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风善脉：明末清代江南地区的慈善传承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地区论文,明末论文,清代论文,慈善论文,慈风善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6)03-0182-09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以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人才辈出而著称，是全国著名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打破了田园牧歌式的平静，引发了社会的剧烈变动，新旧冲突，异彩纷呈，成为了全国最为引人注目的区域。从慈善史的角度而言，江南又是传统慈善事业最为发达的区域，善堂善会林立。因此我们看到，迄今为止关于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这绝非偶然。而有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虽然从书名或标题上看具有全国性，实际上还都是以江南地区为重点的。 一、明末清代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的脉络 明末以后尤其在清代广泛涌现的一个个看似孤立的善堂善会，其实相互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而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应该是动机多样但充满爱心的“善人”即慈善家，因为毕竟慈善事业是由人来做的。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从史料入手，梳理出在江南地区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做出重要贡献、并对后人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慈善家开展个案研究。从慈善家的活动中可以发现，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前后相承，一脉贯通，存在着明显的系谱。晚明高攀龙、陈龙正创立的同善会，其理念与实践对清代慈善事业发生了重要影响，尤其袁了凡秉持“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立命之学，以行善积德规劝世人，影响人心既广且深，所谓“上自朝绅，下及士庶，尊信奉行，所在皆然”[1]卷一《袁氏立命说辨》，45。而后世之人也多以袁了凡的思想相勉励，致力于劝善慈善活动。乾隆年间的慈善家彭绍升即指出：“了凡既殁百有余年，而功过格盛传于世，世之欲善者，虑无不知效法了凡。”[2]卷四五《袁了凡传》按语，8苏州彭氏是著名的“积善之家”，其中彭绍升“尤注意周济贫困孤寡等善事，从事放生、惜字、刻经与施衣等善行，造福乡梓二十年”[3]。在科举鼎盛、积善传家方面，苏州潘氏与彭氏齐名。嘉道年间的慈善家潘曾沂享有“天下第一个大善人”的美誉。他淡于仕途，辞官归乡奉祖，以“为善最乐”[4]卷一自励，长期致力于乡里善举，如创义庄、行区田、平粜免租、施衣馈药、建义塾、创善会、育弃婴、养灾民、凿义井、兴水利、刊印善书、劝人行善等，“以好善乐施著声远近”[5]卷八十四《人初》，深受人们钦敬，在地方上确立了一言九鼎的权威地位。冯桂芬不仅是晚清著名的改革派思想家，还是江南地区著名的慈善家，鸦片战争以后，他积极参与地方慈善，“于善举尤尽心力。咸丰三年，收养江南北流亡，全活无数；同治初，在上海请设抚恤局，专办掩埋、栖流，又创立保息、安节等局；郡城复后，故宦经理女普济、锡类两堂，樽节经费，营建堂屋，规制因以大备焉”[6]1535册，459。尤应指出的是，他是最早主张学习西方慈善理念的“先进中国人”之一。在大量接触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冯桂芬主张学习西方国家教养贫民的方法，建议在各州县普建善堂，官府订立制度，选择绅士管理，在养老室、恤嫠室、育婴室、读书室、严教室等各善堂中，吸取荷兰、瑞典等国教养贫民的方法，将劝善与惩恶相结合，如在收容“民间子弟不率教、族正不能制”及“赌博、斗殴、窃贼初犯未入罪而遇赦若期满回籍”之人的“严教室”中，“教之耕田治圃及凡技艺、严扑作教刑之法，以制其顽梗”[6]15356册，20-21。