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地体验与近代海外诗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诗歌论文,新地论文,海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3-0030-03
文学和地域/地理的关系，既表现为生养一方，文学被环境浇灌而形成较为固定的地域特色，也表现为随着地域经验的扩展而出现新的时空表达。中国人很早就从经验出发以地域区划文学流派——燕赵、吴楚，南派、北派，江西诗派、岭南诗派等，成为学者观察作品形态、分析创作特色、划分文学群落、总结文学经验乃至叙述文学史可以依恃的框架。以地域划分文学虽然强调共性而多少忽略了个性，但它却是由古人天地四维、分疆而治、聚族而居、游栖行止的基本文化事实所决定的。它甚至强化乃至固化了特定区域作家的写作思维，而使一地域之文学创作群体使用相近的文学手段和标准看待文学。但地域的区块并非不能突破，随着人群东西南北的交通迁徙，突破原来的地域成为一种常态，地域文学出现了如梁启超所言“自后世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迹走天下，其界亦寝微矣”①的情况。然而，旧界虽然“寝微”，新界却得以突起。由于迁徙交通范围的扩大，文学和地域/地理的关系进行了重构，其结果是出现了表现新地域文化的新文学，并带来主题、意象和表现形式的一系列创新。即以近代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创作的海外诗歌为例，他们接受新的地学知识，游历国外的新地体验所作出的文学创新，表现出地域文学的扩容。梁启超虽宣布地域文学旧界“寝微”，但他“足迹走天下”的结果，却参与了地域文学的“新界”建设，也算是文学史上别有意味的一幕。
黄、康、梁创作的海外诗歌和地域/地理的关系发端于两个相互连接的方面：一是接受新地学知识，催发关于“新世界”的观念性想象；二是游历海外，获得不同寻常的新地体验。近代以《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为代表的新史地学著作，利用图文相映形式，广泛介绍地球五洲万国的历史地理、物产风俗、文明典制，颠覆古典中国“内华外夷”、“华夏一统”的地学观念，使诗人获得“睁开眼看世界”的崭新方式，也引发他们产生对新世界的强烈兴趣。1877年，17岁的康有为“见《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②；1879年，他途经香港，购买了《海国图志》、《瀛寰志略》，“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③。1890年，18岁的梁启超赴京会试落榜后，“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④。黄遵宪则更有意把这种地理知识获得的过程予以“诗化”，其《人境庐诗草》不时出现“汝弟捧图来，手指海中央”(《寄女》)、“地图捧问海中央，多少红毛国几方”(《己亥杂诗》)、“试披地球图，万国仅蚁虱”(《春夜招乡人饮》)的诗句，显示其获取知识的同时也催发了他诗意的想象。
黄、康、梁都有海外游历的丰富阅历。黄遵宪1877年开始出使日本欧美，撰写诗歌，“驰域外之观，写心上之语”⑤。1898年变法维新失败，康、梁二人先后避难日本，其后更游历欧美亚洲诸国，所作诗歌“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⑥。和中国传统地域文学，包括文学性的地志、地学著还一样，它们不仅摹写新见山水景物，而且特别留意记述不同地方的政教风俗、历史沿革；但翻出新姿的是，和传统地域文学只在同一中华文明圈里施展拳脚不一样，黄、康、梁的海外诗歌是在异域文明圈中发生的，是文学和地域文化关系更加复杂而且具有创新性的重构，并导致诗歌主题意涵、意象形式的一系列调整改造。甚而至于，它成为文学革命的有力推手——近代影响深远的“诗界革命”，就是梁启超在记述他1899年横跨太平洋前往美洲的《夏威夷游记》中提出的。他主张：“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犹欧洲之地力已尽，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这种把创新型诗人比喻为世界地理大发现者哥伦布和麦哲伦，把创新性诗歌比喻成利用美洲新地改造欧洲旧土的做法，透露了两个重要的信息：一是诗人必须扩大游历然后才会有所创新；二是新地体验必然带来诗歌的扩容，为之前渐次僵化的文学输入新血，甚至以“革命”的方式推动文学创作的嬗变发展，变旧文学为新文学。这反映了梁启超对地域经验影响文学创作具有明确的自觉认识，也可称为地域/地理经验与文学创作相互投射的一个典型例证。
