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之前的印度洋和欧亚非世界体系——全球史的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洋论文,欧亚论文,体系论文,新视角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的认识方式让我们产生新的思考。
——E.默瑞(E.Morin)①
布罗代尔曾对地中海世界做过深入研究，与地中海类似，在很早时期就有船只航行在广阔的印度洋地区。长期的交流也让印度洋不断趋于统一，并呈现出不同的层级结构。其中长途贸易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贸易不仅推动了物资交换，而且促进了知识、信仰和价值观念的交流。这些不同层次的交流推动了一个大的、统一地理区域的形成，这个地理区域囊括了中国、欧洲和非洲等地，远远超出了印度洋地区。跨洲网络(海上和陆上)将这一区域密切联系起来，各地的发展也相互依存。因此，印度洋并不像地中海那样被认为是孤立存在的，正如乔杜里(K.Chaudhuri)所说的，这一地区与地中海、中国海密切联系在一起。②通过交流，古代世界不同地区彼此之间密切联系(尽管这种联系不易被发掘)，呈现出某种同步性。跨洲际网络之间的联系、规模以及系统、密集和快速的交流推动了不同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并逐步形成了世界体系。
但是何为“世界体系”呢？这一概念最初由沃勒斯坦(I.Wallerstein)提出③；后经弗兰克(Frank)发展，寻求从整体的角度进行认识(即整体论的概念)。E.默瑞认为弗兰克的认识存在不足，没有清晰地概括“体系”的概念。在这里笔者将采用E.默瑞对世界体系的定义：(1)体系代表着一个复杂的单元以及整体和部分之间复杂关系；(2)体系的形成是逐渐互动的结果，并且有其自身结构。④可以说，世界体系为理解世界历史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理论是针对现代的。他总结了现代世界体系的12个特点，其中主要有不断增加的资本积累、跨地区的劳动力分工、中心和边缘地区权力的失衡⑤、一个特定中心的霸权阶段(一个权力支配中心与其他竞争者的交替)以及体系周期性等。弗兰克和吉尔斯(Gills)认为这些特点在数千年的世界体系中也存在着。⑥他们认为长期以来大多数学者忽视了古代社会中资本积累、市场以及私人手工场的重要性。但是，弗兰克和吉尔斯被批评混淆了古代具有资本主义特点的生产活动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零星市场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意味着国家市场体系、商品市场、市场要素即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存在)等之间的关系。⑦此外，弗兰克和吉尔斯也忽视了影响体系变化的原因，即体系周期性发展动因这一问题；而且他们还认为欧亚非世界体系形成于公元前后，但是我们注意到在青铜时代就出现了相对独立的、界限明晰的世界体系，由此开始欧亚非世界体系逐步发展，并在持续数个世纪周期性发展(即增长与衰落交替的时期)之后被重组。
以地理因素和交换网络为标准，从亚洲到东非的海洋区域可以分为3个地区，即中国海、东印度洋和西印度洋(西印度洋可以再分为波斯湾和红海地区)。公元1世纪到15世纪，欧亚非世界体系主要存在5个相对固定的中心，即中国、印度、西亚、埃及和南欧地区(以及后来的西北欧)，有时甚至是多重中心。这些中心地区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与周围地区的贸易。城市大多位于网络枢纽地带，根据不同的层次关系引导生产和交换。在长途贸易联系下，城市成为了人们的聚居地和中转站，布罗代尔形象地将其比喻为“城市群岛”，城市之间的联系成为了世界体系形成的基础。可以说在这些城市(或者更精确的说是城市国家)的联系中，城市国家的文化思想观念和制度创新在世界体系演进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⑧长期以来，人们大多强调主要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刺激了革新和进步；而在印度洋周围地区，贸易还推动了“外围文化”⑨的形成。并非所有印度洋沿海地区都能成为贸易枢纽，东南亚、印度南部、锡兰、亚丁、也门、霍尔木兹和阿曼等地由于地处优越的季风地带和良好的地理位置，成为各个次级体系的交叉地带。同时，海上贸易的发展也同样依赖于沿海地区与内陆腹地的关系，例如是否具有良好的水路运输等。除此之外，资源和劳动力的可利用性也成为体系形成的重要因素。为了更好地理解在彼此的交流中这些区域的形成和演进以及挑战弗兰克和吉尔斯的认识，本文拟以跨学科和体系分析方法，追溯到国家起源，探讨经济、政治以及宗教之间的关系、技术革新、气候变化、人口发展，来理解世界体系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和组织关系的动力。这将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
