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古代希腊经济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希腊论文,史研究论文,古代论文,世纪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93年，德国经济学家卡尔·布彻尔出版其主要著作《国民经济的兴起》，阐述其关于世界经济经历家庭经济、城市经济、国民经济三大发展阶段的理论。在这部著作中，整个古代经济都被划入家庭经济阶段，封闭性是其主要特点。两年后，迈耶发表其长篇论文《古代经济的发展》，对布彻尔的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并引发了一场关于古代经济特点的大辩论。这场辩论后来被学术界称为布彻尔—迈耶的争论。100 年来，虽然古代希腊经济史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有关的争论却始终没有平息。1928年哈斯布鲁克的《古代希腊的贸易与政治》首次把争论的两方称为“原始派”（Prirnitivist）和“现代化派”（Modernist ），引起两派之间的又一次论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学者威尔、英国学者芬利先后著文抨击现代化派的观点。在1962年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经济史大会上，他们分别作了题为《古风希腊》和《古典希腊》的发言，从方法论和史料的角度向现代化派的观点发起全面的冲击，再次在西方学术界挑起有关古代希腊乃至整个古典世界经济特点的论争。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原始派的观点大体上取得了正统地位，但倾向于迈耶观点者亦不乏其人。从1895年以来开始的这场辩论，极大地影响了古代经济史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以来的古代经济史学术，或多或少地都是围绕着这场争论进行的。任何希腊经济史，甚至综合性的希腊史著作都不得不表明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前苏联、中国等的古史研究，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响。可对不少中国学者来说，有关这场争论的详情，双方所持立场、论据仍不十分清楚。笔者有幸接触到一些材料，撰成此文，意欲在总结这场争论的缘起、发展与现状的基础上，对20世纪以来西方古代希腊经济史研究稍作回顾。不当之处，请学者们批评指正。
一
对古代希腊经济特点的探讨始自近代西欧。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期间，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在辩论斯巴达与雅典孰优孰劣时已涉及经济问题：杜尔果在巴黎大学演讲时，把雅典当作文明、平等、贸易与帝国主义、商业与政治自由并存的国家。（注：参看P.维达尔—内奎特：《古代与近代的政治》（P.Vidal —Naquet,Politics
Ancient
and Modern），剑桥，1995，第72—74，84页。）伏尔泰的观点与杜尔果相近。1817年，德国学者奥古斯特·博克出版其《雅典国家经济》的巨著，全面地研究了古典时代雅典的公私经济，财政收支与管理，开希腊经济史研究之先河。但长期以来，经济史研究并未能有机地与政治、社会及文化等很好地结合起来。换句话说，经济史并未能变成整个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格罗特的12卷巨著《希腊史》只是把希腊当作政治自由的代表；科修斯的《希腊史》则把希腊变成了美与自由的象征。两书是19世纪后期最有影响的希腊史著作，但都极少涉及历史的经济方面，前者只是偶尔把经济作为政治变动的背景加以描述，后者干脆抛开经济史。（注：埃伦伯尔格：《古代世界面面观》（ V.Ehrenberg, Aspects of the Ancient World），牛津，1946，第224页；奥斯丁、维达尔—内奎特：《古代希腊社会经济史》（M.M.Austin & P. Vidal- Naquet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伦敦，1977，第3页。）例外的似乎是法国学者杜里伊， 他笔下的雅典类似于近代以来的法国，贸易与帝国主义相互支持。商业与政治自由携手并进。（注：维达尔—内奎特：《古代与近代的政治》，第119—120页。）但他在法国以外影响并不明显。因此，把经济史变成整个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乃是德国学者迈耶、贝洛赫、布左尔特等人的功劳，其中迈耶所起的作用尤其明显。
迈耶是继蒙森之后德国，可能也是欧洲最有影响的古史学家，曾经系统地研究过从古代埃及到古代罗马的地中海区各大文明的历史，其名作《古代史》至今仍在西方古史学界保持巨大影响。但他的历史观十分保守，认为历史无任何规律可循，并且呈循环发展的趋势，强调古典世界象近代西欧一样，经历过它的中世纪、近代，最后又回到农奴制。（注：布里格斯、 卡德尔三世主编：《古典学术传记百科全书》（W.W .Briggs & W.M.CalderⅢ,Classical Scholarship,a BiographicalEncyclopaedia》，纽约与伦敦，1990，第267—268页。）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对古代希腊经济的解释。
迈耶关于古代经济的观点主要体现在《古代经济的发展》和《古典古代的奴隶制》两篇论文中，他的主要目的是证明国家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建立起他心目中古代希腊史的真实图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角度全面反映历史的面貌，反击对历史所作的博物学的或伦理化的解释。应当承认，这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可是当他着手重建“真实的”历史图景时，他所建立的希腊史框架不过是近代西欧模式的翻版，试看他的论述：
战争是古代不同种族间交往的主要方式，虽然奴隶制在种族内部被禁止，农奴制却在古代广泛流行开来，并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依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古代希腊同样有它的中世纪和近代。公元前8 世纪，希腊世界的工商业普遍发展起来。僭主政治时期，伴随着财富的巨大增长，货币经济的产生与城市化浪潮，资本主义经济应运而生。与此相适应，土地贵族的统治被工业家、金融贵族所取代，社会下层取得充分的政治权利。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需要大批劳动力，而自由无产者要么要价太高，要么不愿受雇，以致资本家转而利用战争状态，大批使用奴隶劳动，由此造成了无产阶级与奴隶之间的不断竞争与矛盾。无产者利用政治权利，要求希腊国家供养他们，置国家于窘境，最后希腊被马其顿所拯救。近代西欧的发展与希腊亦无大的差异，14至15世纪的西欧相当于公元前7至6世纪的希腊，16世纪的西欧与公元前5 世纪的希腊类似。古代希腊同样存在重商主义和商业战争。不同的只是日耳曼—基督教文化禁止了奴隶制，创造了雇佣劳动。从奴隶可以取得独立与财富的角度看，古代的奴隶与近代的产业工人之间亦无根本差别。（注：奥斯丁、维达尔—内奎特：《古代希腊社会经济史》，第3—5页；芬利：《古代奴隶制与近现代意识形态》（M.I.Finley,Ancient
