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山东手工行业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隋唐论文,山东论文,手工论文,时期论文,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N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9)05-0047-04
关于隋唐时期山东手工业的研究，前贤、时贤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山东手工业作历时性的鸟瞰①，隋唐时期山东主要手工业的阶段性发展情形已基本明晰，然缺乏对技术变迁、区域文化积淀等经济要素的共时性考察，因而隋唐时期山东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技术内涵以及文化动力等区域性特征未得到应有的彰显，古人遗留给今人的智慧未得到充分借鉴，不免为憾，兹据相关史料就上述问题作一补充，以求正于方家。
一、隋唐时期山东的手工行业
官府“任土所出”的土贡，通常是各地最富于地域特色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比较突出地反映了地域经济的特色。唐至宋初今山东地域土产贡赋情况如下表：
据下表，唐宋间山东最具有特色的手工产品就是绢帛纺织品，这是山东农业种植业之外最重要的手工产业；其次是各类道地药材；再次是黄银、石器、水葱席、糖等地方手工特产；复次是鱼盐类海物产品。
二、山东的纺织业的技术与特点
隋唐时期山东的纺织业的确值得骄傲，山东单县所产绢为一等绢，曹州等地所产为二等绢，即使一般的绢如沂州、密州、淄州等地所产，在全国而言仍能入评五等品级，尤其北海（今山东青州）绢还赢得“天下唯北海绢最佳”[1](P2384)的盛誉。
丝织业的前向产业链是农家与地主庄园的桑柘种植及养蚕缫丝，隋唐五代时期山东桑柘业生产延续了汉以来“齐、鲁千亩桑麻”的兴旺局面。密州，“饮马胶川上，傍胶南趣密。……落晖隐桑柘，秋原被花实”；青州，“农桑连紫陌，分野入青州”；单县，“秋山入远海，桑柘罗平芜”；清河，“行复见城市，宛然有桑麻”；德州，“鱼盐隘里巷，桑柘盈田畴”[2](P2036)。
敦煌文书斯529背记载五代后唐时一名僧人游历天下名寺，自河北沧州入山东青州，再经兖、郓州达于陈、许州，沿途所见“桑麻暎日，柳槐交阴，原野膏腴，关闹好邑”[3](P51)。桑柘的广泛种植为丝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原料基础。
纺织业的侧向产业链是丝绵加工业，唐人云“鲁缟如玉霜”、“齐纨鲁缟如霜雪”[2](P9814)，齐纨鲁缟既以“霜白”见称，就意味着生丝必须经过深加工。唐代丝的加工有灰练和胰酶剂精练两种工艺。灰练法是用石灰、蜃矿或者草木灰作为碱剂脱胶，灰练过程中要反复清、盈、挥、沃，谓之“捣练”，唐张萱《捣练图》绘有四女子立捣的情景。但是灰练脱胶并不完全，离“鲁缟如白烟”[2](P1795)的效果尚远，还必须通过酶剂精练进一步脱胶才能使其达到柔韧洁白的效果。隋唐以前，山东采用的精练法是“水湅法”：“漱生衣绢法，以水浸绢令没，一日数度迴转之。六七日，水微臭，然后拍出，柔韧洁白，大胜有灰”[4](P233)。这种方法虽然能达到柔韧洁白的效果，但显然的缺陷是费工费时，唐人寻找到新的技术手段以提高时效，发现了猪胰“堪合膏练缯帛”[5](P407)。用猪胰制作的胰酶剂精练丝绢，不仅脱胶完全，色泽艳丽，而且省时省工，后世一直沿用，“以猪胰陈宿一晚，入汤浣之，宝色烨然”[6](P61)。唐代以猪胰合膏练缯帛为山东医者所熟知，且山东丝绢以“白烟”见称，则其丝绢生产过程中必然采用了这一新技术手段。