一、欧亚非世界体系的形成
公元前4000年之前，随着青铜冶炼技术不断成熟、羊毛纺织业的发展、贸易网络的扩展以及农业进步，在西亚和埃及地区出现了最初的城市和国家。这是继新石器时代之后人类历史第二次飞跃发展，并以新思想和政权组织的出现为标志。国家的出现意味着劳动分工、采取新的劳动形式、资本积累、使用奴隶和雇工、征收税收和贡赋以及组建军队等。书写的出现不仅引起了人们的“认知革命”，而且成为了强有力的社会控制手段。J.格拉斯纳(J.Glassner)认为这些方法推动了国家建立有效的组织，便于社会管理。⑩而交流网络的兴起引起了被我们称为“第一个世界体系”的形成，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劳动力跨地区分工，并且呈现出周期性演变的趋势。这些体系的中心主要位于美索不达米亚(11)、苏锡安那、埃及，以及后来的印度河流域和中国等地理条件适宜于人类生存的地区。此时，原始公有制逐渐向私有制转变，公元前3000年初期私有制和王权统治成为社会结构中的最高层。(12)
在青铜器时代，西印度洋地区相继被囊括在几个不同的世界体系之中。埃及是范围涉及红海大部分地区这一体系的中心；另外一个体系则连接了印度河流域和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2600年到1900年，波斯湾一直是这一体系的中心。公元前1000年，东西印度洋则是两个彼此隔离的地区(13)；但东亚和西亚之间仍旧存在一些联系：公元前3000年末期，青铜冶炼技术传入中国。公元前2000年早期则成为一个转折点：世界体系囊括了埃及、地中海、欧洲大陆以及非洲之角等地，为晚期青铜器时代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中亚和东亚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密切，各个大国竞相掠取资源和控制贸易路线。
二里头、二里岗和安阳文化成为东部世界体系的中心(14)，与中亚和南海地区都有贸易往来。由于气候急剧恶化，晚期青铜时代的世界体系在公元前12到11世纪期间急剧瓦解，而随着铁器的发展才进入到了新时期。公元前6世纪之时，欧亚大陆以及非洲各地的互动交往进入新的更加密集的时期。技术和制度的革新被应用到经济和政治领域之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吕底亚和中国盖印货币的出现，阿契美尼德王朝特辖地的出现，第一次呈现出“世界帝国”的特点。阿契美尼德王朝征服了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的地区，并设法控制通往中亚的贸易路线，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在征战中亚时也行经此路。从中国到地中海，社会的巨大转变引起了人们对世界和社会的新认识，并且伴随着个人主义的产生。这时出现了具有普世真理的著名哲学思想和宗教教义(如犹太教、佛教、儒教和锁罗亚斯德教等)、希腊世界理性人文主义和民主制度、代表古代中国科技思想的墨家和印度政治思想(以《政事论》为代表)等。公元前3世纪，孔雀帝国统一大部分印度地区、佛教快速传播、西亚地区联系日益密切、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等一系列事件都推动了中亚丝绸之路和中国与印度海上交通的发展。(15)
进入公元1世纪时，随着各种交流网络和商业进一步发展，欧亚非世界体系的形态日益明显。劳动力在不同地区流动，各地联系的规模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心和边缘地区之间的差距和等级关系也日益明显——中心地区出口手工制品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贸易路线，边远地区则主要售出原料和劳动力(奴隶)等。这种体系的形成解释了欧洲人缘何向印度探险、东南亚地区的印度化、南岛语系的民族向西印度洋地区和中国的航行以及班图人之前东非文化发展等问题。