因此，冯桂芬不仅扩大了传统慈善事业的内容，而且明确提出了对贫民教、养并重的观点，开启了近代慈善理念的先河。无锡人余治是晚清最为著名的慈善家，“生平善事不胜书”。他“敦行善事，垂五十年，大江南北，无贤愚疏戚，目之曰余善人”[7]。尤其余治重视劝善，一生“以劝善为己任”[8]卷二五《行义》，宣讲乡约，编刊善书，演练善戏，并奔走江南各地，呼吁地方官员推行慈善，产生了广泛影响。当其去世后，“苏之人无识不识，咸大息曰：‘善人亡矣’。”[9]156册，343-347在晚清史上，以力行慈善而得此评价的，恐只有余治一人而已。而且，以余治为中心，在江南地区形成了一个包括李金镛(无锡)、谢家福(苏州)、经元善(上海)、严作霖(镇江)、熊其英(吴江)等数十人在内的慈善家群体，在从事地方慈善以及光绪初年“丁戊奇荒”赈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一脉相承，形成传统，慈善人物前后踵继，代有所出。恰如太仓人叶裕仁《余孝惠先生年谱跋》中所说：“吴江袁黄氏生明之季，以祸淫福善之说化人，人从而化之。郡中彭氏生重熙累洽之世，衍其绪论，于时民物滋丰，风俗敦朴，故其设施犹未广。及道光中，人心日坏，民生日蹙……(潘功甫)宗净土之教，以之修己而劝人，于是刊布善书，广行施济……于是莲村余君亦行其道于澄江梁溪之间。迨至咸丰之世，生民之祸极矣，故莲村之为术愈广，立说愈卑。”虽然存在阙漏，但大体上反映出明末清代江南地区慈善事业发展的脉络。 二、明末清代江南慈善家的传承关系 考察明末清朝的慈善事业可以发现，慈善不仅仅是一种民间社会主导的生活救助行为，还是一种以劝人为善为宗旨的教化活动。换言之，传统慈善事业实际上应该包含劝善与行善两方面的内容，是民间社会在自愿基础上开展的、以救助贫困和劝人为善为内容的社会活动。①与西方慈善事业强调博爱相比，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内涵具有针对性、限制性和与政府的协调性等特点。 (一)明代后期：袁了凡与高攀龙、陈龙正的殊途同归 明代后期，一批正直的官僚士大夫针对明末社会弊陋丛生、危机四伏的现状，通过端正人心、整顿风俗的方法，重建传统道德和社会秩序，致力于“救世”活动。其中袁了凡主张三教合一，强调行善积德、因果报应，积极从事劝善活动，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身体力行；而高攀龙、陈龙正等人则辟除异端邪说，维护儒学正统，以儒家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为指导从事慈善救助活动，并视其为改良社会的一种有效手段。两者的出发点、方法和路径选择虽有差异，而目的大致相同，可谓殊途同归。他们的劝善、行善努力，不仅掀起了一场广泛而深具影响的“劝善运动”，还救助了大量的贫困无依之人。更重要的是，袁了凡的劝善思想以及高攀龙、陈龙正提出的同善会理念和运营方法，对江南地区乃至全国慈善事业的发生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袁了凡与高攀龙、陈龙正同为江南地区的著名慈善家，由于理念的差别，袁、高之间找不到任何的关联，但他们均对陈龙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陈龙正是明末嘉善同善会的创立者，与袁了凡同乡。袁了凡与陈龙正的父亲陈于王关系密切。陈龙正在《几亭全书》中提及：“先公治句时，袁了凡职方以书贻曰：我辈平日辛勤刻苦，为子孙创业者，死来皆用不着，所可待以瞑目而释然无憾，惟此修德行义之事而已。大抵生来之福有限，积来之福无穷。如命中有福十分，今日受用一分，前面止有九分，又受一分，前面止有八分，随受随销，此众人听命于天者也。吾辈当深泽积善余庆之说，实为趋吉避凶之事。密密修持，孳孳方便，则受福一分，便可积福十分矣。先公称服而身体之，范民治事，廉明平恕，远近称慕。殆亦听言取友之助焉。”[10]卷二一《政书·治句遗迹》，133他还曾经梦见其父与袁了凡“同游山上，顾余曰：闻汝为父母寻山地安葬，甚善，我特请了凡复视。”[11]卷三《拟葬先慈梦》，323可见袁了凡与陈龙正之父私交颇深。有此渊源，陈龙正对袁了凡也颇为崇敬，在《学言详记》中曾提及：“凡人觉得无事缠系，是好机括；觉得无事可为，是大不祥机括。邑中先达，吾所师友亲昵，免此病者四人，一为丁清惠改亭翁……次则有若袁职方了凡翁，自少至老，手不释卷，虽意见或偏，人言未满，然博洽敏辩，有问如响，又可多得哉。”