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与城市贫困人口生活状况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人口论文,状况论文,经济转型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中国社会阶层的日益分化，城市贫困问题愈来愈成为城市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而引起了各个相关学科的广泛关注。改革开放前，由于分配的平均化，使得城市居民的贫富分化并不显著。因此，目前的城市贫困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在社会转型中被剥离出来的社会弱势群体。可以说这些人中的大多数经历了从相对不贫困到相对贫困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从何时开始的，转变的趋势如何，贫困人口对自身生活水平变化的感受既左右着他们对社会的评价和认识，也左右着他们对脱贫是否还寄予希望，同时这种认识也是他们实际生活水平变化的反映。我们用实证调查的结果，通过城市贫困人口对自身生活状况变化的感受来描述他们的贫困化过程，并对有可能影响这种变化的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导致他们陷入贫困的个体和社会因素。
一、样本选择与指标确定
（一）样本的选择
我们以哈尔滨市南岗区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贫困人口作为统计推论的总体，采用分层随机等距抽样的方法选取样本。首先以哈尔滨市南岗区的173个社区居委会作为一级抽样框，从中随机选取了31个社区居委会。然后以这31个社区居委会中的低保户为二级抽样框，采取等距抽样的方式抽取了312户贫困居民作为研究样本。由于南岗区是哈尔滨市人口最多、占地面积最大、经济成份员复杂的区，也是哈尔滨市最重要的一个区，因此，南岗区的情况在哈尔滨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研究的结论对认识东北地区城市贫困问题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调查过程
本调查是在哈尔滨市南岗区民政局及社区居委会的配合下进行的。由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专业1999级学生作为访问员，于2002年1月对随机抽出的312户贫困居民进行了入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29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4%。哈尔滨市南岗区当年有6000左右的低保户，抽样比例约为1/20。按二分名义变量最大方差的成数为0.5，置信度为95%来计算，成数的最大抽样误差不高于0.05。
（三）指标的确定
通过一次性调查来了解事物的变化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由于不论从宏观层面还是从微观层面都缺乏描述城市贫困人口生活状况变化的客观指标，本研究选择城市贫困人口对自己生活水平变化的感受为变量，采用主观指标测量的方法来测量城市贫困人口生活状况变化的情况。调查中要求被调查对象分别在1980～1985年、1985～1990年、1990～1995年、1995～2000年和2000年以后这5个时间段里填写自己的生活水平是“提高”、“降低”还是“没变化”。并给“提高”赋值为1分，“降低”为-1分，“没变化”为0分，然后用每个被调查对象获得的分数的总和来衡量其生活水平在这20多年里的变化情况。
二、城市贫困居民生活状况的变化
（一）在城市贫困人口中，1/3是属于原发性贫困，2/3是继发性贫困
按照上述的赋值方法，每个个体可以分别在5个时间段里做出5次选择，然后对每个个体在5个时间段里的填答结果进行汇总。在对这5个时间段的生活变化情况全部都填答的人中，得分小于0的人数为151人，占总数的67.4%。而得分大于0的人数为34人，占总数的15.1%。总的来看，生活水平在降低的人数远远大于生活水平在提高的人数。结合他们填答的具体情况分析可知，在得分大于0的被调查者中，有3人的生活水平在这20多年中持续上升。在得分小于0的被调查者中，有14人的生活水平在持续下降，更多的人处在生活水平上升和下降的变化中但以下降为主的状况。生活水平变化得分大于等于0的贫困人口有73人，占总数的32.5%（见表1）。这些人感觉自己的生活水平在近20多年的时间里或没有变化，或是有所上升，但目前却处于贫困状态。笔者认为，这些贫困人口在社会转型前就已处于贫困状态，将这部分人的贫困称为原发性贫困。原发性贫困人口主要是由孤、寡、老、病、残者构成。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把这部分“三无”人员（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无法定抚养人）视为城市贫困人口。但社会转型使得新的致贫因素增加，导致贫困人口不断涌现，而原先的“三无”对象只是城市贫困人口构成中的很小一部分（肖文涛，1997）。这次调查也表明，有67.5%的人可能原本并不贫困，是由于生活水平下降才成为贫困人口，可以认为这部分贫困人口是因社会转型所造成的。本文将这部分人的贫困称为继发性贫困。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原发性贫困人口的年龄一般在50岁以上，继发性贫困人口的年龄大都在50岁以下。以贫困人口生活变化得分为影响因素变量，以年龄为分析变量进行的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继发性贫困与原发性贫困人口的年龄有较大的差异，显著性水平达到0.018。说明原发性贫困人口中老年人居多，而继发性贫困人口大都为中年人。分别将贫困人口生活变化得分与人员类别、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进行交叉分析的结果表明，原发性贫困人口中以无业人员、初中以下文化水平、无劳动能力的人居多。继发性贫困人口则以中年人、初中文化水平、下岗失业人员为主。