Slavery and Modern Ideology），伦敦，1983，第45—48页。）
在今天看来，迈耶所建立的希腊经济发展模式，无疑远离了历史真实，而且缺少坚实可靠的史实基础。与迈耶同时的史学家中也有人认识到这一点。蒙森的学生哈特曼就对迈耶提出了尖锐批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萨尔维奥利坚决否认古代存在什么资本主义，抨击了古代存在无产阶级与奴隶竞争的谬论；布彻尔在其《论希腊经济史》的专论中，坚持了其原始派的观点，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迈耶的批评作了回击；法兰科特在《古代希腊的工业》、海特兰在《农民》的著作中，都不同程度地支持了布彻尔的观点。但是，这些批评大多是基于史实的争论而非概念的分析与方法论的考察。也就是说，双方争论的核心仍是具体史实的理解。至于近代经济概念与术语能否被应用于古代经济史研究的问题，在当时甚至没有人提出来。在贝洛赫等著名古史学家的支持下，迈耶的观点在西方古史学界取得统治地位。第一次论战以原始派的失败告终。（注：芬利：《古代奴隶制与近现代意识形态》，第52页。）
但是，这次争论并不象芬利所说未产生积极的效果，也不象奥斯丁所形容的是个坏的开端，而有其积极的影响。（注：芬利：《古代奴隶制与近现代意识形态》，第44页。奥斯丁、维达尔—内奎特：《古代希腊社会经济史》第5—6页。）首先，它推动各国古史学者广泛重视、研究古代经济问题。20世纪上半期欧美各国都出版了大批经济史著作，如法国学者格洛兹的《古代希腊的劳作》、杜丹的《古代世界的经济生活》、英国学者戈姆的《公元前5至4世纪的雅典人口》、美国学者萨根特关于雅典奴隶数量的研究等，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史被作为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纳入总体历史框架中。英国学者柏里的态度较清楚地反映了这一变化。在其1900年出版的《希腊史》中，他几乎未涉及经济发展问题。而在他稍后主编的《剑桥古代史》中，经济史便占有一定的分量。尽管在总体框架中，经济只是作为背景存在，不曾取得它应有的基础地位，但它反映了学者们态度的变化。其他学者如乌尔、伍德豪斯、米彻尔等人也都不同程度地注意到经济生活在历史中的作用。
其次，争论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理论问题，从而有利于新方法、新模式的诞生，突出的例子是韦伯。韦伯较深入地研究过布彻尔的著作，与迈耶也有过交往，但并不赞同他们的观点。在比较了古代与中世纪的经济及其制度后，他强调二者之间的差异，认为古代的商业主要集中于城市，内地及广大农村基本未受影响，贸易产品亦以奢侈品为主，因而商品交换受到限制。他还注意到古代的劳动分工受到奴隶制的发展的制约，更大规模的专业化只能通过奴隶制的扩展来实现。所有这些因素都限制了古代经济的发展。但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是古代城市与中世纪的城市性质上的差异：古代城市确有各种手工业者、商人，如果他们是公民，不过因为他们生来就是，不是因为他们的职业。中世纪城市公民权则来自其职业，即市民因属于某一行会，通过行会而成为市民，故中世纪城市是生产性城市，古代城市则是消费性城市，是战士俱乐部，是向其公民分发战利品的机构。（注：韦伯关于古代经济的看法主要反映在《经济理论与古代社会》、《古代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及《城市类型》等论著中，请分别参看韦伯：《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学》（ M.Weber,The Agrarian Sociolog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伦敦，1976，第35—79.387—411页，韦伯：《经济与社会》（M.Weber,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杜宾根，1956，第735—822页。 ）韦伯的这些看法虽然在当时并未能产生很大影响，而且过于僵化，未能考虑到古代与中世纪之间的继承性，但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后世反现代化派的学者如哈斯布鲁克、芬利、甚至马克思主义者德圣克罗阿等都从中得到启发，以韦伯的理论为基础而建立起新的古代经济模式。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派的胜利不过是暂时的，它的广泛流行充分暴露了它固有的观点和方法上的缺陷，为人们重新估价古代希腊的经济创造了条件。
此外，这次争论也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如迈耶注意到古代希腊存在物化奴隶制与黑劳士两种不同形式的依附关系，并对二者进行了区分。他还注意到物化奴隶制的发展与城邦兴起之间的关系。贝洛赫广泛研究过古典世界的人口，他通过古代军队数量来估计古代人口的方法被后世学者接受。布隆特的名著《意大利的人力资源》就是以贝洛赫的研究为出发点的；萨根特、戈姆等对雅典人口的研究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贝洛赫的影响。 （注：布隆特：《意大利的人力资源》（P. A.Brunt,Italian Manpower,225 BC—AD 14）。牛津，1971; 萨根特：《雅典奴隶人口规模》（R.L.Sargent,The Size of Slave Populationat Athens），威斯特波特，1924；戈姆：《公元前5—4世纪的雅典人口》（A.W.Gomme,The Population of Athens in the Fifth
andFourth Centuries BC），牛津，1933。 ）迈耶等人把古代与近代不恰当地类比的作法，也促使人们更多地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差异，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与认识古代经济的特点创造了条件（当然只是就其客观效果而言）。
二
