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党史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几个问题论文,中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6)04-0005-1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决胜之年。习近平同志在刚刚结束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他还强调，“我们要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1]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下，研讨中共党史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10年前，笔者在参与主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这个课题时，就将它定位为：一部中国共产党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过程，就是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过程；也是将实践经验升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向前发展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课题就是研究中共党史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今天与大家共同研讨这样几个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 中国共产党95年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发展，经历艰难曲折乃至挫折，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波澜壮阔的历史。从宏观言，这95年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一)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阶段。那个时候，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在思考马克思主义怎样适合中国国情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发生的3次大争论，说白了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争论，即马克思主义能不能中国化的问题。党的一大到二大关于党的纲领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生动体现。由一大到五大，党章的不断修改，党的领导人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重要基本问题认识的探索就是不断将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化的过程。党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实质上就是在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革命后期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没有实现预定目标而失败了，党不能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因此，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阶段。 (二)10年土地革命战争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艰难探索、经历严重曲折和挫折的阶段。党在这个时期接连犯了三次“左”的错误，一次比一次更严重。经历了这样的曲折和挫折，终于实现了从城市中心论到以农村为中心的转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秋收暴动的革命实践中开创的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良好开端；并且以中央苏区的创立和发展为标志，在艰苦卓绝的奋斗中终于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道路。 (三)抗日战争时期是党领导革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走向成熟的阶段。遵义会议实现的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抗日战争开始后，党不但有了不断走向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而且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党深刻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基本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对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从而空前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水平。经过党的七大，确认党领导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党全面走向成熟的根本标志。 (四)解放战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取得辉煌胜利的阶段。国民党反动集团发动内战时，叫嚣只要三个月就能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当时党准备用5年至8年的时间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结果只用了3年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伟大硕果。 (五)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探索的二重奏阶段。党对中国革命的探索取得了成功，说明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很成熟，但并不等于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就会一帆风顺。有了对中国革命探索的基础，本来是希望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会顺利一些，能少走些弯路。但是，实践的结果，并不尽然。良好的主观愿望是一回事，实践探索的结果却与主观愿望有不小反差。 为什么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探索的二重奏呢?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年，国民经济得到恢复，新民主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特别是抗美援朝的胜利，恢复了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自信，这是一；第二，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成功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没有发生社会动乱，就初步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新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变革；第三，从1956年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经过艰辛奋斗，终于建立起了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初步基础。另一方面，党在探索过程中犯了两大错误：一个是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和反右倾斗争。前者错误地将55万多人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伤害了许多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对敌斗争的优秀干部和同我党长期合作的好朋友；后者错误地使300多万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不少重要领导干部遭到迫害，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使许多同志不能再发表不同意见，助长了家长制、一言堂和个人崇拜的不好作风的发展。如果说反右派斗争和反右倾斗争的错误还是局部性的，这两次斗争只是在一部分群体中开展的；那么，第二大错误——发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则是全局性的，这两个运动是在全国城乡普遍开展的。它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乡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破坏，在我们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出现了不应有的大饥荒。所以，这个时期既是成就很大，同时错误也不小。因此，说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探索的二重奏阶段。 (六)“文化大革命”10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步入歧途的阶段。首先，要肯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也是对中国走怎样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不肯定这一点，不符合他的初衷；同时也要承认这是一次耗费了巨大而沉重历史代价的不成功探索，步入了歧途，所以第二个历史决议对它坚决否定。其次，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否定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所进行的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错误实践，并不是否定这10年党所做的一切工作和在某些领域由于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不懈坚持取得的成就，特别是高科技领域取得的两弹一星的伟大成就更不应当抹杀。