如果再上溯根源，我们知道文学与地域及其文化相关性受到重视，始于先秦两周的“采诗”制度。采诗官收集各地歌谣成十五“国风”，通过它们反映的内容查知地方风俗民情，以此作为施行国政、化育万民的依据。经过孔子编诗删诗和后世儒家解诗注疏，诗的地位上升成为经学的一部，其述国政、陈风俗的诗旨也得以不断阐发。作为经学名家的黄、康、梁所作海外诗歌，对此有自觉的呼应。如康有为为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作序，就认为其类似于古代国风：“以十五国言之，一国之风，《诗》说几近十万言，于地舆、民俗、物产、国政、人才、沿革得失，了如指掌，若聚米而画山，若家人子之自道其生产也。”由此亦可推知，他们的海外诗歌也接续古诗之源，重视书写地域风俗、国政物产、区域历史沿革等地域文化内容，且其由中华一国进入到世界万国，经历前所未有的时空转化，而有推陈出新的表现。
首先，异国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政教资产成为他们择取诗题、呈露诗意、调和诗味的新材料，在表现各国盛衰大势时亦从“地理”角度予以讨论分析。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本是为他撰写的《日本国志》配伍而成，对日本的地理、古史、道德渊薮都有所表现，尤其突出其近代崛起后的欣欣向荣，多处描写日本政通人和、百业兴旺、风俗恬美的景象。如商业大行：“朝市争趋海石榴，贪同西母斗行筹。夜深似有鲛人泣，空抱缫丝上蜃楼。”农产丰茂：“一望高高下下田，旱时瑞穗亦云连。”赏樱冶游：“朝曦看到夕阳斜，流水游龙斗宝车。”幽静家居：“覆院桐阴夏气清，汲泉烹茗藉桃笙。”而诗人发现近代日本的崛起，其“海国”的位势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桥头之水，直与英之伦敦，法之巴里相接，古所为藩篱者，今则出入若门户。”所谓“九州地脉阻昆仑，裨海寰瀛水作门。圆峤方壶虽妄语，分明世外桃花源”——正是其“居海”的地理位置造成它世外桃源般的富足美满。康有为诗作在广泛描写欧美各国的“政教、艺俗、文物”之外，同时注意考察各国位势与文明消长的关系。1905年康有为西游十一国，经亚丁湾过红海时目睹昔日阿拉伯帝国据险之地，今为“英人凿山筑垒，扼险以瞰海道，令人可惊”，不禁作诗感慨阿拉伯“仗剑扫欧亚，称天传教铎”的文功武略被英国“尽握海王权，张翼远其啄”所取代的一段伤心史事。在环行地中海途中，他对地中海古国的文明及历史都有诗歌记述，所作《地中海歌》，描写了巴比伦、亚述的发生，腓尼基、迦太基的海上贸易，绷标(庞培)、恺撒的杀伐，“用能贩易文明母”，造成“沿海华严成楼阁”的文明盛况。但诗人扭转笔锋，又指出往昔虽“英迹杳杳，尤在诗书”，但历史“激荡变化，颇难测知”，而今已到了“众国之竞峙而雄立，日新而妙微”的时刻。他指出希腊虽从突厥独立而出成为一个近代民族国家，但“七贤已不见，民政今未渫”。康有为曾表示：“大地文明，惟吾中华、印度、巴比伦、亚述、波斯与希腊。”《地中海歌》其实是借他国之酒杯浇己国之块垒。这些诗作都通过相近的新地体验记述了新鲜的异国风俗文化及其历史发展脉络，而其目的又在于为中国社会改革提供借鉴。这种由域外反观国内的书写方式也实现了中国诗歌题材、主题的创新。
其次，接触不同的地域文明，经历不同的宇宙时空，乃至借助新的交通工具环行地球，如此时空转换或颠倒，必使诗人产生对自我和世界新的想象，创作出感觉和意象全新的作品。最为典型的是走进如此“新世界”的黄遵宪的“新人境”诗。如《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作于黄遵宪从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任上乞假回国省亲途中。诗用古体，写海上中秋明月，似为模仿古典名诗《春江花月夜》的羁旅愁思、望月怀人，但其实是花样翻新之作。其翻新之处即在于同为讽月，却因时空感受不同，而违背、颠覆了古典，凸显新世界中新世界人的新式感觉。在中国传统诗歌世界里，“月”与“人”经“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而得到超越空间的共时一体性联系，但如今诗人置身于“九州脚底大球背”，领会到的却是“月不同时地各别”的别一境界。而“大千世界共此月，世人不共中秋节。泰西纪历二千年，只作寻常数圆缺”，这一客观的“世界”与心理的“自我”相遇，又导致诗人发现“自我”被“世界”抛离忽视的事实，于是产生了“一轮悬空一轮转，徘徊独作巡檐行”的孤独失落感。面对“虬髯高歌碧眼醉”，诗人感到的只是“异方乐只增人愁”。而揭示“岂知赤县神州地，美洲以西日本东”的世界格局，又使诗人联想自己“独有一客欹孤篷”、“嗟我身世犹转蓬”的飘零身世。我们完全可以把这首诗歌称为“新感觉派”诗。在之前的中国历代诗人，如庄、骚、二李(白、贺)、杜甫、韩愈诗作中都有对“海外世界”的诗意展望，但多半是凌空蹈虚未经实地的想象之作，不能越过瀛海写出与新世界相遇时的复杂真实感觉。正因为如此，另一个近代诗人丘逢甲指出：“少陵太白看月不到处，今朝都付渡海寻诗人。”由此我们看到，经历新地体验所产生的新鲜感觉，不仅使文学意蕴得以增容，也创新了文学的想象空间和感受形式。
