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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3)01-0005-06
一、生态环境与文化发展
文化是人的自觉活动与生存条件的统一体，是人类适应环境、改造环境，并改造自身的过程与产物。
植物和动物是在死亡的胁迫下，通过机体变异来适应变化着的环境条件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是生物界“天演之公例”。人类作为有机界进化长链中的一个环节，是这种“天演之公例”的产物，同时又超越其上，具有渐趋强大的自为能力。人类在劳动生活中形成并发展了别种生物所缺少的自觉和主观能动性，他们不仅接受自然的选择，而且因其有意识，会劳动，还可以选择自然；他们主要不是依赖身体器官的变异消极地顺应环境，而是通过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尤其是不断革新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来积极地增进对环境的制驭力，并不断发展自身的智能，由环境的奴隶变成环境的主人，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当然，人类即使得到高度发展，也不可能为所欲为地处置自然。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及各领域的进步，都存在着自然资源(空间、原料、能源等)的潜在限制。那种认为环境的负荷能力无限、永无匮乏可能的观点，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主观想象。人类终究是自然的组成部分，只有适应自然的生态规律，才能开物成务，厚生利用，事半功倍，否则便会事倍功半，遭到自然的惩罚，事与愿违。人类正是在应付环境的压力、不断克服人与环境间的矛盾、协调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过程中，赢得进步动力的。
人类对自身和外在自然关系的认识，大体经历了“主客体浑然一体”、“主—客体两分对立”及“主客体辩证统一”这样的否定之否定的三个阶段。西方人自古希腊开始较为完整地经历了这三个阶段，而在中国，虽然春秋时的子产倡言“天道远，人道迩”，战国时的荀况、唐代的刘禹锡论证“天人相分”，但总体说来，在中国占优势的却是“天人合一”观点，“天人相分”观点未得充分发育。亦即说，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中，主体与客体(或曰人与天)的分离阶段不曾充分展开。以征服自然为诉求的近代科技和工业革命未能在中国产生，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程较为坎坷，其文化因缘或在于此。当然，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自有其合理因子，对于面对生态危机的后工业社会不无启迪之功。
二、古典生态思想
——人不可“上逆天道，下绝地理”
中国文化殊堪珍视的遗产之一，是先贤关于必须顺应自然规律、维持生态平衡的渊渊哲思。当然，这些生态学睿见，大多是“观物比德”的产物，即作为人伦政治命题的比附提出的。
《国语》载，春秋时，鲁国有一个名叫里革的人，为了阻止自己的国君鲁宣公在泗水捕鱼，将渔网割破，扔到水里，并对宣公进谏道：
鸟兽孕，水虫成，兽虞于是乎禁罝罗，矠鱼鳖，以为夏犒，助生阜也。鸟兽成，水虫孕，水虞于是乎禁罝
，设阱鄂，以实庙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兽长麑麌，鸟翼鷇卵，虫舍蚳蟓，蕃庶物也。古之训也。[1]
鲁宣公欣然接受里革的规谏，并赞曰：“吾过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1]
这便是“里革断罟匡君”的故事。里革的本意在于劝导统治者爱惜民力，而其所作的比喻中则包含着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观念：春夏时节，动物孕育，不宜捕杀；树木萌发，不宜砍伐。只有使野生动植物顺利繁衍，才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孟子也有类似议论，他在论述爱惜民力的“仁政”、“王道”时，以生态保护作比喻：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2]
里革、孟轲的言论表明，古代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环境保护知识。1975年出土的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秦简，有多枚简牍记着关于森林保护、动物保护的律令条文，说明秦代已相当重视环境保护。
传世文献更多有此类文字。《逸周书》中载有保护山林的思想：
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3]
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从哲理层面阐述了尊重自然规律的重要性：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4]
意思是说：人的职分在于与天地配合。人若置自己的职分于不顾，而与天地相争，那真是糊涂了！《管子》也有类似见解，告诫人不可“上逆天道，下绝地理”，否则“天不予时，地不生财”[5]。
战国末年成书的《易传》称天、地、人为“三才”，将天人协调视为理想境界，所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不与自然规律相违，这是中国先哲的一贯思想。西汉淮南王刘安(公元前179—前122年)所作《淮南子》中有云：