（二）经济转轨将城市贫困人口从原属的社会阶层剥离出来
1.城市贫困人口中生活水平上升的人愈来愈少
在对于生活水平变化情况进行了有效填答的224人中（见表2），从1985～2002年，感到生活水平上升的人数在以每年7.6%的速度下降。从时间顺序上看，在2000年以前，感到生活水平上升的人数以比较均匀的速度持续递减。以5年为一个时间段计算的环比增长率分别为：-36.6%、-36.6%、-38.5%。2000年以后，随着低保政策的逐步落实，生活水平提高的人数基本维持不变（虽然从频数上看增加了1人，但假设检验的结果是两个总体的差异不显著）。
2.城市贫困人口中维持生活水平不变的人数也在持续下降
表3是在各个时间段里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没有变化的人数及百分比。从表3中可以看出，感到自己的生活水平维持不变的人数在1985～1990年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1990年以后，生活水平维持不变的人数以每年8.1%的速度迅速下降。从变化趋势上看，5个时间段的环比增长率分别为：14%、-19.7%、-43.2%、-20.9%，尤以1995～2000年间递减的幅度最大。
3.城市贫困人口中生活水平下降的人数急剧增加
表4是城市贫困人口生活水平下降的人数及比例。从表4中可以看出，感到生活水平下降的人数在1985～1990年这段时间里略有增加，1990～1995年间，该人数比前一个时间段里翻了一番还多，而1995～2000年，这个人数增长了76.3%。从1985～2000年，贫困人口中生活水平下降的人数以每年8.9%的速度在增加。5个时间段的环比增长率分别为20%、122%、76%、9.2%。以1990～1995年的增长速度最快。把上述3个表中的百分比画在一个坐标系里，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生活水平变化的情况（见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不论是生活水平上升还是不变的人数都从1990年开始出现了迅速下降的趋势，而生活水平下降的人数也从1990年开始迅速攀升。
东北地区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后发展地区，大中型国有企业在该地区中起着重要的经济支撑作用。较之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如广东和东南沿海地区），东北地区的计划经济和“大锅饭”的体制持续时间较长。计划经济体制追求的是平等的原则，这种体制有利于社会成员普遍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的增加。改革开放初期，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普遍受益的阶段。即便是当时的贫困人口也感受到生活水平的提高。但这种平等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它既不体现劳动力的质量差别，也不体现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差别。当时存在的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便是“脑体倒挂”。随着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这种“大锅饭”体制逐渐消亡。从图中可以看出，就哈尔滨市而言，真正的经济转轨是1989年以后。随着社会转型速度的加快，东北地区的国有企业加快了改革步伐，经济体制迅速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市场经济追求的是效率的原则。正常运转的市场调节系统犹如劳动力质量的等级分离器，它以收入为杠杆，以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为指标，对劳动力进行了质量的划分，并将那部分质量最低的劳动力人口从企业中剥离出来。在目前处于下岗失业的贫困人口中，绝大部分人的受教育程度是初中或初中以下，69%的人没有劳动能力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他们脱离了原单位的同时也就脱离了原属的社会阶层。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的体系中，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追求的都是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由此所决定的社会的一次分配必然是以牺牲平等为代价的效率原则。劳动力的质量和劳动的复杂程度是决定人们收入多少的最重要指标。社会的这种转型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加剧。这也是从1990年以后，城市中的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数量急剧增加的缘故。但社会的这种分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任何社会中都存在一定数量的贫困人口，这就要求社会在二次分配中以平等为原则，尽可能地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