[10]卷一五《学言详记》，40视袁了凡为“师友”，关系至为“亲昵”。与此相应，袁了凡对陈龙正也十分赏识，认为其“孝思最深，所至不可量”。 陈龙正是明末嘉善地方具有领袖地位的士绅之一，在救灾济荒、地方防护及推行慈善事业等方面，均有突出贡献。尤其他于崇祯年间创办的嘉善同善会，是明朝末年江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慈善团体之一，在积极救助鳏寡孤独贫苦之民的同时，表现出强烈的劝人向善的倾向。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陈龙正所从事的慈善活动，是对袁了凡劝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其劝善思想的具体化和实践。 袁了凡劝善思想中最核心的命题是“命由我作，福自己求”，意即通过行善积福，改变自己的命运。对此，陈龙正这样理解：“或因一点孝心，或因一段济人救物的真心，便能感天地，动鬼神。……可见总是个命字。要把气力算计去变他，决变不来。若有一段至公至诚的心田，不知不觉，他自会变了”；“我今开一句口可以振援人，行一件事可以救济人，分明是上天与我修福的地位。……况长存好心，长行好事，富贵的地位，原不曾因此失了，一面修福，一面未尝不享福。”[10]卷二四《政书·乡筹二》，175一个人的命运靠自己掌握，如果常行善事，即可多积福德，长守富贵。以此鼓励大家多行善事，也督促民众趋善避恶，达到正风俗、维治安的目的。 袁了凡认为，人人都有同情之心，应努力行善，“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惟此恻隐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积德者积此。”②陈龙正对此也予以积极响应，在同善会第一次讲语中指出：“凡救危扶困，人人有这点心肠，这点不忍人之心，不要看的他小，一应循天理，做无穷无尽的好事”[10]卷二四《政书·乡筹二》。171；在第二次讲语中也说道：“若论为善，只是自存本心，力到处行方便，有甚阻碍，却有做不来之理。”[10]卷二四《政书·乡筹二》，172强调要有向善的心，在日常生活中尽力行善。 针对现实生活中有些好人没好报、坏人多享福的现象，袁了凡与陈龙正的解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袁了凡认为“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阴、有阳，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满，有大、有小，有难、有易，皆当深辨。为善而不穷理，则自谓行持，岂知造孽，枉费苦心，无益也”。③意即善有多种表现，行善者应先“穷理”，分清真假、是非、正偏、大小、难易等，而不应只求量不求质，甚至自以为是行善，却可能是造孽，以至于枉费苦心，自然也就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而陈龙正的解释更直接也更浅白：“或又疑向善之人，亦有遭祸患者，此是何故？盖因平时趁着意兴，作事差误处多，悔过未久，裨补不来，正当倍积阴功，岂可懊悔修行无效？譬平日所为，皆是病痛，今日作善，已得良药，所以未效，乃是病深药浅，不要埋怨药差。又有一种使乖人，惯讨便宜，惯作弊实。……只得指点一二实事，使人见个亮头。要改过时，就从此等处改，要存天理，就从此等处存。”[10]卷二四《政书·乡筹二》，172-173袁、陈二人虽言辞有差别，其想法却颇接近，即都谈到了行善须穷理，要注意细节，应知时时改过的道理。尤其在改过对于行善的重要性问题上，更可看出袁了凡对陈龙正思想影响的痕迹。袁了凡曾说：“务要日日知非，日日改过；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步可进。天下聪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只为因循二字，耽搁一生。”④陈龙正认为：“为善的门路只有两条……一是改过，二是反观”[10]卷二四《政书·乡筹二》，175，将改过作为向善的基本途径之一。“日日有可改之过，人人有可反之身，一日不改，一日便增了几般罪过，何时解脱烦恼。”卷二四《政书·乡筹二》，175不仅都强调改过的重要，连文字的表述都相差无几。 尽管袁、陈二人在劝善思想方面存在相似的地方，但由于袁了凡是一个三教合一论者，而陈龙正则是信奉程朱的理学家，这种不同必然导致其行善动机、目的与方法存在很大差别，如陈龙正对于如袁了凡所主张的行善求报的思想曾有尖锐批评：“同为善事，何故徼名徼福？