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及意义概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概论论文,贫富差距论文,意义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通过体制化的收入调节和社会福利制度，有效地调节和缩小了两极分化。怎样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分配方面的变化，怎样评估收入差距调节后的资本主义社会贫富状况和阶级、阶层情况，对于我们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
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两极分化不是一般社会学或经济学所理解的财富拥有程度的差别，而是特指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不同而形成的不平等分配关系。其中，一极是占有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产阶级；一极是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劳动阶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不可逆转的趋势，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分裂成两大敌对阵营，分裂成两大相互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将在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所引起的革命中被埋葬。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尖锐的阶级冲突、此起彼伏的革命曾经从经验事实上对这一理论提供了例证。
大约从19世纪末始，迫于动荡的社会局势，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试图解决广大社会人群(主要是劳工阶级)陷于贫困这一社会问题。西方近现代的社会保障体制发端于德国的医疗保险(1883)、事故保险(1884)和老年一伤残保险(1889)三个社会立法。随后，一些欧洲国家也开始建立社会保险系统。但是在当时，基于自由放任思想的主导地位以及“守夜人”的政府角色，政府对国民收入分配的调节权力与调节能力都非常小，远没有形成完整的社会收入分配调节体系。
划时代的变化出现于20世纪上半叶。简而言之有三大促成因素：第一，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政府职能和治理方式出现转型的客观需求。第二，战争、革命和遍及各工业国家的工人运动使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受到普遍质疑，出现统治危机，而新型的实行全民福利的国家(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形成鲜明对比。第三，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为资本主义改良和制度创新提供重要契机，“罗斯福新政”首开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之先河。
从总体上说，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是适当调整初次分配，重点扩大二次分配。
调整初次分配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立法，规范雇主与雇佣劳动者的经济关系，适当提高工人在确定工资水平中的谈判能力(如允许成立工会、实行集体谈判制度等)，以提高工薪水平，改善劳动待遇，并逐步使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同利润增长率相应地联系起来。与初次分配相关的劳动立法涉及规定最低工资、法定工时、推行工资的集体谈判制度、雇工权益保障、工会法等。此外，当代资本主义初次分配的调整还与经济组织及管理模式的变化联系在一起。
股份制企业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组织的重要形式。20世纪晚期许多国家鼓励企业开展“大量增加股东”运动，鼓励职工持有公司股票，加上发达的证券市场，大大促进了股权的分散化。股权的分散化在一定程度上把企业经理、普通雇员与大股东(控股者)之间的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三方互相依存的关系。这种新的资本结构使企业的分配方式相应改变，雇员的收入中除了作为劳动力价值的货币工资之外，还以股票、期权和利润分享等形式参与企业剩余价值的分配。
企业利润分享制度是指企业管理人员及雇员跟老板共享剩余价值索取权，战后出现在一些发达国家。如法国规定，100人以上企业必须实行利润分享。美国汽车工业雇主协会和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签订协议，规定生产工人每年分享抽税前公司利润的15%，其中2/3用于增加工人收入，1/3用于为工人购买公司股票。德国的贝塔斯曼公司通过发行“参与利润分享”证券将部分利润分配给员工，使员工拥有一定的远期收入保障。瑞典尝试推行“基金社会主义”，规定瑞典一定规模的私营公司每年必须将利润的20%，无偿交给由全国总工会控制的“职工投资基金”，由职工集体占有。这一举措曾经招致瑞典雇主的强烈反对。他们联合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西方企业管理体制的一些变革也促进了职工经济地位的提高。这主要指国家主导下的工人参与管理、在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中设置工人代表等做法的推行。如瑞典的“工人董事法”规定设置工人董事参与公司的“决策”；德国规定所有超过2000人的企业都必须实行“共同管理制”，企业监事会内职工代表与股东代表的数目对等。政府还鼓励企业构筑新型企业文化，提倡“命运共同体”的企业理念，以增强企业凝聚力和认同感。
