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资本市场完全市场化的影响_对冲基金论文

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资本市场完全市场化的影响_对冲基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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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也使中国经济日益融汇于世界经济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资本市场完全市场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1996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致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表示我国从1996年12月1 日起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1997年1月14日, 国务院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我国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其中增加规定国家对经常性国际支付和转移不予限制。这样,我国就向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及全面开放资本市场迈出了重要一步,正式启动了我国资本市场完全市场化的进程。

但是,自1997年5月首先在东南亚爆发、以后又蔓延到韩国、 日本乃至俄罗斯等国的国际金融动荡向中国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中国是否应放缓开放资本市场、实现金融市场完全市场化的进程?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开放资本市场的进程确有影响

(一)东南亚金融危机延缓了我国开放资本市场的进程

我国虽然没有明确排出资本市场完全市场化的时间表,但根据我国1994年以来在金融市场中的各种举措可以看出,我国是在加速这一进程。应该说,我国对实现资本市场完全市场化的进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是有警觉的,而且,我们在宏观调控、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确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这一场金融风暴仍然给了我们很大的警示,它提醒我们对国内经济、国内金融形势进行清醒而又认真的审视:导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各种“隐患”(如泡沫经济银行坏帐等现象)在我国到底有多少?程度有多深?一旦开放资本市场,它们会不会立刻“发难”?总之,这场金融风暴使我们能够更加冷静地对待我国资本市场完全市场化这一问题。目前,我国管理层已经认识到,当条件尚不具备时贸然开放资本市场(主要指外汇市场、资金市场、证券特别是股票市场)是很危险的。从这一层意义上讲、东南亚金融危机确定延缓了我国开放资本市场的进程,但这不一定是坏事。

(二)资本市场完全市场化的风险主要源于内部

东南亚一些国家宏观经济疏于管理,致使经济结构失衡,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长期赤字,外债总量过大,外资主要流向股市和房地产等高风险投机领域。同时,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特别是金融政策失误:长期坚持僵化的固定汇率政策,损害了出口竞争力;过早地开放资本帐户,对本外币兑换不加任何限制;金融监管失控,金融机构呆帐、坏帐剧增。国际投机资本的介入,是引发这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但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则是这些国家经济中的“泡沫”成份过多。也可以说,国际投机资本对这些国家的泡沫经济下了一服“重药”。危机使这些国家的经济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也迫使他们认真审视自己国家经济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国更应该接受这些国家的教训,慎之又慎地对待资本市场完全市场化这一严肃课题。

(三)国际援助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方”

面对以世界各地股市全线下泄为主要表现的国际金融动荡局势,国际社会也采取了一些对策。 如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 对泰国提供172亿英元的资金援助等。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短缺,在1998 年10月份左右其可供支配的存款仅为130亿美元,是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 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等西方国家依然老调重弹,强调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只有进行经济和金融改革,才能摆脱经济困境。这种药方不仅开给了东南亚国家,也开给了俄罗斯及其他深受金融动荡之苦的国家,但效用究竟如何,让人怀疑。且不说远水难解近渴,即使长期服用,也未必见效。华尔街一些金融专家认为,墨西哥自1995年金融危机以来,一直按照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进行改革,却仍未能避免此次金融动荡的冲击。

鉴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和美国自身的经济状况, 美国政府和国会于1998年10月15日通过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179亿美元的方案。 但美国国会同时提出了增资时的诸多先决条件:如借贷国必须按照基金组织的要求进行经济改革,取消政策限制,实行贸易自由化;取消政府指导下的非商业性借贷;实行破产法,对所有债权人一视同仁;增加使用基金的透明度等,可以看出,这些条件是相当苛刻的。

国际援助资金数额的有限性和条件的苛刻性已经使很多国家意识到:全盘接受西方国家所开“药方”的风险和代价都很大。一旦发生危机,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救援上是很不可靠的。

二、我国资本市场完全市场化的进程不能停止

众所周知,开放资本市场对于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引进外资、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企业筹资成本、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平衡国际收支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东南亚金融危机揭示了提前、贸然开放国内资本市场的危害性,但它同时也给我们上了重要的一课,提醒我们应如何化解、防范金融风险。1998年以来,我国管理层在清理银行坏帐、减少行政对金融特别是银行的干预、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比例、规范证券和期货市场、整顿信托投资公司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较为有力的措施。这些措施对于化解我国经济中的“泡沫成份”、防范金融风险是十分有效的。同时,这些措施还能为我国开放资本市场“护航”。

另外,自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也确实发生了一些有利于我国开放资本市场的变化:

(一)政府间合作加强

在这次世界性的金融动荡中,世界经济强国的政府要人频频会晤,美国政府和欧洲各国政府纷纷要求日本承担起经济大国的责任。美国能够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与各国政府间的通力合作(也含有压力)是有一定关系的。1998年11月初,西方七国财长会议宣布,将对国际金融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其内容包括新建国际性的金融机构、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改组、重新制定金融交易的“游戏规则”等等。

(二)国际投机资本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将受到抑制

不可否认,国际投机资本(主要是各种形式的对冲基金)在这次国际性的金融动荡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对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和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冲基金于半个世纪前在美国问世,目前已逐渐形成了一种通过营造风险创造利润,但却把风险留给别人、把利润留给自己的运作模式。无论是在1992年群起攻击英镑、迫使英国退出欧洲货币汇率机制,还是1995年联手狙击墨西哥比索,令其贬值40%;或是1997年沽空泰铢,使泰国不仅外汇储备弹尽粮绝,而且不得不放弃实行十四年之久的联系汇率制度;对冲基金几乎是处处得手。