即不成善。善是一团洁净和平、朴诚恳恻的意思。只想那求名求福之人，其作好事时，有多少觊觎处，便不洁净。有多少劳扰处，便不和平。有多少算计报施、修饰体面处，便机巧不朴诚，浮游不恳侧。这团意思，安可谓善？况到那不见报应时，又会渐淡下去。几何而不与恶同归？”[10]卷二○《学言详记》，117由此可见双方在从事劝善行善方面的立场分歧。因此我们看到，陈龙正的劝善思想主张以及所从事的慈善事业，更大程度上与高攀龙的思想及无锡同善会一脉相承。 在明末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史上，高攀龙与陈龙正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相继创立的无锡同善会和嘉善同善会引人关注，并取得不小成绩。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两个地区同善会的出现，是与他们两人的救世主张密切相关的，是其救世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高攀龙是南直隶无锡人，万历、天启年间官至左都御史。但高攀龙在历史上的地位并非由其官位较高所决定，而是来自于其学术影响。《明史·高攀龙传》称：“操履笃实，粹然一出于正，为一时儒者之宗。海内士大夫，识与不识，称高、顾无异词。”其与顾宪成创办的东林书院名震朝野，俨然成为当时的舆论中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陈龙正才拜在高攀龙门下，终于成为“盛代醇儒，经世巨品”[10]附录卷一《陈祠部公家传》，712。不过，高攀龙对陈龙正显在的影响，还表现为通过创立同善会从事慈善事业方面。 万历四十二年(1614)春，高攀龙与同为东林书院骨干成员的刘元珍、陈幼学、叶茂才等创办无锡同善会，在救济贫困的同时，通过讲会形式积极从事劝善活动，取得明显效果，一时之间，江南各地的同善会纷纷涌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无疑是陈龙正等人创办的嘉善同善会。陈龙正之所以在家乡创办同善会，是因为受到无锡同善会的影响，众多的记载证明了这一点。如陈龙正在《上丁大司空改亭翁》中证其缘起：“毗陵锡山间，向有同善会，名周贫人，实劝众人，其事似小，其意侭远。今诸公欲仿而行之，命某题数语于简端，咸谓克勤小善，偏赖硕人，得太翁领袖，则响应者必众，而事亦可久。敢以会式奉尘清览，倘不弃遗，则在事诸公之幸，亦某之幸，尤通邑之大幸也。”[10]卷四一《文录·书牍》，404曹焜记嘉善同善会云：“同善有会，创起于梁溪高忠宪公，哀鳏寡，恤孤独，行善于乡，所以推广仁术也。吾邑陈几亭先生仿而行之，筑馆于治东，为给发之所。”[12]卷二四《蠲恤二·养育》陈龙正撰《同善会会式》与《高子忠宪公同善会规例》无论其形式、内容、主旨等各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继承关系。而在劝善的方式、内容方面，两者也是一脉相承，高攀龙为无锡同善会做过三次讲演，陈龙正为嘉善同善会作过九次讲演，其内容要旨均以永乐宣德年间颁行天下的“五伦书与孝顺事实、为善阴骘”诸书及明太祖“圣谕六言”为基本教材，用通俗易晓的语言向民众发表演说，讲述行善做人的道理。唯其如此，后来各地出现的同善会大都表示以无锡、嘉善同善会为模仿对象。 (二)清代前期：袁了凡、高攀龙对彭绍升的影响及其与潘曾沂的前后相承 清代前期，由于受善书思想的影响，加上对江南地区社会问题频发的焦虑，在清朝统治者的鼓励下，江南士绅担负起重建道德伦理、稳定社会秩序的责任，致力于创建善会善堂，从而出现了民间慈善事业渐趋兴盛的情况。这一时期慈善热心人物不断涌现，而以出身于苏州积善之家的彭绍升最为著名。 彭绍升从事慈善事业，固然与清朝统治者的提倡以及其家学渊源有关，但是与前辈慈善家的影响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如袁了凡、高攀龙均是彭绍升极为推崇的前辈高贤。 先说袁了凡。彭绍升撰有《居士传》，其中有对袁了凡生平的专门介绍。在袁了凡传记的按语中，彭绍升说：“了凡既歾，百有余年，而功过格盛传于世，世之欲善者，虑无不知效法了凡。然求如了凡之真诚恳，至由浅既深，未数数也。或疑了凡喜以祸福因来(疑为果)导人为不知德本，予窃非之。《莲华经》曰：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孟子于齐梁诸君，往往即好色、好货、好乐、好台池鸟兽、田猎游观，纳之归大道，谓非袁氏之旨耶？