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职的变迁解读“班马优劣”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优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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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汉书》是中国史学天空中耀眼的双子星座，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由于二者部分内容的相似性和特殊的学术地位，比较班马优劣，探讨《史》《汉》高下，研究相关史学问题，自然也就成了史学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通常人们将晋代张辅的《名士优劣论》中的班马优劣作为《史》《汉》比较的滥觞，[1]此后历代或是甲班而乙马，或是扬马而抑班，聚讼纷纷。本文在对历代班马优劣争论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背景出发，结合先秦两汉史官职务的演变来探讨班马优劣，试图为这个传统课题提供一个新的考察视角。
一历代班马优劣论简述
人们往往将晋代张辅《名士优劣论》中所谈及的班马优劣作为《史》《汉》比较的滥觞，其实在东汉班氏父子的文章中就已经开后代班马优劣的先河了。其后，历代学者从各个角度对班马优劣做了不同的评价，张大可先生总结为：“大抵唐以前论者主流是扬班抑马，宋明人评价马班抑扬相当，清人虽扬马抑班，但俱称《史》《汉》为良史。今人评论，全面比较马班异同，总结二人史学的得失，显然比前人的论述更深刻，更具科学精神”[2]。
历代有关班马异同的评论，从内容上看大体可分为史学、文学和思想倾向三方面。从史学的角度看，最早论述班马优劣的应当是王充。《论衡·超奇篇》云：“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浅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3](P215)王充这两句话是从两书叙事和义理的角度进行比较的。晋人张辅从烦省、取材、史识、文采四方面比较班马优劣，但没有作具体分析，其着重点仍是文字烦省，流于形式比较，难以折服人心。在史书体例上，自来也存在着两派，一派尊通史而抑断代，扬马抑班；另一派则尊断代而抑通史，扬班抑马。前者代表人物为南宋郑樵，后者代表人物为唐代刘知几。清人章学诚发表了十分通达的评论。他说：“史氏继《春秋》而有作，莫如马班，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4](P13)章氏认为马班之书都是无愧于比肩《春秋》的良史，两书各具特色，“皆为纪传之祖”，既肯定通史，又肯定断代史。今人白寿彝则认为无论从体裁的创造上，还是历史的见识上，班固都不能与司马迁相比，《史》《汉》并举，是“很不相称的”[5]。
从文学的角度看，前人评论班马文章，认为两人都是大家，而风格迥异。刘宋范晔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6](P1386)；南宋朱熹说：“太史公书疏爽，班固书密塞”(《朱子语类》卷一三四)；宋明评点家经过深入研究，大多数人认为班固虽为大家，但比司马迁要逊色一筹，如宋黄履翁说司马迁之文“措辞深，寄兴远，抑扬去取，自成一家，如天马骏足，步骤不凡，不肯少就于笼络。彼孟坚摹规效矩，甘寄篱下，安敢望子长之风？”[7](P260)明代茅坤的评论最为深刻而具代表性。他认为班、马都是千年绝调，难分高下，“《史记》以风神胜，而《汉书》以矩镬胜”[7](P262)。若定将马班分一个高下，茅坤认为班固难以比肩司马迁。他认为《史记》是“西京以来，千古绝调。……班椽犹不能登其堂而洞其窍也，而况其下者乎？”[7](P262)施丁认为在历史文学方面，“马《史》绘形绘色，生动传神，较为准确；班《汉》朴质规整，字简句省，较为刻板”，“就历史散文来说，《汉》比《史》稍逊一筹”。[8]
从思想倾向的角度看，最早论述的当是班氏父子。班彪曾经说司马迁“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6](P1325)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也说过类似的话。班氏父子认为自己的《汉书》在思想上优于《史记》，而晋人傅玄则反之，认为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阕而抑忠臣；救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傅子·补遗上》，见严可均辑《全晋文》)其后“史公三失”之说在后代都有讨论，成为《史记》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施丁也认为“马《史》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反对专制主义、向往百家争鸣的倾向，‘成一家之言’，有异端思想；班《汉》突出唯心主义，卫护专制主义，支持独尊儒术，尽心于‘圣人之教’，是正宗思想”，“就思想而言，不能不说马高班低”。[8]