20世纪上半期，准确地说，从20年代到50年代，古代希腊经济史研究基本被现代化派统治。这一时期出版的古希腊史著作，或多或少地有一些现代化色彩。在英美古史学界，乌尔是较早运用现代化理论解释希腊经济史的人物。他的《希腊文艺复兴》和《僭主的起源》强调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伴随着铸币的发行，工商业的扩展， 流动资本与财富的增加，希腊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革命，资本主义应运而生。僭主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的支持者都是商人，甚至庇西特拉图的山地派一个个也都变成了靠开矿发财的矿主。稍早一段时间，格兰迪已用雅典与科林斯、麦加拉的商业竞争来解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注：乌尔：《希腊文艺复兴》（P.N.Ure,The Greek Renaissance ），伦敦，1921；乌尔：《僭主政治的起源》（P.N.Ure ,The Origins of Tyranny），剑桥，1922；格兰迪：《修昔底德和他的时代的历史》（ G.B.Grundy ,Thucydides and the History of His Age ），伦敦，1911。）但当时在英美古史学界最有影响的现代化派史学家是罗斯托夫采夫。
罗斯托夫采夫写有大量古代史著作，其《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和《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在欧美学术界具有巨大影响，前者把罗马帝国与19世纪后期的俄罗斯等同起来，后者把希腊化时代所有的物质、文化成就都归于城市资产阶级的创造，将希腊化文化的灭亡归于国家的干预和罗马的东侵。但就此文的意图来说，与两书的关系都不甚大，充分体现其对古代希腊经济看法的是他的《世界古代史》的第一卷。
在罗斯托夫采夫看来，希腊人对小亚细亚的殖民，他们与古老东方的接触，使他们迅速掌握了经商的技巧，并逐步把腓尼基人挤出了爱琴海的市场。公元前8至6世纪的殖民与经济革命、波斯对吕底亚的征服，进一步刺激了希腊世界工商业与奴隶制的发展。与此同时，希腊世界的商品市场也进一步扩大，从高卢到西班牙，从埃及到波斯，都成了希腊产品的销售地。希波战争后，雅典极力想击败腓尼基，把腓尼基人从东地中海排挤出去，但是未能成功，转而试图从经济上打败其在希腊的竞争对手厄吉那、科林斯、麦加拉等，夺占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市场，引起科林斯等的不满，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公元前4世纪， 希腊社会经济尤其是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但与波斯的冲突已使希腊人丧失了亚洲的市场，此时周边希腊殖民地的经济也发展起来，能够生产自己需要的产品，因而希腊大陆的产品市场进一步缩小，导致希腊城邦的危机。亚历山大的东侵只是为希腊大陆提供了一个极短暂的繁荣时期，伴随着希腊化诸王国经济的发展，希腊经济再度衰落，社会矛盾爆发，终被罗马征服。（注：罗斯托夫采夫：《世界古代史》（M.I. Rostovtzeff,History of the Ancient World），第1卷，牛津，1926，第189 页以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M.I.Rostovtzeff,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牛津，1941，第90—125页。）
罗斯托夫采夫所建立的希腊经济史框架，在实质上与迈耶并无不同，工商业被作为古代经济发展的动力与基础，城市的作用被不恰当地夸大了。不过他注意到希腊奴隶制对生产发展的影响及工商业多被外邦人控制等现象，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国对希腊经济史的研究比较积极。其中较著名的学者如格洛兹、杜丹、雅德等人，虽然在表面上既批评布彻尔又批评迈耶，强调让史实说话，但实质上更多地倾向于后者。杜丹《古代世界的经济生活》所描绘的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工商业发达， 商业信用与银行广泛发展，经济生活几乎完全商业化。（注：杜丹：《古代世界的经济生活》（J.Toutain,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AncientWorld），伦敦，1930.）格洛兹注意到古代缺少机器工业，使生产规模的扩大受到奴隶制及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以致无法建立起近代的大工业，商业的发展程度远高于工业。但他所建立的经济史框架，仍是以工商业发展为基础的，而且他还将奴隶与近代无产阶级不恰当地类比，忽视了古代奴隶与近代无产阶级之间的差别。（注：G.格洛兹：《古代希腊的劳作》（G.Goltz，Ancient Greece at Work），伦敦，1926。 ）雅德深入研究了希腊的谷物生产，其关于谷物生产的著作至今仍在该领域中保持权威地位。但在《希腊民族的形成》中，他同样强调工商业的发展与希腊民主政治形成之间的同步性。（注：A.雅德：《古代希腊的谷物生产》（A.Jarde，Les cereales dans l'antiquite grecque），巴黎，1925；雅德：《希腊民族的形成》（A.Jarde ， The Formation of the Greek People），伦敦，1926。）
在德国，迈耶派的观点虽不断遭到批评，但仍然在古史领域中占有优势。1928年，哈斯布鲁克出版其《古代希腊的贸易与政治》，稍后其《波斯战争前的希腊经济与社会史》面世。两书借用韦伯的理论，从观念、方法与史料等不同角度批评了现代化派的看法。他从希腊城邦与经济的关系入手，指出由于公民保有对土地的独占权，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被外邦人所控制，因此希腊城市根本不存在国家的商业或工业，也没有近代意义的经济政策。如果国家曾经对经济活动表现出任何兴趣，那也只是为保证诸如谷物及其他城市生活必需品的进口。所以对希腊城邦来说，公民只是作为消费者而非生产者显得重要。至于市场，根本不在国家政策考虑范围之内，商业战争更无从谈起。柏拉图的《理想国》并非纯粹的空想，而有其实际的基础。（注：哈斯布鲁克：《古代希腊的贸易与政治》（J.Hasebroek,Trade and Politics in Ancient Greece），伦敦，1933；哈斯布鲁克：《波斯战争前希腊的经济与社会史》（J. Hasebroek ，Griechische Wirtschafts und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is zu den Perserkriegen）， 杜宾根， 1931。）
