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对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外来人口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16)02-0110-10 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外来人口急剧增加,大量外来人口在城市经历了居住的“集中化”初期阶段,目前已经进入到“常住化”阶段,成为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来人口一方面为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他们能否融入城市,并通过市民化带动社会结构的良性转变,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社会,有利于减小城乡贫富差距、协调城乡关系,同时可以为城市发展提供稳定的产业工人。外来人口进入现代化的城市以后,打破了原来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信任结构,信任方式也相应发生变化,那么外来人口的社会信任对其社会融入有何影响?这是本文试图要回答的问题。 一、文献综述 自迪尔凯姆提出“社会团结”以来,学界对社会融入和社会信任的关注从未间断。西方学者对社会融入的关注最初是从移民问题开始的。学界对社会融入的定义经历了从社会排斥的视角到提高社会质量的视角。帕克等人(Park & Burgess,1969)最早定义社会融入,认为它是“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个群体逐渐形成对其他群体的记忆、情感和态度,通过共享不同群体的经历和历史,各个群体最终融汇到共同的文化生活中”。奥尔巴和倪(Alba & Nee,1997)则将社会融入视为种族差异的消减以及由种族差异引起的社会和文化差异的消减。在这一阶段,社会融入还处于社会排斥的范畴,将移民作为原社会结构之外的存在,将社会融入视为与结构之间差异消减的过程。欧盟认为,社会融入是确保具有风险和社会排斥的群体能够获得必要的积极参与,人人享有广泛的机会平等和生活机会,全部公民都享有社会福利的过程(欧盟委员会,2004)。很多国家和地区将社会融入作为评价人类生活质量的主要指标,较高的社会融入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追求的目标之一(Taylor,2006)。在这一阶段,已不再将移民作为社会潜在的风险因素对待,而是将其视为正常社会现象并将社会融入作为评价社会质量和人类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之一。 对社会融入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将社会融入作为解释变量,解释社会融入对其他社会现象的影响;另一类考察社会融入本身,研究不同群体的社会融入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本研究属于第二类,重点关注社会融入及其影响因素。 关于社会融入,已有的研究成果较多,本文主要是从社会学角度考察这一现象。任远、邬民乐(2006)认为,社会融入是不同个人、不同群体或不同文化之间相互配合、相互适应的过程。马西恒、童星(2008)认为,社会融入是指移民在居住、就业、价值观念等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融入城市生活、向城市居民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进展程度可以用新移民与城市居民的同质化水平来测量。悦中山等人(2012)将社会融入定义为:移民与迁入地社会居民之间差异的消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不是私人问题,而是社会现象,是社会结构和个人特质综合导致的结果,涉及国家的户籍制度、流入地的经济结构和居民的行为和态度、流动者的个人素质和经济状态等,已经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关于社会融入形式,存在多种分类方法。有学者将其分为文化融入、交流融入、行为融入和身份认同(杨菊华,2009);还有学者认为社会融入应分为情感融入和行为融入,情感融入指个体在群体内的身份认同、价值取向及向群体投入时间、劳务和个人资源的意愿,行为融入则强调人际间社会互动的频率和强度(李树茁等,2008)。朱力(2002)将社会融入分为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的融入,认为三种融入具有依次递进特征。 关于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个人和家庭状况、社会资本、城市的制度安排因素等都会影响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任远、乔楠,2010);社会资本理论为外来人口的城市融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解释框架(郭星华、姜华,2009);交往断裂和社会网络的“孤岛化”是社会融入困难的一个重要表现(李强,2011);外来人口通常依赖血缘、地缘的社会关系实现在城市的初步适应,而在之后的适应阶段,这种原始的社会资本依然构成外来人口的主要社会关系,与城市市民交集很少,从而在城市社区中形成“二元社区”(李培林,1996;周大鸣,2000;谭深,2003)。已有的研究表明,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后,虽然工作和生活的空间都在城市,但熟人群体依然是外来人口最信任的对象,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是他们在生产、生活和心理方面获取支持的重要载体,当其权益受到侵害、生活遭遇危机之时,熟人群体也是最有可能为其提供保护和帮助的力量。 