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学科论文,方法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10月我应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之约，撰稿庆祝《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发表了一篇《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的短文，倡言以规范化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本土的经济问题，并断言若能如此，本土经济问题的研究不仅可对我国的改革发展做出贡献，而且，也可登世界经济科学的殿堂。该文发表至今，转眼5年，有幸承蒙经济研究所再度邀约，来谈我对经济学研究方法和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的看法。藉此机会，不揣浅薄，抱着野人献曝的心情，将我近年来的若干心得体会再次提出来和各位同仁进一步探讨。
在《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一文中，我也宣扬21世纪将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这个想法是基于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在本质上是用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一套逻辑体系的特性而推论，并根据世界经济理论研究中心从原来的英国转移到现在的美国的现象观察而得来的。
社会科学理论贡献的大小决定于被解释现象的重要性。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各国的经济关联十分密切，发生在大国的经济活动，不仅影响大国本身，而且会对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发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强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也就容易被认为是世界级的经济学家。了解经济理论发展史的学者都清楚，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英国当地人，就是旅居英国的外国人。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原因就在于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是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美国。
我国自1979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20世纪最后20年GDP年均增长率居于世界首位。现在国内国外有许许多多的研究认为，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政治稳定，并坚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最迟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研究在世界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将随之提高，我国的经济学家在研究我国的经济问题时，有近水楼台之便。可以预期当我国的经济在21世纪变成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时，我们也有可能迎来中国籍的世界级经济学大师辈出的时代。
当然，中国经济发展只是为中国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提供了机会，要把可能变成现实，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还必须做出非常自觉的努力。除了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外，我今天想再就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和其他几个方法论的问题，做些进一步的阐述。
一、内部逻辑的一致和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
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十分重要，但是研究本土经济问题本身还远不足以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化。国内经济学界大部分工作者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本土问题，但是，能够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的却寥寥无几，原因即在于没有能够用比较规范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在国外的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必须遵守一定的写作规范。例如，提出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论点前必须先整理文献，归纳别人对这一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引用他人的观点必须注明出处，学术杂志对稿件应请专家匿名审稿。这些“形式”的规范化，是使我国经济学研究成为可积累的科学研究的最起码条件。然而，我国的经济学家要想对世界经济理论发展做出贡献，更重要的是遵循理论创新的规范。