二次分配主要是通过税收调节以及制度化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劫富济贫”，抑制过高收入，保障因各种原因陷入贫困的群体的基本生活，提高全社会的生、老、病、养等福利水平。
对于调节收入差距有重要意义的税种有累进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和遗产税等。其中特别是累进所得税，它的普遍实行以“罗斯福新政”为标志。累进税率的高低和起征点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目前法国的最高税率是57%，德国和日本超过55%，英国是40%，美国则为33%，而瑞典高达72%。财产税和遗产税是国家对自然人和法人所拥有的资产征收的税收，财产税的税率一般为0.5%，遗产税的税率则从3%到70%不等。这些税收有效地抑制了高收入阶层的财富膨胀和巨额积累，并使政府有能力实施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
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制度，具体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三大类。社会保险是政府以法律形式，强制公民在就业期间按其应课税年工资额的一定比例向国家交纳的社会保险税，用于投保者因规定的原因丧失收入以后，向他们及其家属提供一部分补偿收入和服务，以保障他们维持基本生活。其种类主要分为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疾病和健康保险、工伤事故保险等。社会福利是由政府以拨款形式提供给公民的各种补贴。这是不以个人经济状况为转移的带有普遍性的公共财政补贴，有针对孕妇、母亲、学龄前儿童的保护和照顾的家庭补助；也有对中小学生提供免费教育、供给免费午餐、给予助学金或无息贷款等学生补助；此外，还有房租补助、食品补助、遗属抚恤等。如美国的中小学生每天可享受一顿免费热午餐，法国规定所有职工都可以获得每月固定的交通补贴等。社会救济是针对部分生活困难者和贫困家庭提供的带有生活救济性质的补贴，如对失去收入或收入低微的老弱病残者给予特殊照顾的补助：法国向失业者发放每天22法郎、外加失业前工资42%的救济金；瑞典给丧失劳动能力者提供救济金等。
目前，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据统计，英国社会福利项目不下60种，美国公民从出生到死亡可以享受2000多种政府福利。战后各国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的经费稳步上升，逐渐成为政府支出中的最大开支项目。1972年，欧美14个发达国家中央财政支出平均48%用于平价住宅、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及医疗保险费用上；1988年，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支出，美国为44.3%，联邦德国为69%，英国为44.9%。20世纪九十年代，西方国家每年通过税收集中起来的国民收入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左右，欧盟国家则达到50%，其中一半以上用于各类社会福利开支。
除此之外，资本主义国家富有特色的各类非政府组织、企业、基金会和慈善机构所从事的公益活动，对于平衡社会矛盾、弥补政府不足、特别是给最底层人民提供各种切实的帮助，扶持弱势群体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据统计，1998年美国共有160万个非营利机构，其中120万个机构中有73万个分支慈善组织、12万个福利团体和35万个宗教组织，捐赠及慈善收入总额为6214亿美元。1999年6月，英国登记注册的慈善机构也有161万个。慈善组织和慈善活动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别具特色的一道风景。许多企业直接进行广泛的社会慈善事业，如总部设在伦敦的“大都会公司”是一家经营食品、饮料的跨国企业，它每年在社会公益方面投入约1300万英镑。创建于1835年的贝塔斯曼将“直接地为实现公共利益而工作”作为公司的宗旨之一，并把大部分股份交给贝塔斯曼基金会，其收益可以用于开展各类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
上述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使当代资本主义大致形成了“政府主导、企业和个人参与支撑、社会补充”的收入分配调节体系。
二
当代资本主义收入分配调节所导致的比较积极和直观的后果，主要是扩大了社会公平，缩小了两极分化，缓解了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20世纪后期西方发达国家显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长期控制在0.3—0.4这一比较合理的范围之内，一些北欧国家如瑞典、丹麦甚至维持在0.25这一较低的水平上，这使战后资本主义基本维持了平稳的社会环境。收入分配调节和社会福利还极大地提高了社会购买力和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有利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收入调节和社会福利制度极大地改变了当代资本主义的面貌，它们与科技进步、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一起，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