最后，由新地体验催生的海外诗歌也引发了文学意境的革新，即从以传统中国意境为典型的地域诗文特色中，创造出新的意境。黄遵宪提出诗应表现“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而将自己描写新人境的诗命名为“新派诗”，他的海外诗歌也由于“隐恻缠绵，盖辟古人未曾有之境”，而被评为“为今人不可少之诗”，甚至是“绝作不可再有”⑦。黄遵宪因此还获得“中国自古诗以来第一个有世界观念的诗人”⑧的称号，其借助新地体验丰富诗人主体意识和创新诗歌意境的作用十分明显。梁启超壮游太平洋，欲作诗界之哥伦布而提出“诗界革命”⑨，其中“第一要新意境”的主张，所举诗例即为黄遵宪：“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改造新国者，莫若黄公度。其集中有《今离别》四首及《吴太夫人寿诗》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而梁启超在这次旅程中所作《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记述他处于“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获得新的时空体验，因之诗情大动，如“此后四千数百载，群族内力愈扩张。乘风每驾一苇渡，搏浪乃持三岁粮。就中北辰星拱地中海，葱葱郁郁腾光芒。岸环大小都会数百计，积气淼淼盘中央。自余各土亦尔尔，海若凯奏河伯降。波罗的与阿剌伯，西域两极遥相望。亚东渤海壮以阔，亚西尾闾身毒洋。斯名海内文明第二纪，五洲寥邈殊中央”，不仅一新中国古典诗歌意境，而且具有“世界性的精神意识”⑩，这是与诗人从大陆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的跨越式地域经验分不开的。康有为诗云：“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著元明。飞腾作势风云起，奇变见犹鬼神惊。扫除近代新诗话，惝恍诸天闻乐声。兹事混茫与微妙，感人千载妙音生。”更从文学史层面宣示他们诗作前无古人的创新，其“扫除近代新诗话”的底气和雄心，不是来自于“闭处内地，不能穷天地之大观”，而是通过“纵其足迹、目力、心思，使遍大地”(11)，经历“天纵之远游”而获得的。这是黄、康、梁海外诗歌创作最为重要的渊源。他们的文学创作与地域文化经验的联系如此紧密，可作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个典型例证。
注释：
①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31页。
②③康有为：《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④梁启超：《三十自述》，《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57页。
⑤⑦黄遵宪：《人境庐诗草》，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3、393页。
⑥康有为：《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儒博、曼宣》，《康有为诗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1页。
⑧王瑶：《谈晚清新诗派》，《光明日报》1955年11月7日。
⑨李公文、罗文军：《论清末“拜伦”译介中的文学性想象》，《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⑩曹亚明：《从“载道”到“言志”——论梁启超与晚清至五四时期创作观念的现代化进程》，《福建论坛》2011年第8期。
(11)王桂妹：《缱绻与决绝：启蒙视域与戏曲改良的激情表述之途》，《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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