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景观与乡村况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况味论文,乡村论文,景观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市和乡村是组成我们社会的两大板块，于是有人用城乡二元结构来概括我们的社会结构。这也许符合一个长时段的生活实际。可是，曾几何时，我们发现这种概括已不甚确切了。目下城市人口的激增，“县转市”的数量之惊人，已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城市概念，而风气所被，乡村伊甸园也早已今非昔比。就文学创作而言，如果说，由于我们是农业大国，农业文明占绝对优势，也由于革命及其文化经历了长期的“农村包围城市”，农村题材的创作便相当发达，城市文学的传统则若断若续，整个文学的重心曾长期在农村；那么现在，我们发现，文学的重心已开始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隐蔽迁移。这也许是历史和现实所决定的、当代文学史上最具深远意义的迁移。当然，一切都还处在渐变中，变与不变也是相对的。在我们对当前一部分文学现象加以考察时，将会看到，无论城市文学还是乡土文学，都有大量新因素产生，但又都面对着生活提出的许多新的创作问题。
一、现在文学界谈论怎样不再简单化地用农业文明来批判城市工业文明，而以城市人的身份阅读城市，谈论市民性和市民理想
现在，城市化趋势日益成为人们谈论的重要话题，都市文学的发展问题也成了当代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新课题。这自然不奇怪，因为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主要趋势之一。我们知道，城市是一个具有自身复杂结构的生态系统，是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集中交汇的处所，但它又并非封闭系统，它要向外扩展，要与乡镇交叉，形成辐射网，于是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个个重心。城市是欲望的万花筒，精神的展览会，几乎集结了当代生活一切最典型的矛盾，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最能体现当代人的精神面貌。对今天的文学来说，倘若都市文学没有大的发展，整个文学的状态也难以改观。
然而，我们城市文学的传统却并不算深厚，也不算持久。远如古典的市井文学暂置勿论，现代三、四十年代的都市文学热也可暂置勿论，仅就建国后来看，在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的覆盖下，城市居民与农民在文化心理上并无多大区别，城市文学独立的审美品格也并未建设起来，其秘密正如有人所说，在于“市民性”的发育不足。新时期以来，虽有众多作家如陆文夫、邓友梅、冯骥才、王安忆、陈建功等努力续接传统，大力凸现都市文化色彩，如王朔，直面都市的底层和刻划顽主的恣肆，可谓各有贡献，但对应于当今城市化的规模，其深邃、复杂、新矛盾之层出不穷，文学的深广度就颇不相称了。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外敷怎样的色彩，而在于如何把握市场经济风雨中都市的灵魂和人心的变易，如何回答诸多前所未遇的新问题。现在文学界谈论怎样不再简单化地用农业文明来批判城市工业文明，而以城市人的身份阅读城市，谈论市民性和市民理想，谈论所谓世俗形象与人文英雄的换场，谈论城市里崛起的新角色，其实都是围绕着都市文学的承接传统和发展方向。张爱玲、苏青们的成为热门话题，王安忆的说她的长篇新作《长恨歌》“写王琦瑶，是想写出上海这个城市的精神”，均与此有关。