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6]
东汉思想家王充(公元27—约97年)力辟“天人感应”之说，指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7]。
北魏农学家贾思勰有言：
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8]
这种“人事”不违天地规律、“因势利导”的思想，顺应自然发挥人力的思想，以及天人相分的思想，是中华文化关于“天—人”关系、“人—地”关系的卓识远见，也是当下“可持续发展”这一话语的宝贵思想前导。现代人类在征服自然方面取得的成就远超古人，但同时也面临着生态环境遭到空前破坏的严峻形势。当此之际，重新品味先哲之言，大有裨益。
三、破坏生态环境的教训
——以黄河泥沙淤塞、河西走廊荒漠化及贵州石漠化为例
近年来，作为“后现代”理论的衍生物，海内外学人不时述及“中国智慧疗治现代病”这一论题。此论题颇具前瞻性。正因如此，尤须以历史主义加以驾驭。亦即说，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传统文化固然包含深刻的生态智慧，值得今人借鉴，但中国古代历史上，并不曾出现过人与自然、人与人全面和谐共处的黄金时代。
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层面而言，中国先哲的“天人合一”①、“民胞物与”②、“依正不二”③等观念，对于现代人超越人与自然二分对立观念颇有启迪意味。但就其本义而言，这些观念乃是讲求人处天地间的超越态度，而非正面探讨人如何在操作层面上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其中固然蕴含着综合的、生机主义的渊渊哲思，但因这些理念难以坐实，工具理性不发达，即便是在这些理念诞生、流播的古代世界，也并未普遍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未能在实践上解决发展生产力与保护自然生态的矛盾问题，生态环境逐步恶化乃是不争的事实。其基本原因是：人们未能克服自身对自然的盲目性，人们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一直有意无意地侵害着自然，损坏着环境。农耕文明延绵数千年，它对自然生态的破坏程度不可低估。
(一)黄河中下段泥沙淤塞
三四千年前，黄河流域(特别是其中游，即陕、晋、豫一带)曾是林茂草美、麂鹿成群、气候温润的好地方。《诗经》有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周原一带水草丰美，堇荼这样的野菜也有甜滋味)[9]，描写的就是当时黄河支流渭水流域的景象。然而，经过数千年的农业垦殖，黄河流域变得童山兀兀，沟壑纵横，水土流失极为严重，黄河流至中下段成为“悬河”(河床高于两岸地平面)，水患频仍。至于帝王穷奢极欲，筑宫建陵，大量耗费森林等自然资源，其危害更为迅疾。唐代诗人杜牧(公元803—852年)《阿房宫赋》所云“蜀山兀，阿房出”，绝非有秦一代之孤例。此外，自古以迄近代，因战乱而林焚堤毁的惨祸也屡见不鲜(抗日战争间的河南花园口决堤为著名一例)。影响持久而又罕被指摘的则是人口增长导致土地的过度垦殖，这更持久而广泛地使生态环境在秦汉、唐宋、明清三个阶段加速恶化。大片森林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消失，曾经林茂草盛的黄河河套地区的沙漠化，山陕黄土高原地表裸露、沟壑纵横，都是生态环境恶化的突出表现。
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1911—1992年)于1962年著文指出，战国以前黄河中游原始植被尚未大规模破坏，林木草场繁茂，因而黄河下游河道决堤迁徙极少，而秦与西汉朝廷向黄河中游大量移民，从事垦殖，牧地、猎场变为农田，黄河泥沙含量剧增，河床淤高，下游决徙之患频仍。东汉至唐，黄河中游再度以牧业为主，自然植被恢复，黄河泥沙含量下降，得以安流。[10]而五代宋以降，黄河中游密集垦殖，植被遭到大规模破坏，黄河泥沙含量剧增，下游决徙更为严重。
20世纪初叶美国探险家克拉克(Robert Sterling Clark)率队考察陕西、甘肃，参加者英国博物学家苏柯仁(Sowerby,Arthur de Carle)指出，黄土高原光秃的山岭，很大程度上是当地居民砍伐树木的结果[11](P132～133)。参加克拉克陕甘团队的罗德民(Walter Clay Lowdermilk)等，于1924—1925年又多次率金陵大学师生考察山西汾河流域的水土流失状况。论证乱砍滥伐山林，导致严重水土流失，提出“人为加速侵蚀”的概念[12]。
放眼域外，因人力造成环境破坏而导致文明衰败的也不乏其例。如在中美洲，以太阳金字塔为标志的玛雅文明曾盛极一时，后戛然而止。其原因之一便是玛雅人垦殖无度，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加之他们嗜血好战，最终使“这个社会在公元第七世纪时突然神秘地结束了，只在大雨连年的尤卡坦森林里留下了它的伟大古城的遗迹来纪念它的存在”[13](P42)。
(二)河西走廊、天山南北路荒漠化，贵州石漠化
农耕文明时期中国的自然生态严重破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秦汉以降在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两路开垦农田，造成森林、草场的毁坏，导致大面积盐碱化和沙漠化。
日本作家井上靖(1907—1991年)曾创作《楼兰》、《敦煌》等以古代西域为题材的系列小说。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井上靖两次游历河西走廊，三次游历塔克拉玛干周围地区。他发现，往日绿洲，久经农垦，大片荒漠化。后来，他在西域小说集序中写道：
有许多人询问我，到这些地区去旅游，有何感慨。我目睹了作品舞台已经全部湮没在流沙之下，沧海桑田，确实令人感慨万千。[14](P3)