对这一时期进行考察的主要障碍在于史料的缺乏以及史料之间的巨大差异。尽管我们无法准确判断世界贸易的状态以及世界体系中不同地区联系的密切程度，但是考古资料却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各地发展、财富的流动、劳动力分工、交流网络的规模和密集程度以及不同地区发展的同步性和周期性等相关信息；同时，主要城市的数量和规模以及它们的地理位置都明确地显示了世界体系发展的总体趋势(上升或下降)以及体系的内部结构。
图一、公元1到3世纪欧亚非世界体系
二、世界体系的震荡
历史上的经济周期与欧亚非地区重大政治和宗教事件的发生相互契合。欧亚非世界体系在诞生之初，就随着经济周期的规律而不断发展，并得以重组。世界体系各个组成部分就是在这种同步演变的过程中逐步走向统一的。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6世纪，世界体系共呈现出4个发展周期，每一个周期都伴随着扩张和收缩两个阶段。这4个周期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特点，表现在人口、生产、贸易的增长和城市化进展等方面，主要得益于技术革新和不断增加的资本投资。可以说，密集的交流和不断的革新极大地促进了各个地区之间的劳动力分工。(16)中国在欧亚非世界体系形成初期就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世界体系的每一个增长阶段都伴随着中国的统一和经济发展，中国的影响从东方波及西方，尽管对西方的影响会有所延迟；公元12世纪期间，中国的很多发明，如船舵、纸张、罗盘等经过阿拉伯人传到西方；公元13世纪到14世纪蒙古统治期间，中国印刷术、纺车、冶铁术以及火药知识都传入西方。同样，每一次中国的衰退都昭示着体系的衰落或重组。
在每一个周期中，交流和革新都对体系发展起着主要推动作用。每一个上升阶段也都伴随着人口的压力和农业的进步，例如公元7世纪到8世纪的中国和中亚，公元10世纪到14世纪的整个北半球地区，都随着气候环境的改善，农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人口也大量增长。而技术革新也大多出现在体系上升阶段。技术的改进让人们能够更好地克服生态环境的约束，提高生产能力，节约社会成本，乃至改变生产、社会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但是，思想和制度的革新不仅出现在体系上升阶段，而且在衰退时期也有所体现。在体系上升的初始阶段，经常出现新的哲学思想和宗教(M.曼恩将其称为“思想权力的工具”(17))，并且影响范围极大，甚至波及整个世界体系，例如基督教诞生于公元1世纪，伊斯兰教诞生于公元7世纪初叶，新儒家盛行于公元11世纪的宋代，但出现在公元9世纪到10世纪中国混乱的政治时期。宗教同样在欧亚非大陆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宗教和哲学思想不仅为很多大的政治组织提供了基石，同样也获得了官方支持，取得巨大发展，还推动了贸易网络的拓展。(18)
国家间的竞争虽然刺激了商业贸易的发展，但同样引起了战争。世界体系每一个上升阶段都伴随着大帝国的兴起，这些帝国的扩张在早期阶段往往推动了经济发展。在第一个周期，公元1世纪到6世纪，世界体系的中心随着汉、贵霜、萨塔瓦哈纳王朝、笈多、帕提亚、萨珊波斯和罗马帝国等中心区域而起伏；第二个周期，公元6到10世纪，主要的中心国家是唐帝国、帕那瓦王朝、拉什特拉库塔帝国、穆斯林和拜占庭帝国等；第三个周期，公元10世纪到14世纪，主要是中国宋元时代、巧拉王朝、德里苏丹、阿巴斯、伊卡哈尼德帝国以及埃及等；第四个周期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15世纪的中国明代、古吉拉特苏丹、孟加拉苏丹、德里苏丹、维揭雅纳格罗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等。其中印度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印度各个王朝都设法向东部扩张，并寻求控制半岛的沿海地区，总是王朝并立，存在多个中心。