但是几乎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国际金融大家索罗斯先是在俄罗斯失手、损失20亿美元,继而在香港碰壁、损失7亿美元, 以致索罗斯不得不在1998年10月27日宣布关闭其量子基金。其他如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1998年夏季损失了40亿美元,老虎管理基金集团也难逃厄运,受到重创;在这次金融动荡中损失了18亿美元。据统计,在目前世界现存的3500只对冲基金中,1998年夏季亏损额超过50%约为数众多。看来,在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传染”极易扩散的今天,对冲基金要操纵市场实际已经是力不从心了,若坚持逆势而为将如同是玩火自焚。

不过,对冲基金作为自由市场经济之合法存在物,目前尚难从国际金融版图中勾销。但国际金融界人士普遍认为,对冲基金将恰恰在那些过去能充分显示其优势特征的方面发生难以逆转的变化:

第一,国际金融交易的透明度将有所加强。有感于这次金融动荡所造成的危害,许多国际金融界著名人士都强调应增强资本交易的透明度。这种机制一旦形成,对冲基金今后介入各种资本市场的时间、程度、方向及方式都将是比较公开和透明的,这将使其很难发挥以前那种“来无影去无踪”的优势。

第二,对冲基金今后将很可能不得不面对一些无法让其发挥特长的新的游戏规则。无论是从个别国家的表现看(如日本最近通过的证券交易法修改草案禁止投机者进行股票的卖空交易,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则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外汇管制等),还是从发展趋势看,所谓完全自由市场经济行为将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对冲基金的投机空间将越来越少。

第三,对冲基金的“财务杠杆效用”将大打折扣。过去,对冲基金通过大规模借贷使其实力在短期内迅速膨胀,以至可以同一个国家乃至地区的整个市场相抗衡。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许多著名银行因向对冲基金借贷而遭重创,如瑞士联合银行董事长这次因而引咎辞职。今后,银行对对冲基金将十分警惕,借贷项目和借贷金额都将受到严格得多的审核。

(三)欧元的启动可以部分地消除国际游资对金融市场的冲击

由于欧洲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三分之一,国际贸易额约占全球五分之一,欧元启动必将使一个相当大的经济单元免除汇率战,从而增强货币的稳定性,减少投机空间。

(四)自由市场不能完全排除行政干预

在最近全球范围的金融动荡中,人们发现,自由市场精神受到了国际炒家的严重亵渎和侵蚀。为了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确保市场人士能够在公平、公正和公开的环境中进行资本营运,一些国家和地区采取了较为严厉的干预手段:

1998年8月27日,随着卢布汇率的暴泻, 俄罗斯中央银行下令停止货币买卖,并取消了此后几日以卢布兑换美元和马克的一切货币交易。

马来西亚宣布,自1998年9月1日起实行严厉的外汇管制,停止离岸市场的林吉特交易,并封杀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外店头市场的买卖,规定只能在本国进行场内交易。

台湾财金当局也于8月底表示,严控大额外汇交易, 禁止索罗斯旗下基金在台销售。为防国际投机客“犯境”,台将不惜以强烈“行政手段”进行信用管制,禁止平盘以下融券放空砍断杀尾盘及放空力道。

香港特区政府自8月14日起,动用了约1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介入股票和期货市场,维持了港币联系汇率,金融市场的正常秩序得以维持。8月29日,香港期货交易所宣布了增加特别按金、 降低持仓呈报量等三项措施;9月2日,香港联合交易所决定暂停汇丰控股,香港电讯和中国电信等三只指定证券的卖空活动,立即生效,直到另行通知为止。这些措施给了国际炒家当头一棒,有消息说,国际知名炒家索罗斯仅几日的时间在香港就折损了7—8亿美元的资产。另外,港府还准备了一些应急措施:如可能对放空港元、港股及指数期货者收紧交割期限,增加银行体系流动资金余额,限制指数期货空单的主动出售,放宽上市公司回购自身股票限制等等。

自由的金融市场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目标,但自由不等于放任,更不等于任人宰割。只有让不尊重市场自由的投机者付出代价,市场才能赢得真正的自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位官员也承认:应当允许发展中国家在必要的时候以适当的“非市场手段”捍卫本国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

三、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凡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首先是国内经济出了问题。特别是金融信用过度扩张、抵押水分过多。根据最新公布数据,日本金融系统的坏帐金额高达110万亿日元;97年至今,倒闭的公司已达两万家。 其他问题如外资主要投向证券、房地产等高风险行业、产生结构不合理等也是触发金融危机的隐患。

2.诚然,我国能避免此次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益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尚未对外开放,但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很高(97年为35%),介入国际市场已然较深,不能依靠资本市场的闭关锁国达到防范金融风险的目标。如果那样,只能是倒退,金融市场的完全市场化步伐绝不能停止。

3.国际合作的加强,新的、较完善的、有较强抵御金融风险的国际金融体系有望形成,国际投机资本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将受到抑制,发展中国家可以在必要时采取一些适当的非市场手段对抗国际炒家,欧元启动在即,这一切,都构成了我国推进金融市场完全市场化进程的“利好”。

4.资本市场自由化是一个经济范畴,只能用经济的手段去实现,不能为它人为地排出一个时间表。为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主要应从加强综合国力,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管理层的宏观调控艺术等方面下功夫,努力营造一个能够适应金融市场完全市场化的经济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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