但我更感兴趣的是，文学透过当今城市这面镜子所显现的精神走向，作家对城市人灵魂的发现。在这里，我想首先提到张欣。张欣并不是个具有很大概括力的作家，她自己也一再地自谦“不深刻”，但公正地说，她确乎是最早找到文学上的当今城市感觉的人之一，有人说她体现了未来文学的某些雏形，并不过份。在其近作《爱又如何》、《掘金时代》、《岁月无敌》等作中，她体验丰盈，观察入微，描摹生存竞争，世态冷暖，思索清高、贞操的价值和幸福的含义，内涵甚丰。她把商业社会人际关系的奥妙揭示得比较充分，把当今文学中的城市感觉和城市生活艺术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她显然不是个多么老练的作家，可她总能提供一些新颖的东西，这就值得研究。《岁月无敌》讲述了一个在滔滔欲海中怎样保持清醒，保持自尊，保持美感的故事。母亲方佩与女儿千姿，属两代人，两种美。方佩作为五、六十年代的歌唱家，饱历沧桑，个人生活也颇不幸，但她一直高度自尊地生活着，不阿世，不媚俗，守护着尊严和艺术，一生寂寞，内心丰富。在她自知不久于人世之际（这一点，小说最后才披露），唯一不放心女儿千姿能否自立，便拿出全部积蓄，断然带女儿去广州闯世界，欲使之立身歌坛，有所作为。此举貌似出于名利考虑，其实内蕴着对女儿的磨炼考验。她这样的人，自然不全能应对今天，对时髦的东西她总保持着沉默，便与千姿时有矛盾。她要女儿坚持高品位的艺术，但为了生计，别说千姿，就连她自己也不得不到夜总会去唱唱通俗歌。千姿在女友妒忌、同行暗算中一点点地成长着，母亲的人生智慧使她早熟。方佩说过，一切荣辱都会被时间湮没，岁月无敌，但她又说，锻炼抗拒诱惑的能力，坚持诚实正直的能力，自己双腿走路的能力，哪怕你不出名，没有钱，你也能健康愉快地生活。千姿大约不可能全部接受母亲的遗训，她也只能寻求适合她自己又适应时代的方式生活，但她毕竟部份地接受了，在繁嚣中尽可能地守住了自己。作者也许原本要让千姿做小说主角的，但进入写作后方佩变成了主角，这可能因为，作为一个过时人物，方佩所坚持的精神价值在义利之争中仍有它掩不住的光彩。
张欣作品的魅力在于，她把握住了她的人物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落差中的悬浮状态和心灵困惑。周介人在谈到计划经济时期的市民时说：“由于未受市场经济风雨的洗礼，他们对于职业自由选择，资金投向自主决定，人才自由流动，机会公平竞争，自己推销自己，风险自我承担等属于市民社会的运作机制是非常陌生的，因而他们的市民性发育得并不充分”。这些话是颇有见地的。“市民性”也许是个需要深究和界定的概念，但它肯定存在着、发展着，并决定着城市文学的成熟程度。如果说，我们某些涉笔城市的作品，虽有可观的框架，诱人的故事，但读来终觉隔膜的话，那原因就多半在对新的市民性表现得薄弱。生活在发展，市民性也在变化，难度恐怕就在怎样表现变化着的市民性。表面上看，张欣的人物似乎很能适应现在的城市生活，他们在物质上活得还不错，但从深层看，他们的心灵充满矛盾，徘徊无依，于是，张欣用善解人意的笔，关怀着她的人物在市场经济文化语境中的灵魂安顿问题，虽然她并不能解决问题，但毕竟开了都市文学创作的新生面。
二、尽管“欲望”在市场经济时代确乎突出，但写欲望和感性不应是目的，它还须理性和精神的透示
在大量涉笔都市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多是人们在物欲、权欲、情欲、金钱欲的冲击下或抗争或妥协或尴尬的表现，作家们或批判拜金与享乐的倾向，或发掘人性的庄严和优美，其众生相令人眼花缭乱，其精神的杂多性颇堪玩味。已经有人把这类创作叫“欲望化的叙述”，或叫“欲望现实主义”。特别强调“欲望”对今天创作的意义，似乎成了一大视角。其实，尽管“欲望”在市场经济时代确乎突出，但写欲望和感性不应是目的，它们还须理性和精神的透示，好的作品也正是这样做的。袁一强的《小人不可得罪》写一研究院卑劣而腐化的副院长，贪赃枉法且玩弄女性，只因他上下其手，关系网严密，众人难奈其何，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终将此公扳倒，但回想斗争的艰巨，仍令人不寒而栗。小说贴近现实，生动鲜活，表达了反腐倡廉的社会心声。
陈应松的《一个，又一个》则写了愚昧和劣根怎样导致了劳动者的自残，其实是内耗的缩影。彭见明的《晚唱》是篇非常含蓄的作品，不知在叙述手腕上学《聊斋》，还是从沈从文的《菜园》里借了灵感，总之是娓娓道来，柳暗花明。小说写一位作曲者兼大提琴手，清贫而淡泊，好象都市里的隐士，让人想起王冕者流，他对评职称，给企业写厂歌赚钱之类，一概藐视，紧紧守住自己，一尘不染。但一位台湾来的富孀建了洋楼做了他的邻居，富孀酷爱音乐，听琴声而追慕其人，多次苦邀他每日来拉琴遣闷，他当然是拒之又拒。但最后，他竟抛妻离子，与这风韵犹存的老妇由合奏而共同生活了，且不顾周围人的侧目。读者不明白，他怎么可能出此下策呢，他究竟是为老妇的财富所动，还是找到了茫茫尘海中的知音？作者的深意似正在于此。我倒是倾向于后一种看法的，虽然也不足为训。试想，连此公也被收编了，物欲之魔力，价值选择之纷杂，于此可见。其它如荒水的《循环游戏》、唐颖的《红颜》、缪永的《驶出欲望街》、郑彦英的《安娇》，各自展示着都市的新景观。