但是在世界体系中，繁荣与衰退交替出现。衰退主要表现在生产和交流减少、城市化衰退、建设停滞、冲突增加、国家分裂以及思想混乱等方面。这些发展周期是世界体系结构的固有特征，其产生的动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冲突、国家政策的干预、战争引起生产、商业的锐减、过度的税收、官僚机构的膨胀以及为了掠夺财富和政权的政治斗争等。通常来看，经济衰退和社会政治结构日益错综复杂总是意味着社会走向衰落的边缘(19)，开始逐渐分裂。经济收益日益低下以及竞争的缺失最终会引起社会分化和瓦解，这些在罗马帝国和中国历代王朝都有所体现。另外，资源匮乏同样也会引起生产成本、运输费用的提高以及经济收益的下降，而位于体系中心的国家经常限制技术向外传播，以巩固自己的霸权。
通常，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易产生很多社会和经济问题，转而会减少生产、增加生产成本。长期以来，在中亚地区除了宗教思想方面的原因以外，环境变化也是人们迁徙的主要原因。民族迁徙经常引起疾病传播；(20)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中心地区的发展经常引起森林的过度砍伐和土地沙化，为持续增长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但是环境破坏和周期性发展主要受气候变化和社会活动周期性的影响。最近研究表明在公元200年、公元400到500年、公元950年和公元1500年存在着长时期的太阳活动周期，所以说气候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体系发展的规律。但在衰退阶段，世界体系并没有消失，而是经历了重组——交流网络发生变化，各个国家和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重新整合；然后随着气候改善以及农业生产的提高，再次进入新的上升阶段。可以说，世界体系螺旋式上升发展的趋势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历史上从公元3世纪到6世纪、8世纪到10世纪是持续衰退的时期，公元14世纪和公元17世纪大概有70年的衰退。世界体系的衰落与欧亚非各地联系的密切程度、各种动因的强化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各次级体系联系程度的不同以及地理位置的差异，世界体系的衰退也表现出不一致性——印度半岛和东南亚地区总是与其他地区的发展不一致，而印度由于地理和气候原因，呈现出多个中心，各地区情况参差不齐，发展存在着极大差异。
图二、公元1到18世纪欧亚非世界体系的经济周期
但是，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世界体系的震荡呢？其中构成世界体系基础的主要城市的兴衰成为经济活动、地区联系程度以及体系转变的一个重要风向标。乔杜里在1987年对25个大城市进行的人口统计有助于说明这一点，但是他对古代中国和印度的人口估计存在问题较多，并忽视了主要城市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只关注它们的人口状况。这些主要城市往往都被世界体系中心国家所控制，但也有如15世纪的威尼斯和马六甲等处于半边缘地区。
图三、古代世界体系周期性的规律
三、世界体系的等级结构——统治阶层与受支配的社会和阶层
世界体系从诞生之初就存在着等级结构，中心和边缘地区的互动交往在不同地区和彼此联系的社会之间产生了很多不平等。不平等现象的出现不仅与地理因素(21)和人口分布有关系(22)，而且与生产和交流机制有着密切联系，彼此的交流深刻地渗透到政治和宗教体系中。弗兰克和吉尔斯认为剩余财富在交换网络的转移显著地推动了中心地区支配地位的确立，财富转移推动了劳动力分工以及中心与边缘关系的出现，但是我们无法清晰地判断古代剩余财富产生、传播的方式，以及人们对于剩余财富传播的认识。弗兰克和吉尔斯的认识激发了笔者对交流所蕴含的价值，以及中心地区受其影响形成主导地位的过程的新思考。
我们应该如何评判中心地区出口物资所体现的价值呢？由于技术改进、手工场制度的完善、劳动强度的增大、劳动力组织效率的不断提高，手工制品生产成本下降，生产量增大。可以说，在交换过程中，这些产品是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此外，交换过程也决定了产品的经济价值。其中两点在各地权力关系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一，各个社会对中心地区手工制品的强烈需求；第二，交换过程中对手工制品的垄断或者半垄断。除此之外，边缘地区对手工制品，如纺织品、珠子、玻璃、陶瓷、金属器物和武器等的进口同样推动了社会等级结构的确立。而产品在交换过程中，总是被垄断。边缘地区的商人很少有机会经营贸易。中心或半边缘地区设法控制交流路线和各种信息，以获取资源和市场，并在竞争中选择理想的边缘地区进行贸易。