贤智立言，因时而制权，各有至苦之心，又各有其生平得力之故，未必尽同。考了凡行事，其始盖亦因欣羡而生趋向者，乃其后遂若饥食渴饮之不可缺焉，何其诚也！后又得读其诫子文，敬其志，删其要，而论之乐善，君子当有取焉。”[13]卷四五《袁了凡》，154这篇按语充分表露了彭绍升对袁了凡的仰慕、推崇之情。首先，他对袁了凡的功过格及其影响作了高度评价，指出世上欲想行善之人，都知效法袁了凡；其次，对于有人对袁了凡“以祸福因来(果)导人为不知德本”的质疑，彭绍升不仅不予认同，并为之驳正，尤其以佛学为依据论证袁了凡向善行善的诚心，这样的做法不见于第二人；再次，他在读过袁了凡的诫子文(即《了凡四训》)后，非常敬仰了凡的志向，认为其好善之心，必能成为仁人君子的参照。彭绍升持三教合一，在价值取向上与袁了凡更为接近，则其所从事的慈善事业受到袁了凡的影响，当属自然而然之事。 再说高攀龙。彭氏理学受高攀龙的影响很大，据说九世祖彭珑初好佛学，晚年读到高攀龙、顾宪成的文集，“始知舍程朱‘居敬穷理’，别无入门”[13]卷五《封国子监司业云客彭先生墓志铭》。彭定求在中状元后，“始得高忠宪所辑《五子近思录》，手抄成帙，奉为理学准绳”[14]附录《南昀老人自订年谱》。彭绍升在《读高子书》一文中曾经忆述：“昔我高王父(即彭珑)晚岁读高子书，发愤进学，以‘志矩’名其斋；曾王父(即彭定求)平生奉行服七规，老而弥笃”[15]卷二《读高子书》，390；“昔我高祖长宁公生平出入仙释，晚读高先生遗书，始一意归儒，作《志矩斋读书图》以见志。曾祖侍讲公始从长宁公受高先生之学……”[15]卷二《跋王文成高忠宪手帖》，443而彭绍升之服膺高攀龙理学，不仅以其深得理学精奥，所谓“高子之言格物，以性善为宗。言主敬，以胸中无丝毫事为本。其善发程朱之蕴，以契思孟之传者與”[15]卷二《读高子书》，390，也是因为受到家学的影响，感慨“绍升渊原所自，敢或怠忘？反复遗书录其言尤切者，为明善之则云”[15]卷二《读高子书》，390。由此可见，彭绍升对高攀龙的理学成就极为推崇，而对高攀龙的劝善理念与慈善活动较为熟知，并在自己的慈善活动中有所参照与继承，自亦在情理之中。同治《苏州府志》称其“读书慕高忠宪、刘遗民之为人”[5]卷八九《人物》；他将居室题名“二林”，乃是因为“慕梁溪高忠宪公之为人……复慕庐山刘遗民之为人也。两先生往来修学地，同名东林”[15]卷三《二林居说》，397的缘故；而他在《近取堂公产录叙》中所说“予开近取堂，其规制大约与东林同善会等”[15]卷六《近取堂公产录叙》，430一句，更可为之注脚。 由此可见，彭绍升的慈善之举明显受到江南地区慈善文化传统的影响，是对袁了凡、高攀龙以来江南地区慈善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彭绍升曾对自己一生的慈善活动作过扼要总结：“知归子尝一试於乡矣，开近取堂，醵金万两，权出入息以周士族孤寡之无依者，又以其余创佛宫，饭僧众，施冬衣，放生族，积二十余年而不懈。又尝一试於家矣，置润族田，尽捐己田以益之，合五百余亩，豫为终制，俾无立后。”[16]卷首《知归子传》这还是一个并不全面的概括，实际上彭绍升的慈善活动涉及更多的方面。 近取堂的创建，是彭绍升对地方慈善事业的主要贡献之一。近取堂创立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由施棺、恤嫠、惜字、放生四种善会组合而成，属于综合性的慈善组织。近取堂的成立经过了较长时间的酝酿，其中惜字会和放生会由彭绍升的曾祖父彭定求初创，经彭绍升重整后并入，施棺会与恤嫠会则属彭绍升新创。彭绍升以民生为念，积极举办慈善救助活动，从而成为江南地区著名的慈善家。其慈善思想和实践，对此后江南地区以及全国的慈善事业发挥了重要影响。 清朝的统治自乾隆后期开始走向下坡之路，嘉庆、道光年间，政治越益腐败，社会经济严重衰退，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冲突加剧。而这一切在江南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清代政府管理地方事务能力削弱和行政效率低下，为民间社会力量组织的非官方的公共服务行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社会问题的集中出现，为民间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契机。而在江南地区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有“天下第一个大善人”和“吴门第一善人”之誉的潘曾沂无疑居于领袖的地位。