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国家”研究相关概念辨析及其理论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示论文,概念论文,理论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13)02-0067-72
新兴国家崛起关系到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的根本变化,相关的研究在国内外方兴未艾。但到目前为止,新兴国家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在理论上仍然有待进一步明晰。近两年来,世界各地的学者和舆论逐步达成了一种共识:即有一组西方世界之外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快速、稳定的国力增长,这可能会给世界秩序带来重大的转变。但是,对于哪些国家可以列入其中、这种“崛起”的性质为何,学术上都还存在模糊和争议之处。“新兴国家”与“金砖国家”、“新兴市场”、“新兴工业化国家”等概念的关系也还有待厘清。对“新兴国家”进行国际政治学意义上的定义,并以此为基础探讨新兴国家崛起的本质以及相关风险,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新兴国家相关概念辨析
要在国际政治学科意义上研究新兴国家崛起问题,首先有必要对“新兴国家”做出学理上的准确定义。到目前为止,“新兴国家”作为一个广泛使用的词汇,并不是某种准确、权威的学术定义的结果,而是从日常媒体和政治用语中诞生的概念。从外延上看,对于哪些国家是新兴国家,既有一些共识,又存在着模糊不清和争议之处。从内涵上看,对新兴国家属性的不同理解,将会影响到对新兴国家崛起原因、性质及其对国际体系影响的判断,从而造成一些根本性和方向性的认识分歧。探讨和厘清“新兴国家”概念的由来、内涵、外延和学术意义,是进一步深入研究新兴国家崛起这一当代重大理论问题的基础。
新兴国家崛起带来的概念更新问题,最早是由美国投资银行高盛提出。2001年,高盛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其研究报告中提出“金砖四国”的概念以后,引起媒体对新兴国家崛起问题的广泛关注,并刺激了相关新概念的创造。①“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s)、“新兴经济体”(Emerging Economies)、“新兴大国”(Emerging Big Powers)、“新兴工业化国家”(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ies)等名称在不同的场合混用,再加上“金砖国家”(BRICS)、“八国集团参会国家”(G8+5+1)、“展望五国”(VISTA)、“新钻十一国”(N-11)、“基础四国”(BSIC)等等多种多样的新名词,与新兴国家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在被频繁使用、约定俗成的过程中,又隐藏着理解的分歧和判断的争议。
我们如果仔细研究上述一系列名称,就会发现这些概念既有一些共通之处,又存在着不同的侧重,甚至存在彼此冲突和矛盾。
比如,在这些名称中,“新兴工业化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使用了。当时,包括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在内的“亚洲四小龙”都经历了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这些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在人均收入等经济指标,还是人类发展指数等社会指标上,都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中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中央情报局都把“亚洲四小龙”归为发达经济体。大多数人也通常把韩国、新加坡列入中等发达国家之列。②而在今天,这个旧概念“新兴工业化国家”又被各国学者用来称呼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成长起来的发展中经济体,其中常被学者和媒体提到的包括中国、巴西、印度、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墨西哥、南非、泰国、土耳其等等。③埃及、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也被部分研究者划归为“新兴工业化国家”。④与早期的“亚洲四小龙”相比,这些国家地理分布更加广泛,国家的规模和发展水平差异更大,但其中大多数国家都处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在这个意义上,“新兴工业化国家”今天经常与“新兴国家”等同使用。
西方大众媒体使用更广泛的概念是“新兴经济体”这个词。2007年美国出版的一本投资类畅销书《新兴市场的世纪》,第一次使用了“新兴市场”这个词。⑤此后,“新兴市场”和“新兴经济体”就被西方学术界广泛用于描述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的市场化转型也被视为新兴国家最主要的共同特征。