只有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的研究才能对学术思潮的发展做出贡献。经济学理论是用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理论的创新来自对新现象的分析或对旧现象的新解释。既然经济学的理论是一套逻辑体系，那么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就首先要严格遵守形式逻辑内部一致的要求，否则，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无法说清楚。我国大学里的经济学系在教学时，经常侧重观点的整理而忽视逻辑分析和推导。研究者在写论文时，经常也只讲个人对某个问题的观点、想法和主观原望，常以个人的判断或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理论替代逻辑推论，或是以比喻代替推理，所以，难以形成逻辑体系。这样的观点、主张对推进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可能贡献不小，也常被冠以理论之名，但和对经济学科的发展能够做出贡献的理论，实在风马牛不相及。
在建立经济学的理论时必须对所研究的问题和给定的条件有明确的定义，从前提到结论之间的推论必须合乎严格的形式逻辑的规范，数学模型是最严格的形式逻辑，能将逻辑分析数学模型化最好，这是国际上经济学科发展的一个趋势，如不能，至少在分析问题时，什么是大前提、小前提，什么是假设、推论，也应该有明确的表述。
经济学家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内部一致的逻辑体系，并非是为了玩逻辑游戏，而是要解释经济现象。因此，方法论规范化的第二个要求是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如果一致，就是不被证伪的，这个理论暂时就可以被接受；如果不一致，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或摈弃。对于这一点，我国年轻一代的经济学者要特别给予重视。一方面，学习国外现有的理论是需要的，但是，不管是哪个名家的理论，只有他的理论的逻辑推论和我国经验事实相一致时，这个理论才是可以暂时接受来解释我国经济现象的理论。如果发现理论推论和我国经验事实不一致，要坚持的不是现有的理论，而是进一步去了解我国的经验现象，然后，根据经验现象构建一个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所以，当发现这种不一致时，不要死抱理论，成为现有理论的俘虏，也不要在巨人的面前而感到自己渺小。其实，这正是对理论发展做出贡献的绝好机会。和外国的经济学家相比，我国年轻的经济学者通常数学较好，在这方面有比较优势，而且利用数学模型来做逻辑推论在国际经济学界是一个潮流，因此，我国的年轻经济学者容易以为数学模型就是经济学理论，以追求数学模型的复杂和艰深而自得，忽视了理论是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的。如果数学模型的推论和经验现象不一致，这样的模型充其量只是数学游戏，不能称为经济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甚为盛行，由于所要处理的是规模报酬递增的问题，因此，所使用的数学必须相当复杂。但是，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所以引起重视不在于它复杂的数学模型，而在于它解释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为什么没有像古典增长理论所推论的那样收敛，而是差距越来越大的重要经济现象。这几年，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已有些过时，其原因则在于这个理论的许多推论无法得到经验事实的证明。其实，在世界上第一流的经济学期刊上，纯数理模型的文章是少数，以《美国经济评论》为例，在2000年共出6期，不计第2期年会文集以及各期中的短文，总共发表了48篇论文，一点数据分析都没有的纯数学模型的论文仅有17篇。
此外，一个理论是几个重要社会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体系，因此，当一个现象可以用一个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来解释的时候，通常也可以通过不同变量的选择组合，而同时形成几个内部逻辑严谨并同样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的若干个其他理论。以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大的经验事实为例，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以发达国家的教育、R&D等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具有规模报酬递增，而R&D等又多发生在发达国家，来解释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可以比不重视这方面投资的发展中国家快而使收入差距扩大。但是，我和蔡昉、李周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同样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一国的收入水平决定于其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则决定于其要素禀赋结构，所以，要提高收入水平和产业结构必须先提高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结构水平的提高指的是人均资本量的提高，资本来自于经济剩余的积累，按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结构，可以使一个经济最有竞争力，能创造最多的剩余。除了剩余的大小，资本的积累还决定于积累率的高低，积累率的高低则决定于资本积累回报率的高低，后者则视技术创新的速度而定。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只能来自自己的R&D，投入大而成功的概率低，发展中国家如果按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其技术创新绝大多数可以来自国外现成技术的引进，成本远低于自己由R&D来获得，所以技术的创新可以远快于发达国家，资本的回报率、积累率也可以远高于发达国家。