如前所述，他一生主持或参与的善举为数众多，尤其他创办的丰豫义庄通过生产经营以让乡民积谷备荒自救的慈善思想和实践，成为其慈善生涯的一个亮点。综合考察可以发现，潘曾沂的慈善活动并不孤立，他上承彭绍升，是清代江南地区民间慈善系谱中的重要一员。 苏州潘氏是继彭氏以后最为显赫的名门望族，也是典型的积善世家。作为潘氏家族慈善人物的代表，潘曾沂的慈善之路深受彭氏家族的影响。彭定求曾为善书中的经典《太上感应篇》作注成《太上感应篇集注》。道光二十年(1840)，潘曾沂令其堂弟潘遵祁和潘希甫复校《太上感应篇集注》，并亲撰序言刊行，“以导幼学而作圣功”，求得“善心由于熏习亦不自知矣”⑤之效。《太上感应篇集注》后来还成为潘氏家塾的必读书，潘祖荫在光绪年间曾说：“《感应篇集注》二卷，先从伯农部公(即潘曾沂)所刊行已数十年矣……今子弟每晨入塾，宜限令默坐片刻，诵《感应篇》一遍，然后再读史鉴古文。”[3]《太上感应篇集注》潘祖荫重刻序，71-72潘曾沂还撰有《劝济溺说》一文，呼吁官绅于劝戒溺婴之风的同时，照彭定球《济溺说》中的办法，“劝令绅士纠造育婴堂以赡之”。为了扩大影响，潘曾沂委托好友彭蕴章将《劝济溺说》携入闽中，与其他劝济溺文“汇而刊之，以广劝戒”[17]卷一二《劝止溺女示》。在潘曾沂作故后，彭蕴章作有《哭潘功甫舍人(曾沂)》一诗，对于潘曾沂一生的慈善活动有较为全面的评述与总结：“少小同里閈，文坛相角逐。君忽悔浮名，为善日不足。不惜数顷田，遑论千钟粟。施济在乡邻，高谊敦任睦。……躬持太常斋，路施黔敖粥。频逢饥馑年，饿夫得鼓腹。更推慈幼心，殷勤弃婴畜。比户宰耕牛，君独收而牧。仁术亦多端，悉数难更仆。吴人矜式君，好义耻君独。慕效争慷慨，万户食君福。”[18]卷一七《哭潘功甫舍人(曾沂)》，495而对潘曾沂慈善生涯施于最大影响的无疑是彭氏家族的彭绍升。潘曾沂信奉佛教，即受到彭绍升的启发，其在《彭咏莪诗集序》中提到：道光六年，“余近读二林居士《一行居集》，始知念佛以西方为归，犹吾儒言止于至善，理无二者。居士尝著《一乘决疑论》，以通儒释之阂……居士称为激扬净业者也”[19]卷一《彭咏莪诗集序》。从此，潘曾沂的人生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佛学的理解与彭绍升相同，并由一个儒者转变为三教合一主义者，其行善理念及所从事的慈善活动也表现出一致性。彭绍升的慈善思想对潘曾沂影响很大，潘曾沂在灾荒之年实行平粜，即是采用当年彭绍升的方法，因此《潘公宝卷》中称“潘公一生行为作事，说之不尽，大约与当年彭四少爷尺木(即彭绍升)先生相像”。 (三)清朝晚期：潘曾沂、冯桂芬与余治的交互影响 在上承慈善传统的同时，潘曾沂又给后来者以启示的作用。如晚清著名思想家冯桂芬对潘曾沂的父亲潘世恩执弟子礼，与潘曾沂交往密切，不仅为潘曾沂的文集作序，还为潘曾沂夫妇写过合葬墓志铭。而冯桂芬本人也是著名的慈善家，亲自创办保息局、安节局等慈善机构，主持普济堂、丰备义仓等的重建工作。由潘、冯二人的私谊，可以看出其在慈善活动中的同志关系。由此可见，潘曾沂在江南地区慈善家系谱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 如上文所述，作为江南地区著名的慈善家，冯桂芬不仅积极参与慈善活动、亲自创办或主持慈善组织，还在借鉴西方国家慈善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慈善事业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方案，明确倡导“教养兼施”的慈善理念，并创立了洗心局一类带有近代色彩的慈善机构。从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史来看，冯桂芬提出的慈善事业改革方案及其实践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标志着在太平天国战争前后，已有一些“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不足，开始探索传统慈善事业近代转型的道路和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冯桂芬的慈善活动及其“教养兼施”慈善思想，无疑构成为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系谱中的重要一环。 在清代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的系谱中，余治具有鲜明的特点。