“新兴大国”这个词则意在凸显新兴国家崛起的政治含义。在英文语境的日常使用中,“新兴大国”和“新兴国家”(Emerging Powers)又时常混用。早在1999年,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就开始用“新兴大国”来称呼中国。⑥2001年美国出版的一本印度问题专著的名称就叫《新兴大国:印度》。⑦高盛的“金砖国家之父”吉姆·奥尼尔在解释“金砖国家”的概念时,也强调了这几个国家绝不只是普通的“新兴经济体”,而是现代世界经济架构的重要基石。⑧新兴国家崛起的意义不只是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更是对国际政治格局的重铸。谈到新兴国家,绝对不能只谈“rising economy”(崛起的经济)而不谈“rising power”(崛起的权力)。
另外一个容易混淆的概念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是一个使用更为广泛的概念,也是一个缺乏统一定义的概念。从最宽广的定义上来说,除了通常公认的发达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最富有的18个国家外,剩下的就都是发展中国家;如果根据人均GDP等指标来衡量,发达国家的数量则可能达到40个左右;但人均GDP等标准过于单一,一些人均收入较高,工业技术和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资源出口国家难以分类,因此,也有学者提出,发展中国家应当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来界定。⑨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名称诞生于二战以后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和非西方独立民族国家的兴起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之下。“因此,如果从狭义的角度来考察,所谓发展中国家就是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那些在历史上曾经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后来摆脱了殖民统治,取得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目前经济发展又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民族和国家。”⑩今天的新兴国家基本上都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等国有时候又被称为“发展中大国”,但发展中国家之中哪些属于新兴国家,边界仍然非常模糊。
上述多个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下与“新兴国家”经常混合使用。在强调新兴国家快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转型时,人们会说“新兴经济体”、“新兴市场”;在暗示新兴国家崛起所带来的国际政治影响力时,人们会用“新兴大国”;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对应的语境中,“发展中国家”是常见的统称。
新兴国家的相关概念在上述三种语境中混合使用,对概念本身造成了一些模糊和矛盾之处。比如俄罗斯是金砖国家之一,是公认的“新兴经济体”,但很少有人称之为“新兴大国”或者“发展中大国”,那么俄罗斯到底属不属于新兴国家?从经济指标上看,东欧波兰、捷克等国发展速度不亚于巴西、南非,人口和地理规模在区域范围内也举足轻重,是否应该归入新兴国家?韩国、新加坡等具备相当发达程度的新兴经济体,又是否属于新兴国家?一些重要的石油出产国,如伊朗、沙特、委内瑞拉等等,在经济上似乎不满足“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要求,在人均收入水平上又不属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那么它们还算不算作新兴国家?除了相对公认的“新兴大国”中国、印度、巴西等外,“新兴国家”这个概念还包括其他哪些国家?
二、新兴国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要想澄清新兴国家的概念问题,就需要对新兴国家从内涵和外延上加以定义。
“新兴国家”的内涵。新兴国家的概念应当包含三重内涵:经济内涵、政治内涵和历史内涵。只有同时满足三重内涵,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新兴国家。
新兴国家的经济内涵是指原先经济水平发展较低的国家,经历了一段时间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经济水平得到相当幅度的提高,经济增长率一般来说持续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因而不断缩小与领先的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从现实中看,这段快速增长的时期通常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并普遍伴随着市场化改革、开放型的经济模式和强劲的内外投资而产生。“新兴经济体”、“新兴市场”等概念主要描述的就是新兴国家的经济内涵。