所以，一个发展中国家按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剩余大、积累率高，要素禀赋结构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将逐渐缩小，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也就会收敛。反之，如果发展中国家不按比较优势去选择产业和技术，发展的产业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获利能力低，缺乏自生能力（注：有关比较优势和自生能力的讨论，详见Justin Yifu Lin and Guofu Tan(1999)。），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总体水平的提升也就慢。而且，为了建立没有自生能力的优先发展产业，国家只好以扭曲价格、干预市场资源配置的方式来保护这些产业，所以经济运行的效率很低，和按比较优势发展的国家的差距也就会越来越大。不幸的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了解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决定作用，而以为发展和不发展是技术水平决定的，把发展的目标定位在技术水平的快速提升上，结果花了很大的力量去发展在技术上水平较高但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果事与愿违。我们提出的这套理论同样可以给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的现象，提供一个内部逻辑一致的解释。（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第4章）所以，当我们看到现有的理论和我们观察到的经验现象一致时，即使这个理论是名家提出的，也不能就此满足，而应该进一步想想是否还有其他同样是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不管是现成的还是自己提出的，可以用来解释这个现象。
当有好几个理论和所要解释的现象一致时，这些理论可以是互补的，亦即这些理论所强调的原因可以同时存在，而不相互矛盾。这些理论也可以是相互竞争的，也就是这些理论中接受了一个，就要排斥另外的。那么，在竞争性的理论中该接受哪个理论呢？而在互补性的理论中，也不是每个理论都成立的。通常是当有许多理论都和所要解释的现象一致时，我们可以从各个理论中分别得出许多不同的推论。一个理论只有当它所有的推论都不被经验事实所证伪时，才能不被修正或抛弃。
同样以上述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差距为例，按内生性增长理论，一个发展中国家除非在人力资本投资上比发达国家投入更大比例的资金，否则无法赶上发达国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赶上或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它们在缩小差距的过程中，R&D、教育和其他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仍不及发达国家，因此，用人力资本投资来说明为何发达国家能够继续增长则可，但这个理论无法说明为何有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赶上了发达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扩大了。在这个问题的解释上，我们提出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能否赶上发达国家决定于是否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理论应该比内生性增长理论更有说服力。
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中国1959-1961年农业大危机原因的争论。传统比较流行的理论有三种，一是天灾说；一是人祸说，即认为公共食堂及其管理不善是造成大危机和大饥荒的原因；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的人民公社规模过大，“五风”盛行，打击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上述三种理论，从逻辑上来说都能导致农业危机的产生。我则提出了另外一个理论假说，认为这场农业危机导因于合作化运动从自愿转变为强制，农民的退出权被剥夺，使得“搭便车”成为不可遏制的行为，劳动积极性随之瓦解。何者是造成这场危机的最主要原因？传统理论的一个共同逻辑推论是，如果天灾结束，气候条件恢复正常，或者如果公共食堂解散，如果人民公社规模缩小，农业生产效率就能够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而退出权理论则预测在强制性的农业合作社中其效率将低于个体农场。国内外的研究表明，1959-1961年农业大危机以后，直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业生产效率从未恢复到农业大危机前的水平，虽然这段时间天灾结束了，公共食堂解散了，农村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五风”得以纠正，农业生产实际上划小为以生产队和大队为核算单位。到目前为止，我的这一理论在内部逻辑上是一致的，内部逻辑与经验事实也是一致的，没有被证伪。（注：Lin,Justin Yifu,"Collectivization and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8(December 1990):1228-1252.中文译文见林毅夫著：《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版。）
二、理论假设的一致性