哈斯布鲁克着重讨论的是贸易与古代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但涉及古代经济的实质及基本特点，实际是对迈耶等人现代化派观点的全面批评，因而立刻在德国及西欧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兹巴特在其《古代希腊航海与海外商业研究》中，搜集了大量希腊人对付海盗与陆上盗匪、战时封锁、市场立法、借贷争执的材料，批评了哈斯布鲁克的理论。（注：转引自芬利：《第二届国际经济史大会》（M.I.Finley ， Second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纽约，1979.）英国学者戈姆在其名为《希腊的贸易与工业》的论文中，指责哈斯布鲁克在证明商人与工业家不重要的同时，完全否认工商业在古代希腊社会中的作用是方法的错误，并援引古代、近代的史实，证明所谓希腊人只是农民和政治家的论点不能成立。（注：A.W.戈姆：《希腊历史与文学论集》（A.W.Gomme .Essays in Greek History and Literature），牛津，1937，第42—66页。）罗斯托夫采夫更为干脆，认为争论的焦点不是概念或词句，而是史实。就希腊化时代与近代相较，经济的差别只在量上，不在质上。其结果，正如芬利指出的那样，这场争论虽然扩大到整个西欧，但当时并未给古代希腊经济史研究以太大的影响。（注：芬利：《第二届国际经济史大会》，第11—12页。）这种状况的出现，固然与现代化派史学的强大密切相关，但与哈斯布鲁克的观点过于僵化，为强调希腊文明的农业与政治特征而完全否认工商业的作用亦不无关系。戈姆在前文中援引修昔底德的观点证明：希腊人认为他们的文明与航海、商业有密切的关系。直到50年代中，现代化派或受现代化派影响的观点仍统治着希腊经济史研究。
三
50年代以来，欧美希腊经济史研究具有三个显著特点：现代化派日渐式微，新模式不断建立和研究领域日益拓宽。
20世纪上半期占统治地位的现代化派史学，在俄裔美国历史学家罗斯托夫采夫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罗斯托夫采夫不但把古代经济现代化，而且从其经济基础出发，把古代的社会结构、政治斗争及文化也都现代化了。在他的影响下，一大批学者，包括部分考古学家，都用现代化派的精神来解释古代的历史：本特森用雅典与科林斯之间的商业竞争解释伯罗奔尼战争的起源；萨瑟兰用商业的发达说明厄吉那的富有；贝蒙特将厄庇丹奴的繁荣归之于贸易；弗兰奇的《雅典经济的增长》主要从工商业发展的角度阐述雅典得以建立并控制提洛同盟的原因。（注：本特森：《希腊史》（H.Bengtson,History of Greece），渥太华大学出版社，1988，第135页； 萨瑟兰：《谷物与铸币：希腊商业垄断札记》（C.H.V.Sutherland ,Corn and Coin,a Note on GreekCommercial Monopolies），《美国语文学杂志》，1943，第129— 147页；R.L.贝蒙特：《公元前4世纪以前希腊人在亚德里亚海的影响》（R.L.Beaumont ,Greek Influence in the Adriatic Sea before the Fourth Century），《希腊研究杂志》，1936，第159—204页； 弗兰奇：《雅典经济的增长》（A.French,The Growth of the Athenian Economy），伦敦，1964。）但从50 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70 年代以后，用这种眼光看待古代经济与社会的人日渐减少。到90年代，这一学派虽未完全在古史学界消失，但信奉者日趋减少确是不争的事实。（注：除前述本特森、弗兰奇外，默里、科亨等人对原始派的观点持批评态度，比较重视工商业的作用，见默里：《早期希腊》（O.Murray,Early
Greece），伦敦，1993；科亨：《雅典的经济与社会》（E.Cohen ,Athenian Economy and Society），普林斯顿，1992， 但他们的观点显然与传统的现代化派有别。）
现代化派的衰微，一是源自其史观固有的缺陷，古史现代化的哲学基础是循环发展观。强调古典世界与近代西欧之间的对等性，因而完全否认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及古代与近代社会之间的巨大差别，从而把古史研究完全引入了死胡同。（注：迈耶、罗斯托夫采夫等现代化派的学者多持循环史观，
见莫米格利亚诺：《现代学术研究》（A. D.Momigliano,Studies on Modern Scholarship），柏克利，洛杉矶，1994,第32—43,209—222页。）随着古史研究的深入，现代化派史学的缺点也日益充分地被暴露。二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扩大，古史学家逐渐认识到古代社会的独特性，进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社会科学方法，对现代化派史学展开了全面的批评。丝毫也不奇怪的是：最早批判古史现代化观点的学者或多或少都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些人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广泛运用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方法，从各个角度、各个层次揭示古代社会的特点，有力地冲击了现代化派史学的统治地位。
首先对现代化派史学展开批评的有波拉尼、芬利、德圣克罗阿和威尔等人。
波拉尼原是匈牙利人，深入研究过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后移居美国。他虽未系统研究过古代历史，但他的经济理论对古代经济史研究有很大影响。在他看来，古代与近代的经济是根本不同的两个范畴：在近代社会中，经济已成为有自己独特的规律、摆脱了非经济因素影响的独立实体，因而人们可以用一套特为其创造的概念与方法对其加以研究。在原始的或古朴的社会中，经济或多或少“置身”于社会之中（economy beded in society），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实体，其功能常受其他非经济的社会因素的影响，因而人们无法把近现代的经济概念应用于对古代经济的研究。尽管贸易、市场等可能在古代经济中发挥较大作用，但社会制度与价值体系使它们与近代经济之间存在很大差别。为了研究古代经济的需要，他创造出“贸易式交换”、“再分配”、“家庭经济”或“礼物经济”等概念。（注：关于波拉尼，参看汉弗里：《人类学与希腊人》（Sally Humpreys,Anthropology and Greeks）， 伦敦，1978，第31—75页。）他的这套理论被汉弗里、奥斯丁及维达尔—内奎特等人所接受，并被运用于对希腊经济史的研究。汉弗里在其《政治的人与经济的人》、《古典雅典的经济与社会》等论文中，虽然承认自古风时代以来，希腊的工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有相当大的发展，但否认了经济活动的经济目的而强调其政治动机。她指出这类贸易大多具有礼物交换性质，贸易的目的并不单纯是盈利，而是为了筹集必须的金钱，购置重装步兵必需的装备以取得充分的政治权利。在早期希腊的贸易活动中，这类人占很大比重。贸易对他们来说只是副业，一旦凑足必需的金钱或装备，他们便会退出贸易领域，故经济活动被政治动机左右。 公元前4世纪，虽然经济理性化趋势增强，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产生，但未能完全冲破城邦制度的制约，最明显的表现是土地与货币、信用之间的联系未能建立，二者仍分属不同的领域。（注：汉弗里：《人类学与希腊人》，第136—174页。）