类似的作品还可举出不少。总的看来，作者们虽不乏对善恶的揄扬，但更多的是现象的展示，情状的描绘，有些作者还不能穿透这现象和情状，遂使思想的力度和对正面精神价值的肯定还不够充分。不是说作家们没有上下求索，去发掘与拜金、拜物的颓糜相颉颃的精神，而是说这种寻觅是艰难的。例如，在叶广芩的《本是同根生》和《祖坟》，王跃文的《秋风庭院》等作中，就极力要从对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吟味中汲取精华，来应对这个欲望四溢的世界。叶的两篇作品是可看作正续篇的，带着浓厚的自叙传记和家世色彩，作者通过那个满清望族后裔的小女儿（她曾上山下乡，在广阔天地锻炼过）的眼光看世态，看人生，抒发了一种将历史沧桑感和人情变易史、家族感情和时代风云相扭结的极复杂的情绪，作者一面写出这贵族之家的瓦解过程，一面从废墟中发掘一种清高脱俗的、刚正不阿的、不屈不淫的人格精神，实为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瑰宝，作品中的舜铨便是其化身。不管这种精神在现实中能起多大效用，它毕竟令人肃然起敬。对城市文学来说，怎样突破时下所谓“都市欲望游戏”的模式，开阔视野，不止从传统，也从现代、现实汲取思想营养，强化精神力量，甚为迫切。
三、如果城市文学必须研究市民性，那么乡土文学就必须研究农民性。把农民写透了，也就抓住了民族性格的秘密。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广大的农村。市场化、商品化的步步深入，早已使农村的面貌大变，原先关于农村和农民的概念已难涵盖现实。还在几年前，我们谈论过城乡二元视角对创作的重要，现在看来，仅仅把农村和城市对峙地写，相互深化地写，已不够用了，除了对比，更多的是互渗、交融。乡土创作的核心，仍在对中国农民的灵魂和命运的理解深度，以及能不能在与外部世界的激荡中深刻探索农民内在心灵的变化。如果城市文学必须研究市民性，那么乡土文学就必须研究农民性，而且要在发展变化中去研究。我们常说，农民是国民性的集中负载者，把农民写透了，也就抓住了民族性格的秘密，这话并未过时，只是难度增大了。新时期以来，农村题材的创作成就巨大，它深入地探索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尤其是深刻表现了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中，农民从物质到精神，从思想到行为，从道德到审美的大变化，对农民灵魂的审视，也达到了新高度。但是，到了近几年，随着政策和生活的稳定，这种探索似乎难以为继了，线索也不那么清晰了，整个乡土创作在状态化描写中徘徊。我们曾经盛赞过当今文学对阿Q 后代子孙们的绝妙把握，但现在他们似乎也销声匿迹了，不知在盘算什么了。这是否与重心向城市文学倾斜有关呢？
但是，仍有不少作家在力图超越，力图探索更深层的东西，效果如何，尚待品评。运用家族视角的长篇新作有赵本夫的《逝水》、李斌魁的《欲壑》、老城的《人祖》等。李锐的长篇《无风之树》，意蕴深厚，笔墨凝炼，是下了大力的产物。我们注意到，这实际是他的《厚土》的一次大规模的延伸和推进，它的焦点仍在饥饿、性、政治等方面，它的主旨，仍在表现特定时段、特殊环境下的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和文化状态，侧重于表现文化传统的惰力和封闭地缘的沉滞。严格地说，虽然有所深化，篇幅和体制也扩大了，但矮子坪众生灵提供的东西却并不比《厚土》多多少。再如张宇的长篇《疼痛与抚摸》，写了水家三代人四个女性的命运，思考着家族与政治，男权与女权，性爱与生命本体之类的问题，应该说立意新颖，另辟蹊径。但正如有人指出的，它写女人用的是生物学尺度，写男性用的是社会学尺度，不甚协调，哲理化议论也略嫌生硬，扩大外延不是靠形象。质言之，存在某种抽象化倾向。这里似乎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使写相对稳固的“常数”，发掘深隐的文化心理和国民性，也要发展地写，在不断变化的现实的参照下来写，方有活气。