内部逻辑一致和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一致是任何学科理论发展的共同要求。而经济学所以不同于其他同样是研究社会现象的学科则在于其不同于一般社会学科的基本假设，即理性人的假设(Becker,1976)。一个学科甚或一个学派所以成其为学科和学派是因为一些假设为这个学科或学派的各个学者所共同接受，并做为他们理论研究的共同出发点。现代经济学在国外有各种不同流派之分：如凯恩斯学派、芝加哥的货币学派、新制度学派等等，这些流派都属于现代经济学的范畴，即在于他们都以理性人为共同接受的基本假设。经济理性的含义是，人们总是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就各种的可能选择中，做出最有利于其目标之实现的选择。所谓经济理论其实也就是理性的人在某种限制条件下（也就是因），做出了最佳的选择而产生了这个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也就是果）。所谓最佳的选择不局限于收入的最大化或利润的最大化，一般经济学家讲的是效用的最大化。在效用函数中收入、风险、休闲、名誉等都可包括在内，而且在这些目标间可以有一定的替代。一个革命志士，可以为革命目标抛头颅、洒热血，但在可以达成同样的目标而不必牺牲性命时，以较小的代价保住生命即是一种理性的行为。
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有许多现象似乎和理性人的假设不一致，一般人常会因此而质疑这个假设，甚至想以其他假设替代理性人假设。但是放弃理性人假设的结果是发展出来的理论无法纳入经济学理论的主流体系。而且，当研究者发现了所谓“不可理喻”的行为时，通常不是行为者的不理性，而是研究者对行为者的限制条件不了解。过去国外的学者经常认为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是保守的、不理性的，证据是在殖民地国家的农民经常拒绝接受殖民者所带来的先进技术，而这种技术可以增加产量。我的恩师舒尔茨教授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最大贡献之一是提出了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是穷而有效率的理论，改变了经济学界对农民是不理性的看法(Schultz,1964)。先进的技术通常预期产量高，但要求的气候、温度、湿度、肥料等条件也较严，合乎这些条件，产量会远比传统品种高出许多，而不符合这些要求，也可能颗粒无收。传统的品种，产量低，但一般旱涝保收。在落后的地区产量高时，由于运输条件的限制，产品很可能运不出去而“谷贱伤农”，丰产不丰收，而当减产时，则又难于从其他地方运来粮食。在这种情况下，种旱涝保收的低产品种正是传统社会农民在预期收入和风险之间做了最佳选择的理性行为。
经济学家所以坚持理性人的假设，实际上是因为以这个假设为基本出发点可以更深入地探索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我们所难以了解的现象贴上不理性的标签。而坚持这个假设也给经济学家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当我们在研究问题，发现了某些似乎是不合乎理性的现象时，不能简单地说是由于当事人不理性，而只可能是我们对当事人在做出决策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不了解，对所研究的经验事实还未吃透，所以，要求我们进一步去了解产生这个现象的各种条件。
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这个学科中所有的学者共同接受的基本假设。一个学者的研究要形成一个体系，也同样必须有贯穿其所有研究工作的一致性假设。否则，其提出的理论模型之间容易出现自相矛盾而难于前后一致。假设的一致性要求学者不能便宜行事。熟悉数学模型的人都知道，只要改变前提条件，那么，数学模型可以得出你所想要的任何结论。一个学者，在研究同类问题时，坚持前后一贯的基本假设，这样研究才能更深入，研究出来的各种成果也才能累加成一个体系。
三、理论模型中的限制条件
在人是理性的前提既定之下，所谓经济理论无非是描述一个理性的人，在给定的条件下，如何做选择，以达到其目标的最大化，而选择的结果正好是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因此，一个经济理论能否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的关键就在于包括在这个模型中的给定条件是否合适。所以要构建一个理论时，首先要了解限制当事人的选择的给定条件是什么。
我和蔡昉、李周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对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论解释。过去总以社会主义制度和学习苏联经验来解释我国传统计划体制的形成。我们则从政府当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重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资金相对密集型的产业，我国当时是一个资金相对稀缺的经济，而提出了一个新的替代解释。资本高度密集的重工业一般具有三个基本特征：投资周期长；技术较为先进，作为先进技术载体的机器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投资规模大。我国当时经济十分落后，以农业为主，农业剩余很少，资本积累率自然很低，资本非常稀缺，如果由市场决定，利率必然会很高，利率高则无法投资建设周期长的项目。经济落后导致可供出口的商品很少，外汇短缺，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必然很高，从而不利于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所需设备的进口。经济落后还使主要经济剩余只能来自农业，因此经济剩余少而分散，不容易聚集，靠市场无法动员资金建设投资规模大的项目。认清了重工业的三个特性和落后经济的三个特征（决策者的约束条件）及两者的尖锐矛盾之后，可以导出为了实现政府决策者的目标，仅能用计划替代市场来配置资源。所以传统的计划体制尽管效率很低，但从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目标来看，是政府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它的存在是由要素禀赋和发展目标的矛盾决定的，而不在于我国的社会性质，学习苏联的经验则是因为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优先发展重工业时，和我们在50年代时面临的矛盾相同。从我们这个理论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何社会性质不同的印度、拉美国家也和我们有非常类似的计划体制，因为他们的政府和我国一样，想在资金相对稀缺的情况下优先发展资金相对密集的产业。