新兴国家的政治内涵是指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政治权力的增长,并产生日益增强的、全球或者地区性的政治影响。英文名词“Emerging Powers”强调了“权力”的作用。对国际政治权力结构和权力秩序相当程度的影响是“新兴国家”这一概念不可或缺的核心内涵。因此,“新兴经济体”(Emerging Economies)未必属于“新兴国家”(Emerging Powers)。像新加坡、台湾、立陶宛、阿联酋这样的国家和地区可能属于“新兴经济体”,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其经济发展难以产生足够巨大的、结构性的权力变化。
新兴国家的历史内涵也是界定新兴国家不可或缺的特征。必须把新兴国家看作一个历史性概念,放置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崛起以后形成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格局中来考量。新兴国家之所谓“新兴”,即指一些几百年来都处于落后或者“客体”(object)地位的亚、非、拉国家,(11)第一次形成对西方文明的快速追赶态势。这也就是为什么像俄罗斯、波兰、捷克、奥地利等欧洲国家,在经济上既符合“新兴经济体”的条件,在政治上也颇具影响力,但却无法列入公认的“新兴国家”的原因。他们原本就属于欧洲文明这一舞台,在历史上有的国家还曾经是主要的国际政治角色。今天,这些欧洲国家的重振最多属于“复兴”,而谈不上“新兴”。总之,新兴国家就其历史内涵来看,必须限定于亚、非、拉前殖民地国家。“新兴”的概念是相对于西方世界而言的。
新兴国家的概念是经济、政治和历史三种内涵的结合体,也是其他各种相关概念核心内涵的交集。当今世界快速发展的国家有很多,但是新兴国家必须是那些近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具有较大的全球或地区性政治影响力的亚、非、拉前殖民地国家。实际上,在新兴国家的定义中存在着一个标尺,那就是跟西方发达国家的对照:在经济维度上,是从原来的落后于西方到今天的追赶西方;在政治维度上,是从原有世界秩序的“客体”成为新世界秩序的“主体”;在历史维度上,是改变数百年来以西方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和政治秩序,逐步推动一个新的国际体系形成。只有从三个维度上同时理解,才能对新兴国家有一个较为准确、全面的定义。
新兴国家的外延。到底哪些国家属于新兴国家?根据新兴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历史含义来分别圈定,有定量和定性两种分析路径。定量分析要求在三个维度上进一步细化数量指标,比如“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具体量化到多少、“全球或地区性影响力”具体如何判定等等。显然,在新兴国家概念问题上各种变量非常复杂,定量分析既难保证科学性、又难取得学术共识。相反,我们可以用“接受度”为准绳,从经济、政治、历史三个方面对新兴国家概念进行定性分析。实际上,“新兴国家”是一个在日常的使用中约定俗成的概念。通常公认的“金砖四国”、(12)“展望五国”、“新钻十一国”、“G8+5+1”、“G20”、“基础四国”(13)等概念,已经包含人们对新兴国家相关特征的认同。在这些国家集合之中,同时符合上述经济、政治、历史三重内涵的国家,就可以归为新兴国家。
在确定新兴国家概念的外延上,本文采取的分析方式如下:一个国家被列入“金砖四国”、“展望五国”、“新钻十一国”,是人们对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成就的认可;列入“G20”、“G8+5+1”、“基础四国”是对新兴国家政治影响力的肯定。一国在政治类集合和经济类集合中均有出现,则符合新兴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内涵;所进入的国家集合越多,则越是核心的新兴国家。
对照这些集合,再加入属于前殖民地亚非拉国家这一历史因素,我们就可以得出当前新兴国家的大致名单和层次:
最核心的新兴国家(在三方面的、大多数的国家集合中都出现):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
重要的新兴国家(在三方面的国家集合中均有出现):埃及、土耳其、阿根廷、印度尼西亚、韩国、沙特阿拉伯。(14)
边缘的新兴国家(只在经济集合或政治集合中出现):巴基斯坦、菲律宾、孟加拉国、尼日利亚、越南、伊朗。(15)
因此,完全符合新兴国家经济、政治和历史条件的新兴国家共11个,加上6个具有政治潜力的边缘新兴国家,新兴国家共17个。在最核心的新兴国家中间,东亚、南亚、南美、中美和南部非洲各一个。北部非洲、中部非洲、西亚、东南亚也分布了重要的新兴国家。几乎整个亚非拉三大洲的各个次区域都有新兴国家出现。这些国家正在、或者很有潜力成为地区权力中心。
三、新兴国家崛起的本质
定义“新兴国家”概念的内涵,为研究新兴国家崛起这一当代最为重要的国际政治权力结构性问题提供了基础。在确定新兴国家在经济、政治、历史方面的三重内涵之后,我们也可以相应地理解新兴国家崛起的含义。
首先,新兴国家“崛起”意味着迅猛、持续的经济和综合国力增长,形成对西方的追赶性发展。这种经济增长必须超过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并且呈现出相当的持续性,才能形成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追赶效果。如果新兴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其他国家也在同步增长,那么就只构成发展中国家“发展”(developing),而不构成新兴国家“崛起”(rise)。总之,只有新兴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追赶性发展,我们才可以视作是新兴国家的崛起。