收入调节和社会福利制度首先使早期资本主义那种“血汗工厂”基本成为历史，传统意义上的生计无着的穷人不再是普遍现象。产业结构的调整，又使过去的无产阶级主体蓝领工人的人数大幅度减少。20世纪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后期，欧洲六大老牌工业国从事制造业的人口减少700多万，占制造业工人总数的1/4。1975—1992年，美国新增的7600多万新就业机会中，信息服务业占90%。美国白领工人在雇佣劳动者中的比重从1900年的17.5%上升为1990年的90%，而蓝领工人比重预计2020年将会降至2%(注：卢文辉.知识经济与教育发展.157.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现象之一是出现了大量的既不是经典的资产阶级又非传统无产阶级的新中间阶层，如工程师、投资和咨询专家、出版商、经理、律师、会计师、医生等等。他们既拥有较高的劳动报酬，又拥有丰厚的个人财产，也进行一定的资本投资，成为现今最重要的社会阶层之一。于是，早期资本主义界限分明、以生产资料占有为标准的两大对立阶级结构，让位于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多样的、按富裕程度划分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结构。例如美国，“大富翁是极少数，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也不是最多，大多数是算作所谓中产阶层，约占美国家庭总数的76%”(注：世界知识.1980年13期)。而欧洲等国大富豪、大资本家比例仅仅为1%—2%，贫困阶层人口也不足5%，社会绝大多数人口是生活富裕、收入稳定(兼有工资收入和资本收入)的中产阶级。
生产力的进步对阶级身份的传统认定标准提出了新问题。在“新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创造财富和价值的过程中资本和体力劳动的作用在下降，生产资料中除了土地、厂房和货币等传统形式之外，知识、品牌、信息等无形资产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特别是资本的复杂化，股东的泛化，劳动者和投资者的一体化等，这些情况使传统的阶级界限模糊不清。“阶级”已经成为一个不可能再像二战以前那样按照单一的尺度来进行非此即彼界分的东西。(注：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中译本).14.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使劳动者群体不断被细分，他们的政治观点和社会行为差异扩大，阶层认同逐渐取代了阶级归属。按照原来马克思的看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趋势是社会结构简单化(两极化)，劳动阶级经济地位的趋同化。用现在的概念解释，也即工人阶级的不断同质化，由国内而国际，从而出现大规模的群体性集结，形成巨大的社会力量，“全世界无产联合起来”。但是今天，体力劳动者集中的传统工业部门不断减少，社会分工细密化，特别是自由职业活跃的“新经济”，不断地解构着劳动的集中、阶级利益的一致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阶级团结。雇佣劳动“阶级”的状况千差万别，日益“碎片化”。它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如今阶级意识日渐淡薄，而阶层的认同日渐清晰，单一性、排他性、小众性的利益追求日渐取代了笼统的大众的阶级诉求。在今天的西方国家，较大规模的冲突聚焦越来越难以形成，全国性的、“一呼百应”式的工人运动壮观景象较难出现。终身雇佣、管理革命使部分工人的思想观念和政治行为趋于保守，兼有股东身份促使工人更关心企业的长远发展，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工资待遇。德国1981—1982年经济危机时期，工会与雇主达成协议，同意降低薪金3—4个百分点，目的是减轻企业负担以共度难关。(注：米歇尔·阿尔贝尔著.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中译本).93、9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在贫富差距缩小、阶级结构变化、阶层认同凸现的大背景下，劳资关系的主调已由过去的冲突斗争转为法律框架下的对话合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建立起以各种社会立法为基准的劳资双方新型的合作关系，力图达到双赢，这客观上使得社会各方能够在妥协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在工人阶级的构成和行为发生变化的同时，当代资产阶级也出现许多新变化。以高科技创业迅速成为全球第一富豪的比尔·盖茨，为我们认识发达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案例。
首先，比尔·盖茨的迅速富裕挑战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从一位软件设计师到亿万富翁，比尔·盖茨并没有经历血腥的原始积累，也没有什么特别穷凶极恶的剥削和压迫。他的成功，比较典型地反映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神奇作用。在20世纪二十年代，作为创新产品的汽车是由60%的能源和原料加40%的知识和技术构成的；到九十年代，作为创新产品的电脑芯片则由2%的能源和原料加98%的知识、技术和思维所构成。(注：雷·马歇尔.全球的就业危机.外交季刊.1995年秋季号)因此，比尔·盖茨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抹去了当代资产阶级在财富或资本上的原罪。其次，比尔·盖茨等人在对待财富和资本的态度上有别于以往的资本家。无论是作为文明进步，还是人性的趋善，现代西方主流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在对待财富的态度上，已经不是我们以往所理解的穷奢极欲、挥霍浪费或腐朽堕落，相反，他们个人生活可能十分节俭，对子女严格要求，重视回报社会。他们向慈善机构或公益事业捐款一掷千金，出手不凡。据《商业周刊》对美国前50名慈善家的排行榜显示，比尔·盖茨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同时又是捐助慈善事业最慷慨的人。自1998年以来，盖茨已经捐赠或承诺捐赠的现金达256亿美元，占其所有财富的60%，他并且决定把自己99%的遗产捐献给社会。英特尔的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和他的夫人贝蒂排名第二，他们的捐赠数额是66亿美元。