其次，理论是一个信息节约的工具，理论模型并不是越复杂越好，而要尽可能地简化，限制条件要尽可能地少。要用很少的给定条件，来解释观察到的现象，一般学者容易采用带有很强的“模型特定性”(Model Specific)和“问题特定性”(Problem Specific)的条件。但如果条件是模型特定的或问题特定的，这种理论能运用的范围就很局限，用社会性质来解释传统的计划体制的存在，就属于问题特定的条件，因此，由此产生的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社会性质和我们绝然不同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和我们非常类似的计划体制。由于理论是信息节约的工具，理论要有尽可能强的“普适性”(Robustness)，也就是要有更大的解释范围，要达到这个目标，理论模型中的限制条件就要有一般性。要素禀赋决定了一个经济中的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是社会中任何经济决策都必须考虑到的条件，因此，要素禀赋是一个非常“一般”的条件，以发展目标和要素禀赋的矛盾来解释计划体制的产生，也就有了较强的“普适性”，即能解释为什么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采用了类似的计划体制，以及我国的社会性质未变，而改革后却从计划体制转型到市场体制。
由于理论是信息节约的工具，理论模型要尽可能地简单，不仅要求限制条件要尽可能地少，而且不能苛求限制条件完全吻合于现实。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最为经典的论文是弗里德曼撰写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Friedman,1953)。在该文中弗里德曼提出了著名的“假设条件不相关”命题，其含义是，理论的作用在于解释现象和预测现象。对于理论的取舍以理论的推论是否和现象一致，即理论是否能解释和预测现象为依据，而不能以理论的假设是否正确为依据。例如，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著名的“要素价格趋同理论”，按此理论，如果两国之间的货物贸易是完全自由的，不存在贸易摩擦和交易成本，则通过货物贸易，两国的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价格将会趋同。显然，不存在完全自由、没有摩擦和交易成本的贸易，但不能以此来否定这个理论，是否接受这个理论，依据开放贸易以后两国的工资和利率水平的差距是否缩小而定。理论和地图一样，是信息节约的工具，只要能说明主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可。因此，要舍象掉一些无关紧要的条件，仅保留最重要的条件。否则，理论丝毫没有节约信息，也就不成其为理论了。
当然，保留在理论中的假设条件也不能过于偏离现实。过于偏离现实，现论将失掉对现象的解释力。科斯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前提性假设(Assumptions)应该是“易于处理的”(Managable)和“现实的”(Realistic)。而科斯本人也正是通过松动“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才做出在新制度经济学上的开创性贡献的。我个人对合作农场中劳动者积极性的研究也是从放弃Amartya Sen(1966)著名的论文中完全监督的假设，而取得和经验现象一致的合作农场中劳动者积极性较家庭农场中积极性低的理论推论。
理论必须有高度的抽象，而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前提条件又不能太过偏离现实，才能对现象有足够的解释和预测力。但什么是不过于偏离现实，例如，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假设交易费用为零、什么条件下交易费用必须作为主要的条件，则又视问题的特性而定，这并无简单的规则可以遵循。理论构建近乎艺术，好的经济学家和一般的经济学家差别就在于好的经济学家能把握住重要的、一般的、简化的，但又不偏离现实太远的条件于他的理论中。在这点上，我国经济学研究者必须多下点苦功夫，在平时读经典文献时，不只是去了解观点，而是去体会大师们如何观察现象、提出问题、选择给定条件等。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作为一个经济学研究者，在读经典文献时，如果只关心观点而不从方法论上去揣摩，则只能说是看热闹。另外，在研究问题时，一方面要深入了解事物的本质、特性，另外一方面要有比较宽的视野。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以下的“一分析，三归纳”方法，也许对我国年轻的经济学者在寻找最重要、最一般的限制条件来建构理论模型时，有参考价值：
1.“本质特性分析法”，即在分析一个现象时，首先想清楚谁是这个现象中的主要决策者，他的目标是什么，目标的特性为何，他所处的环境又有哪些特性等问题。例如，蔡昉、李周和我在提出计划体制的形成理论时，就是从作为决策者的政府，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目标，重工业的三个特性和我国资金相对稀缺的要素禀赋的特性冲突而演绎出来的。我在研究合作农场的激励机制问题时，则从农业生产空间分布大、时间长的特性，知道农业劳动投入监督不易，而放弃了Sen的完全监督，加入监督程度和监督成本于模型中。最近，我在研究我国的金融体系发展的问题时，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发展中小银行的理论，则是从金融体系的主要功能是动员资金和分配资金，而能动员的资金决定于资金分配的效率，以及在资金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发展中国家，资金使用效率最高的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中小企业，而股市直接融资固定成本高，中小企业资金需求规模小等特性演绎得来（林毅夫，1999）。在这儿我有一个心得，要特别提醒诸位注意，在分析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时，要特别给予要素禀赋结构足够的重视。在主流经济分析中，通常只有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才会讨论到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但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一个经济中各种投入要素的相对价格，是在做任何和发展有关的技术和产业选择时所必须考虑的重要给定条件。中国在改革前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大多和忽视我国的要素禀赋的特性有关。