奥斯丁与维达尔—内奎特合著的《古代希腊社会经济史》既吸收了韦伯、芬利等人的看法，又应用了波拉尼的理论，两者相较，后者所占的比重更大。他们讨论了经济一词在古典著作中的含义，指出它与近代意义的经济根本不同，混杂着许多非经济的因素如夫妻关系、主奴关系等。而在分析“经济”时，古代希腊人也只是对经济生活作常识性的解剖，有时只是讨论最简单的财政收支。在希腊人的观念中，经济显然不是一个自在的实体。与之相适应的是希腊人对职业高低贵贱的区分以及对工作的鄙视与对闲暇生活的追求。只是在城邦危机时期，商品生产才开始抬头，银行、信用产生，商人受到某种程度的优待。尽管如此，它与近代经济之间仍存在巨大差别：银行的主要活动不是经济性借贷，而是社会性的互助；商人受到优待是因为雅典丧失了政治上的霸主地位；工业生产规模有限，缺少近代意义的公司，整个经济仍未能从社会中独立出来。
与上述观点较为接近的还有法国学者韦尔南、莫塞及威尔等人。威尔在其1954年发表的《希腊经济史研究75年》中，批判了现代化派的观点，肯定了哈斯布鲁克的贡献，认为后者把古代希腊的经济置于城邦体制的大框架中，是为研究希腊经济史提供了新的起点。莫塞运用德莫斯提尼的演说，研究了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商业信贷。 她指出雅典并不存在统一的商人阶级，商人与土地所有者之间也不存在冲突。韦尔南运用马克思的理论讨论古代社会结构与阶级斗争问题，也十分重视古代与近代经济之间的差异。（注：韦尔南：《古代希腊的神话与社会》（J —P.Vernant,Myth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新泽西，1980，第1—18页；莫塞：《德莫斯提尼私人演说中Emporium 的世界》（载 P.D.A.Garnsey,ed.Trade in the Ancient Economy），伦敦，1983，第53—63 页； 威尔：《古代希腊经济史研究75 年》（E.Wille,Troisquarts de siecle de recherches sur l'economie grecque antique），载（法国）《年鉴》，1954，第7—22页。）
与波拉尼稍有不同，但又受到波拉尼影响的是芬利。在大学期间，芬利曾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后又受法兰克福学派及波拉尼的影响，但他的方法与理论主要来自韦伯与哈斯布鲁克等人。在其1951年出版的《古代雅典土地与信用研究》中，他证明在古典及希腊化时代的雅典，土地及信用仍处于分离状态，所有借贷都是非生产性的，是为支付政治捐献或置备嫁妆，与生产无关。在随后出版的《奥德修的世界》中，芬利运用礼物交换理论解释荷马时代的商品交换活动。1962年，在第二届国际经济史大会上，他从哈斯布鲁克的立场出发，分析了厄庇丹奴、厄吉那、塔索斯的经济，完全否认古代希腊有商业国家存在。1970年，他发表《亚里士多德与经济分析》的长篇论文，宣称古代希腊人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经济分析。经过这一系列的准备，他于1973年推出了《古代经济》，全面阐述了他对古代经济的看法。在这部著作中，他首先从古代与近代经济概念的比较入手，证明古代人并无现代意义的经济概念，在近代创造出的经济概念也无法运用于对古代经济的分析，两者完全不属同一范畴。他借用物理学上的光谱概念，强调古代社会结构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因而反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在奴隶制问题上，他承认奴隶制在古典时代的希腊及公元前后4 个世纪的罗马几乎独占了大生产，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古典晚期和古风时期奴隶制并不占主要地位。就城乡关系看，他接受了韦伯、琼斯等人的看法，认为古代城市主要依赖其政治地位或自然资源而非工商业而繁荣，城市大多是寄生性而非生产性的。由于社会、政治及经济条件的限制，社会经济始终处在低水平，工商业发展水平很低，且大多数控制在外邦人手中，因而希腊国家并无近代意义的经济政策。如果国家对经济曾经表现出兴趣，那也只是为保证生活必需品的进口，公民仍是作为消费者而非生产者受到重视，其政策目的亦非生产性的。（注：芬利：《古代雅典土地与信用研究》（M.I.Finley ,Studies in Land and Credit inAncient Athens ），新布鲁因斯维克，1951：芬利：《奥德修的世界》（M.I.Finley ,The World of Odysseus），伦敦，1977； 芬利：《亚里斯多德与经济分析》（M.I.Finley,Aristotle and Economic Analysis）， 载《过去与现在》，1970年刊，后收入其主编的论文集《古代社会研究》（M.I.Finley,ed .Studies in Ancient Society），伦敦，1972； 芬利：《古代经济》（M.I.Finley , TheAncient Economy ），伦敦，1973，该书1985年经芬利修订出了第2版， 借此机会， 芬利对某些学者的批评作了回答，但并未改变自己的看法。）
芬利的古代经济模式主要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古代经济发展的低水平以及它与近代经济之间的巨大差别，其理论基础是，经济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从原始到先进的线形发展过程，因而他重视的是古代与近代经济之间的差异而非共性。与芬利观点接近的还有德圣克罗阿。他是当代西方少有的公开宣布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古代历史的史学家之一。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和《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两部专著中，他指出，在古代希腊世界，主要的财富是土地和非自由劳动，商业与贸易发展的程度十分有限，根本不存在什么商业战争。雅典与科林斯的冲突不是经济性的，而是战略上的。德圣克罗阿的著作旁征博引，在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批判古史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注：德圣克罗阿：《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G.E.M.de Ste Croix, 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伦敦，1972； 德圣克罗阿：《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G.E.M.de Ste Croix,The ClassStruggle of the Ancient Greek World），伦敦，1981。两书在西方如今都已成为经典之作，后一书的影响尤其显著，到1985年，有关该书的评论已达50余篇。评论者中不仅有布隆特等古史学家，而且有希尔、巴勒克拉夫等史学界名流。）在他们的影响下，原始派在西方古史学界确立了正统地位。
