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唐代文学当代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唐代论文,中国论文,当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唐代文学研究可分前后两个时期，这是由当时不同的指导思想决定的。1949年至1976年为前一时期，指导思想是学术研究必须为当时的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因此，一切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认为封建社会的文学作品，绝大部分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都必须加以批判，只有极少数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反映阶级矛盾和对立的作品，才予以肯定，而大部分作家作品都遭到贬抑。因此，前一时期真正的学术研究成果不多。文化大革命十年，学术研究完全停顿，更谈不上什么成果了。1976年到现在为后一时期（或称新时期），与前一时期完全不同，这一时期政治环境宽松，政策开放，指导思想是学术研究必须放手让学者们自己去实事求是地研究。于是学者们摆脱政治束缚，充分发挥积极性，认真地对唐代作家作品进行深入研究，终于使唐代文学研究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出现了大量优秀成果。所以，下面我主要述评后一时期的研究成果。
这些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典籍的整理
研究，首先必须有材料，这本来是个常识问题，但在前一时期，从事典籍整理进行资料建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而受到批判，所以当时对典籍的整理很少。研究不需要材料，凭作者的阶级斗争观点对作家作品任意解说，被看成是“理论研究”。如提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存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斗争等等，几乎把所有作家作品都归入阶级斗争的模子里去，根本谈不上学术价值。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多学者呼吁学术研究必须尊重历史，尊重客观事实，要求重视资料建设。于是，许多学术功底深厚的著名学者都投身于典籍整理工作，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别集、选集、总集整理本。
（一）别集：新时期唐人别集的新注本已出版五十多种。有些作家如王梵志、李商隐、李白等人的集子有二、三种新的校注本。尤其是现在存诗不多但在唐代诗坛有一定影响的一批中小作家的作品也得到汇辑校注出版，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诗小集》丛书。
（二）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组织著名专家编注大作家的选集，汇集为“名家选集丛书”，已出版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选集。对唐人的文章，江苏古籍出版社也组织专家编注《唐代文选》这样新的大型选注本。
（三）总集：目前正在进行编纂两部最大的唐代文学总集——《全唐五代诗》（周勋初、傅璇琮、郁贤皓、吴企明、佟培基、陈尚君主编）和《新编全唐五代文》（霍松林主编，韩理洲副主编）。这是唐代文学基本建设最重大的两项工程。为什么要重新编纂？因为清代康熙年间编纂的《全唐诗》现已不适应唐代文学研究的需要。由于当时编纂者疏于鉴别，《全唐诗》中重出诗极多，河南大学唐诗研究室编撰的《全唐诗重篇索引》已指出有六千多首；伪作极多，如已考出殷尧藩名下许多作品非殷尧藩所作，唐彦谦名下有四十首诗乃宋人戴表元所作等等；遗漏更多，近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补编》辑佚唐诗六千多首，其中陈尚君辑佚的就有四千三百多首。如果不重编，显然会影响正确研究。近十多年来，学术界对唐诗的辑佚和辨伪做了许多工作，为新编《全唐五代诗》创造了有利条件。至于清编《全唐文》，也是一部不全的总集。仅以清末以来出土的数千方唐人墓志，以及敦煌石窟中的资料和方志中的资料，就足以在相当程度上增补《全唐文》。目前这两部总集正在汇编，估计本世纪末出版后，将对下世纪的唐代文学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四）工具书：为了配合唐代文学研究，学者们编制了各类工具书。目录类有《唐集叙录》、《杜集书录》、《杜集书目提要》、《唐诗书录》等，索引类有《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索引》、《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综合索引》等，辞典类有《唐诗大辞典》、《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李白大辞典》等。