第三，毛泽东在“文革”时期也是正确和比较正确的趋向与错误的趋向交替发展的时期。在这10年，错误的趋向无疑占主导地位，但在某些时段和某些领域，正确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起了主导作用。比如上面讲的高科技领域还有外交、国防等领域，还有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积极解放老干部、支持周恩来努力恢复经济社会的正常秩序，特别是1975年支持邓小平实行全面整顿，因而在这些领域和这些时段，能取得可喜成绩。因此，对毛泽东也要作具体分析，不能完全彻底否定。尽管他晚年对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批评是爱护性的，带有恨铁不成钢之意，但正因为有这些批评才使华国锋有了尚方宝剑来一举粉碎“四人帮”，在事实上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 现在有一股怀念“文化大革命”，甚至有要为其翻案的思潮，这或者是对这段历史的无知；或者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或者是对现实社会中的贪腐和不公的愤慨之言；也或许有那么些人在推波助澜，唯恐中国不乱。无论属于什么考虑，中国决不能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否则，30多年的成就将毁于一旦，中国梦将化为灰烬，并倒退到30多年前。 (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多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探索不断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新阶段。我们说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党的历史又一次伟大转折。30多年过去，回头来看，这个评价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站得住。当然，这30多年也可分成若干阶段。 在笔者看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这14年是拨乱反正和掀起改革开放第一次大潮的阶段。二是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的20年，是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掀起第二轮改革开放大潮，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三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还将继续向前发展，至少到建党100年，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努力实现“四个全面”，使我们国家的发展上一个新台阶。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探索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时期。对这一段历史，下面将专作一个问题来论述。 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两面性，要一分为二来辩证看待。这30多年既取得了伟大成就，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由过去对“四小龙”的无限向往和羡慕，一跃而成为龙头老二，这是国家飞跃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这30多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探索的伟大成果。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在探索中也有失误，还存在不少为老百姓所不满乃至痛恨的社会问题。这包括干部贪污腐败、社会分配不公、穷富差别扩大、一些地区的社会治安很乱，缺乏人身安全保障，等等。但是，决不能因为有这些诸多问题，就否定30多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探索取得成就的基本面、主流面。 可能有同志会提出，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年徘徊怎么没有讲到?我想，作为一个大的时段，这两年很难单独列出。这两年徘徊是一个历史的转换期，或者说是从一个大阶段到另一个大阶段的过渡期。无独有偶，在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后，到1946年6月解放战争爆发，也有这么一个历史转换的过渡期。只是这两年徘徊的过渡转换时间长一些。从历史的长河看，以后可能不会将这两年单独划为一个阶段，要归到前一个时段的延伸，或者后一个时段的序幕。 二、科学地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路线斗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是相对于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而提出的。但是，在相当一个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却有误读，以为获得了正确和比较正确的认识，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而没有获得正确和比较正确的认识，犯了“左”和右的错误，特别是属于路线错误，就不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范围，而是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了，被打入另册。 “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2]P68这个论断，是第二个“历史决议”提出来的。此后的解读，比较多的是像上面这样讲的。但这样的解读是将这种思潮与有这种思潮的人完全等同了。这样简单的划等号，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也就是说，不能简单地认为，党犯“左”和右的错误，就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任何干系。毫无疑问，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在党不成熟的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前期，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这种思潮和倾向，是很严重的。但是，对于具体人、具体事要作具体分析；不能说一犯了错误，特别是被视为路线错误的头子，那这个人就完全是“教条化”、“神圣化”的化身了。比如，陈独秀提出过二次革命论的错误观点，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的错误，但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是否就完全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了，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怎样适合中国国情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探索呢?我看，不能这样简单化。陈独秀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尽管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但陈独秀在那个时候是唯一不那么完全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甚至能与斯大林叫板的人。事实上，他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无论正确和比较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观点，都是在如何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认识中国革命，即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发生的。否则，对陈独秀的许多问题就很难作出合理解释，也很难对陈独秀一生作出正确评价。我想，这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创建快100年了，还对自己的第一创始人和最早的总书记不能盖棺定论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像瞿秋白、李立三，都不能简单地将他们完全归为“两化”之列。就是王明，这是典型的“两化”代表人物，但也不能说，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探索。否则，也无法解释以他为主起草的被视为最早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八一宣言”了。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针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这种错误倾向而提出的，但是，这两者——“教条化”、“神圣化”与“中国化”，具体到一个人身上不是绝对对立的。对犯错误的代表人物要具体分析，有的是盲目听从“两化”，照抄照搬而犯的错误；有的则也是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犯的错误。 与此相联系，还有一个如何看待路线斗争的问题。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文革”时期，路线斗争被视为阶级斗争，说得委婉点，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前面说了，犯路线错误的代表人物，有的也是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如何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的过程中，提出了不符合实际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而犯了错误，使革命事业遭到巨大损失。对他们所犯的错误怎样进行阶级分析?是否就一定是代表了资产阶级或国民党反动派?这不一定符合历史实际和他们本人的实际情况。比如说，陈独秀晚年犯了右的错误，你说他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不过是脱离历史实际的抽象理论分析，根本不符合他本人的情况。他坐了国民党的大牢，两个儿子被蒋介石杀害，与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政府当局有不共戴天之仇。