洲也就丧失了独立防务。在此必须强调的是，虽然北约组织的成立令美国取代英国在欧洲安全和防务建设中的主导地位，令欧洲失去了在今天孜孜以求的独立防务，但一个包括美国在内的跨大西洋的安全体系在冷战背景下不仅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也是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所追求的。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公约签字后激动地表示：“这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注：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9)》〔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5页。）
但以北约为主导的大西洋主义欧洲防务合作机制存在深刻的问题。北约第五条中“缔约国采取视为必要之行动”的措辞使美国不需承担自动卷入的义务。随冷战期间美苏争霸的加剧，北约组织中的欧洲国家在安全问题上普遍存在一种矛盾心理：他们既担心在一场危机中被美国抛弃，又担心被拖入一场与他们无关的战争。（注：Jane M.O.Sharp， " After Reykjavik： Arm Control and the Allies "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3， NO.2， 1987， p.251.转引自陈志敏、古斯塔夫·盖拉茨：《欧洲联盟对外政策一体化——不可能的使命？》〔M〕，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页。）北约内欧洲国家和美国权力上的极端不对称是大西洋安全体系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成为后来欧洲国家谋求独立防务的基本动力。随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法国和德国这对欧洲历史上最大的夙敌实现了和解，欧洲国家之间就独立防务进行合作成为可能。1963年法德签定友好条约，声明在经济外交及防务政策方面进行合作；1966年法国退出北约；1970年卢森堡报告开启了欧洲政治合作(EPC)；1987年法德成立“安全和防务委员会”，1988年建成法德混合旅。法德的这些建设自己的防务、摆脱北约和美国控制的努力，也可看成是冷战背景下欧洲安全和防务建设上欧洲主义的萌动。
从以上的简单勾勒中可以看出，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前，也即在整个冷战时期，欧洲安全和防务结构是“三块两极”。“三块”指美国主导的北约、英国主导的西欧联盟、法德主导的欧洲防务合作；“两极”指以美英的大西洋主义为一极，以法德的欧洲主义为另一极。但在冷战大背景下，“三块两极”的结构是极不对称的。“三块”中的北约提供框架性的、实质性的防务保护；西欧联盟则是一个笼罩在北约阴影下的、没有独立军事能力的欧洲军事组织，从成立之日起，就处于休眠状态；法德的政治和防务合作的意义更多的在于体现了核心欧洲的政治愿望而非防务建设上的实际成果。“两极”中的大西洋主义更是对欧洲主义取得压倒性的优势。但“三块两极”结构构成了日后欧洲安全和防务建设赖以发展的基础。冷战后欧洲独立防务建设的过程就是“三块两极”结构内北约、西欧联盟和欧盟之间彼消此长的过程，也是大西洋主义和欧洲主义争夺优先权的过程。
在冷战期间欧洲安全和防务的“三块两极”结构中，英国的立场非常坚定，即：坚持北约优先的大西洋主义。这里既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利益的考量。英国坚持欧洲安全和防务上的“大西洋主义”与其战争经验密切相关。一战期间，欧洲四年的惨烈战争使英国军队经历了大规模死伤。二战中面对德国的进攻，欧洲大陆低地国家不堪一击，法国迅速陷落，英国被迫进行敦刻尔克大撤退。后来在美国的帮助下，英军才得以重振。这种经历是任何一个伦敦的政策制定者都难以忘记的。他们相信欧洲安全与他们密切相关，他们也相信来自德国、苏联或任何方面的威胁，单靠欧洲国家的联合是解决不了的，因为英国亲眼目睹了他们在战争中的脆弱，并为他们的脆弱承担了责任，付出了代价。战争经历告诉英国人：美国作为欧洲防务的永久基础是必要的。（注：Lawrence Freedman， The Politics of British Defence： 1979-1998， London： Macmillan， 1999， p.48.）