其次,新兴国家的崛起过程包含了政治权力消长和转移。“崛起”(rise)这个词本身就暗示了一种此消彼长的发展过程。新兴国家在经济上对西方的追赶性发展,与本国的人口、地理和文化因素相结合,会带来戏剧性的权力变化。新兴国家崛起必然意味着新兴国家的政治地位相对提升和西方政治权力的相对下降,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等级秩序将向更为平衡的全球政治新秩序转变。因此,我们可以说,新兴国家就是那些通过自身经济增长改变国际权力结构和秩序的国家,新兴国家的崛起就是这种权力重构(restructure)过程本身。
最后,新兴国家的崛起本质上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国家的崛起现象在历史上很普遍。新兴国家的崛起与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基于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并由此具备了特殊的历史含义。这一历史背景就是公元15世纪欧洲国家开辟新航路以后、尤其是19世纪欧洲普遍实现工业革命以后所形成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权力结构、政治秩序、国际规范和世界观。今天新兴国家的崛起,就是对这种权力、秩序和观念结构的重构。几百年来处于落后地位的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在迅速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力差距;几百年来在国际政治中处于从属和被动地位、担当国际政治的鱼肉、棋子或者看客角色的部分发展中国家,以集体的面貌戏剧性地进入了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并通过参与最高层的国际政治博弈而开创出新的世界秩序。这就是新兴国家崛起的历史意义。
因此,我们可以从最广阔的历史意义上,进一步探讨新兴国家崛起的本质。新兴国家崛起的本质对外来说是国际秩序的重构,对内来说实际上就是国家的现代化。18世纪工业技术革命最早在英国出现以后,世界上就诞生了一种工业社会的现代性。人类开始从农业文明时代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现代化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全世界各个地区逐步建立起来。19世纪,随着工业技术知识不可阻止的传播,欧洲、北美、日本等国相继步入工业时代。而当时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因为自身不适应、甚至拒绝学习现代化,也因为国家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不利地位,在工业现代化的潮流中一度被西方远远甩在后面。
然而,人类社会迈向工业文明的脚步并没有就此停顿。20世纪中期以后,取得民族独立的亚非拉国家就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今天世界惊呼新兴国家崛起,只不过是这一洪流历经曲折、到今天遍布全球而已。现代工业文明的全球扩张源于几种强大的历史趋势:首先是先进技术传播和扩散的必然性。这是一条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规律。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向外扩展,催生了一批又一批国家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也催生了新技术的不断产生和再次扩散。其次,为了能够保证活跃的工业生产和技术产业投资,现代工业社会的相关先进制度、规范和模式也会不断被学习和传播。其中,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制度是现代工业社会最有效的经济组织方式。现代商品经济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城市出现,随后传向西欧,遍布欧美,今天再走向全世界。第三,工业化必然意味着城市化,而城市化必然带来大众政治的出现。大众政治是工业文明下人类政治生活的现代面貌。国家通过政治设计、政治活动和政治改革,不断满足大众政治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建立起现代化的政治模式。
从上述三大潮流的意义上说,新兴国家的崛起符合工业革命以来根本的历史规律。在历史规律的作用下,国家的现代化路径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正是因为现代化的普适性,新兴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方式才呈现出许多共通之处,包括发展教育和科研、现代化的观念革命、建立工业基础、市场经济改革、打破传统社会等级、增强政府责任、建设法治等等。新兴国家崛起方式上的共通性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决定的,也是促进新兴国家崛起的共同外部刺激因素导致的。