70年代后期以来，古代希腊经济史研究进入了它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举凡古代经济的各个领域：从手工业、商业、信用、银行到土地使用、定居类型、谷物生产与供应、生产工具及耕作方法等都受到学者们的广泛重视与研究。一方面，学者们继续就工商业在古代经济中的地位展开争论。奥斯邦、默里等人仍然相信工商业的发展对希腊经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科德斯瑞在其名为《几何陶时代的希腊》的专著中力图证明，当希腊陷于孤立状态时，希腊文明就处于衰退状态，而当希腊恢复其对外联系时，希腊文明就会繁荣，所以他全书的主体是通过对考古材料的考察，揭示希腊由衰而兴的历程。默里的《早期希腊》专门写了《优卑亚的贸易与扩张》一章，把工商业作为希腊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在该书1993年第二版中，他坚持了其既有的看法，并声称得到了相当多的学者的支持，有成为新正统的可能。奥斯邦在其一系列论著中，批评了原始派的观点。他根据意大利伊达拉里亚地区雅典陶器的分布情况，证明希腊人在生产其陶器时，心中已知其产品将销往何处。也就是说，希腊人的手工业生产并不是盲目的，商人在贩运产品时，也大都心中有数。在国内，雅典富人每年必须出售一定的粮食以应付各种税收、义务捐献方面的开支，同时，穷人需要购买一定数量的粮食以维持生存。二者之间的相互需要促成了雅典工商业的发展。因此，我们不应低估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注：科德斯瑞：《几何陶时代的希腊》（J.N.Coldstream,Geometric Greece），伦敦，1977；默里：《早期希腊》（O.Murray,Early Greece），伦敦，1993；奥斯邦：《陶罐， 贸易与古风时代的希腊经济》（Robin Osborn,Pots,Trade andthe Archaic Greek Economy），载（英国）《古代》，第70卷（1996）， 第31—44页。）
另一方面，在芬利和德圣克罗阿等人的后继者中，某些人把古代与近代经济上的差异强调到了不适当的高度，以至完全否认工商业在古代希腊经济发展中曾起过任何作用，未免有违原始派的原意。在1983年出版的《古代经济中的贸易》中，斯诺德格拉斯、卡特里奇等人完全否认贸易在古风希腊经济中的影响；克拉里等人则强调希腊铸币的产生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无关；加恩西强调希腊主要依靠本土的谷物为主，雅典进口谷物的数量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其时间也比通常所说的晚得多。（注：加恩西等编：《古代经济中的贸易》（P.D.A.Garnsey et al,Trade in the Ancient Economy），伦敦，1983； 加恩西：《希腊罗马世界的饥荒与粮食供应》（P.D.A.Garnsey,Famine andFood Supply in Graeco—Roman World），剑桥，1988。）可正如奥斯丁曾指出的那样，在古代希腊人的思想中，贸易与他们的文明密切相关。芬利本人也认为，古典世界奴隶制的兴起，与地中海地区工商业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注：芬利：《古代奴隶制与近现代意识形态》，第86页；奥斯丁的观点见他在《希腊研究杂志》1985年刊第209 页上对《古代经济中的贸易》所作的评论。）
正当人们继续为工商业的作用争论不休时，农业史研究悄然兴起。本来古典文献中有关农业生产的记载并不多，且极不系统，给学者们的研究造成了重大障碍。70年代以前，考古活动以对古代文明中心遗址、实际上仅是城市的发掘为主，给农业史研究提供的资料少得可怜。可是调查考古学的兴起使农业史研究出现转机。 所谓调查考古学（SurveyArchaeology），就是考古工作者在一片特别限定的地区内， 通常是以一个古代文明的核心居住地为中心，仔细收集有关实物，研究定居类型、土地利用及地产规模等，从而对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作出综合判断。这是一项既经济又易收效的工作，因而被考古学家们广泛采用并得到历史学家的欢迎，且已收到一定的成效。
以前，历史学家们普遍相信：希腊人定居在一些城市或村落中，土地极为分散，且每年有一半土地休耕。由于牲口在高地放牧，肥料严重不足，产量偏低。奥斯邦就持这种观点。（注：奥斯邦：《古典风景图》，（Robin Osborn,Classical Landscapes with Figures），伦敦，1987。第27—53页。）但最近的研究表明：从公元前6世纪后期开始， 居民开始从核心城镇向周围农村迁居。到公元前5世纪， 这一趋势明显加强，家庭农场在希腊广泛兴起。一些考古学家认为，这只能用农业向精耕细作型生产转变来解释。在克里米亚、麦塔蓬杜姆、优卑亚等地的调查表明：希腊人多定居乡间，其农场规模在4—5公顷不等，牲口就地放牧，因而肥料应不成问题。这意味着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 希腊经济有较大增长，与此相适应的是人口的扩张及政治、文化的变革。公元前500年前后农业的发展及其市场化趋势的加强， 虽未完全改变穷人与富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但经济繁荣加强了小农的经济地位，使贵族的保护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从而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兴起。就雅典来说，公元前5世纪的经济发展、人口增长、 贸易的兴盛与其对外扩张有密切关系。在希腊其它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情形。这样，经过一个循环，希腊的民主政治似乎又与其经济、尤其是农业发展联系起来了。这种新的希腊经济社会史模式尤其得到一部分美国学者如莫利斯、汉森等人的支持，后者结合美国历史，宣称家庭农场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础，希腊民主的出现与农民公民的平等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正如戴维斯指出的那样，希腊经济史，尤其是农业史研究，是目前发展、变化最快的领域，依据目前资料所作出的任何一般结论，都只能是尝试性的。可以肯定的是，伴随着调查考古学及希腊经济史研究的进展，芬利所建立的模式将或多或少地受到冲击或修正。（注：最近20年来，西方出版了大批古代希腊经济史的著作。这里只能选择性地列举一些。斯塔尔：《早期希腊的经济与社会发展》（Chester Starr,Economic and
Social Growth of Early Greece 800—500BC），纽约，1977；J.里奇：《古代世界的城市与乡村》（J.Rich,City and Country in the AncientWorld），纽约，1991；B.威尔斯：《古代希腊的农业》（B.Wells ,Agriculture in Ancient Greece），斯德哥尔摩，1992； 加兰特： 《古代希腊的风险与生存》（T.W.Gallant,Risk and Survival in Ancient Greece），斯坦福，1991；勃福德：《希腊世界的土地与劳作》（A.Bufford ,Land and Labor in the Greek World），巴尔的摩，1993；伊萨格尔：《古代希腊农业》（S.Isager,Ancient Greek Agriculture），伦敦，1992；汉森：《另一批希腊人》（V.D.Hanson,The Other Greeks），自由出版社，1995；加恩西：《希腊罗马世界的饥荒与粮食供应》：戴维斯的观点见《剑桥古代史》（ D.M. Lewis ,John Boardman,J.K.Davies ,M.Ostwal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第2版，第5卷，剑桥，1992，第287—305页； 莫利斯的看法见他对科亨一书所作的评论，载《古典语文学》，1994 年刊， 第351—363页。）