坚持欧洲安全和防务上的大西洋主义更主要是利益的考量。战后，英国国力衰退，沦为二流国家。但帝国心理以及均势外交传统却作为遗产继承了下来。无论是丘吉尔的“三环外交”还是布莱尔的“枢纽外交”，都体现了实力衰微的英国谋求世界性大国地位的政治诉求。而这一政治诉求得以实现的最根本依托就是英国人津津乐道的“英美特殊关系”，即使英美特殊关系已经发生严重倾斜。“英美特殊关系”是战争的产物，主要体现在军事和情报合作上。英国自然不会放弃在防务领域维系“英美特殊关系”的良机。事实上，正是通过“英美特殊关系”，英国实现了“帝国衰落后的软着陆”。（注：John Dumbrell， A Special Relationship：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Cold War and After， Macmillan， 2001， p.220.）英国有理由相信它可以从中得到更多。
二、交锋——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到《阿姆斯特丹条约》
欧洲安全和防务的“三块两极”结构发生变化是在1990年代以后。两方面原因促成了这种变化：随冷战的结束以及苏联共产主义威胁的祛除，北约和美国在欧洲存在的合理性基础受到质疑；与此同时，随着欧洲一体化由经济社会等“低级政治”领域向外交防务等“高级政治”领域“外溢”，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CFSP)被提上议事日程，欧盟不可避免地将增加在欧洲防务上的分量。面对这种结构的变化，英国和西欧联盟如何做出选择呢？是保持西欧联盟的大西洋联系，还是顺应一体化趋势逐步把西欧联盟内化到欧盟框架内？也就是说，英国在防务问题上必须在大西洋主义和欧洲主义之间做出选择了。这种必要性在《马约》之后的欧盟防务建设中日益凸显。
1990年9月，旨在建立欧洲联盟的政府间会议召开，会议结果达成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马约》中，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被确立为欧盟三根支柱之一。在会前议程的安排上，英国成为惟一不同意将共同防务政策列入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议程的国家。在会议期间，以法德为代表的一方建议将欧洲政治合作共同体化，且将西欧联盟的条款并入新的条约中，遭到以英国为代表的另一方的反对。英国主张维持在安全方面政府间合作的性质以及大西洋联盟优先的局面。如一位学者评论的，英国成为“安全领域的大西洋主义的最活跃的保护者”。（注：John Dumbrell， A Special Relationship， pp.191-192， p.190， p.193.）在英国的坚持下，《马约》关于安全和防务建设的成果非常有限，英国的主张都得到了体现。
在《阿姆斯特丹条约》谈判过程中，西欧联盟的去从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法德建议将之整合入欧盟，英国、丹麦及几个中立国家坚决反对。最后妥协的结果是：西欧联盟可作为欧盟安全和防卫政策的延伸手臂，欧盟不再“请求”而是“利用”西欧联盟来执行欧盟有关防务政策的决议和行动，欧盟不排除西欧联盟整合进欧盟的可能性。（注：吴万宝：《迈向欧盟建军之路：欧盟共同欧洲安全和防卫政策》〔M〕，[台湾]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7页，第55页，第50页，第62页，第63页。）同时，1992年西欧联盟理事会制定的“彼德斯堡任务”被写入《阿姆斯特丹条约》，成为欧盟的防务任务。阿姆斯特丹高峰会议次日，布莱尔在下院演讲做如是说：“为了让欧洲的声音为世人所听，西欧联盟与欧盟的联合或拟定一项不切实际的共同防卫政策是毫无帮助的。因此我们反对其他人一切不切实际的建议。英国坚持的无非是北约在集体防卫方面的优先性。任何旨在取代或稀释北约集体防卫的基础和领导角色的设计，对英国而言，都是无法接受的。”（注：吴万宝：《迈向欧盟建军之路：欧盟共同欧洲安全和防卫政策》〔M〕，[台湾]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7页，第55页，第50页，第62页，第63页。）