四、新兴国家崛起失败的风险
新兴国家的崛起由历史性的趋势推动,但其崛起并不是必然的。新兴国家的崛起绝不是顺理成章、甚至可以坐享其成的事。在历史和现实中,国家在现代化的历史洪流中有不同的表现。许多国家被远远甩在了后面,到今天仍是如此。从某个历史层面上看,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具有相当残酷的竞争性。落后就意味着失败、甚至灭亡。
历史上,亚非拉前殖民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曾因不同原因遭遇过挫折。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几乎所有的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经历了一个对现代工业文明本能地抗拒、并为此长期调整和适应的过程。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工业文明是一种外来物,就像移植的器官一样会经历排斥反应。排斥反应较小的社会,比如19世纪的日本,甚至可以成功地赶上与欧美国家并列的第一波现代化浪潮。但大多数国家不得不在迟钝的反应和帝国主义的紧逼中步步沦陷,等到20世纪中叶才迎来涅槃。今天,大多数亚非拉国家都已经成为现代化最热情的支持者,但是对现代化的不适应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在我们可以讨论“新兴国家崛起”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亚非拉国家离现代化的成功仍然很遥远。
今天我们看到的新兴国家,都是亚非拉国家中在现代化发展方面的佼佼者。相比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较好地适应了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并在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政治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其经验甚至已经开始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虽然对现代化的反应迟缓和反应不当问题在一些新兴国家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但是新兴国家崛起的主要风险已经转移到如何突破“学习的限度”上去了。
“学习的限度”是当前历史阶段新兴国家崛起面临的主要挑战。正如新兴国家概念所阐明的那样,新兴国家崛起是对西方的追赶性发展,期间必然伴随着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向外部的学习过程也证明了不同国家的现代化有着共通性和普适性。但是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现代化道路的普世性有一定的限度。新兴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向西方学习,最终必然面临一个“学习的限度”。国家现代化变革可以分为技术(Technical)、组织(Associational)、文化(Cultural)三个层面。如果从三个层面逐一考察,就会发现新兴国家崛起过程中“学习的限度”。
技术层面是指科学技术知识以及一切工具性的事物,如语言、行业标准、功能性法规等等。技术学习对新兴国家至关重要,可以有效推进现代化过程。然而最有效的学习也只意味着无限的接近。随着新兴国家与西方技术差距的缩小,技术学习的边际效应会降低。新兴国家如果不能实现自主的技术创新,那么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就会面临瓶颈。
相比之下,现代化只要稍微超出单纯的技术层面之外,涉及人与社会的组织方式,如管理方式、经济体制、政治制度等等,不同国家社会的差异性问题就会凸显,简单的经验复制和模型移植就会出现障碍。在制度层面,新兴国家对先进外部经验的借鉴必须与本地土壤相适应。即使是同样由欧洲启蒙运动产生的民主政治制度设计,在法国和美国也有着显著的差别;同样是智能化的流水线生产和跨国营销,日本丰田公司和美国福特公司的管理方式也各异其趣。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在组织和制度层面上已经没有一种普世的现代化模式可言。
而在文化层面,不同的现代化国家更是因为文化的特殊稳定性而呈现出差异化的现代性特征。无论我们怎样习惯于说“西方”这个概念,现代美国、现代法国、现代丹麦、现代瑞士都是保持个性、但都成功实现现代化的文化个体。事实证明,日本社会并没有在现代化过程中变成一个西式社会。近代以来,中国曾经多次推动旨在改变文化传统甚至“改造国民性”的政治和文化运动;但是,即使一些传统文化符号在表面上被成功“扫除”,也并没有一种新文化现成地摆在那里可以照搬。文化层次上的现代化普世模型根本就不存在。