四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学者对奴隶制的研究比较积极，争论也十分激烈。50年代初，联邦德国学者伏格特出于与马克思主义论战的考虑，组织了一批学者研究奴隶制问题，他自己也撰写了《古代奴隶制与人类理想》的专著，说什么为了希腊文明的繁荣，奴隶付出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另一美国学者威斯特尔曼在其《希腊罗马古典古代奴隶制》中，尽量缩小奴隶制在古典世界的作用；斯塔尔与琼斯则从数量的角度考察奴隶制，强调奴隶制在古代的社会生产中从未占据过主导地位，因而古典社会并非奴隶占有制社会。琼斯的根本目的是为雅典民主辩护，在其名为《雅典民主》的专著中，他分析了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社会结构， 认为其主要社会财富来自中小所有者的劳动创造，奴隶劳动的作用微乎其微，德莫斯提尼时代，雅典的奴隶不过两万而已。（注：伏格特：《古代奴隶制与人类理想》（J.Vogt.Ancient Slavery and the Ideal
of Man ），牛津，1974；威斯特尔曼：《希腊罗马古典古代奴隶制》（W.L.Westermann,The Slave System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y ），费城，1955；斯塔尔：《对奴隶制的过分强调》（C.G.Starr,An Overdose of Slavery ），载《经济史杂志》，1958，第17—23页；琼斯：《雅典民主》（A.H.M.Jones,The Athenian Democracy），牛津，1957，第10—17页。）所以，奴隶制对雅典民主没有什么意义。
这些低估奴隶制作用的观点在芬利的名作《古代奴隶制与近现代意识形态》中遭到严厉批评。芬利指出，由于希腊文明通常被视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学者们有意无意地想割断它与奴隶制这种很不人道的制度之间的联系。从19世纪以来，人们大都从伦理而非历史的角度判断奴隶制，正是此故。今天，我们应将奴隶制置于特定的历史、社会结构中考察其作用，抛弃伦理价值的评判。他从结构—功能分析入手，指出奴隶制是希腊文明中的基本因素，在古典古代的盛期，奴隶几乎垄断了所有大生产，因而古典希腊社会应是奴隶制社会。至于人们经常谈及的奴隶拥有财产，实际生活状况与其法律地位之间的差异问题，芬利令人信服地指出，不管奴隶实际占有多少财产，生活多么舒适，都改变不了他们法律上所处的财产地位，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法律保障，而是主人单方面地赐予，主人随时可以收回。因此，奴隶制无人道可言。不过，他同时指出，奴隶制是古代世界一种比较特殊的奴役形式。在古代近东，即使是在希腊人统治时期，它从来也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在古典时代的希腊，奴隶制也只是在雅典、科林斯、厄吉那等少数工商业较发达的城邦中取得过统治地位，其它大多数城邦仍以黑劳士式的奴役方式为主。而黑劳士，在芬利看来，是农奴而非奴隶。从社会结构来看，古典世界是一个分化严重的社会，从居于社会顶端的全权公民到处于最底层的奴隶，中间存在许多地位差别并不特别明显的等级，近似于物理学上的光谱。（注：芬利关于奴隶制的观点主要体现在《古代奴隶制与近现代意识形态》、《古代希腊文明依赖于奴隶劳动吗》、《在自由与奴役之间》等论著中，本处提到的两篇论文后都被收入其论文集《古代希腊的经济与社会》中。 请参看芬利：《古代希腊的经济与社会》（M. I.Finley,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伦敦，1981。）
芬利的著作论证充分，史料丰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在西方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他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反对用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古代希腊的历史。他虽然承认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却并不认为奴隶制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发展阶段。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德圣克罗阿是最早批判古史现代化的学者之一，他力图证明在古代希腊，工商业生产并不占重要地位，主要财产是非自由劳动与土地。而在非自由劳动中，奴隶制是基本形式。尽管其它形式的依附劳动在古代希腊广泛存在，但奴隶制是其基本形态。在希腊人占统治地位的地区，这些非奴隶制的奴役形式倾向于消失。从希腊有产者主要依靠剥削奴隶获取剩余价值以使自己免于参加社会生产的意义看，希腊社会可以称为奴隶社会。（注：德圣克罗阿：《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导论，第1章及第2章。）
就奴隶使用的范围来说，学者们对希腊手工业与矿业中广泛使用奴隶并无大的争议，但对农业在多大程度上受奴隶制的影响争论十分激烈。德圣克罗阿、美国学者杰姆逊、法国学者伊恩·加兰等倾向于奴隶制农业说。由于古代希腊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对奴隶制在农业中的作用的估计实际上就是对希腊社会性质的论定，因而学者们对这一问题都十分重视。德圣克罗阿援引修昔底德和色诺芬所提供的史料，指出雇佣劳动在古代希腊十分稀少，出租土地不如使用奴隶耕作有利，因而有产者多使用奴隶从事农业生产。修昔底德所说两万余名奴隶逃亡及色诺芬提供的使用奴隶作管家的史料表明：奴隶制在农业中十分流行。伊恩·加兰则援引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作为史料，证明重装步兵等级以上的雅典人大多拥有1名以上的奴隶， 这些奴隶虽多从事家务劳动，但并不一定与生产性活动毫无联系。（注：德圣克罗阿：《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第1章，第2章；伊恩·加兰：《古代希腊的奴隶制》（Yvon Garlan ,Slavery in Ancient Greece），伊大卡与伦敦，1988。）