这一时期围绕西欧联盟的争论，是欧洲防务建设上大西洋主义和欧洲主义交锋的具体表现。如前文所述，西欧联盟是1950年代欧洲防务集团计划失败后，为了解决德国重新武装问题，吸收德国加入布鲁塞尔条约组织而成立的。虽然西欧联盟是冷战期间欧洲国家间惟一的集体防务组织，但它是个妥协的产物，有些先天不足。北约组织成立后，西欧联盟成员国又都加入了北约组织。西欧联盟从此进入了“休眠”状态。1984年10月，在西欧联盟成立30周年大会上，成员国决定“更好地利用西欧联盟的框架，以便成员国在安全政策领域增加合作，促进共识。”（注：《国际条约集1948-1949》〔M〕，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版，第193页。）经过30年休眠的西欧联盟又被“激活”。也就是说，西欧联盟是1950年代欧洲主义失败的产物，在1980年代随着欧洲主义的复兴而“苏醒”。冷战后，代表欧洲主义的德法和代表大西洋主义的美国和北约围绕西欧联盟展开新一轮较量。德法极力主张把西欧联盟纳入欧盟防务建设内，既可以乘机加快建立欧洲独立防务、摆脱美国和北约控制，又可以解决缺乏军事手段的问题。英国极力主张激活西欧联盟，但反对把西欧联盟并入欧盟。因为在欧盟，法德是火车头，而一个独立的或者仍然与北约有密切联系的西欧联盟却可以充当英国争夺冷战后欧洲防务建设主导权的良好载体。北约则希望西欧联盟在保持与北约联系的前提下纳入到欧盟的防务建设中，以此达到控制欧洲防务建设进程的目的。最后，《柏林及附加协议安排》规定，北约的军事资源可供西欧联盟使用，西欧联盟又是欧盟的军事手臂。这既体现了法德方增加欧盟军事手段的意愿也体现了北约方通过西欧联盟保持欧洲防务建设与北约的联系的愿望，是双方力量相持不下的情况下相互妥协的结果。
因此，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到《阿姆斯特丹条约》，欧洲安全和防务的“三块两极”结构发生了变化，而变化主要体现在西欧联盟的去从上。关于西欧联盟去从的争论实际上是大西洋主义和欧洲主义较量的表现。在这次较量中，英国坚持了大西洋主义。
三、欧洲主义？——圣马洛之后
但英国对欧洲防务建设“欧洲化”的抵制态度终究发生了变化。1998年10月在欧盟珀尔沙赫(ORTSHACH)非正式高峰会议上，布莱尔表示，英国不再反对赋予欧盟防卫性角色，建议强化欧盟的欧洲安全及防务认同以及发展自主性的军事能力，使欧洲人在美国不介入的情况下，拥有自主行动能力。两个月后，英法在圣马洛发表《关于欧洲防务的共同声明》。这个声明被认为在欧洲防务建设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标志“欧洲安全和防务政策诞生”，具有“长城倒塌般”的效果，从此“两条路线结合在一起”。（注：吴万宝：《迈向欧盟建军之路：欧盟共同欧洲安全和防卫政策》〔M〕，[台湾]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7页，第55页，第50页，第62页，第63页。）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评价英国的圣马洛转变呢？可否认为英国就此走上欧洲主义的道路呢？这是大可质疑的问题。首先，布莱尔政府对欧洲防务建设更加积极与其说是政策性的不如说是策略性的。英国已将自己排除在欧洲货币联盟和申根协定之外，导致新上台的布莱尔政府努力寻求一个英国能够发挥领导作用的舞台。鉴于英国与北约、西欧联盟的关系以及它作为西欧军事大国的地位，防务显然是一个颇有吸引力的领域。其次，有学者认为，英国的积极参与可以被看成是极力避免欧盟自《马约》以来在防卫和安全上的努力被解读为欧盟走上独立的防务道路。（注：吴万宝：《迈向欧盟建军之路：欧盟共同欧洲安全和防卫政策》〔M〕，[台湾]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7页，第55页，第50页，第62页，第63页。）既然欧洲安全和防务建设不可避免地要被纳入欧洲一体化轨道，则英国与其一味消极抵制，不如顺应潮流，加入其中，使自己的主张和利益得到更大的体现，同时避免欧洲防务建设完全沿着德法制定的独立防务目标前进。再次，虽然自圣马洛之后英国加强了欧盟内部防务合作，但并没有放弃“大西洋主义”的基本立场。1999年7月科隆高峰会议后一个月，英国和意大利举行高峰会议，强调有必要维持一个强大和有效的北约，增强欧洲军事能力并不意味脱钩，而是充当北约内部更有效的欧洲角色。9月英国与法国举行高峰会议，仍然强调北约作为欧洲防卫基础的存在。
尽管《圣马洛声明》在欧盟安全和防务建设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值得商榷，但自圣马洛之后，欧盟安全和防务建设取得了“光速的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英国的支持和配合下以及科索沃战争蒙受“羞辱”的外力刺激下，1999年6月科隆会议决定发展“共同欧洲安全和防务政策”(ESDP)，取代北约框架下的“欧洲安全和防务认同”(ESDI)；12月赫尔辛基会议上提出完整、详细的建军蓝图，以增强军事能力；2000年12月尼斯会议批准在欧盟部长理事会内建立政治和安全委员会(PSC)、军事委员会(MC)和军事参谋部(MS)，进一步把西欧联盟整合进欧盟；2001年7月，原属西欧联盟的安全研究所和卫星中心也划归欧盟；2003年欧盟成功向马其顿和民主刚果派驻维和部队，之后又实现了向波黑和阿富汗的派军；2004年，欧盟军事筹备局成立，欧洲独立防务被列入欧盟宪法。