2.“当代横向归纳法”，即在研究某一时某一地的一个现象时，同时去了解这个现象到底是此时此地惟一的，还是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现象。例如，对计划体制产生原因的研究，如果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社会主义国家，那么，用社会性质来解释计划体制的产生，逻辑上也是严谨的。但当我们看到其他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类似的计划体制时，那么，应该可以知道计划体制的产生有比社会性质更为一般的原因。
3.“历史纵向归纳法”，即《大学》上说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了解了一个现象的演变发展过程，大概也就知道了它产生的原因。同样以计划体制为例，苏联刚建国时并无此体制，而是在1929年斯大林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之后才形成的。由于体制的变化是伴随着发展战略的变化，因此，计划体制产生的原因应该和战略有关。
4.“多现象综合归纳法”，是将一时一地同时发生的多个现象综合分析，归纳出这些现象背后共同的原因，而不是孤立地分析各个同时发生的现象。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绩效差的原因时，国际贸易学者常从发展中国家采用的是进口替代的战略来分析，而金融学者则从金融抑制的现象来分析。但进口替代和金融抑制一般是同时存在的，如果能将这两个现象同时分析，就不难发现它们都是在资金相对稀缺的状况下追求资金密集的产业优先发展，为了让没有自生能力的产业能够生存的必要制度安排。所以，要素禀赋和发展战略是比进口替代和金融抑制更为一般的条件。
以上的“一分析、三归纳”虽然分开来解释，但在运用中实际上是反复交替的思维过程。从本质特性演绎来的理论的推论必须随时对照于归纳来的现象特性。从现象归纳来的因，也必须经由演绎来重构因果之间的逻辑体系才成为理论。
四、实证检验
理论分析只能说明在理论所阐述的逻辑机理中，因（给定的条件）对果（所要解释的现象）的产生是有正的还是负的影响，但无法说明这个影响的量有多大。是否真的有影响，以及影响有多大，只能从经验实证中才能获知。理论既然是用来解释现象，就必须不断地接受经验现象的检验。只有不被经验现象证伪（注：所谓证伪，指的是经验实证发现因的影响和理论预期的影响相反。）的理论才能被暂时接受为可以解释现象的理论。只有在经验验证中，确认为有相当大影响的理论，才可接受为在诸多可能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中，不是一个无关紧要(trivial)的理论。作为一个有志发展理论的经济学者，不能仅满足于逻辑的完美，而必须不断用经验事实来检验它所发展出来的理论。
计量检验是经济学中经验实证的一个主要方法。需要注意的是，理论模型为了简化起见，通常把给定的条件尽量简化，但在现实生活中对所要解释的现象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很多，在做计量检验时则必须将其他可能影响的因素尽可能地考虑进来，以便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分离出理论模型所重点考察的因素的影响。例如研究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时，在理论模型中消费是消费者根据给定的收入条件和一定的相对价格所作的效用最大化的选择结果。然而，消费行为除了受收入和相对价格的影响外，还可能受不包括在理论模型中的消费者教育水平、年龄、性别的影响。在根据家计经验资料做回归分析时，教育、年龄和性别等因素都要包括在内。而且，消费者收入水平显然也受教育、年龄和性别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收入在理论模型中是做为给定的条件，而在回归模型中则需要被看作是内生的变量，使用二阶最小二乘法或其他计量方法来处理。
国内经济学者一般善于写文章，阐述观点，而不乐意做经验实证的工作，有的人还误以为经验实证是数量经济学的事，将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不适当地割裂开来。实际上，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养成经验实证的习惯是培养对理论发展做出贡献的一个重要方法。当我们学习现有的理论时，要养成不断将所学理论和自己所知的经验事实对照的习惯。自己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时也要不断地寻找更多的经验现象来检验这个理论的习惯。从这种理论和经验的不断对照中，去寻找理论创新的机会，也从这种不断对照中去深入了解现象，寻找更深层、更一般的理论。
五、结束语
作为一个热衷于教育新一代经济学家的工作者，我将自己的一点心得提出来供大家参考，希望有志者能够少走弯路。由于谈的是自己的体会，报告中难免有许多老王卖瓜的地方，还请多包涵。改革、发展以及中国经济地位在世界经济舞台的提升，给我国经济学工作者出了许多可对世界经济学理论发展做出贡献的题材，目前我们较欠缺的只是规范方法的普及和运用。《经济研究》作为我国经济学龙头刊物，在推动经济研究的规范化方面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作为一个热切期盼中国经济学研究走向世界经济学殿堂的工作者，我呼吁大家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为迎来21世纪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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