此外，还有一批重要参考文献的整理成果：如《元和姓纂》、《元和郡县志》、《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登科记考》、《唐才子传校笺》、《唐诗纪事校笺》等。有的朋友不理解，这类文献与唐代文学有什么关系？其实，这类文献对唐代文学研究极为重要。以《元和姓纂》为例，这是唐代林宝所撰的姓氏书，因为此书记载了唐代元和以前官员们的世系和仕历，所以对唐代文学研究用处很大。如李白晚年因跟随永王李璘而被系浔阳狱，大家都知道是御史中丞宋若思救他出狱的，但宋若思是何等样人？为什么救李白？大家都不知道。而《元和姓纂》卷八宋氏记载：“之悌，太原尹、益州长史、河南（东）剑南节度；生若水、若恩（思）、（若思），御史中丞。若水，丹徒令。”说明宋若思是宋之悌的儿子。而李白有一首《江夏别宋之悌》五律，由此证知宋若思显然出于李白是父执而营救的。这是《元和姓纂》帮助我们解决的一个问题。另外，李白《江夏别宋之悌》一诗，自詹锳《李白诗文系年》认为是李白晚年流放夜郎时所作以后，国内外许多注本和研究著作都从其说，原因是不知宋之悌为何人。其实，《元和姓纂》明确记载：“（令文）生之问、之望、之悌。”证知宋之悌乃初唐诗人宋之问季弟。据《唐会要》卷七八记载，宋之悌开元十八年任太原尹、河东节度。《朝野佥载》和两《唐书·宋之问传》还记载宋之悌在此前已历任右羽林将军，益州长史、剑南节度使等职。杜甫《过宋员外之问旧庄》诗末二句云：“更识将军树，悲风日暮多。”杜甫自注：“员外季弟执金吾见知于代，故有下句。”浦起龙《读杜心解》云：“末并及其弟。盖之悌官宿卫时，亦曾居此庄者。今皆物故，是以兼致其悲。”此诗作于开元二十九年，证知在此之前宋之悌已卒，亦说明李白《江夏别宋之悌》必为早年作品。这样，《元和姓纂》又帮助我们解决了此诗系年问题。说明此书对唐代文学研究何等重要！但《元和姓纂》原书早已散佚，今所见本乃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者。当初《永乐大典》并非将《元和姓纂》全书收入，而是拆散原书，割裂其文，分置于宋太祖《御制千家姓》之下。四库馆臣辑出，称为一校，其中有误辑和漏辑；后来孙星衍、洪莹据四库全书本略加校勘，于嘉庆七年刊行，世称洪本，谓之二校。再后罗振玉有《元和姓纂校勘记》二卷，谓之三校，但都未能全面订正其中的错、讹、衍、夺。直到岑仲勉撰《元和姓纂四校记》，做了大量的“正本”（订正冒文）、“伐伪”（指出后人羼入之文）、“拾遗”（辑补散佚的姓目及文字）、“芟误”（订正错误）的工作，并参稽历代典籍，网罗出土碑志，详加考订，不仅订正《姓纂》的衍、夺、讹、倒、错，而且补充了大量史料。但《四校记》不附《姓纂》原文，使研究者使用不便。为此，1982年中华书局就约我整理《元和姓纂》，后来我又请陶敏教授协助整理，请孙望先生审订。我们将《姓纂》和《四校记》两书合并整理，但仍保持两书原貌，目的是为研究者提供一个工作本子。现在此书已出版，唐代文学研究工作者都称赞使用方便。
二、作家研究和问题讨论
第一时期的作家研究与其说是学术研究，还不如说是对作家作阶级划分和政治分析。当时也对某些问题进行讨论，但都是按阶级斗争观点展开的。如对山水诗的讨论，主要是争论山水诗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并不是讨论山水诗的美学价值。对边塞诗的讨论，争论的是正义战争还是非正义战争，成为战争性质的讨论，而诗歌本身的审美价值和艺术成就反而不注意。新时期作家研究的特点是重实证，不尚空谈。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是新时期第一部深入研究唐代中小作家生平事迹和创作倾向的学术著作，书中对杨炯、杜审言、王昌龄、刘长卿、韦应物、戴叔伦、顾况、司空曙等27位过去从未系统研究的诗人的生平事迹和交游的考证，都是从广泛搜集材料、认真排比考订着手，最后得出可靠结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转变当时的学术风气起了示范作用。其时傅璇琮47岁，此书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标志着中年一代学者登上学术舞台并且起唱主角、执牛耳的作用。接着，重实证的学术著作不断涌现。首先是作家年谱和考订作家生平的学术著作成就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周勋初的《高适年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郁贤皓的《李白丛考》，都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后来，又有陈祖言的《张说年谱》、贾晋华的《皎然年谱》、卞孝萱的《元稹年谱》、朱金城的《白居易年谱》、傅璇琮的《李德裕年谱》等，都有许多新的发明而得到学术界很高评价。以周勋初《高适年谱》为例，其时，考订高适生平的年谱类著作和论文有九种之多，其中以周谱最为细密，尤其在考订高适家世方面显示出深厚功力。高适家世，《旧唐书》本传只说：“父从文，位终韶州长史。”其它典籍并无记叙，而各种高适年谱对此都无所发明。而周谱从《千唐志斋藏石》拓片中发现了《益州成都县尉朱守臣故夫人高氏墓志文》：“夫人讳嬇，渤海蓨县人也。……父崇文，韶州长史。”证知此人即高适胞姊，同时证知《旧唐书·高适传》的“父从文”应正作“父崇文”。作者还稽考了《千唐志》中的《高琛志》、《高琛夫人杜兰志》以及《芒洛冢墓遗文四编》的《高岑志》等，终于勾稽出高适曾祖佑，祖侃，父崇文，伯父崇德、崇礼，姊嬇，从兄弟琛、元综，从侄荣、岑，从侄孙幼成、岳、固等人及其仕历。值得一提的是岑仲勉曾写有《补高侃传》（见《唐史馀沈》），也曾引用高琛、高岑墓志，但因未发现《高嬇志》，因此未认识到高侃与高适的祖孙关系。周勋初首次发现《高嬇志》，并与高氏家族其它墓志联系起来考察，终于彻底理清了高适家世，填补了高适研究中的一大空白，大大提高了该谱的学术价值。