除此之外，他们还在供求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决定地区之间的需求程度，垄断技术。但是，如果半边缘或边缘地区控制了产品流动之后，中心地区的主导作用将会被削弱，已经确立的交换系统甚至会被颠覆。弗兰克等学者并没有足够地意识到边缘地区所具备的力量和抵制活动。一些边缘地区，如中亚游牧民族在很多历史时期都能够施加军事威胁，也有一些地区由于位于贸易路线的重要位置而得以获取起源，如东非沿岸的基尔瓦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控制了索法拉地区的黄金贸易。
尽管在商业交流中，技术和制度优势的确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商业并不是财富流通的唯一方式，政治活动、战争以及宗教网络也发挥着同样作用，并且财富流通并不是中心地区确立主导地位的唯一方式，中心地区运用思想控制等各种手段同样可以确立支配地位，还有大帝国经常通过武力掠夺、征税以及强迫其他地区纳贡等。大帝国在建立过程中，经常使用武力直接控制贸易路线，并逐步发展成为体系的中心，掌握的财富也越来越多。然而在印度洋地区的交流中，往往通过商业和税收方式获得财富，很少运用劫掠和武力。当然，思想控制、政治和经济方式通常结合使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多渗透着政治和思想等多方面因素。
同时，弗兰克还忽略了另外一点，即在互相联系的地区，依附关系导致了不同的增长方式。世界体系的兴起往往伴随着中心对边缘地区的掠夺和环境破坏，但一些地区由于在地理位置和劳动力方面的优势，在世界体系发展的推动下通过交换的增长、知识的传播以及资本的流入而与中心地区同步发展，其中表现在吸收中心地区的社会组织和技术优势等，东南亚和东非班图沿海地区就历经了这种发展过程。来自中心地区的代理人和当地统治者共同推动了中心地区的发展，以此中心地区也与边缘地带，如非洲内地、科摩罗和马达加斯加岛等地建立了密切联系。这种结合不仅促进了边缘地区统治者的宗教改宗，而且促进了财富向中心地区流动，推动了世界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例如班图人通过海上交流网络以及与定居在该地的异域手工业者的联系，成为非洲地区的技术传播者；班图统治者也从与伊斯兰世界的交往中获益匪浅。同时，半边缘地区也从中心地区吸收了很多社会和技术优势，并且接受了中心地区的思想观念，但同时也有所革新和发展，例如，公元初期东南亚地区航海技术的革新、公元13世纪意大利城市银行业的发展和共和政体等。
四、世界体系的扩张——连续性和变化性
世界体系各个发展周期都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但任何变化都无法改变体系的结构和发展规律。世界体系在发展中历经了两次深刻转变：即首先，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公元前3500年到2400年，以及公元前2000年，国家在西亚、埃及以及中国出现，打破了原始社会氏族形态；第二，公元19世纪工业革命期间，资本主义模式第一次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将美洲与欧亚非联系起来。除此之外，16世纪也十分重要——此时资本主义在欧洲出现，欧洲迅速成为西非和美洲的中心地带；大西洋融入到印度洋和地中海中，西班牙人开辟了通往太平洋的航线。
世界体系持续发展，并不断变化。伴随着世界体系的上升，劳动力在以前的基础上重新被分配到新的地区。除了战争以外，主要商业路线都基本保持畅通，在上升时期出现了新的贸易产品，如阿巴斯王朝的造纸(技术学自中国)、中国唐代的瓷器和茶叶等。随着技术革新、社会发展、经济增长以及农业和生态方面的因素，世界体系不断扩张，联系日益密切，呈现出发展的连续性。
在体系形成早期，农业产品以及原材料都成为贸易对象，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厄立特里亚航海记》对此就有明确记载。公元12世纪到13世纪期间，船只技术的进步减少了运输成本，更加便利了物资运输。沃勒斯坦认为奢侈品贸易对世界体系并无深刻的影响，很多学者对此都抱有质疑，因为奢侈品与统治阶层有着密切联系，他们设法对此进行控制，所以奢侈品任何的供应变化都有深刻的政治寓意。另外，商业和宗教网络是世界体系扩张发展的基础，联系这些交流网络的主要城市在体系形成初期就成为多样性、世界性的中心城市，正如S.D.戈伊坦(S.D.Goitein)在描述公元12世纪的埃及与任何时期其他地区的城市都无二致，并无明显的宗教和民族差异。(23)