总的来说，古代班马异同可简单概括为一句话：从传统政治思想的角度看，则迁不如班；从文学的角度则反之；从史学的角度则各有优劣。今人在班马思想倾向和文学成就上则与古人观点相反。显然，班马优劣问题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比较复杂，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任何简单的肯定和否定都不符合实际，也不可能得出客观的结论。如果我们换一种视角，不是简单的评论其优劣，而是从古代史官职务变迁这个角度探讨班马优劣形成的原因，或许会得出一个比较合理而新颖的结论。
二 史与上古史官职务的变迁
关于史本义，《说文解字》三下：“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学者往往将“中”字解作简册，如王国维。这就表明“史”原是一种掌管官府簿书(简称官书)而司记事之人。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原史》认为：“由许慎至王国维，皆以后世史的职务来推释史字的形义。而忽视了史的原始职务，是与“祝”同一性质，本所以事神的，亦即原系从事于宗教活动的。其他各种的‘记事’职务，都是关连着宗教，或由宗教衍变而来。”[1]( P134-136)所以说史是诞生于巫的母体之中，史最初是神职人员。史官的产生应当很早。刘知几说：“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按《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斯则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9](P105-106)根据现存的材料来看，我国至迟在商朝已设置了史官。其主要职责有六：史的第一职务，当然是在祭神时与祝向神祷告；第二任务是专主管筮的事情；三是主管天文星历，以推动适时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措施；四是解说灾异；五是锡命或策命；六是掌管氏族的谱系。[1](P137-137-139)
殷周时代存在着一个叫做太史寮的史官官僚群，太史寮与卿事寮两寮共同执政，史官地位显贵。王国维《观堂集林·释史》称“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10](P309)到西周中晚期，两寮执政的格局打破，卿事寮行政职能加强，太史寮主要负责宗教神职、文字记录、书籍保存，神职是其职能的核心。春秋时期的史官群体与西周中晚期接近，史官的行政职能进一步弱化，神职和文字职能保留较多。到战国时期，史官群体发生了分化，部分史官转变为纯粹的行政官僚，另外一部分转化为以诸子为主体的学者，史官的行政职能和学术职能被一层层剥落，记注和司典籍逐渐成为史官的主要职能。[11]当然，由于文化的强大惯性，史官还部分地承担着巫的司天的职能，这种情况甚至一直延续到汉初。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自己就曾经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值得一提的是西汉初年仍存在以史命官的现象，如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内史，掌治京师。至汉武帝太初元年始更右内史名为京兆尹，左内史名为左冯翊，详《汉书·百官公卿表》。但汉官建署设台，立三公之制，已非掌书旧职，政史分离已经十分明显，所谓以史命官不过是西周官制的旧迹而已。司马迁以太史令身份而写《史记》，不过是处于史官文化转型时期旧时史官职能的遗留。自西汉以后史官职务向两方面分化发展：一为太史，直承上古巫官职责而来，掌天时星历，直至明清的钦天监正，不再参与记言记事；一则发展为纯粹意义上的史官，后代称著作郎或史官，为纯粹记史之职，如汉明帝时班固为兰台令史即是。到魏明帝时始设著作郎以撰述历史，而正式设置史馆修史则始于北齐，修史任务由宰相兼领，谓之监修国史。此后遂为常例。
综上所述，中国自商朝设置史官至东汉班固时期，其职能发生了两次大的变迁：第一次在战国时期，并持续到秦汉之际，前代地位显贵、职能繁多(行政、学术、宗教神职、文字记述)的史官被削弱为以文字记录、书籍保存为主要职责的人员，其行政职能和学术职能被逐渐剥夺。第二次演变在西汉之后，其司天职能完全独立出去，变为纯粹意义上的著作郎或史官。古代史官这一演变过程不仅是人们对天道怀疑的反映，也是由于春秋战国以来君主集权制度的酝酿发展，官僚机构职权走向分离、细化和明确的结果，[12]更是史官文化发展的必然结局。
三 秦汉文化整合与班马异同
如上所论，史官职能发生了两次大的变迁，作为汉初太史令的司马迁恰好处在第一次演变后这样一个文化转型或者说是整合的时代；作为东汉中期纯粹意义上的史官的班固则处于第二次演变后，史学单独成科的时代，从而造成二者在思想倾向、史学体例、文学性方面的区别。
司马迁及其以前的史官文化具有强烈的包容性，它是以人文精神为主导的巫史合一文化，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等还没有独立成科，整个文化学术相互交融而处于混沌状态。司马迁秉承了先秦两汉前期巫史合一、文史哲综合的学术传统，通过对此前史官文化传统的总结，参与了秦汉之际规模宏伟意义深远的民族文化整合工程。司马迁之后，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新时期。这以后，学术逐渐独立，文学、艺术和史学等开始独立，分科发展。班固生活的时代，已出现学术分野的趋向，文学的自觉已露端倪。这自然造成两部书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由于史官来自于巫，在职能上是沟通天人的中介，同时史也通过自身所掌握的博通古今的历史知识来参与统治集团决策，因此通变意识是先秦史官一大特色，并以强大的文化惯性影响着司马迁的史学观念。