新时期对作家创作思想和作品艺术价值的研究也有不少新著作出现，如陈铁民的《王维新论》、罗宗强的《李杜论略》、安旗的《李白纵横探》、裴斐的《李白十论》、朱东润的《杜甫叙论》、陈贻焮的《杜甫评传》和莫砺锋的《杜甫评传》、吴调公的《李商隐研究》和董乃斌的《李商隐的心灵世界》等，这些著作摆脱了第一时期评说作家的教条主义模式，从各个不同侧面对作家艺术道路实事求是地论述，都有作者独到的见解。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对许多中小作家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重大成果。到1990年为止，有专文论述的唐代诗人将近160人， 占存诗一卷以上约240人的三分之二。 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对许多中小作家进行了透彻深入的研究，使不少学者认识到同一时期的作家群往往有共同的创作倾向，于是展开了对文学集团和诗歌流派的研究。青年学者蒋寅的《大历诗风》，就是对大历时期诗人群体的共同创作特点作全面深入探讨的一部力作。
新时期对问题的讨论非常广泛而深入，从而也促进了作家研究的深入。以李白为例，可以说，李白是新时期讨论最多的诗人，也是研究成果最多的诗人。近十多年来，对李白的家世、籍贯、出生地等问题都展开了讨论，出现了许多种不同意见。尤其是李白几次到长安的问题，就有一次说、两次说、三次说，通过反复讨论，李白两次到长安证据充分，所以，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接受两次说的最多。于是对李白的生平事迹和创作道路都要重新研究。如《蜀道难》、《行路难》、《梁甫吟》、《将进酒》等著名代表作，过去认为都是天宝年间供奉翰林赐金还山前后之作，但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应该是开元年间第一次到长安失意归来前后之作。这样，过去认为李白创作主要成就在天宝之后的说法被打破，许多学者认为李白在开元年间首次入长安失意归来后创作了上述许多乐府诗，形成了他创作道路的第一个高峰。
新时期的问题讨论非常活跃，如唐诗繁荣的原因，盛唐气象的涵义，边塞诗的评价，牛李党争对文学的影响，新乐府运动的提法能否成立，白居易文学思想的得失，《长恨歌》的主题，杜牧的卒年等等。尽管有些问题不能取得一致，但经过讨论，有助于认识的深化。
三、研究视野的扩大和多学科交叉研究
新时期唐代文学研究还有个显著特点，就是并不单纯地就文学论文学，而是注意到文学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注意多学科交叉研究，说明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有了拓展。本来，中国传统的唐代文学研究就是文史兼治，如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就是将文学与史学及社会各方面关系结合起来研究的。新时期这种研究方法有了重大的新发展。
唐代许多诗人当过刺史，有的还当过多任刺史，许多作家诗文中反映出作家与刺史交往频繁，因此，要搞清作家事迹和交游，必须了解许多刺史的任职年代。为此，郁贤皓用十年时间撰写出二百多万字的《唐刺史考》，由中华书局香港分局和江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这虽是一部史学著作，但对唐代文学的研究学者来说，是一部重要的工具书，使用频率很高。
隋唐时代科举制度正式形成，唐代文人多追求功业，希望参加科举考试以入仕，于是进士、明经或制科的各考试科目，士子的行卷之风，进士及第后的雁塔题名，都成为研究唐代作家的思想和活动的重要课题。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对此都作了深入研究，对理解唐代诗文小说的发展以及文人的心态都有重要意义。
唐代宗教尤其是佛教和道教都发展到高峰。就佛教而言，禅宗对诗人的影响最大。陈允吉的《唐音佛教辨思录》对王维、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的作品与佛教的关系作了精辟的阐发，发掘其深刻意蕴。孙昌武的《唐代文学与佛教》则展示佛教对唐代文学影响的概貌，其中对柳宗元的佛教信仰用功尤多。就道教而言，贺知章、李白、李贺、李商隐等诗人与道教关系很密切，很多学者在这方面写了不少文章，展开讨论，加深了对诗人思想和作品内容的理解。
唐代的音乐、舞蹈都非常发达，与诗歌共同繁荣，而乐舞与诗歌的配合也是唐代诗歌史与艺术史必须交叉研究的一个课题。任半塘的《唐声诗》，将辞、乐、歌、舞四者融会研究，并考核唐代诗乐与歌诗实况，是一部有独到见解的力作。
在唐代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的关系方面的研究近年来也有重要成就。以往人们常认为唐代文人对文学理论的建树不大，但新时期罗宗强撰《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尝试将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思想与审美倾向，引入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从错综复杂的文学现象中理出了唐代文学思想发展的脉络，被学术界公认为富有学术价值的唐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袁行霈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以唐诗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探索言、意、象、境和风格的范围，旁及哲学、宗教、绘画、音乐等领域，融合为总体观照，是新时期诗学研究有代表性的论著。