过去的阶级分析实在没有说服力。对其他犯错误的代表人物也要具体分析，不能单纯地贴阶级标签搞简单化。所以，将路线斗争看作党内的阶级斗争这个观点要重新审视。 在我看来，这种结论恐怕不能成立。第一，说得严重点，这是个伪命题。民主革命时期的路线斗争，上面说了。再看社会主义时期的路线斗争，在1981年作“历史决议”时，已经将此完全否定了，一个也站不住，绝大部分都已经彻底平反昭雪了。就是高岗、饶漱石，也否定了它是路线斗争和反党联盟的结论。他们有错误，但不一定要上那么高的不符合实际的纲。还有王明，如果他不是在中苏关系恶化时，站在苏联方面恶毒地攻击党，那么，他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都属于党内问题。这在中共党史一卷本中已经改变了过去的结论，给予了新的说法。(至于他在1960年代、1970年代攻击党，那就完全丧失了民族立场的底线，属于另类性质的问题了)。因此，这个观点在理论上难以成立。第二，这个观点恰恰是苏联党内斗争的经验，这个是从斯大林那里搬过来的。他同反对派的斗争就是坚持这个观点，说布哈林是富农阶级的代理人，说托洛茨基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等等。我们将苏联党内斗争的负面的经验照搬照抄，这恰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是将苏联经验神圣化了，将人家错误的东西当作正确的经验搬过来，为害非浅。这又恰恰说明在总体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领导人，在个别问题上也可能犯将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因此，前述的“两化”与中国化，表现在具体人身上是可以兼而有之，而不是绝对不相容的。第三，这是党内历来发生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现象的理论根据。因为既然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那就用搞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进行路线斗争。这就发生了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被迫害致死的悲剧。因此，在作第二个“历史决议”时，邓小平断然否定了路线斗争的说法。由此，也要进一步否定路线斗争是党内阶级斗争这个伪命题。 三、应当辩证地理解对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的论断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国家历史的发展正好是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时段。后来，习近平提出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即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的论断后，理论界和社会上引起热议。应当怎样来理解这个论断呢?从中共党史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角度来看，首先，这两个“30年”，有如前述，不管其间取得的伟大成就，还是犯的严重错误，都是党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域对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探索。这是一个大前提，要明确。还有，提出这个论断的背景，是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对新中国成立后的这两个“30年”有种种议论，出现了两种不正确的倾向。这就是将两个“30年”完全对立起来，或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或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正是针对于此，才提出对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的论断。但是，这个论断提出后，不同思想倾向的人有不同的解读，因此就成为一个时期的热点。为此，我们中共党史研究室还发了一篇长文来解读如何正确看待这段历史。笔者以为： 第一，对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要有一个理论支撑使它站住。要有什么样的理论支撑呢?这就是：人类历史有其自然属性和文化属性，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如此。它迄今有95年历史了，就其自然属性言，无疑有延续性、连贯性；但就其文化属性言，这近百年历史的具体内容，则是既有继承和发展，又有拨乱反正、改革创新。也就是说，既有肯定，又有否定，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 第二，对两个“30年”应作辩证比较，不能因为讲不能互相否定，就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直线化。那时，有的文章正是有这种倾向，认为后“30年”是前“30年”的直线式发展，否认后“30年”对前“30年”有拨乱反正，是转折性发展。这才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不少议论。怎样辩证比较呢?简单说来，如果讲两个“30年”的话，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后“30年”是前“30年”的历史延续、校正方向和创新性发展。 所谓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主要有三：一是在党和国家实际工作中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二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三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所谓制度基础，主要是指带根本性制度的初始基础，即为后“30年”的发展奠定的主要制度根基。最主要的有：政治制度根基；经济制度根基；社会发展的其他制度，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社会建设等方面的某些基本制度和基本方针政策的根基；还有国家安全和外交方针的制度根基等。 说后“30年”是前“30年”的历史延续、校正方向和创新性发展，有三层含义。首先讲，后“30年”是前“30年”的历史延续。这即是说，后“30年”无论发生怎样巨大的变化，都离不开前“30年”的前提和基础。这就是历史发展的继承性。第二层意思讲校正方向，即是指后“30年”纠正了前“30年”所犯的“左”的错误，拨乱反正，因而这是校正了方向的历史延续。这不是简单的直线延续，而是有巨大转折的延续。第三层含义讲，后“30年”是前“30年”的创新性发展。这就是说，后“30年”对前“30年”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延伸，而是有极大的创新性。正因为如此，在后“30年”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从实践方面说，开辟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理论方面言，是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三，讲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丝毫不是否定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和其他所犯的“左”的错误的否定。有的人对习近平的这个论断作简单化的片面理解，以为既然不能相互否定，那么，“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和此前所犯的其他“左”的错误的论断就错了，要予以推翻。这完全曲解了对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的论断。 其实，习近平对这个问题是讲清楚了的。虽然其重点是放在讲两者的延续性、连贯性，即两者的“相互联系”，但同时讲了两者“又是有重大区别的时期”，并且还具体讲了“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3]但一些文章的解读却对此较少提及，因而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解。这是不应该的。 由这个小小的风波，笔者产生一种感慨，无论是学者还是行政官员，都要多学点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训练辩证法思维，尽量少些形而上学，少些非此即彼的片面性思维。与此相联系，还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学风问题，不要断章取义、为我所需地搞实用主义。这些年来，习近平强调学习哲学，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包括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都请专家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恐怕不是没有针对性的。 四、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段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理论层面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思想，在实践层面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的巨大努力，正在将党和国家的发展推进到新的历史时段。这是1992年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使党和国家的发展进入新阶段后比较突出的一个新时段。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 (一)中国梦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是将党和国家发展推进到新时段的重要标识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三大历史重任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接过历史接力棒对三大重任作了认识提升，进行战略布局，着手实施宏图。历史的发展由此进入新时段。3年来，这个新时段呈现出两个时间节点。 一是以中国梦思想为主导引领历史发展的时间节点。中国梦是对中华民族愿景的很好概括。它不仅表述简明通俗，能起到鼓舞动员作用；更在于它有丰富内涵，凝聚了新一代领导人的顶层战略思想。这个表述的优点在于：第一，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接了地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对提升民族精气神起了巨大作用，但它在许多老百姓心目中有如美丽的月亮在天上，可望不可即。