用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的话说：“五年前想都不敢想的欧洲安全战略，今天如此真实地在欧盟实现了”。（注：Nicole Gnesotto edited， EU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the First Five year (1999-2004)， Paris， 2004， p.5.来源： www.iss-eu.org/public/content/bookse.html.）
随着西欧联盟机构和职能逐步被并入欧盟，西欧联盟已名存实亡。至此，欧洲安全和防务结构由极不平衡的“三块两极”结构演变成了大体相持的“两块两极”结构，即北约和欧盟的ESDP，大西洋主义和欧洲主义。在这一结构的转变中，英国再次扮演重要角色。
正如不能对英国圣马洛转变估计过高一样，对科隆会议以来欧盟防务建设取得的“光速进展”也应做更为客观的评价。实际上，困扰欧盟独立防务建设，即阻碍建成欧洲主义的欧洲防务的三个重要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而这三个问题的解决又与英国密切相关。
第一，北约和美国在欧洲的强势存在。冷战结束后，北约和美国淡出欧洲安全领域似乎成为逻辑的必然。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两位学者观察到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华盛顿要放弃它的欧洲角色。因为北约框架提供美国在欧洲会议桌上一个重要的位置。”（注：John Dumbrell， A Special Relationship， pp.191-192， p.190， p.193.）面对冷战后欧洲安全和防务的日益“欧洲化”，美国心理矛盾重重：既想让欧盟国家增强防务能力以减轻美国的压力，又担心欧盟建成独立防务而使北约和美国失去留驻欧洲的合理性来源。奥尔布赖特的3Ds（注：No Decoupling， No Discriminating， No duplicating.See： Jean-Yves Haine， ' ESDP and NATO' ， Nicole Gnesotto edit ed， EU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p.134.）和拉姆斯菲尔德的“新欧洲”、“老欧洲”之说就是美国对欲建立独立防务的欧洲的警告。
对于欧盟来说，如何处理与北约的关系成为欧盟防务建设中一个绕不开的难题。为了防止把加强欧洲“自主防务”的每一步努力解读为摆脱北约和美国的尝试从而激怒美国，欧盟需要不断重复对北约的“誓言”，安抚美国。翻看体现欧盟安全和防务政策重要进展的每份文件，都可以看到“将尊重某些成员国根据北大西洋公约承担的义务”、“北约仍是欧洲防卫的基础”这样的结语。2000年6月费拉会议建立四个临时工作小组，专门负责协调欧盟和北约关系。前北约秘书长索拉纳出任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西欧联盟秘书长、欧洲军备局局长等高级职位，无疑是强化欧洲外交与安全事务上与北约和美国联系的重要举措。正如人们评论的那样：“总得有人接听来自华盛顿的电话吧”。（注：John Dumbrell， A Special Relationship， pp.191-192， p.190， p.193.）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欧盟在军事上对北约的依赖。只要美国和北约在欧洲安全和防务领域如此真实的存在，欧洲“独立防务”、“自主防务”建设的任何成就都只是量的增加，而难以实现质的飞跃。
第二，欧盟防务建设中的军事能力问题。防务建设是政治问题，但根本上是一个军事问题。《马约》以来，欧盟已经充分表现了他们建立自主防务的政治意愿，恰恰在军事能力建设上相对滞后。德国国防部长施特鲁克抱怨说：目前在欧盟自身所确定的政治要求与实际的军事能力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如果要满足自身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的需要，欧盟就必须改善自己的军事能力。（注：丁永勋编：《德国防长抱怨欧盟军事能力太差》〔N〕，《新华日电讯》2005年4月16日。）