表1 贫困人口生活状况的变化
变化得分
人数
百分比 平均年龄（岁）
-5 14
6.3 61.79
-4
7
3.1 47.14
-3 30
13.4 46.33
-2
54 24.1 46.60
-1
46
20.5 51.14
0
39 17.4 50.38
1
17
7.6
51.53
2
9
4.0
56.44
3 4
1.8
57.25
4
1
0.4
79.00
5 3
1.3
59.67
表2 贫困人口生活水平上升情况
年份 上升人数 百分比
1980～1985
65 29.0
1985～1990
41 18.3
1990～1995
26 11.6
1995～2000
16
7.1
2000～2002
17 7.6
表3 维持生活水平不变的情况
年份
上升人数
百分比
1980～1985
129
57.6
1985～1990
147 65.6
1990～1995
118
52.7
1995～2000
67 29.9
2000～2002
53
23.7
表4 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
年份
上升人数 百分比
1980～1985
30
13.4
1985～1990
36 16.1
1990～1995
80
35.1
1995～2000
141 62.9
2000～2002
154
68.8
图 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变化
（三）社会转型将生产技能丧失的贫困人口进一步从劳动力市场中剥离出来
对于城市贫困人口来说，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无疑是他们最主要的奋斗目标。此次调查表明，除了20.2%的人因为“身体状况不允许”和0.9%的人“什么也没做以外”，其他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做过努力。35%的人打过零工或做过小买卖，19.7%的人出租房屋，还有12%的人积极地找工作。但结果并没有使其生活状况有多大改观，只有18.8%的人认为，经过这样的努力以后生活状况比以前好，75%的人认为没有变化，甚至有6.2%的人认为比以前更差。统计结果也表明，贫困的生活似乎有一定的惯性。生活水平一旦下降以后便会持续走低，很难从下降趋势转为上升趋势。表5和表6分别为贫困人口从1980年到1999年生活水平的上升和下降的持续变化情况。从表5中可以看出，在1980～1984年这5年里感到生活水平上升的65人中有58.3%的人在1985～1989年生活水平继续上升。而在1990～1994年里生活水平上升的人中只有28.6%的人在1995～1999年生活水平继续上升。用几何平均数计算的4个时间段里的持续上升率为42.4%。也就是说，在前一个阶段生活水平上升的人中，有42.4%的人在后一个阶段中的生活水平继续上升。从表6中可以看出，生活水平下降的持续率则远远高于上升的持续率。生活水平下降的持续率的几何平均数为83.8%。也就是说，在前一个阶段生活水平下降的人中，平均有83.8%的人在后一个阶段的生活水平会继续下降。这就是说，生活水平上升的惯性远没有生活水平下降的惯性强。如果一个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则有83%的可能性是他的生活水平会持续下降。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一旦下降以后很难再提高。
由于生活水平为上升趋势的贫困人口都是原发性贫困人口，他们感到上升更多的是社会普遍富裕的结果，而并非是自身相对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变。而继发性贫困人口生活水平下降趋势出现了如此强的惯性，则说明他们几乎没有能力使自己的生活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或者说，他们离开了原有的企业或单位以后，没有能够再次进入社会经济运行体系中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信息化的进程使得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大下降（尹海洁，2002:116）。目前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双重转型中，在信息社会中，企业生产需要的是掌握现代技术的人才，社会为体力劳动者提供的市场越来越小，而这部分贫困人口的年龄多在40～50岁之间，“文革”剥夺了他们的受教育机会（慈勤英，2002），信息化的发展又淘汰了他们原有的生产技能，他们的年龄使其在体力劳动的市场中也不占有优势。可以说，社会和经济的双重转型不仅将他们从可以依赖的原单位剥离出来，也将他们从劳动力市场中剥离出来。这种双重剥离使他们一旦进入贫困阶层便难以出现转机。对于这部分人而言，脱贫尚且无望，致富只是幻想。
表5 生活水平的上升状况
生活水平生活水平继续
持续上升率
前5年上升的人数 后5年 上升的人数(%)
1980～198465 1985～1989 35
58.3
1985～198942 1990～1994 18
42.8
1990～199428 1995～1999 8
28.6
1995～199922 2000～2001 10
45.4
表6 生活水平的下降情况
生活水平生活水平继续
持续下降率
前5年下降的人数 后5年 下降的人数(%)
1980～198430 1985～1989 25