社会信任是社会凝聚和社会团结的价值基础,社会信任的构成及信任程度的高低均会影响人们社会参与程度,因此社会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社会质量的高低。以往对于社会信任与流动人口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只有少数学者研究了社会信任对流动人口社会流动的影响(高虹、陆铭,2010),以及社会信任对流动人口求职策略的影响(雷开春、张文宏,2012)。尽管许多研究关注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但是,作为社会资本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信任对于社会融入有何影响却未引起足够重视。因此,本文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探讨社会信任对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综合以往的研究经验,本文拟从社会参与、权利平等感和身份认同三个方面考察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其中社会参与属于行为融入的范畴,权利平等感属于城市社会的政治融入,身份认同属于情感融入。 二、研究假设 本研究主要从社会信任的角度探讨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不论是直接作为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还是被视为社会资本发展的结果,信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李涛等,2008)。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个人的社会信任水平对个人的声誉、获取信息渠道、社会网络等具有重要的影响(Guinnane,2005)。普特南的研究发现,在意大利公共精神发达的地区,社会信任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伦理道德的核心组成部分,社会信任维持了经济发展的动力,确保了政府的绩效;在一个共同体中,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合作本身也会带来信任,社会信任对社会共同体的互惠合作具有正效应(Putnam,1993)。本研究据此假设,社会信任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参与、权利实现都具有积极的作用。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社会信任是推进社会融合和保证社会运行的主要因素(陈捷等,2011)。中国人的信任结构符合差序格局的分布,对基于血缘、地缘的关系较为信任,而基于陌生人的一般信任水平较差。如果城市社会中的社会信任度较高,城市的公共精神越发达,城市的接纳程度也更高,则越有利于帮助外来人口对城市产生认同感。由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个人的社会信任度越强,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参与越充分; 假设2:个人的社会信任度越强,城市外来人口的权利实现越满意; 假设3:个人的社会信任度越强,城市外来人口对所在社区和城市越认同。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信息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信息 本研究对城市外来人口的界定主要按照户籍来划分。在中国当前的制度背景下,户籍对个人的就业、子女受教育机会等社会生活影响巨大,因而户籍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户籍为基础,将拥有所在调查地区城市户口的人口界定为本地人口,将没有本地户口的人口界定为外来人口。 本研究采用徐延辉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质量视角下的社会建设研究”调查数据。课题组于2011年7~11月在深圳、厦门两市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在两市工作、生活一年以上的常住人口。课题组共发放问卷2300份(深圳1300份,厦门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1994份,有效率为86.7%。调查抽样结合两市各区人口比例、各区人口结构特点与社区类型采取多阶段多层抽样。第一阶段,根据产业类型或发展特点与人口构成对两市地区进行划分和分类,选取较有代表性的行政区来调研;第二阶段,在选取的行政区内,按照立意抽样法,即按照老城区、城中村、单位社区、商品住宅社区和保障性住房社区五种类型抽取了深圳和厦门的21个社区;第三阶段,根据社区工作站提供的辖区内住宅小区名单进行随机抽样,对抽中的住宅小区,选取各楼层单号房间入户调查,入户选取家中生日靠近7月1日的成员进行问卷调查。本文从1994份问卷中选取899份来自外地户口的样本运用STATA12.0进行统计分析。样本构成情况见表1。 (二)变量设计及测量 1.因变量:社会融入 根据社会排斥理论,移民在社会活动、政治权利、文化认同等方面被排斥在外,而社会参与、追求平等(也即同城同待遇)、心理认同对移民的社会融入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本研究将社会融入界定为:外来人口在城市获得必要的社会参与、享有广泛的社会权利、实现对迁入地认同的过程。本研究从社会权利、社会参与和心理认同三个维度衡量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程度。