与他的江南慈善家先辈们相比，余治既无显赫的家世、耀眼的功名，也缺少丰富的上层社会资源，但是他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孜孜追求，在慈善事业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余治称得上是一位职业慈善家，一生以慈善为职志，义无反顾，虽死无悔。他在劝善方面，创意迭出，效果显著，尤其所编《得一录》，作为一种新型实用的劝善书，成为后人“办赈扼要秘诀”、日常救济手册，而其所创办的保婴会办法，得到官府、社会普遍的认同和推广，在拯救婴儿生命、改良社会风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余治最为突出的地方还在于，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以师友、弟子为核心成员的慈善家群体。这个慈善家群体活动范围广、能量大、办法新，在晚清兴起的近代义赈中发挥了主体作用，并以此为平台掀起了一个慈善事业的高潮，在中国慈善事业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发挥了不能忽视的作用。 而在考察余治的慈善贡献时，我们同样应该将其置于江南地区的慈善家系谱中，不应忽视其前辈及同仁的影响。如潘曾沂，余治极为推崇潘曾沂倡导的区种法，认为“裕民足食，积谷备荒莫过于此(区种)”“使今之田主及业农者，果皆信而行之，将见家给人足，乡闾不至终穷，由是讲让型(行)仁，礼教得以渐复。……于深耕易耨之余，斯祸乱不弭而自弭，庶可相与共昌太平之福也”[20]卷七之四《区种章程》。咸丰五年，余治在《潘公免灾救难宝卷》的序言和述赞中，大力称颂潘曾沂的善行，赞其“杜门却扫，研心内典，阴行众善，悲怀慈愿，惟日孜孜，孤寒之急而求者，无不各如其意以去；当道以轩冕交者，谢弗纳。……自公去，而苏垣士女如失慈母，相与泣下沾襟者无量数。薄海内外黄童白叟、贩夫牧监望风采者，莫不咨嗟太息，以为菩萨化身、大愿船不可再遇也，亦可概矣。”⑥表达了自己对潘曾沂这位年长自己十七岁的慈善前辈的推崇。另一方面，早在道光二十一年，余治著有《劝开粥店十便说》，提出设立粥店、采用担粥法来赈济饥民，认为这一办法“易行而施博”。潘曾沂等人由此认识了余治，“咸乐与订交”，遇有荒年办赈之事，常向余治咨询。[21]156册，315如果将前引《潘公宝卷》潘曾沂劝止溺婴的办法与余治所创的保婴会办法相比较，当不难看出两者的相互影响关系。基于此，康有为对江南地区慈善家的传承关系有如下总结：“今以善士名天下，如熊纯叔、谢家福、严佑之，皆其(指余治)弟子，实江浙袁学之大宗，潘功甫、汪小石之后劲也。”[22]44-56就从事慈善事业而言，余治成名较早。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冯桂芬避居上海，主持慈善救济事业，两人应该在此时结交。冯桂芬主纂的《苏州府志》中盛赞余治的善行，余治在同治八年出版的《得一录》由冯桂芬作序，《得一录》中还收录了同治年间冯桂芬创办的苏州洗心局章程，可见交情亦非泛泛。 三、晚明清朝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的地位和影响 慈善事业的存续发展，需要具备两个必需的要素，即捐助者和受助者。在阶级社会中，嗷嗷待哺的社会贫困弱势群体的存在是一种常态，且总是数量庞大。作为捐助者，也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二是有爱心。前者取决于经济发展程度，后者与传统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而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不仅经济发达，更且文化昌盛，在此基础上，慈善氛围浓厚，乐善好施之人众多，慈善团体机构广泛涌现。 晚明以后尤其在清朝时期，江南地区慈善事业逐渐兴起并趋于兴盛，成为全国慈善事业最为发达的地区。 江南地区慈善氛围浓厚。这在清人的记载中屡有所见，成为共识。如石渠《轮香局记》称：“吾苏好善之人多也，生长是邦，耳濡目染，因视善善为分内事，与抑上之人为之倡率，俾之得行其志，而益劝于为善也。”[5]卷二四《公署四》冯桂芬认为：“吾吴固多善士”[6]1535册，531，“今世善堂义学之法，意犹近古，能行之者，惟我江苏为备，江苏中，又惟苏州、上海为备”[6]1535册，483。