但是，他们的观点也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奥斯邦认为色诺芬的《经济论》虽是古代希腊少有的讨论农村题材的文献，但作为史料的价值十分有限，因为它的主人公是个十分富有的雅典人，而绝大多数雅典人是仅能维持生存的小农，更重要的是，色诺芬的意图是道德说教，几乎未涉及技术问题。伍德批评了德圣罗阿对修昔底德及色诺芬提供的史料的解释，强调奴隶不仅在雅典中小规模的地产上很少使用，在较大的地产上也极为少见。她把雇佣劳动与土地出租当作希腊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雅典民主的经济基础是自由的小农而非奴隶劳动。但正如一位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伍德所提供的有关土地出租及雇佣劳动的材料，远不足以证明她的论点。（注：奥斯邦：《古典风景图》；伍德：《农民公民与奴隶：雅典民主的基础》（E.M.Wood ,Peasant Citizen
and Slave :the Foundation of Athenian Democracy ），伦敦与纽约，1988。）
奴隶在古代希腊的阶级斗争中处于什么地位也是学者们讨论十分热烈的问题。芬利的等级光谱理论实际上否定了古代存在阶级斗争的可能，既然各等级之间的差别非常小，而斗争的目的又只是很微小的权利。法国学者韦尔南从希腊城邦政治制度的特点出发，认为奴隶缺乏必要的政治权利，根本没有机会参加城邦内部的斗争。他们最多是其主人的追随者。因此，古代的阶级斗争主要发生在有政治权利的自由民之间，奴隶只是阶级斗争的看客，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参与其中。韦尔南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其论文中大量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在法国有较大影响，其观点得到不少学者的支持。（注：芬利：《古代奴隶制与近现代意识形态》；韦尔南：《古代希腊的神话与社会》，第1—25页。）
芬利和韦尔南的观点在德圣克罗阿的名作《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中遭到严厉批评。他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将阶级斗争定义为剥削及其对剥削的抵抗，所以只要有剥削及其对剥削的反抗，就有阶级斗争存在。在古代希腊世界，由于奴隶是主要的被剥削对象，阶级斗争也更多地发生在奴隶和主人之间。他援引柏拉图和色诺芬提供的史料，证明在古代希腊，公民们实际上意识到他们与奴隶之间的利益对立，所以有团结一致共同为奴隶主人之说。可惜在其具体叙述中，他关注的仍是公民之间的斗争，对奴隶的反抗较少涉及。他的学生卡特里奇继承和发展了他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其《斯巴达与拉哥尼亚》、《亚偈西劳与斯巴达霸权的危机》中，他力图说明斯巴达的内外政策与黑劳士之间的关系，指出斯巴达的所有目标都与镇压黑劳士有关。他们的这些看法，对进一步推动斯巴达史和奴隶制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并成为希腊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注：德圣克罗阿：《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卡特里奇：《斯巴达与拉哥尼亚》（Paul
Cartledge, Sparta andLakonia：a Regional History），伦敦，1979： 卡特里奇：《亚偈西劳与斯巴达的危机》（Paul Cartledge,Agesilaus and the Crisisof Sparta），伦敦，1987。）
结语
一个世纪以来有关古代希腊经济史的研究与争论，表面看起来似未取得显著成就，基本观点仍在布彻尔与迈耶之间摇摆，主要问题仍是对古代工商业发展水平及奴隶制作用的估计。甚至理论也无大的变化，芬利的模式仍是基于韦伯的理论建立的。但仔细考察，我们发现经济史研究在这100年的争论中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史料的基础扩大了， 碑铭、考古与文献等史料被综合运用于历史研究之中；新的理论与方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扩大，使人们逐步认识到古代社会与经济的基本特点，即使是那些十分重视工商业作用的学者，也注意区分古代与近代经济之间的差异，而不再将二者等同看待。它表明学者们的史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次，经济史研究从粗放型向精耕细作型转变。我们只要把迈耶的《古代经济的发展》与芬利的《古代经济》稍作比较便会发现：迈耶的论文几乎完全依赖于模式，缺少史料的支撑；芬利的著作不仅有理论的指导，而且有史实的分析与考证，他对古代与近代经济学说差异的辨析便建立在对有关词汇考证的基础上。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芬利绝对正确，但反映出学者们现在不仅重视宏观把握，更注意微观的考实，态度更为严谨。复次，经济史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当迈耶与布彻尔争论时，他们讨论的主要是工商业问题，而且只限于总体估计。如今，如上文所述，不仅工商业的研究继续受到重视，而且农业、土地制度、信用、交通、奴隶制等都是得到深入研究，一些老问题被从新的角度加以解释。最后，当迈耶与布彻尔的争论开始时，经济作为历史发展基础的地位并未得到多少人的认可。今天，不管是哪一部希腊史，都会或多或少涉及经济问题。即使是那些以政治军事史为主的著作，也都把经济发展作为基础。在这里提及新旧两种版本的《剑桥古代史》也许是合适的。在第一版中，谈及经济的部分很少，偶尔论及，也只是为政治和军事史作注脚。新版虽仍以政治军事史为主，但经济的基础地位得到充分的重视，在全书中所占的份量也大大增加。（注：新版《剑桥古代史》的篇幅较旧版有很大增加，在新增的内容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和文化史，其中希腊部分尤其明显，可参看该书第2卷以后的有关部分。） 可以预料，随着新资料的发现，新方法的采用，新理论的诞生，新的模式还会不断建立并得到检验，希腊经济史研究也将随着12世纪的来临而进入新的时代。
（附注：前苏联及东欧学者亦积极参与了有关古代经济的争论，有关情况可参看下述文章：科谢连科：《城邦与城市》，载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编：《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时事出版社，1985；安德列耶夫：《马克思论古代的生产目的与公元前5—4世纪的雅典经济》，载《古史通报》，1983，第4期，第3—31页；库济辛：《马克思论古代经济》，载《古史通报》，1983，第2期，第3—39页；拉图列维兹《东欧的古典学术——某些最近的趋势》，载《阿瑞图萨》，1975， 第171—207页。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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