社会融入的具体指标构建如下: 在社会参与方面,我们通过问卷向被访者提问的问题包括:“您是否参加过以下团体”,答案设为“从未参加”、“偶尔参加”、“经常参加”,分别赋值1~3分;“您曾经或在未来有可能参与在请愿书上签名、抵制行动、游行、罢工罢市罢课、上访等社会活动吗”,答案设为“从不参与、不知道、可能参与、曾经参与”四个选项,并分别赋值1~4分。社会参与维度的Cronbach’s信度系数为0.746,信度较好。社会参与变量涉及的指标较多,本研究通过因子分析对社会参与的指标降维,KMO值为0.777,巴特利球形检验结果P<0.05,适合做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并对因子进行最大方差旋转,社会参与的11个指标可以综合为三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抗争参与因子,娱乐、社团参与因子,传统型社团参与因子。每个因子的具体指标见表2。最后根据每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合成社会参与变量,作为因变量进入回归分析。 在权利平等维度,我们向被访者提问“您对您的民主权利保障方面是否满意”,答案设为“很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五个等级,并分别赋值1~5分。分值越高,表示外来人口的权利平等感越强,其社会融入也就越好。外来人口的民主权利保障的总体均值为2.93,处于一般的水平。 在地域认同的维度上,向被访者询问“您作为当地社区居民的一员是否存在认同感”、“您作为居住城市的一员是否存在认同感”,答案设为“非常不认同、不太认同、认同、十分认同”四个等级,并分别赋值1~4分。分值越高,地域认同感越强,社会融入也越强。外来人口对社区居民地域认同的两个维度的Cronbach’s信度系数为0.773,信度较好。 2.预测变量:社会信任 本研究采用家人、朋友、新闻媒体、公安机关、银行、医疗机构等18个指标测量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信任;信任程度采用4个等级,即完全不信任、不太信任、一般信任、完全信任,分别赋值为1-4,分值越高表示社会信任度越强。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社会信任的18个指标提取因子,并且采用最大方差旋转法,KMO值为0.903,巴特利特球度检验P<0.001,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Cronbach’s信度系数为0.900,适合做统计分析。我们将提取出的4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政治信任因子、普通信任因子、市场信任因子、人际信任因子。政治信任因子主要测量城市外来人口对政府、政治组织的信任度;普通信任因子测量对社会一般成员的信任度;市场信任因子主要测量对按照市场规律运转的商业组织和机构的信任程度;特殊信任因子主要测量基于血缘、地缘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的信任。每个因子的具体指标见表3。 3.控制变量 在本研究的回归分析中,控制变量包括个人的人口学变量和工作等变量。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100、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工作状况。在进行回归时,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工作状况是类别变量,研究将其作为虚拟变量进入方程。 四、研究发现 本研究主要探索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信任与社会融入的关系。我们将社会融入的三个维度即社会参与维度、地域认同维度、权利平等维度分别作为因变量,将社会信任的四个要素即政治组织信任因子、普通信任因子、知识技术信任因子、机构信任因子作为预测变量,将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年龄平方、教育程度、年收入(取对数)、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多次OLS多元回归。缺失值作删除处理,不纳入回归分析中。首先只将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中,在第二次回归中将主要预测变量纳入回归中,以便更清晰地显示预测变量的影响力(详见表4)。 在只放入控制变量的模型1、3、5中,人口学变量即个人特征对社会融入各维度的作用,能解释因变量变异的R2值分别为12.1%、9.2%、3.9%,说明能够解释因变量的方差非常有限,其中模型5并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意义。加入预测变量社会信任的各个要素,模型2、4、6的R2上升至9.9%、5.6%、10.7%,加入社会信任的四个因子后,对权利保障、地域认同和社会参与因变量的解释力ΔR2分别提高了3.9%、7.7%、3.9%。加入新变量的模型显著提高了原来基准模型的解释力,模型的拟合度更好,意味着社会信任对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具有显著的解释力。 在模型中,人口学变量中的性别、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和收入对社会融入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婚姻状况没有表现出显著性的影响。女性相较于男性,其社会权利保障和地域认同感更低;相较于小学及以下的人群,具有本科学历的人的社会参与程度更高。教育程度只有在达到本科及以上才有意义;临时工和没有固定工作的人相对于有固定工作的人,他们的社会权利保障和地域认同感更低。 