民国《吴县志》卷五十二《风俗》也说：“吴中富厚之家多乐于为善，冬则施衣被，夏则施帐扇，死而不能殓者施棺，病而无医者施药，岁荒则施粥米，近时又开乐善好施建坊之例，社仓、义仓给奖议叙，进身有阶，人心益踊跃矣。”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有志于慈善事业的人物不断涌现，前赴后继，代有闻人。 江南地区善堂善会数量众多，种类齐全。江南地区的慈善组织自晚明开始出现，进入清朝以后不断发展，数量越来越多。梁其姿通过对地方志资料的统计，分别列出具有代表性的善会善堂，计算出江苏、浙江两省在全国所占的比例[23]258，见表1。 据此，梁其姿得出结论说：“所列数字示出除了普济与栖流两种善堂外，江浙两省均在数量上占极重要之地位，其中尤以施棺及清节两种善堂最突出，超过全国的半数，清节堂方面还达61%强”，“而数量最多的育婴堂较平均地分布各地，显示这个善堂在清代已成为一最具典型的善堂，而非常集中于江苏的清节堂则显示此地区及此善堂所独具的文化意义。”[23]258应该说明的是，虽然仅依靠地方志资料，统计数量不够完整，但能够反映大致的情况，由此得出的结论可以说是符合实际的。笔者也曾对江南地区部分府县做过粗略统计，其中苏州府同城而治的吴县、长洲、元和三县慈善组织数量达到91个、常熟(含昭文)县有37个，松江府上海县有56个、华亭县有15个、青浦县有16个，常州府无锡(含金匮)县有12个、江阴县有27个、宜兴(含荆溪)县有64个。[24]204所以，冯桂芬所谓“今世善堂义学之法……惟我江苏为备，江苏中，又惟苏州、上海为备”的说法是有依据的，而这种情况在江南以外的全国其他地方是较为少见的。 江南地区的慈善机构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齐全。包括收容孤老贫病者的普济堂，收容流浪者的栖流所，收养婴儿的育婴堂、保婴会、恤孤局，救济贞节妇女的清节堂、恤嫠会、儒寡会，管束不肖子弟的洗心局、迁善所，教育子弟的义塾，以及实施综合救济的芹香堂、同仁堂、博济堂等，涉及对弱势群体的施衣、施米、施粥、施药、施棺、代葬等广泛内容。可见，清代江南地区的慈善团体几乎应有尽有，涉及慈善事业的各个方面。 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创新不断，新意迭见。慈善家是慈善事业的行为主体。在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慈善家们不断吸取前人的经验，进行智慧创造，从而将慈善事业推向前进。义庄救助族人，由北宋时期范仲淹创办的苏州范氏义庄开其先河，到清代形成发展的高峰，有“义庄之设遍天下”之说。袁了凡提出“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立命之学，倡导用功过格的方式积善消恶，在清代大行其道，蔚然成风。高攀龙、陈龙正创立的同善会办法，成为清代出现的同类慈善组织的典范。清代的育婴堂最早出现于江南地区的太仓、扬州、杭州等地，经由清朝统治者的倡导而推广全国。彭绍升创办的恤嫠会，专门救助嫠妇，迅速为各地所仿效，其救助理念也成为后来清节堂、儒寡会等善堂善会的基础。潘曾沂设立的丰豫义庄，以乡里贫民为救助对象，试种并推广区田法，提倡贫民自救，理念先进，颇具成效。冯桂芬结合中西慈善办法，倡导教、养兼施，开启近代慈善理念之先河；创办洗心局，在拯救肉体生命的同时，强调拯救人的灵魂，从而丰富了“教”的内涵。⑦作为晚清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系谱中的殿军人物，余治的慈善活动更为丰富，创意更多。在劝善方面，方法灵活多样，利用编演戏剧的方式劝人为善、以绘图方式感动民众劝导捐赠等，均属余治的创造，而将古今各种善举章程汇为一编、并参以己意刊成的《得一录》，也成为晚清新型善书的代表作；在行善方面，在城乡创设保婴会，弥补了过去育婴堂收养弃儿的诸多不足，方法简便易行，一经开办，即得到迅速推广；尤其是他注意联络同志，共同开展慈善事业，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慈善家群体，并在“丁戊奇荒”期间，开启近代义赈方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效。由此可见，有清一代慈善事业的办法，均可在江南地区找到源头，就慈善事业而言，江南地区是创新之源。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在全国具有示范、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