图四、公元7到9世纪欧亚非世界体系
图五、公元11到13世纪初期欧亚非世界体系
图六、公元13到14世纪欧亚非世界体系
五、国家和私人资本
尽管不太恰当，但是国家和私人资本之间存在固有的矛盾。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交替发挥作用，此消彼长。公元前1000年间，除了国家资本以外，私人资本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些特征其实在16世纪之前就早已存在，包括贸易物资的不断增加、受供求关系影响自由竞争所形成的价格、人们追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土地市场的存在、雇工以及技术革新等。
比起公元15世纪之后的欧洲而言，当资本主义渗透到国家制度，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石之时，古代资本主义(24)还不是很突出。然而，中国宋代却很独特，可以说随着迅速发展的商业资本和城市资产阶级兴起和国内市场形成(市场体系的出现)，宋代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25)但是，这个发展过程由于外族入侵，社会矛盾的涌现以及不平等的加剧得以中断。另外，资本主义的某些因素不仅存在于国家形态之中，而且也表现在宗教机构、交流网络以及长途迁徙的民族，如古索格代亚纳人、犹太人、穆斯林以及亚美尼亚人的经济生活中。历史上资本主义初步兴起与发展也表现在13世纪波斯湾、印度和东南亚的城市国家、商人群体以及东非班图沿海地区，如霍尔木兹、卡利库特、基尔瓦、马六甲地区等，只是在欧洲商人、生产者和统治阶层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彼此共生而已。G.阿瑞格(26)、E.梅兰特斯(E.Mielants)(27)、以及布罗代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主要起源于城市国家这种小的政治组织之中。
国家和私人在商业活动中充满竞争，但也有合作。政府经常招募商人供职，并向其借款，例如公元14世纪，红海地区的卡里姆商人向埃及苏丹大量借款；国家还通过对公共事业的投资以及政策引导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除此之外，国家还确保安全，鼓励商业，为贸易发展提供和平的环境。商业行会一般都有一定的自治权，但通常都与国家保持一致，类似公元10到13世纪的泰米尔行会与巧拉国的关系。同时，商人与国家也存在很多冲突，例如D.隆巴德(D.Lombard)提到亚洲商人被排除于政治之外(28)：但是实际状态却往往相反，M.哈博瑞奥(M.Gaborieau)客观地认识到商人和官员很难有明确的界限。(29)商人经常选择投资于国家，或远离政治，重新建立属于自己的领域，削弱国家所扮演的角色。而国家要么选择控制经济和商人，例如公元15世纪的埃及，或鼓励私有经济的发展，然后征税，例如中国南宋政府。统治阶层自己也投资于长途贸易，例如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埃及法蒂玛王朝以及中国宋朝等。商人和国家的关系虽充满矛盾、冲突，但是也彼此融合调节，此消彼长。
六、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生
公元16世纪之时，印度洋的历史和欧亚非世界体系显示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出现，蕴含了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些特征。16世纪的世界历史是否意味着真正的突破尽管仍然值得商榷，但葡萄牙人出现在印度洋地区并没有阻碍历史的发展，而仅是临时性的扰乱。由于人数太少，葡萄牙人并没有完全执行他们的海上政策。公元1433年中国明朝海禁政策的实施才真正为中国与印度洋的联系带来了阻碍。总而言之，美洲的发现和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出现意味着新的世界体系秩序的形成，此时世界体系的中心开始转向西方，世界体系的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