83.0
1985～198937 1990～1994 29
87.0
1990～199491 1995～1999 75
82.4
1995～1999
173 2000～2001 143
82.7
三、城市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变化因素的分析
（一）贫困人口以前从事的职业与生活水平的变化有显著相关
在访问中向这些贫困人口询问了他们以前从事的职业的情况。结果发现，他们以前从事的职业不同，对生活状况变化的感受也不同（见表7）。在被调查的170人中，18%以前就没有工作，6.5%以前当过干部，7.1%以前是服务人员，67.1%以前是工人，而在这114名工人中，目前还在岗的只有17人，其余均已下岗或失业。也就是说，城市贫困人口主要是由原来就贫困的无业者和下岗工人构成。以前是技术人员或个体业者的而现在处于贫困状态的只是极少数。对生活变化得分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类别之间得分的均值的差异非常显著（见表8）。F值为6.63，显著性已达到0.000的水平。这种差异表明，城市贫困人口以前从事的职业不同，其生活水平变化的情况也不同。而且在社会转型前所从事的职业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越高，下岗后对生活水平的下降感受越强烈。对工人、服务人员、干部和无工作者计算的生活水平变化得分的均值分别为-1.31、-1.58、-1.56、-0.1。在社会转型前，干部和服务人员的收入、社会地位等均较工人要高，他们对生活水平降低的感受也比工人要强。由此也可以看出，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下降主要是由于社会转型造成的。不论工人还是服务人员或干部，由于下岗或失业而造成的生活水平的下降是显而易见的。而平均看来原本无工作的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变化。从分布上看也基本服从正态分布。也就是说，社会的转型对他们的生活影响并不大。
（二）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变化与其受教育程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负相关
在被调查的贫困人口中，有217人填答了他们的受教育水平。其文化程度分布为：大专以上占2.8%，高中、中专占13.8%，初中占59%，小学占15.2%，文盲的人数占9.2%。总的看来，贫困人口的文化程度是以初中以下为主。统计分析发现，贫困人口对其生活变化的感受与其受教育程度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负相关，皮尔逊相关（积差相关）系数为-2.83，显著性水平已达0.00。这种负相关说明，学历较低的那些贫困人口，由于原来的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都比较差，生活水平没有明显地下降，有些人的生活水平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升；而学历较高的贫困人口，在下岗或失业以前有相对比较好的工作状态和经济收入。也就是说，在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他们出现了职业阶层的向下流动，经济生活水平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表7 不同来源的贫困人口对生活状况变化的感受
生活变化 工人 服务人员 干部 无工作者 技术人员 个体
-5 9
1
-4 11
-3 201 1
1 1
-2 325 1 5 1
-1 253 4 4
0 151 213
1
61 2 5
2
4 3
3
2
总计 114
12 1130 2 1
表8 不同来源的贫困人口对生活状况变化的方差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差F值
显著性
组间 51.911
317.304
6.633
0.000
组内 430.456 165 2.609 — —
四、相对贫困是贫困人口感到生活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
尽管城市贫困人口中的大多数都感到自己的生活水平在下降，但这并不完全意味着他们的绝对生活水平在下降。这种感觉中的相当一部分是由于相对差距造成的。在此次调查中用来描述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变化的指标是主观指标，即贫困人口对生活变化的主观感受。这种主观感受的形成既有绝对贫困的原因，也有相对贫困的原因。而且更多地包含由于相对剥夺感而造成的感觉上的差距。生活在他们周围的人或是他们熟悉的人的生活水平即成为他比较的参照系，这种差距往往是在比较中形成的。所以贫困人口主观感觉到的生活水平的变化可能更多地是相对变化而不是绝对变化。进一步的分析证实了上述的假设。