纺织业的后向产业链是印染、刺绣、成品布匹以及衣帽制造。自汉至唐，山东纺织品素以“纤华”著称，而这必须有相对发达的区域文化繁荣、民间唯美意识及崇尚夸侈的心理需求为深层次背景。自汉以来，纺织业已采用花本技术，织造前需专人设计花本，今山东“在汉之时，俗弥侈泰，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1](P862)，能大规模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显然有职业的花本设计师。唐代有职业花本设计师，如“窦师纶，……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7](P309-310)。“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描述的正是唐代绣娘们绘制绣样的情景。“连枝花样绣罗襦”[2](P5051)，表现的是绣娘们正在按照花样织造罗襦。“纤华不让於齐纨，轻楚能均於鲁缟”[8](P8619)，唐代山东纺织品既以“纤华”、“轻巧”著称，必然有专业的花样设计师，高密县令之女“于女工特妙，王之衣服，皆其裁制，见者莫不叹赏之”，可见其在纹样、式样设计上的玄妙。虽然今已无法知晓那些设计师的姓名，但他们在唐代山东“海岱贡篚，衣履天下”赞誉中所作的贡献则是无疑的。唐代山东“俗尚夸侈”而形成的众多“刺绣倚市者”，正是唐代山东纺织业深层次发展的文化背景，山东唐时期发达的地域文化造就了纺织业从业者丰富的艺术创新能力，才有“天下唯北海绢最佳”的盛誉。北海的素绢，按《唐六典》中所评定的等级，只能列入第五等，赢得“天下唯北海绢最佳”声誉的自当不是素绢，而是经过印染、刺绣等深层次加工过的产品，所附载的正是山东数百年地域文化的积淀，事实正是如此：“李清，北海人也，代传染业。清少学道，多延齐鲁之术土道流，必诚敬接奉之，终无所遇，而勤求之意弥切。家富于财，素为州里之豪 。子孙及内外姻族，近百数家，皆能游手射利于益都”[1](P230)；“始太公以尊贤尚智为教，故士庶传习其风，莫不矜于功名，依于经术，阔达多智，……大抵数郡风俗，与古不殊，男子多务农桑，崇尚学业，其归于俭约，则颇变旧风”。尊贤尚智、祟尚学业、多务农桑，这才是地域文化与经济结构紧密结合促进山东纺织产业深层次发展的真实内涵。
三、药材业的采、种、制、售生产链
隋唐五代时期山东的植被情况尚称良好，天然生产的药材品类甚多，除前贡赋表所列贡品品种外，因主持、参与编撰《新修本草》的有李勣、吕才等山东籍医学家，故关于山东道地药材的记载较为详细，兹据《新修本草》列表如下：
据上表，当时天然药材的主要集中地是生态环境比较好的的泰山周边地域及沿海丘陵山区。在这些地区形成了采药、售药、制药的生产链，仆仆先生“家于光州乐安县黄土山，凡三十余年，精思饵杏丹，衣服饮食如常人，卖药为业。开元三年，前无棣县令王滔寓居黄土山下，先生过之”[1](P150)；“郝公景于泰山采药，经市过”；唐开元中，张姓道士于泰山学道，采山中茯苓等药材售与药铺，“今有二千余贯钱在药行中”；鲁人赵瑜，累举不第，因于泰山专合巴豆丸药售卖，“饵其药者，病无不愈，获利甚多”。唐代山东药材制售当以东阿阿胶为显例，“生东平郡，煮牛皮作之。出东阿，故名阿胶。……凡三种：清薄者，书画用；厚而清者，名为盆覆胶，作药用之，用之皆火炙，丸散须极燥，入汤微炙尔。浊黑者，可胶物用，不入药也。”[5](P213)胶物用之胶，亦用于在农田中沾固害禽[8](P8414)。其实在天然药材富集地，各地依赖采药、制药、卖药为生是普遍的情形，如复州“有儒生，以卖药为业”[1](P3096)。
由于唐代医学的进步及医学知识的普及，人们重视养生与食疗，常以药苗为蔬，对药苗的需求量较大，以至有人专门以“药圃茶园为产业”[2](P4890)，济州赵叟即是以“药圃”为产业者之一，“道言庄叟事，儒行鲁人馀。深巷斜晖静，闲门高柳疏。荷锄修药圃，散帙曝农书”。以上表明，依托丰富的天然药材及食疗养生的文化背景，唐代山东确实形成了一条采药、种药、卖药、制药的生产链。
四、铁冶、石器等矿石行业的技术及背景
在鲁中、鲁南山地以及胶东丘陵地带，分布着丰富的矿石资源。隋唐五代时期加以利用的主要是铁、铜、银、铅矿以及石材。齐州历城、淄州淄川、莱州昌阳、沂州承县、兖州莱芜等地均为产铁区，莱州昌阳为产银区，沂州沂水为产铜区，“兖海等道，铜铁甚多”[9](P5904)，山东冶炼业岁获利百余万贯，前贤已作讨论，于此不赘。
山东淄水“土石黑，数里之中，波流若漆，故谓之淄水”[10](P310)，此黑土石，严耕望先生早已指出是煤炭层外露。今在淄博周家地、田家地、走马岭等地考古发现有唐代人工开凿煤井，只是限于技术条件，采煤数量甚少[11](P8)。到五代后周慕容超据青州，其县镇科配石炭、红花、紫草等物，显见当时煤炭开采已有相应规模。惟此期山东矿冶仍使用较为简单的露天开采技术，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莱芜西部共发现采矿、冶炼遗址34处，其中属唐代的有西温石遗址。西温石遗址位于莱芜市西北4公里的羊里镇铁矿区，矿石含铁量为45-55%。在距地表25米的断面上，可见唐代采矿遗址，为露天开采，发现的遗物有铁镐、木锨、瓷碗等，采矿工具木锨由整木砍凿而成[12](P149)。