通过印度洋和东亚的历史可以管窥资本主义的欧洲起源。15世纪末期之后发展于欧洲的资本主义成为现代世界体系的主要特征。布罗代尔所认为的内生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其实在世界体系不同地区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所体现。然而，只有欧洲才能将资本主义的出现归因于近代“城市国家”的形态之中，成为世界体系生产的主要模式。G.阿瑞格认为，首先中央集权的削弱以及国家之间的竞争引起资本的流动，导致了欧洲之后的状态。城市国家和这些城市所秉承的思想意识状态成为民族国家产生的思想基础。第二，欧洲国家之间的军事竞争引起了技术和组织机构的改进，推动了现代世界体系的扩张。同时，欧洲人将世界体系的3个主要通道中亚、波斯湾和红海与大西洋地区联系起来。第三，在美洲的掠夺和非洲奴隶贸易推动了欧洲资本积累。工业革命之后，欧洲人建立的包括美洲和部分非洲地区的新的世界体系囊括了旧的世界体系。新世界体系的范围涉及整个世界，欧洲和美国成为体系的中心。
图七、公元15世纪的欧亚非世界体系
很多人惊讶缘何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没有走上欧洲的道路。有人认为亚洲国家广袤的地理区域和较强的控制力抑制了变革的出现和资本的积累，不能走欧洲那样的演变路线。(30)亚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演变为工业革命，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技术积累，而是因为亚洲资本家没有足够的变革力量。另外，与欧洲相反，中国和印度的纺织业大多存在于农村地区，被沃勒斯坦和帕拉特(Parratt)称为社会结构建立在密集的稻米文化(即农业文化)之上。还有亚洲不仅没有经历工业革命，而且没有经历公元18世纪类似于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思想革命。工业革命的出现还伴随着科学革命和个人主义的萌生。虽然近代科学的发展和欧洲资本主义并没有必然直接的联系，但是这两者都与意大利、荷兰等城市国家以及欧洲国家所倡导的个人自由，摆脱政治和宗教干涉有着密切联系。除了技术和科学发展，在诸如笛卡尔、孔多塞等哲学家的努力下，欧洲形成了新的思想意识形态。欧洲人在工业革命期间一直受着人类进程是直线式发展并且毫无限制的思想影响，与中国思想充满矛盾。尽管不够确切，但是16世纪的东亚的确并未发生显著变化。而杉原爱砂认为亚洲一些地区也经历了工业革命的发展道路，主要标志为农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尤其在日本)，农村手工业的兴起，类似于欧洲的劳动密集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方式。(31)这两种现象在日本和中国部分地区都曾出现，并在1945年之后引起了“东亚的奇迹”。(32)
个人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意味着长期以来的商品经济的突破性发展。整个世界的商品化导致了人们对于社会利益的漠视(33)，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人类将会遭遇惨重的自然灾害。从18世纪开始，世界体系持续保持上升的态势，经济增长和地区一体化进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断加速。但是，全球各地面临的人口和环境压力，以及有限的自然资源会严重制约世界体系的发展。1970年，马萨诸塞州技术机构的D.H.梅多斯(D.H.Meadows)提出警告说：“如果以1970年的发展速度，世界生态系统将会崩溃。”自从1970年之后，梅多斯的建议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是今天看来世界生态恶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从2000到2050年局势将会更加的混乱。(34)现在紧迫的问题是增长的放缓是否会导致集权主义和暴行、对人文主义和民主产生威胁，我们必须采取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以改变人类和环境的遭遇。在这里再次借用沃勒斯坦的话，即“我们现在必须在即将出现的新的世界体系中思考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
(原载美国《世界历史》，2005年第4期)
注释：
①E.Morin,Science avec conscience,Paris:Fayard,1990.