到目前为止，欧盟的核心军事力量是在欧洲军团基础上建立的一支6万人的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由于在远程运输、通讯指挥、情报收集等方面缺乏有效手段，欧洲快速反应部队在执行维和任务时不得不使用北约资源。欧盟军事能力的缺失与军费投入不足直接相关。施特鲁克说，目前16个欧洲北约成员国每年的军费开支约为2000亿美元，仅为美国国防预算的一半。2003年“老”欧洲防务峰会上首席执行官呼吁：“我们必须缩小大西洋两岸在国防支出上的巨大差距，只有这样欧洲才能被视为国际舞台上可信任的角色以及美国的值得信赖的伙伴。”（注：David Gow， " Defense firms call on EU to close gap with America " ， The Guardian， 29 April， 2003.）
第三，欧盟成员国在安全和防务问题上意见不一的问题。为此，欧盟内部多次出现“令人尴尬”的严重分歧。前南危机期间，英法希望以建立联邦的方式解决争端，德国则率先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1997年，法国意大利和希腊建议人道主义干预阿尔巴尼亚危机，英国和德国又反对。伊拉克战争中，英国抛开法德紧紧追随美国的战争政策，又一次把欧盟内部的分歧暴露在世人面前。而在所有的矛盾和分歧中，如何处理与美国和北约的关系是最大的分歧所在。如前文所述，圣马洛之后英国的大西洋主义基本立场并没有发生改变，欧盟扩大后的新成员国相当大部分又都是美国的追随者。到底是“自主防务”还是“大西洋优先”，相信在欧盟内部是最难达成共识的问题之一。
总结以上困扰欧洲独立防务建设的三个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它们的两个共同点：第一、这些问题本质上都是与美国的关系问题；第二，在这些问题的解决上，英国都能够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在冷战后欧洲建设独立防务的努力中，他们遇到的阻力首先来自内部成员国英国而不是美国；在安全和防务问题上欧盟内部多次出现的“令人尴尬”的分歧中，英国必居分歧的一方；在军事能力建设上，作为欧盟成员国中最大的军事国家和最大的净捐款国家，英国从军事技术和资金上都可以做出独特贡献。而英美特殊关系的存在，又使得英国在欧盟与美国对话中的角色无人替代。从这些意义上说，欧洲安全和防务的前景是多一点欧洲主义还是多一点大西洋主义将取决于英国的选择。
四、不作抉择——结论
战后欧洲安全防务结构由不平衡的“三块两极”演变成基本对称的“两块两极”，英国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角色：冷战期间，英国的选择巩固了大西洋安全体系；从《马约》到《阿约》，英国坚持大西洋主义，使欧洲迈向独立防务的努力受到挫折；圣马洛之后，英国态度转折，欧洲独立防务建设取得了光速的进展；未来欧洲独立防务建设中要解决的三个重要问题无一不需要英国的参与和配合。那么我们可否就此下结论说英国是影响欧洲安全和防务建设进程的第一因素呢？考虑到美国——欧洲防务的实际主导者——和法德——欧洲防务潜在的主导者——的存在，这一结论显然夸大了英国的作用。因此，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英国在欧洲安全和防务建设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英国不是最重要的角色，因为它决定不了结构；但它是独特的，因为它的选择会影响结构内的平衡。
那么在未来欧洲防务的大西洋主义和欧洲主义之争中，英国会超越圣马洛做出明确的选择吗？布莱尔和布朗的一段声明也许给出答案：“我们必须在欧美之间做出选择的说法是荒诞的。我们与美国关系更加稳固是因为我们在欧洲，是欧美之间的桥梁。英国身处欧洲比置身事外能使英国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能得到更大的成功。”（注：" The Conservative enemy has to be defeated： Britain' s future is in Europe" ， The Independent， 14 October， 1999.）看来，欧洲安全和防务建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是大西洋主义和欧洲主义的复合物。是“自主防务”还是“大西洋优先”，这个在欧盟安全和防务建设中被问得最多的问题还会被继续问下去。而决意要做鸟兽大战中蝙蝠的英国，自然享受着成果，也承担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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