虽然山东采矿的技术比较简单，但炼钢铁技术却不落后，“宿铁法在唐初进一步推广，从私家灌炼成为冶坊中的常规工艺。这一系列技术到唐代中期趋于定型，最终形成为以蒸石取铁，炒生为熟，生熟相和，炼成则钢为主干，辅以渗碳制钢、夹钢、贴钢等冶炼加工工艺的传统钢铁技术体系，其后被长期沿用，成为定式”[13](P416)。随着成熟技术的推广，唐代生产工具生产的核心技术发生了质的变化，发生了由冶铸工艺到锻制工艺的技术转型，随着这一技术转型，运用锻制工艺制作刀剑、手工工具与农具的铁匠铺便大量出现在乡村镇市。尉迟敬德就是隋末唐初山东运用锻制工艺的著名铁匠，圆仁所借宿的淄州僻远山村长山县古县村郭家“主人锻工，本是沛州人”[14](P82)。锻工在山东的普遍出现，表明山东地域冶炼及器具制作已使用了当时最新的行业技术。
山东山区拥有相当丰富的石材资源，既作药用，亦作制器原料。沂州新泰县“障山，在县东南八十八里，出销石、石脑、炬火等石，居人常采以为货”[10](P306)；沂水县“雹山，在县西北二十八里，出紫石英，好者表里映徹，形若雹状，故曰雹山，今犹入贡”[10](P305)“海岱之间出玄黄石，或云茹之可以长生。玄宗皇帝尝命临淄守每岁采而贡焉”[1](P4532)；滑石，生太山之阴，或掖北白山，或卷山，采无时，“其出掖县者，理粗质青白黑点，惟可为器，不堪入药。齐州南山神通寺南谷亦大有，色青白不佳，至于滑腻，犹胜掖县者”；紫石英，出太山山谷，采无时，“今第一用太山石，色重徹，下有根。……今丸散家采择，惟太山最胜，余处者，可作丸酒饵”[5](P53)；石膏，“生齐山山谷及齐卢山、鲁蒙山，采无时”；长石，“生长子山谷及太山、临淄，采无时”[8](P66)。上所引石材均是药用石，虽然都采无时，但药用量毕竟有限，只能是个体的谋生手段，对区域经济整体的拉动作用尚不明显。
对地域经济有较大影响的是石器制作，莱州、登州均上贡石器，具体是何种石器已无法知晓。现所能知的有青州制作的羯鼓，“宋开府璟虽耿介不群，亦深好声乐，尤善羯鼓。始承恩顾，与玄宗论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瓮。’”[1](P1561)唐宋时期对山东区域济经济有较大影响的石器制作当推石砚，唐柳公权“常评砚，以青州石末为第一，言墨易冷，绛州黑砚次之”。宋代蔡襄《端明集·文房四说》亦以青州砚为天下第一，而米芾《砚史》则提到了山东有青州青石砚、淄州砚、青州蕴玉石砚及红丝石砚等多种产品。可知在唐宋时代，青州砚享有盛名。石砚制作受地理条件限制，产砚地并不多，青州砚既名列天下第一，且砚为古代文房必备，生产自具规模。因此山东的石砚在唐宋的文化背景下，对区域经济而言是能起到推进性作用的著名产品。
五、鱼盐等海物产品
山东沿海居民利用海洋资源发展采捕渔业与海盐生产。“开元末，登州渔者负担行海边，遥见近水烟雾朦胧，人众填杂，若市里者”[1](P3268)，可知隋唐五代山东近海渔业生产一以贯之。而可见于贡品表中的海产品，莱州、登州贡文蛤；密州贡海蛤；青州贡海鱼、海物。民间渔者所捕鱼类品种当会更多，只是失其记载而不得其详。园仁曾遇见新罗人陈忠的商船自密州诸城载炭欲往楚州[14](p158)，山东鱼产丰富，在这条商路上自然不乏鱼贩，“海州南有沟水，上通淮楚，公私漕运之路也。宝应中，堰破水涸，鱼商绝行”[15](P80)。山东渔业捕鱼之外，沿海的海洋植物采捞也很兴旺，如鹿角菜，“出海州，登、莱、沂、密并有，生海中，又能解面热”[16](P302)。见于贡品表中的采捞品有莱州海藻，山东沿海所产昆布、紫菜质地甚佳，“昆布今亦出登、莱诸州，功用乃用海藻相近也”。
采捕渔业固是山东沿海居民生计所在，限于史料，其每年的收益亦不可得知，但山东利用海水资源煮盐所得每年至少有70万贯却是史有明文。《玉海》卷181总括唐代诸道产盐地时说：“凡天下有盐之县一百五。关内自富平至长泽县九，河南自掖至莒县六。”山东盐场的具体分布，前贤述之已明，于此不赘，惟需详加说明者乃山东制盐业的市场定位：山东盐除制作白盐供日常食用外，还专门制作黄盐以供手工业用，杀茧、制酱、作酢、入药均以北海黄盐为上选。