提出中国梦，使这个天上的月亮落到人间，接了地气。第二，使党和国家的梦成了每个中国人的梦，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这样质朴无华的语言，使相对比较抽象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说法，更能凝聚起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无比强大力量。第三，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明确了具体路径。这就是习近平讲的四个“必须坚持”，即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它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成为有益于世界人民的美丽梦、幸福梦。这个新理念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提升到新的境界，并成为推进历史发展到新时段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是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为主导引领历史发展的时间节点。怎样实现中国梦?上面讲的四个“必须坚持”是从宏观上说的。如何具体实施，就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它同中国梦一起，也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大发展，而且是将党和国家历史推进到新时段的重要标志。这是因为：首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在十八大以后提出的。它抓住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彼此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更加明确了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其次，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麾下，还有许多具有创新性发展的观点。比如，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思想；关于“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思想；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等。 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在笔者看来，在这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以中国梦为统领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因此，中国梦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成为将党和国家发展推进到新时段的重要标志。 (二)实施中国梦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将党和国家的发展推进到新的历史时段 这可以从“四个全面”的每个“全面”的作用来进行分析。 首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提出的决战决胜要求，标志着改变国家贫困面貌进入新时段。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决胜阶段。什么是全面小康?习近平在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对其内涵作出了科学界定。即一是覆盖的领域要全面，是五位一体全面进步，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二是覆盖的人口要全面，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是覆盖的区域要全面，是城乡区域共同的小康，要不断缩小居民收入水平、基础设施通达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方面的差距。要实现三个全面覆盖，任务异常艰巨。[4]就脱贫工作言，如果按过去30多年年均减贫600多万人的速度计算，7000多万人脱贫需要到2025年才能实现。现在必须采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的措施精准扶贫，才能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部脱贫。这无疑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使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段。 其次，全面深化改革意味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呈现出新一轮改革大潮，标志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段。因为：一是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异常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习近平指出：现在改革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三十多年前。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障碍，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战胜一切艰难险阻。[5]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还不完善，需要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大决策，不仅有利于确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而且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这是反腐治本的一个战略性决策。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同过去相比空前拓展了。经过30多年改革的发展，一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另一方面也积累了一系列突出矛盾，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十八届三中全会形成的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样，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新一轮改革大潮，必将使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段。 第三，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标志着民主政治建设进入新时段。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个时段有多个第一次：一是在新中国60多年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多年历史上，中共中央全会专门讨论依法治国问题，并制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空前的。它不能不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入新时段的重要标志。二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定的内涵十分丰富，有许多第一次提出的创新思想。比如，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明确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抓手；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要求树立宪法权威，决定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强调不断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等。这些诸多第一次，开启党和国家政治文明风气之先，标志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段。 最后，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和反腐倡廉拨乱反正的新成效，标志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入新时段。因为：一是开展反对“四风”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使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这两大活动，横扫陈垢积弊，激浊扬清，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二是开展反腐败斗争，“老虎”“苍蝇”一起打，使多少年来一直遏制不住的腐败现象多发高发势头第一次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从一定意义上说，十八大以来反对“四风”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党的作风建设的拨乱反正。三是提出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紧密结合，在不断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的同时，努力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使管党治党既从思想教育上严起来，又从制度约束上严起来，实现了制度治党建设大跨越。以上三点，充分说明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 十八大以来，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一系列新战略新政策新举措，表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略的把握，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确实将党和国家的发展推进到了新的历史时段。 (三)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新思想与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历史发展进入新时段的历史启示 纵观党中央3年来治国理政，从抓工作方面言，对推进历史发展起巨大作用的，至少有这样几点： 一是充满政治定力，富有担当精神。习近平说过：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他多次强调，我们要增强政治定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正因为有这种政治定力和担当精神，因而无论对于深化改革涉险滩、啃硬骨头，还是反腐败狠打“老虎”、猛拍“苍蝇”，都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反腐败斗争取得了老百姓高度点赞的满意成绩。 二是倡导厉行认真，要求严细实干。习近平一上任就讲“空谈误国，实干兴邦”。3年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本着这个精神，既勇于担当、雷厉风行，又认真严细、实抓实干；不做表面文章，不求轰动效应，不搞虎头蛇尾，而是一抓到底，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比如，贯彻中央八项规定，一直抓住不放，终于将“四风”刹住了。这样，厉行认真、严细实干的作风，既使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也在培育实现中国梦所需要的新作风和软实力。 三是严明纪规制度，管住“关键少数”。全面从严治党，这是关键所在，也是治本之策。习近平强调，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制度化、经常化，使党员、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抓住了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就能建设好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从而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就有了组织保证。3年来，这项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 四是高扬自律引领，强调率先垂范。“打铁还需自身硬”，既是习近平的名言，也是本届党中央严格自律、引领全党从严治党的代名词。习近平在讨论中央八项规定时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要定规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规矩，从我们在座各位做起来，率先垂范。我们要求全党做到的，中央政治局首先做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带头践行中央八项规定。他赴深圳考察，出行不封路、不住豪华宾馆、不吃高档菜肴，开了“从我做起”之新风。2015年12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践行“三严三实”情况。好长时间以来，老百姓很少看到中央政治局这样带头对照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报道。这一届党中央坚持带头引领、率先垂范的作风，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弘扬正气、传承党的优良传统树立了榜样。只要这个作风成为新常态，并不断传承下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五、弘扬传统文化不能削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指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虽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但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始，就高度重视传统文化和提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参与缔造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都谙熟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其深厚的“国学”底蕴。毛泽东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采取了大加批判、无情鞭挞的态度，使许多优秀传统文化遗产遭受严重破坏和损害。但是，我们党最早明确提出的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却是从延安时期起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由毛泽东本人的多次讲话提出的。这包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改造，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双百方针等。何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又正是根据这些原则来拨乱反正，重新来恢复党高度重视传统文化和提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并且从2004年11月开始，与许多国家共建孔子学院，不仅推介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且极大地扩大了对外交往，增进了世界对中国文明的了解。在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中，还明确指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而“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6] 正是有了这样雄厚的历史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强调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高度重视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通观习近平在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不难发现他很喜欢引用古人的名诗、名句、名典，以及生动朴实的格言俚语，说事论理，有质有文。这说明他对传统文化有深厚学养。在笔者看来，他在继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方面至少有三大重要贡献。 一是站在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平台上与时俱进地阐明了科学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他不仅坚持毛泽东提出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改造、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而且更加强调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汲纳人类先进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使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并同现代社会相协调，在继承和汲纳中发展，使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更加发扬光大。 二是高度评价儒家学说和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发展的进步作用。他说：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党的90多年历史上，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孔子学说和儒家思想作这样高度的评价还从未有过。 三是充分运用丰富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治国理政、经纶安邦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就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言，他第一次对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了系统梳理，认为有这样三方面的思想可以帮助解决当代中国乃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一为关于治国理政、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思想；二为关于中国古代核心价值观的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等思想可以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借鉴问题；三为关于中国古代推崇“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和“国虽大，好战必亡”等追求和平、和睦、和谐的思想，可以作为当代发展国际关系的外交战略的问题。 以上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但是，要明确的是：我们党高度重视传统文化和提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是要以传统文化来替代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弘扬传统文化不能削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指导地位。那种以传统儒学或者“新儒学”来排斥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是有悖我们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政策的。无论是传统儒学还是“新儒学”，都有其用以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积极作用，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其正能量的积极作用，但并非其所有学说、观点和理论都是正确的，更不能作为兴国、强国的指导思想。这是两个问题，不能混淆。标签：四个全面论文; 中共党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习近平论文; 大革命时期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认识错误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