我们还注意到，此种善举已不是偶然的和个别人的行为，而是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受到大多数人的赞誉和欢迎。美国从1996年开始，一年一度评比“60善人榜”作为彰扬。2001年，来自个人捐款的总数高达1610亿美元，来自遗赠、基金会和企业的捐款达到了2120亿美元，捐款数额在过去十年里增长了50%。这不应该是一个被忽略的现象。在发达国家，多数现代企业家只有在汲取了人类文明成果并接受先进文化熏陶之后才会成功致富，他们并不仅仅只是历史前进的“负数”，他们的风貌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他们不仅参与物质文明的创造，同时也在参与精神文明的创造。他们的财富归根结底都是属于社会的，不论消费、投资、捐赠还是破产，所有的归宿最终离不开社会。比尔·盖茨现象是社会走向进步的产物，同时也是社会文明在某个侧面的表现。
三
怎样辩证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现状和阶级、阶级斗争状况，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求教于各位读者：
第一，收入分配的调节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它是资本主义由早期的野蛮状态进化到当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其中雇佣劳动群众和社会进步势力的长期斗争是实现这种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总的来说，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基本生活改善发生在战后，资本主义调节收入差距的物质基础是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政治基础是劳动人民的斗争和社会进步思想的传播。
在战后重建和科技革命的推动下，20世纪后半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获得了新一轮的巨大发展，年均增长率长期保持了5.5%以上，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四十四年内增长了三十多倍。到九十年代末，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达30万亿美元，其中西方发达国家所占比例高达75%。经济繁荣为扩大社会再分配提供了基础。战后西方各国借鉴历史教训，注重社会改良，因而追求社会公正、重视结果平等、鼓励人的发展等观念得到一定的张扬和丰富。在“公平”的标杆面前，各项社会法律和制度被不断更新和完善。对妇女、儿童的保护、对低收入阶层基本生活需求的保证、对工人劳动条件的改善和提高、对雇佣劳动者政治经济基本权利的维护等等，都充分体现了这一趋势，它体现了社会进步的内在要求，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容之一。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些仅仅看做是什么人的良心发现和赐予，而是要看到各利益群体间的搏弈，其中特别是工人阶级、劳动群众和社会进步势力包括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们的长期不懈斗争。总体上讲，这是斗争和妥协的结果。
第二，资本主义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不能根本改变资本与劳动的对立，阶级界限模糊的背后是雇佣关系的普遍化，在一定意义上说，资本与劳动的“混合”同时也在继续加强大资本的垄断地位。
勿庸讳言，当代资本主义收入分配政策的任何有利于雇佣劳动者的调整都是有限度的，它被局限在不损害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框架内，垄断资本家仍然占有剩余价值的大部分。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改善了劳动者的经济处境，但是并没有动摇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私有制度的根基。只要是处在一定的雇佣关系内，那无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都不改变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基本事实，也没有消除劳动的异化，因此不可能根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对立和矛盾。
在当代，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彻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使“所有的服务都转化为雇佣劳动，所有服务的执行者都转化为雇佣工人，从而都具有这种与生产工人相同的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9卷，103)。在1880—1980年的一百年中，西方雇佣劳动一直保持着上升趋势。1950—1970年间，美国就业人口中雇佣劳动者从79.7%上升到89.8%。因此不管是阶级认同还是阶层认同，阶级阵线的模糊的背后是雇佣关系的普遍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前所未有地深入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隙缝。