在乡土创作中，相对于写“不变”的，大量是写“变”的，但又大多停留在面的拓展，新矛盾的介入，人物的多样性等方面，生活气息浓厚，深度略逊。张炜、何申、关仁山、刘醒龙、李贯通、刘玉堂、周大新、闫连科、赵熙、李斌魁、赵剑平、谭文峰、张继、常捍江等人仍很活跃，各有新人耳目的作品出世。关仁山的《太极地》和《落魂天》都是发生在渤海湾渔乡的故事，都有一种外资和金钱形成的力量介入，极大地摇撼着古老土地上的生活秩序、人际关系和人的心态，不论对借太极地发财的人，还是海上捞尸人老顺子，他们都不再有改革初期的心绪了。商业化解构着古朴的道义和人伦亲情，每个人都不能不经受金钱获取与道德付出的两难痛楚。何申的作品近年一直被文坛看好，他有饱满的生活积累，有鲜活多趣的语言功夫，渐成写农村人物和基层干部的能手，新作《年前年后》围绕李德林其人展开的生活流，较前更为斑斓多彩。如果何申有什么不足，我以为倘若能在保持鲜活的表象的前提下进而挖到一些形而上的、根本性的题旨，就大不一样了。刘玉堂的创作给乡土小说带来一股民谣情调和俚俗风格，十分独特，这主要得力于他的语言和看生活的诙谐眼光，中篇《自家人》似一支沂蒙山小调，逗人遐想。山东的青年作者张继，出手不凡，短篇《杀羊》，写较贫困的乡村，极沉重又极逗乐，完全一派中国式的黑色幽默。
在这里，我想重点提到谭文峰的中篇《走过乡村》，也许这是去年最令人震动的农村小说。它直面当今农村的现实，决不讳饰和退缩，具有现实主义的品格。象大自然一样纯真美丽的少女倪豆豆，遭到集村长、总经理、县人大代表于一身的权势者倪土改的强暴，有冤难伸。蹂躏她的既是权力，又是财富。可悲的是，面对倪土改的恶行，村人、上级、豆豆的家人，均抱息事宁人态度，他们甚至为“私了”而得到的好处暗自庆幸，豆豆的命运便更加恶化了。在某种意义上，她的家人和整个乡村都不自觉地参予了对她的迫害，大家都从她的苦痛中捞到了蝇头微利，多么惨痛！大而言之，是短视的经济利益和某些人的仕途需要强奸了道德和公理。此作令人深思不置。
四、为了寻求可靠的道德理想和精神支柱，一些作品在历史与道德的矛盾中探索
我们看到，为了寻求可靠的道德理想和精神支柱，一些作品在历史与道德的矛盾中探索，这种探索是复杂的，需要辨析的，其中有的作品错把糟粕当精华，流露出偏执的情绪，值得商榷。我指的是谈歌的《天下荒年》。此作曾被多家选刊转载，作品中也确有精彩部分，但是，它却存在着把道德孤立化、抽象化的倾向。小说有一重要情节：困难时期，饥饿年代，燕家村已饿死了不少人，活着的也都奄奄一息，村支书志河为救人，斗胆从粮库“借”（实为抢）了几袋玉米，孰料分谁谁也不要，且都鄙夷志河的丧德行为，眼睁睁地看着志河被枪毙了。此前，作者即渲染燕家村有古碑，刻着村约，教人非礼勿动，村人们何等地安贫乐道，还称赞一妇女如何将因饿极而偷了一个红薯的孩子毒打致死。作者还顺手批评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认为不真实，不高尚。原来，作者是在挖掘适用于今天的我们民族的高风亮节，他认为村民宁可饿死也不动一粒粮食的品质便是最高美德，并说，忘记了那个年代人们的美德，便是背弃了一种高尚人格，而唯有这种人格才能激扬弱化了的世界，才能拯救眼下的世界。这叫我有点不明白了，莫非作者主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么。任何一种道德都有它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道德是可以继承并发扬的，但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一旦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谈节操、人格、道德，会得出怎样荒唐的结论啊。谈歌是位出色、刻苦的新起作家，他关于国营企业的一系列小说，如《年底》、《大厂》等，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这样的误植也许与作者太年轻了有关。通过这个例子也说明，对精神价值的探索是个复杂问题，我们的作家正面对着它。
在我们对当前的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作了一番简略的巡阅之后，深深感到，众多作家正在深入思索当代生活提出的问题，尤其注重于如何强化作品的精神价值，并已取得可喜的收获。但是，应该看到，当今社会，无论城乡，价值追求和道德理想是纷纭多样的，怎样在正确思想的指引下，在不同价值体系的冲突和交汇中建设我们健康优美的、丰富多彩的精神价值，正是迫切的任务。我们需要更热烈地呼唤民族灵魂的展现，更勇敢地面对当代生活中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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