中国沙漠化的严重性，从国家林业局2011年公布的数据可见大要：全国沙土面积17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18％，直接或间接影响近4亿人的生活。
贵州、云南、广西等西南省区石漠化也是生态退化的突出例证。
石漠化是指在亚热带的喀斯特环境(石灰岩地段)，受人类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干扰破坏，造成严重侵蚀，基岩大面积裸露，地表出现荒漠景观(“石林”)的土地退化过程[15]。由于大规模毁林、辟草开荒，使得本来脆弱的山地土壤失去植被保护，形成大范围水土流失。明清以来，随着交通线路开辟、山区垦殖的展开，贵州、云南、广西、湘西、鄂西等地石漠化进程加速，一些地段从明初的“林木深阻”、“山高箐深，多有材木”，至明末徐霞客所见，已是“自入贵省，山皆童然无木，而贵阳尤甚”[16](P681)。清雍正以降，玉米、番薯等山地作物普遍种植，人口大增，坡地广辟，石漠化更加扩展。延至时下，石漠化已占贵州国土面积20.4％，远超耕地面积，不仅成为贵州大害，也威胁到长江中下游和珠江中下游的生态安全[17]。
(三)现代文明有可能促成生态优化
从上例可见，中国西北地区绿洲的沙漠化、贵州等喀斯特地区的石漠化，并非自工业文明时代方才开始，早在农业文明特别是高度农业文明时代，生态的恶化即已日益加快步伐。这一事实表明：产生“天人合一”、“依正不二”理念的农业文明不应被无限美化；农业文明时代并不是一个“桃花源”式的黄金时代。那时的人类，生产力落后，认识有很大局限，不可能克服自身对于自然的盲目性。迫于愚昧和贫困，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的破坏早已屡屡发生，只是其破坏的规模和强度不及现代工业文明罢了。“回归主义者”提出的返回前工业时代的主张，绝不是也不可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选择。1994年，我在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大学访学期间，一位相当友善的日本朋友(东京大学教授)便是虔诚的“回归主义者”，他对我详列工业文明的种种弊害之后，郑重其事地希望中国不要像欧美日本那样实行现代化，应当保持农耕文明状态。文化回归主义者的善意毋庸置疑，其限制工业文明破坏生态的构思也有若干合理性，但他们所开的处方—一退回农耕文明，却并不可取，发展中国家不会接受他们的建议，保持不发达状况。
从现代世界的实际状况来看，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程度与工业的发达程度并不呈稳定的正比例关系。相反，生态环境正在急剧恶化的地区，往往更多地分布在第三世界，因为那里尚处在初级工业化阶段，人口压力大，资源滥用严重。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城，非洲的拉各斯，亚洲的加尔各答、孟买、北京、兰州等都是世界上污染问题最严重的城市，联合国已一再列名警告。而发达国家则早已超越了工业化引发生态恶化的初级阶段，生态环境早已呈现良性转换。如流经伦敦的泰晤士河，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因工业污染而成为鱼类不能生长的死河；而20世纪中叶以降，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科技、社会等全面进步，经过精心治理，泰晤士河恢复了往日的洁净，垂钓者每每能收获肥美的鲑鱼。美国的老工业城市匹兹堡也曾以空气污浊著称于世，而现在已成为世界上适合人类生活的城市之一。
中国近几十年来在“三北”(东北、华北、西北)植树造林、植草，出现沙漠化得到控制的迹象，在陕北、内蒙古的某些区域制止了“沙进草退”，呈现“沙退草进”的良好态势。2005至2009年间，全国沙化土地年平均减少1717平方公里。这些事例都说明，现代人一旦实现了生态理念的调整与转换，即可发挥科学技术的伟力，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将古代“天人合一”、“依正不二”的美好理想逐步转化为现实。当然，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过程，例如，中国有可能将52万平方公里沙漠恢复原始生态，不过这需要300年持之以恒的治沙工作，比昔日在几年、几十年间使数十万平方公里的草原、农地荒漠化漫长得多。可见生态环境破坏易、修复难。这更提示我们：要像珍惜眼睛般地珍惜生态环境！
四、走出“人类独尊”误区，实现人与生态的和谐共处
——从《只有一个地球》到《京都议定书》、《苏州宣言》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与消耗的自然资源同时剧增，生态问题也日益尖锐化。人们开始对工业社会进行深度反思，摒弃建立在“人类独尊”观念基础上的以征服自然和征服他人为目的的价值观，进行生态化治理，构建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人与人平等共处的价值观。
自工业革命兴起以来，即流行一种乐观理念：人是万物灵长、天之骄子，可以率性改造自然，所利用的资源无限、可以任人开发。时至20世纪中叶，石油等资源紧缺以及环境问题突现，促成人们反思“人类独尊”观念，检讨生态状况。1968年成立的罗马俱乐部率先提出警告，于1972年(恰值第一次石油危机之际)发表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指出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因为石油等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罗马俱乐部作为“未来学悲观派”对前景的预测，常被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证明失准，但其关于生态方面“人类困境”的揭示具有警示意义。
