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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艺出版社最近推出朱崇山的新作《风中灯》。当举世瞩目、举国欢庆香港回归祖国怀抱的历史时刻即将届临之际，这部书正适应了人们热切希望了解香港的需要。
小说正面描写八十年代初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前后，在香港金融界掀起的惊涛骇浪，主要描写英国杜氏家族的太和洋行，同以孔氏家族的顺泰集团公司和陈氏隆泰银行等华资集团之间的纠葛，反映了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八十年代社会生活的真实，把握了香港社会生活的主导方面和主流，即在政治（主权的谈判和交接）影响下的经济金融对社会生活的杠杆作用，写出了金融界中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的斗争。但小说的这些描写，尚不是作者的根本主旨或最深思考层次之所在，或者说，小说不仅是为表现香港的经济漩涡而写这些金融斗争，更为主要的是旨在揭示出在这些斗争的深层蕴含的中国与西方、古代与现代的文化相互撞击与交融的本质，也可以说，主要是以现代文化经济学去认识反映香港的现实和历史，以八十年代的金融斗争去揭示出这块“西方的天，东方的地”的文化内涵与特质。
小说贯串始终的主线——杜氏和孔氏两家的经济斗争、分歧和利害冲突，除了世代恩怨的因素之外，更为主要的是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分野，尤其是在两家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杜尼斯和孔希伦分别被任命为两家集团公司的总裁之后。小说写杜尼斯迁册后又回资香港，抬高中环黄金地带地价，后又在收购得利公司问题上与孔氏冲突，使得孔希伦不得不感慨地说：“本来我们都想合起来做，但却又千真万确地分了开来对着干，身不由己。为什么？”原因就是杜尼斯“从未想过自己的游戏害了多少香港人，还依旧戴着副太平绅士的面具”。孔希伦的感慨和作为，恰恰表明了她的愿望是出自中国传统的“仁”的文化观念，而这又正是杜尼斯所以为的无“地位”的，与西方文化观念根本对立的。小说以香港联合交易所开幕盛典作结束，杜尼斯认输并与孔希伦和好，也就意味着香港这块弹丸之地，尽管英国统治百年，中国文化仍是占主体的，它与西方文化是对立分野而又是交融统一的。所以，可以说是现代文化经济学使这小说对香港现实生活与经济金融斗争的描写和反映，别开生面，具有独到的深度和力度。
小说临结尾处写孔希伦与杜尼斯之间一段带有总结意味的对话中，谈及商科必修的两门学问：一是生态哲学，二是建筑学。这是作者概括小说所写一系列经济金融斗争的文化内蕴的画龙点睛之笔，是作者把握香港现实的又两个新视角。生态哲学包括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经济生态、人际生态等等，每种生态之间和每种生态内部，都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结关系，又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不同的生态哲学把握这些联结关系和矛盾对立则不同，即是否和如何运用辩证法。这差别，既是哲学观的差别，更是文化观念的差别，意味着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小说写杜尼斯最后认识到英资“太和离不开香港，香港离不开中国大陆”，是他从迁册百慕大造成自己孤独认识到的道理，即不能背离香港与大陆的联结关系，不能背离香港的经济生态；其实，更深层次的是指他和杜氏集团一系列从争斗出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都是违反生态辩证法的。而这，恰恰又正是他所代表的西方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特点的体现，正是他与孔希伦和孔氏集团分歧的根本和发生一系列争斗的思想脉络，是这部小说旨在揭示中西文化撞击与交融的又一表现。
小说以生态哲学为视角创造艺术形象，尤为出色地表现在人际生态的把握，既在系列群像的塑造上把握艺术辩证法，也在主要人物个体形象的内涵中注重这种结构。小说所写的人物形象，主要是三个家族的三代人，即：英资杜氏集团的杜尼约、杜尼西、杜尼斯；华资孔氏集团的孔泰荣、孔家仁、孔希伦（连同其大姐孔希蒲和二姐孔希文）；华资陈氏集团的陈一平、陈维克、陈子明。杜家与孔家是出自同父异母而繁衍出来的两个家族，因分别各持半块玉而延续世代恩怨；陈家则是孔家的表亲；第二代的杜尼西、孔家仁和陈维克之间，有曾是牛津大学的同学关系，又有交错的爱情纠葛；第三代的杜尼斯和孔希伦，分别是杜氏和孔氏集团的总裁，又是一对爱深恋密的情人；孔家的大女婿何大伟，本名是陈夕芝的陈蓉，已改名陈达的许兆均，已故的许子杏，都与这三家有层层亲属或亲情关系。人物之间的这些关系，像蜘蛛网似的联结着；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在这些重重关系中展开和节制着。耐人寻味的是，整部小说所写的矛盾冲突，除了过去许子杏被害是因外势力利用而造成生死怨这件事之外，杜家和孔家的一系列斗争都不是你死我活的搏斗。小说所写刚发生的两件生死搏斗（一是陈蓉对梁松报复而使加里宁公司破产，一是梁松报复而谋害孔希蒲），都不是作为小说主要人物系列的杜、孔两家之所为；而这两家人物的三代人，尽管都有历史的包袱和现实的利害冲突，但每个人的主要思想观念，都不是从对立或力图置对方于死地的目的出发的，而主要是从“和”与“仁”的意识去把握的，尤其是小说作为理想人物的孔希伦与何大伟的形象塑造上，更体现作者这种生态哲学观及其内涵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意识；而且，以这两位深受西方文化教育的当代青年金融家的形象体现这种意识，也具有体现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文化，在“西方的天，东方的地”的香港相互交融的和谐性与独特性的寓意。
小说所写的香港八十年代初的一场经济金融斗争，是在港英资与在港华资之间的力学较量。这场较量，因英资的自恃和失误而离开了香港的力点，虽一度造成混乱，但却促成了华资的集聚和大陆资金的投入，使香港的金融力点发生重大变化，其构架也随即重新组合了。应特别注意的是，小说以此更进一步揭示了香港社会的和文化的力点，尤其是香港人的心灵力点及其架构的改变与重新组合。具体的体现就是杜氏家族的失误和悔恨，孔氏和陈氏家族的兴旺与成功。
当今世界有识之作家无不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文化把握现实，各显神通地开掘现实和历史的文化内蕴：有的着意于表现最新的文化意识，有的着力于历史文化的沉思，有的忧患于传统文化的崩溃，有的则以现代文化剖视当今现实与历史……《风中灯》可以说属于最后一类，但又与这类作家明显不同，而是自成一格、自创一式，即：以多学科的交叉而艺术地体现多元文化的撞击与交融，创造富有现代文化意识和深厚文化内蕴的艺术形象。这就是《风中灯》以文化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与建筑力学等视角，把握香港现实的交叉点和聚焦点，使这部小说蕴含文化力和艺术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