模型2、4、6的结果显示,模型中具有显著性的政治信任因子对社会权利保障、地域认同都具有正向积极作用;市场信任因子对权利保障也具有积极效应;普通信任因子则正向作用于社会参与,社会信任对权利保障和地域认同都具有积极影响,验证了假设2和假设3。市场信任对社会参与的影响是负向的,基于家庭、朋友、邻居特殊信任对社会融入的三个要素均没有呈现出显著性的影响,以往的研究经验表明,外来人口基于原来家乡的社会信任(如对家人、亲戚、朋友的信任)不利于其融入新的城市(高虹、陆铭,2010);而对城市社会的一般信任能够促进其融入当地社区。这在本研究中得到部分证实。 在模型2中,政治信任因子对权利平等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政治信任因子每提高1分,城市外来人口的权利平等维度就增加0.178分。对政治组织的信任程度越高,权利平等感就越强,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也就越好。 在模型4中,市场信任因子达到小于0.05,水平显著,且回归系数是正向的。市场信任因子每提高1分,城市外来人口的地域认同维度就增加0.224分。市场信任对外来人口的地域认同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在模型6中,普通信任因子达到边缘显著,普通信任因子每提高1分,外来人口的社会参与降低0.087分;普通信任能够促进外来人口参与城市社会活动。 从回归分析的模型中我们发现,社会信任四个因子均对社会融入的不同维度具有不同的影响作用。政治信任因子主要作用于权利平等和地域认同;市场信任因子作用于地域认同维度;普通信任因子作用于社会参与维度。特殊信任因子对社会融入的三个维度并没有表现出显著性的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首先,社会信任增进了城市外来人口的权利平等感,尤其是政治信任对其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我国民众的权利平等感主要来自于政府机构多年的信誉、民众与政府打交道所积累的。十三五规划在继十二五规划后再次将户籍改革提上议案,坚持分类推进,以建立统一的城乡户口登记制度,最终形成户籍管理制度的“一国一制”,这无疑是促进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制度保障。政府相关部门应该继续推进户籍制度相关配套福利的改革,赋予外来人口平等的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消除制度排斥,提高其政治信任。逐步建立和完善外来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优先解决外来人口的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逐步解决养老保障问题(刘建娥,2011)。司法、行政、立法等机关应该充分考虑城市外来人口的需求和意愿,保障外来人口的合法权益,为其在城市生活和就业提供法律支持。 其次,社会信任增进了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参与。因此,社会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市民化的社会成本。政府应改善城市外来人口与市民互动的社会环境,创造和增加外来人口与本地市民互动的机会(李树茁等,2012)。同时,在就业、居住、社会保障等不同领域,对外来人口给予同等待遇,鼓励外来人口参与到城市建设中来。与此同时,政府和社会应引导市民正确认识外来人口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为外来人口营造积极的融入环境,消除身份歧视,避免“农民工”、“底层阶层”、“弱势”等负面标签的影响。赋予外来人口平等的公民权,使之能够公平地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在城市获得社会福利和社会支持。 最后,社会信任有助于城市外来人口的地域认同。市场信任因子对于外来人口地域认同均有正向作用。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多是依赖市场机制维持日常生活和工作,努力、自律、有技术的人可以通过市场获得回报。市场发展越充分,对于个人来说,选择的空间就越大,自由度也越高。从社会政策角度来说,政府应保证市场的透明、公正和正常运转,保证外来人口能够在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城市化过程中,需要不断深化公民权平等的理念,无论农民、农民工还是市民,都能够依照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需要自由流动。对社会企业来说,应对外来人口提供平等的就业技能培训、再教育培训,提高外来人口的综合素质,促进社会公平。 综上,鉴于社会信任具有良好的外部效应,全社会应该积极倡导同工同酬、同城同权理念,保障外来人口享受市民待遇,提高城市外来人口的信任度。政府、社会、企业是社会信任建立的主角,三方需要协调合作,才能有效促进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政府发挥统筹协调、监督管理的角色,在政策设计时注重平衡外来人口的社会权利,赋予其平等的公民权。社会应增强城市包容和多元的特点,对外来人口抱以接纳的态度,改善城市治理。企业雇主应平等对待外来人口,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为外来人口提供相应的职业培训、福利待遇,促进职业融入。惟其如此,城市社会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外来人口才能真正实现福利增长和社会融入。社会信任对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_社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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