②K.N.Chaudhuri,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An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③I.Wallerstein,The Modem World-System,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vol.1,San Diego:Academic Press,1974.
④E.MORIN,Science avec conscience,Paris:Fayard,1990.
⑤与边缘地区相比，中心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的地位。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中间地带被称为半边缘地区。
⑥A.G.Frank and Gills,(eds.),The World Syste: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s?,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3.
⑦P.Beaujard,L.Berger,and P.Norel,(eds.),Histoire globale,mondialisations et capitalisme,Paris,
ditions La Découverte,2009.
⑧M.H.Hansen,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irty City-State Cultures,Copenhagen:Det Kongelige Danske Videnskabernes Selskab,2000.
⑨人类学家P.奥棣诺(P.Ottino)以“外围文化”来说明印度洋周围地区彼此联系互相交融的社会所拥有的相似性。参见P.Ottino,"L'Océan Indien comme domaine de recherche",in L'Homme,3-4,1974,pp.143-151.
⑩J.GLASSNER,Ecrire 
Sumer,l'invention du cunéiforme,Paris:Seuil,2000.
(11)G.Algaze,"The Prehistory of Imperialism.The Case of Uruk Period Mesopotamia" in M.S.Rothman(éd.),Uruk Mesopotamia and its Neighbors.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in the Era of State Formation,Sante Fe,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Oxford:James Currey,2001,pp.27-83.
(12)M.Hudson,"The Dynamics of Privatization,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in M.Hudson and B.A.Levine(eds.),Privatizatio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Classical World,Cambridge MA: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1996,pp.33-72.K.C.苌认为在这几大文明中，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国家是唯一建立在对新生产技术的控制，以及具有大量书写文字，文化思想超脱了自然世界，形成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国家起源方式。参见K.C.Chang,"Ancient China and Its Anthropological Significance" in M.Lamberg-Karlovsky(ed.),Breakout:The Origins of Cilization,Cambridge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Harvard University,2000,pp.1-11.
(13)P.Beaujard,"Evolutions and temporal delimitations of possible Bronze Age world-systems in western A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T.C.Wilkinson,S.Sherratt and J.Bennet(eds.),Interweaving Worlds:Systemic Interactions in Eurasia,7[th] to the 1[st] Millennia BC,Oxford:Oxbow Books,2011,pp.7-26.
(14)L.Liu and X.Chen,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London:Duckworth,2003.
(15)P.Beaujard,"From Three Possible Iron Age World-Systems to a Single Afro-Eurasian World-System",i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21(1),2010,pp.1-43.
(16)当国家支持市场的拓展时，如中国唐宋时期，一些中心地区斯密式和熊彼特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会推动人均经济不断增长。参见J.A.Goldstone,"Efflorescenc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World History:Rethinking the 'Rise of the West'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Journal of World History,13(2),2002,pp.323-389.
(17)M.MANN,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vol.I,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176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18)H.P.Ray,The Winds of Change:Buddhism and the Maritime Links of Early South Asia,New Delhi,Manohar Publish.1994; K.N.Cbaudhuri,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An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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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韦伯认为古代和中世纪时期的资本主义并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我们这里仅列举一系列具有资本主义特点的现象以及那些并不能导致市场体系形成的特定市场活动。参见M.Weber,The Agrarian Sociolog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London:Verso(1[st]ed.1909),1998.
(25)G.Deng,The Premodern Chinese Economy.Structural Equilibrium and Capitalist Sterility,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9; E NOREL,L'histoire économique globale,Paris:Seuil,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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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I.Wallerstein,"The World We Are Entering,2000-2050(32 Propositions)",in I.Wallerstein and A.Clesse(eds.),The Worm We Are Entering,2000-2050,Amsterdam:Dutch University Press,2002,pp.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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