在罗马俱乐部成立的同年，即1968年6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人类环境宣言》，提出研究报告《只有一个地球》，高张环境保护旗帜，并规定6月5日为世界环境日。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以环境与发展相结合为指导思想，力主以“可持续发展”作为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方向，指出“生态与经济协调”的“生态时代”来临。2012年6月，即第一次里约会议后20年，联合国举行第二次里约热内卢会议，强调环境与发展的统一，坚持“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道路。
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三次会议，制定《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全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目标是：
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
142个国家和地区(包括30个发达国家)签署该议定书，但美国没有签署，加拿大签署了又于2011年12月宣布退出。中国于1998年5月签署，并于2002年8月核定该议定书。中国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已引起国内外的严重关注，时下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温室气体排放量世界第一的国家。中国政府发布多次政令，降低“三废”排放量。
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中国面临推进工业文明长足发展的任务，而“征服自然”的工业化过程必然导致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因而中国同时担负着实现工业化和维护生态平衡的双重使命，争取二者“双赢”，而决不能两败俱伤。鉴于前车，中国拒绝走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建设”的老路，兼顾现代化和生态文明，自觉地把社会经济活动纳入地球生物圈系统的良性循环之中，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和谐，达成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化。为此，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高投入、高消费、高污染的工业化生产方式，降低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实行生态技术为支撑的绿色生产；二要改变消费方式，完善环境保护税制度，推行简约的低碳生活，崇尚精神和文化的享受，反对过度消费和对物质财富的过度耗用。而实现上述目标的文化前提，是培育生态意识，推动全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政府、企业、公民共建生态文明，实现“政府主导，企业明责、全民参与”。
论及生态文明，还须警惕环境殖民主义。发达国家企业经过经济全球化的资本流动，把产业链中对环境有害的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无偿占有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成本，把污染环境的后果连同其恶名一并转嫁给发展中国家。
中国民间日益增进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关注，成立“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2011年12月17—18日在江苏省苏州市召开第一届年会，以“生态文明，绿色转型”为主题，通过了《生态文明苏州宣言》，倡议政府、企业、公民和社会发挥各自作用与优势，共同创建生态文明。该宣言申述，环境危机、发展不可持续的困境，危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全球最为重大、紧迫的问题，摆脱困境的出路在于转变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追求财富积累的工业文明发展理念，代之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可持续”为主要特征的生态文明，切实转变非理性的发展方式和消费方式，走生态、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之路，推进经济社会生态化，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18]《苏州宣言》是对《京都议定书》的响应，而又以民间形态呈现，昭显了生态文明建设已然成为社会及庶众的诉求。
收稿日期：2012-11-02
注释：
①战国思孟学派提出此论，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为“天人合一”的明确表述。北宋程颢有“天人本无二”(《二程全书·语录》)，南宋朱熹有“天人一物”(《语类》)的类似议论。战国荀子与此说相反对，主张“明于天人之分”。
②北宋张载在《西铭》中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③在汉字佛学语境中，“依”即依报，指环境总体；“正”即正报，指生命主体。二者融合为不可分的一体，谓之“依正不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