股份制的普遍化、劳动者股东数量的增加与劳动者的控股能力也完全不是一回事。首先，劳动者绝大部分只是小股东，他们的投资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储蓄性投资，收益权当作是存款利息。其次，投资同时包含着风险，股息收益带有相当的危险性和投机性，小股东们自己是很难控制股市风险的。再次，持有股票本身也可能是利弊参半的，它对于改变工人在企业的雇佣劳动地位，所起到的实质意义并不大。工人就算因此介入企业决策和管理，部分参与对剩余价值的分割，但与此同时，他们通过与老板共担经营风险，甚至更加强了对资本的依赖性。大股东们凭借手中的控股权，以部分资金而控制大量的社会资金，在这个意义上，大资本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加强了。
第三，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出现的阶级、阶层新变化，意味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已大大不同于以往，它意味着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取代的条件、方式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生相应变化。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根据早期资本主义的经验事实作出的一些具体结论，我们有必要通过对新的情况的分析加以发展，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责任。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一百五十多年来，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在它的自然历史进程中，不断沿着克服危机、产生新的危机、再克服危机的辩证过程前进。可以说，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的历史，就是资本主义不断进行自我调节、自我更新的历史。适时改良是资本主义度过一次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我们说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尚未枯竭，其表现之一也体现在它克服社会危机的能力还不容轻视。资本主义在发展中不得不关注社会公平，缓解社会矛盾，舍此它将不能拥有良性的发展环境。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所以对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的估计比较极端，除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对生产力推进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估计不够之外，还对资本主义自我改良的能力估计不足，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综合进步作用估计不足。指出这一历史局限性，无损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性。毕竟这些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因此也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
但是我们有必要对当代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社会冲突的新特点作出评估。综上所述：其一，以多元制衡为主要特征的利益集团搏弈将成为社会矛盾协调的主要方式。由于两极化的阶级对立缓解，阶层认同凸现，也由于社会法制框架的确立，因此早期资本主义那种大规模的、群体性的、反社会的、暴力的阶级斗争形式不会再盛行，社会矛盾的协调主要将借助多元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机制，各阶层的利益集团将主要通过政治参与，在民主政治的过程中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目前西方国家的现实正在证明这一点。其二，知识阶层将成为推动资本主义进化的主体力量之一。这不仅是由于传统的蓝领工人日益减少，当代工人阶级已经出现知识化的新趋势；也不仅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知识化的中产阶级日益庞大；主要是知识阶层日益显示出代表先进生产力、创造和传承先进文化的主体作用。在当代西方，进步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为社会改良提供着思想资源，以进步知识分子为主的新社会运动(如绿色和平运动、生态和环境保护运动、反战运动等)倡导和关注全人类利益，一定意义上超越了资本主义的自私性、狭隘性。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进程中，知识阶层将日益成为历史主体。其三，工人阶级政党要适时调整和改变政策。工人阶级政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目标，但一定要将最终目标和近期目标统一起来。要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看到资本主义文明还将发展，适时调整政治路线和政策。在目前情况下，如何根据社会结构扩展党的社会基础，如何提出符合现实的、对群众有吸引力的口号，如何提高自身在民主政治中的竞争力、切实为不同劳动阶层争取利益，将成为党与时俱进、发展壮大的关键。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共产党的政策调整已经显示出这些方面的特点，这对中国共产党也是有重要启示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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