酱酢盐菜是山东居民常年所需，家家制备。颢、菹法是隋唐时期保存肉类食物不变质、调配口味的重要方法，如“池州民杨氏以卖颢为业”[1](P3891)。制颢、菹以山东海盐为佳，“今有北海、东海盐供京都及西川南江用。……此间东海盐、官盐白，草粒细。北海盐黄，草粒大。以作鱼颢及咸菹，乃言北海胜”[5](P287)。种瓜，“先淘瓜子，以盐和之，著盐则不笼死”[17](P50)。自北魏以来，治茧有盐杀和日曝两种方法，“用盐杀茧，易缲而丝稍；日曝死者，虽白而薄脆”[4](P333)，因日曝法所产之丝脆，虽色白而不堪用，入唐后已逐渐弃用日曝法，自是民间均用盐杀茧。唐后期实行榷盐后，盐价上涨，致使“理生业者乏蚕酱之具”，大为影响社会生产。由于准确的市场定位，日常生活及手工业、农业用盐所需，使山东海盐的需求量相当大，唐以来盐产品成为山东的重要产业支柱，所以杜佑说“青州古齐，号称强国，凭负山海，擅利盐铁”[18](P4777)。山东制盐业的准确市场定位确定了其与白盐产品制作工艺上的差异，由此使盐业成为隋唐时期山东区域经济的重要主导产业。
六、其它手工业的产业链
贡品表中显示的产业除前述外，山东唐时还有食糖、水葱席等日用品加工业，今已不得其详。而表中不能显示的产业尚有舟桥业、酿酒业。
《史记》云“河、济之间千树荻”。“萩”即“楸”也，“楸，作乐器，亦堪作盘合。堪为棺材，更胜松柏”[17](P61)。其实楸的用途不止于此，其种子可入药，楸木更是制作船舶的上等原料。在“河济之间千树楸”的背后，是山东北部的乐器制造、家俱制造、船舶制造等多种产业链。自汉以来，以千树楸种植为背景的山东船舶制造业就有相当规模，隋伐高丽时即大集船工于山东造船舰，唐时山东船舶修理与制造仍为人熟知。密州大珠山有船舶修理场，园仁所在的遣唐使船队“于密州管东岸，有大珠山。今得南风，更到彼山修理船”。张同军将即因在牟平县乳山浦造船场“贪造舟”[14](P157)而遭人谗佞。唐开元时任齐州刺史的裴耀卿就利用山东善制船舶的便利在黄河、济河间造永久浮桥三座，“西自於阳谷，东尽於长清，造舟为三桥，置骑为万驿”[8](P3171)。
“齐讴听处妙，鲁酒把来香”[2](P2747)，齐歌鲁酒，是自古以来就铭刻在世人心中的美好印象。贾思勰《齐民要术》曾详记山东元仆射、皇甫吏部等家族用酒曲制作优质黍米、糯米酒的方法，这些家族千酝万酿所得到的1∶1∶0.1的米、水、曲比例确实恰到好处，所以鲁酿香醇可口，深得人们喜爱。唐代鲁酒尤以兰陵（今山东苍山县）美酒最为知名。
总上而言，隋唐时期山东手工行业的发展呈现如下特点：首先，“鲁为儒乡，故其人知书，风俗信厚”[8](P6118)，深厚的区域文化积淀为手工业行的深层次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创新动力与市场需求背景，纺织印染、药苗养生、陶瓷生产等行业正是在“俗弥侈泰”的创新文化氛围中得到持续发展，依赖产品中所附载的审美文化积淀，才有了唐代“衣履天下”的山东服装等行业的繁荣。其次，从猪胰练丝、锻制工艺、以盐杀茧、鲁酒酿造等技术运用，可知隋唐时期山东各行业都及时采用了行业的最新技术，从而保证了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再次，山东阿胶、北海盐等终端产品的多种市场定位情形，表明唐代山东各行业绝非盲目生产，他们的市场定位为自己确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复次，石砚羯鼓、天然药材、桑麻柘楸等产业链的形成，见证了隋唐时期山东充分合理利用自然富源并赋予其文化内涵的发展过程。
收稿日期：2009-05-07
注释：
①现有学界研究见翁俊雄《唐代区域经济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高凤林《隋唐时期山东经济发展的特点》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高凤林著《山东通史·隋唐五代卷》第160-170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陈冬生，王赛时主编《山东经济史·古代卷》第285-303页，济南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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