四、学会的成立与对外学术交流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于1982年在唐朝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成立，之后又相继成立了杜甫学会、李白研究会、王维学会、韩愈学会、柳宗元学会、李商隐学会等，这些学会对团结全国研究人员，进行学术交流，推动学术研究，起了很大作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年会，第二届年会在唐代陇右道的兰州召开，第三届年会在唐代东都洛阳召开，第四届年会在唐代北都太原召开。从第五届起，都作为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如1990年在南京召开第五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1992年在厦门召开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1994年在剡中新昌召开第七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每次分别有美国、日本、韩国、德国、荷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代表和台湾、香港地区的代表30多人参加， 使中国学者与海外学者加强了联系， 促进了学术交流。 以1994年在浙江新昌召开的第七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为例，会议不仅进行了学术交流，而且还组织实地考察了唐诗中经常出现的越中和剡中名胜。如孟浩然有《腊月于剡县石城寺礼拜》诗，这石城寺即今浙江新昌县的大佛寺，这次会议就在石城寺旁的大佛宾馆召开，代表们每天都可瞻仰这江南第一大佛，对孟浩然诗中描绘的石城寺建筑和氛围有了深切体会。代表们泛舟沃洲湖，仰望天姥山，对杜甫《壮游》诗“归帆拂天姥”和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云霞明灭或可睹”的意境都加深了理解。过去人们对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诗中说的“石梁横九天，侧足履半月”不太理解，代表们考察天台山北麓“石梁飞瀑”后，才完全领会了。通过实地考察，代表们对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说的“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天姥为眉目”有了深刻体会，有的代表说：“参加一次会，胜读十年书。”
中国李白研究会也是每两年召开一次年会，也曾举办过多次国际学术讨论会。1994年在山东兖州召开的“李白在山东”国际学术讨论会，实地考察了李白在山东的行踪。李白诗中说“我家寄在沙丘旁”、“沙丘城下寄杜甫”，近年兖州出土一块金代石刻，上有“沙丘”字样，证知唐代“沙丘”即指兖州治所瑕丘，从而证实了安旗教授八年前提出的李白在山东的寓家之地在今山东兖州的论断是正确的。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除了通过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形式与海外学者交流外，还通过互相访问、讲学、合作研究、以及在刊物上介绍海外研究动态和学术论文等形式，与海外学者保持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中国学者对外国学者的学术成果都有浓厚兴趣，许多外国学者的唐诗研究著作，由中国学者翻译成中文出版。如日本早稻田大学松浦友久教授的《李白——诗歌及其内在心象》、《唐诗语汇意象论》、《李白研究——抒情的构造》等，美国哈佛大学斯蒂芬·欧文教授的《初唐诗》、《盛唐诗》都有中文译本。美国著名李白研究专家艾龙先生有关李白的多篇学术论文，也被译成中文在《李白学刊》上发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办的两个刊物——《唐代文学年鉴》和《唐代文学研究》，每期都有国外研究介绍和外国学者的学术论文被译成中文发表。由于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及角度不同，中国学者对外国学者的论文和著作总有新鲜感，这对突破国内学者的传统思维模式和思维定势有很大影响。同时，中国学者的不少研究著作和论文，也被译成英文、日文、韩国文字在外国出版或发表。这样广泛的学术交流，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就会使海内外唐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得到共同提高。
注：本文原为1995年4月7日作者在美国华盛顿D.C.希尔顿饭店召开的美国唐代学会年会上的演讲稿，发表时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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