同时早期学术文化体系如诸子学术都是与史官文化密切相关的产物，因此其多元性学术观点对司马迁史学思想方面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在思想倾向方面形成与班固不同的观点。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恰好是中国文化整合的一个临界点，他的《史记》必然的就具有先秦史官所具有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会通”特征和“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兼容百家的气魄。班固的会通思想则大为弱化。关于此，章学诚说得最清楚，他认为司马迁与班固的区别是撰述与记注的区别，“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该备问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4](P12)因为司马迁的《史记》是撰述，是“述往事，思来者”，是以通变古今的意识来回答历史如何变化的问题；班固的《汉书》是记注，目的是“欲往事之不忘”，回答的不是历史怎样变化，而是如何维持目前汉室独尊的政治局面。所以他才会批评司马迁将汉代帝王“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13](P4235)。所以司马迁将项羽、陈胜放在本纪与世家，而班固则将其降为《陈涉项籍传》。另外，由于司马迁的思想具有文化整合阶段的综合特点，他是儒道互补，整齐百家思想；而班固是处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基本上坚持了“折衷圣人”“宗法六经”之例。
其次，“通变”意识不仅造成二者在思想倾向方面的区别，而且也影响到两书体例方面的不同，史官文化的包容性使司马迁身具史家与子家的双重身份，从而决定其异于班固的史书体例。
一方面因为司马迁的《史记》属于文化整合阶段的著作，文史哲不分，体现了先秦史官文化的综合特征；而《汉书》则属于史学已经开始独立分科后的产物，因此该书体例完备规整，易为后世史书师法。另外一方面，《史记》意在“通古今之变”，因此其书“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从而观历史演进之迹，体现作者会通之旨；班固著史意在“尊显汉室”，故以西汉一代为其观照对象，以西汉帝王为述史之中枢。许结认为，先秦时代史官与后世狭义史官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前者以通史意识为政治提供借鉴之资，后者以断代纪实为主要事务，所以郑樵批评班固《汉书》“会通之道，自此失矣”；其二，前者以人文为本，兼容并包；后者以史实为主，为分科之一。[14](P136)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班马在思想内容和史书体例等方面的优劣就没有落脚点了，因为两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司马迁是兼有史家与子家的双重身份，或者说他是以史家的内容体现了子家的性质”[15]，而《汉书》已经是纯粹意义上的史学著作了。
最后，从文学的角度看。由于司马迁时代的文化学术的混一状态，史学和文学是二而一的，加之巫史文化的气质和特征也影响了司马迁的创作，这就使《史记》表现出了许多文学的特征。一方面，由于史官文化诞生于巫文化中，在职能上是沟通天人的中介，就必然带有巫文化的特征，如丰富的想象，强烈而奔放的情感等。这使得《史记》具有“辞多寄托”、“寄兴深长”、灌注了作者强烈爱憎感情特征，而这正是文学作品的主要特点之一。诸子散文的夸张虚构以及写人状物等文学技巧对《史记》有很大的影响。如赵氏孤儿的故事就是司马迁在《左传》的基础上虚构的，因而梁玉绳批评说：“匿孤报德、视死如归，乃战国侠士刺客所为，春秋之世无此风俗，则斯事固妄诞不可信，而所谓屠岸贾、程婴、杵臼，恐亦无其人也。”[16](P1051)这里所说的“荒诞”就是《史记》情结上的虚构。所以韩兆琦说：“从今天的观点看来，《史记》无疑更像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而《汉书》则更像是一部严格的历史。《汉书》来源于《史记》，但也从此开始转轨，从此更明确、更自觉的形成了中国封建‘正史’的传统；而《史记》则是中国古代历史与中国古代文学尚未分流时代的渊海，是从它那里开始分支，开始形成了中国后代的‘正史’、以及后代文学里的传记、小说、戏剧等等，于是《史记》自然地也就成为文学、历史两个支派的共同祖先了。”[17]
总之，由于司马迁处于先秦史官职能第一次转变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因此秉承了先秦两汉前期巫史合一、文史哲综合的学术传统，其《史记》具有史家与子家共存的性质；而班固生活的时代，已出现学术分野的趋向，文学的自觉已露端倪。正是这种文化大背景的不同造成了《史记》《汉书》在思想内容、史学体例和文学色彩上出现了比较大的差异。前贤时修往往在班马优劣问题聚讼不休，其实如果我们看到了这种差别背后的文化背景，也就明白班马本无优劣之分，二者从某个意义上讲是不同性质和领域的两部巨著，没有必要牵强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