在对生活水平变化情况的研究中，提出的一个理论假设是：对生活水平是否降低的感受是与贫困人口的收入有关的。1980年以前，分配上的平均化致使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并不很大。其物质生活水平比较接近。近20年来，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拉开了距离。在大部分居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有一小部分居民的生活水平停滞或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如果以1980年以前社会平均生活水平为参照系的话，肯定是收入越低的人，对生活水平降低的感受越强烈。调查中向这些贫困户询问了他们的收入情况并做了记录。因贫困人口很少有“灰色”或“黑色”收入，因此对收入的调查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对这些贫困人口按照他们现有的就业状态分为在职、下岗、失业、退休和无业。下岗是指已经失去工作，但还领取下岗生活补贴的人。失业是指原来有正式工作，但因原工作单位倒闭，或因离开工作单位时间很长与原工作单位已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再领取下岗生活补贴的人。无业是从来没有过正式工作的人。按上述5个类别对他们的收入进行方差分析的结果如表9所示。F检验的结果在0.083的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在总体上看来，贫困人口所属的类别不同，他们的月平均收入是有一定差异的。从表9中可以看出，在贫困人口中，在职人员的收入是最高的，其次是下岗人员。无业人员收入最低，稍高一些的是退休人员。如果用收入来描述其贫困程度的话，无业人员是最贫困的，下面依次是退休人员、失业人员、下岗人员、在职人员。如果收入确实是他们感受生活水平变化的影响因素的话，应该是收入较高一些的在职人员和下岗人员对生活水平降低的感受程度应该比收入较低的无业人员轻一些，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将表1的内容与“人员类别”进行交叉分析的结果显示（见表10），在职人员中感到生活水平下降的比例最大，为86.7%。其次是下岗人员。无业人员中感到生活水平下降的比例最小，为57%。反过来，无业人员感到生活水平上升的比例最高，为21%。其次是失业人员。在职人员感到生活水平上升的比例最低，其次是下岗人员。由于表10中多个数值小于5，无法进行
检验。将“不变”和“上升”两行进行合并以后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感到生活水平是否下降与人员类别相关的值为10.272，显著性水平为0.036。相关是非常显著的。也就是说，由于在职人员的对比参照系是本单位的同事，他们感受到的生活水平差距最大，因此认为自己生活水平下降的幅度也最大。下岗、失业和退休人员因为离开单位的时间较长，其对比的参照系已逐渐变为邻居或经常往来的亲友，而这些人的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虽然下岗、失业和退休人员的实际收入比在职人员少，但其生活水平下降的感受比在职人员要轻些。而收入最低的无业人员由于长期与社会的中上阶层相疏离，其对比的参照系基本是同类人员，其相对差距较小，对生活水平下降的感受也较轻。而且由于低保政策的实施，使他们的最低生活有了保障，因此在他们中间感到生活水平上升的人数的比例也较大。进一步分析表明，贫困人口的来源不同，其生活水平变化的方向和幅度也不同。原本就贫困的无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很低的人员，其生活水平基本维持不变，其中部分人的生活水平还有一定幅度的上升。而以前是工人、服务人员或干部的贫困人口，或是受教育程度较高（以初中或高中为主）的贫困人口则感到自己的生活水平有明显下降。
表9 不同类别贫困人口月平均支出的方差分析
人员类别人数平均月收入（元）F值显著性水平
在职 17
535.00 2.080.083
下岗 68
450.12—
—
失业 33
423.09—
—
退休 26
387.73—
—
无业 116
384.95—
—
表10 不同类别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变化
五、结论
调查表明，在目前中国的城市贫困人口中，有1/3属于原发性贫困，即在社会转型之前他们就是贫困人口，只不过是由于当时社会普遍贫穷和社会分配的平均化使其相对贫困程度不十分显著。加之“单位”制管理，使贫困没有成为社会问题。近1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加快，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同时也加剧了贫富分化，城市贫困人口数量激增。目前大多数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正是在1990年到2000年这段时间里出现了比较大的下滑。这部分贫困人口是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过程中被剥离出来的，其特点是文化水平低，年龄处在40～50岁之间，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劳动能力或劳动能力低下，大多数已下岗或失业。随着中国城市低保政策的逐步落实和完善，贫困人口生活水平下降的趋势得到了遏制。尽管城市贫困人口的不断增加已成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但城市贫困问题的出现是社会分化的必然结果。任何国家中都存在一定数量的贫困人口，只不过是相对贫困程度不同。但应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中国城市贫困人口中多数是经济和社会转型剥离出来的素质较低的劳动力年龄人口。他们依靠自己的能力参与市场竞争，获取社会分配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低保、扶贫的目的是解决其生存问题，并非脱贫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