当前大多数新兴国家崛起在技术、组织和文化三个层次上,都还没有完成向外学习和模仿的初级阶段,但已经不同程度面临“学习的限度”的问题。“学习的限度”意味着,新兴国家现代化的成功,最终必须依赖根本的自我创新过程。从可以预见的将来来看,一方面,随着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差距的缩小,技术学习带来的发展动力会走向枯竭;另一方面,当现代化的发展越是深化,就越来越要面对本土独特性问题。在组织和文化层面上,新兴国家的现代化必然包含对本土特征的包容和适应。而这种包容和适应过程,就是一种自我创新过程。这不只是通常所说的自主科技创新,而且是现代社会各个方面的整体建造。新兴国家最终崛起的标志,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建立起全面的、独特的工业文明现代性。最后成功崛起的国家,都必是那些把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要求、先进的技术和制度经验,以及本国物理和人文特征结合起来,从而开创了一种独特的现代化特征的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初步实现工业化以后,曾经试图像复制西方技术和工厂那样复制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甚至文化结构,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大多数努力都归于失败。
因此,新兴国家崛起最大的系统性风险就是当学习的限度出现之时,能否在技术、组织和文化上实现根本的自我创新。在未来,也许会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通过改革和创新进入新兴国家的行列,也有可能有新兴国家因为无法实现深层次的根本创新,无力解决快速发展进程中积累的新矛盾,导致经济退化、社会分裂乃至政治动荡,最终无法完成经济、政治和历史意义上的真正崛起。
(感谢课题主持人金灿荣教授对本文的指导。)
收稿日期:2013-12-30
修改日期:2013-01-20
注释:
①②参见Jim O'Neill,"Building Better Global Economic BRICs",November 2001,http://www.goldmansachs.com/our-thinking/topics/brics/brics-reports-pdfs/build-better-brics.pdf,访问日期:2013年1月19日。
③相关研究参见:Pawel Bozyk,"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Global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Ashgate Publishing,Ltd.2006,p.164.Mauro F.Guillén,"Multinational Ideology and Organized Labor",The Limits of Converge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126.David Waugh,"Manufacturing Industries(chapter 19),World development(chapter 22)",Geography,An Integrated Approach,Nelson Thornes Ltd.,2000,p.563,pp.576-579,p.633,p.640.
④Pawel BozKyk,"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p.164.
⑤Antoine Van Agtmael,The Emerging Markets Century:How a New Breed of World-Class Companies Is Overtaking the World,Free Press,2007.
⑥参见Alastair l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eds.,Engaging China: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Routledge,1999.
⑦参见Stephen Cohen,India:Emerging Power,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1。
⑧"Interview with Jim O'Neill",October 2003,http://www.goldmansachs.com/media-relations/comments-and-responses/current/jim-oneill-cnbc-10-25-12,html,访问日期:2013年1月19日。
⑨⑩彭刚:《发展中国家的定义、构成与分类》[J],《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9期。
(11)参见Kishore Mahbubani,"The New Asian Hemisphere",Public Affairs,2008,p.5。
(12)如今,“金砖四国”已经演变成“金砖国家”,其原有的经济含义向政治含义转变。但为适于从经济角度规定金砖国家的特征,此处仍采用“金砖四国”的概念。
(13)“基础四国”概念诞生于哥本哈根峰会,表现了新兴国家中的核心大国结成联盟、与发达国家竞争的新趋势,具有明显的政治含义。
(14)韩国和沙特阿拉伯都只在政治集合中出现,但韩国是典型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沙特阿拉伯经济实力亦相当可观,故一并列入。
(15)越南和伊朗只在经济集合中出现,故暂时排在边缘的新兴国家之列。但两国均有超越于其他边缘的新兴国家的潜在的政治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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