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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唐人，大名鼎鼎，他的《金陵春梦》曾经风靡大陆。但说起阮朗，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其实，唐人即阮朗，阮朗即唐人也。而他的本名则叫严庆澍，更加不为人知了。正像人们大都知道鲁迅，而不知道他的本名周树人一样。
香港有一批小说家，赋有多样才华和多副笔墨，不仅小说形式变化多端，而且又擅长散文、随笔、评论、电影、戏剧等，阮朗，正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从50年代初发表《某公馆散记》（《人渣》）开始，到1981年不幸病逝，30年间，不包括电影剧本等，仅仅小说即留下了数百万言的作品。阮朗是一团火，他用“自燃”来创作，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写作。
使阮朗名声大振的是《金陵春梦》，但从艺术价值上说，他用阮朗、江杏雨等笔名写的社会写实小说，也许更值得我们青睐。30年间，阮朗留下的著名短篇小说集有《玛丽亚最后一次旅行》、《爱情的俯冲》、《香港风情》、《黑裙》、《十年一觉香港梦》等；中长篇小说则有《格罗珊》、《靓女》（《春回来了》）、《女大女世界》、《天涯共此时》、《华灯初上》、《赎罪》、《长相忆》、《第一个夹万》等。（注：上述作品大都出了大陆简体字版，如北京出版社之《香港风情》、广东人民出版社之《黑裙》、广西人民出版社之《十年一觉香港梦》、四川人民出版社之《华灯初上》等。福建人民出版社之《香港小说选》亦收入阮朗多篇佳作。）
综观阮朗的上述长、中、短篇小说作品，表现了这样一些显著的特色：
第一，批判现实主义的现代版、香港版
从文学史上说，批判现实主义是19世纪的产物，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是它的代表作家。时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百年老店”似乎早已过时了，事实上不然。任何创作方法和创作思潮，只要它既适应社会要求又符合创作规律，它便不会是昙花一现，而必然是永远起作用。曾几何时，前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文艺官僚们曾经想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来取代它，硬要篡改它揭露黑暗、批判现实的基本规律，而要追加上什么“歌颂光明”、“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的尾巴，实际上是要作家、艺术家们粉饰现实，掩盖丑恶乃至血腥，为那些残忍的、不人道的倒行逆施大唱赞歌。随着斯大林模式的假社会主义的解体，这种模式的派生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被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历史证明：批判现实主义揭露社会黑暗和丑恶，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光辉的人道主义旗帜，将永远在人类上空高高飘扬。它虽然产生自封建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期，但它的创作精神和原则，应该说对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是适用的。具体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来说，这个贫富悬殊、充满罪恶和欺诈的殖民地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太需要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创作方法了。早在上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香港文学中，这种精神和方法就一直在起着主导作用。侣伦、黄谷柳、刘以鬯、舒巷城、海辛、金依等人的小说创作，虽然也有其他创作方法（如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影响，但批判现实主义始终是一条鲜明的红线。《穷巷》、《虾球传》、《太阳下山了》等不必说了，即使刘以鬯的现代主义的意识流小说《酒徒》，也何尝不洋溢着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让人十分欣慰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精神，在阮朗的小说创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阮朗对香港社会丑恶面的揭露和鞭挞，较之他的一些前辈和同行，无疑有了新的发展、新的特色。
《华灯初上》、《爱情的俯冲》、《发嫂》、《十年一觉香港梦》等作品不妨作为一个组合，它们表现的是香港平民百姓的悲惨遭遇。《华灯初上》的女主角汪玲是一位美丽善良的少女，可惜出身贫寒，为了生计，只好下海当了舞女。在这种“货腰娘”生涯中，她受尽了凌辱甚至敲诈，她与恋人朱秋实的纯洁爱情也不得不忍痛牺牲。但她并未在烂泥塘中沉沦，她努力维护了自己做人的尊严和心灵的纯洁。小说对她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热烈的赞美。像那些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一样，小说把对上流社会卑鄙龌龊的揭发与对“小人物”的同情、讴歌紧紧结合了起来。《爱情的俯冲》题材与《华灯初上》类似但艺术处理却更加惊心动魄。不知父母何许人的弃儿招华被养父母拉扯大后，为了生计，卖给了曾记马戏团，成了“空中飞人”的女主角，为马戏团赢得了票房和掌声；19岁的她也出落得如出水芙蓉。于是，有蒋家王朝小官僚背景的曾老板和他的儿子“狗熊”同时看上了她，她已经成了他们的盘中物。她很想与从小一起长大的祥哥私奔逃走，但懦弱的祥哥却在关键时刻畏难却步。结果，在奋力抗拒了“狗熊”的强暴后，被他故意失手将她从十几米的高空中“俯冲”了下来，结束了自己仅仅19岁的美丽生命。马戏团老板父子算不得什么巨恶大憝，但害死无依无靠的弱女招华他们的能力已经绰绰有余了。“爱情的俯冲”，是多么强烈的哀惋与控诉呀！
《发嫂》与《十年一觉香港梦》虽然写的也是平民百姓的悲剧，但和上述两篇作品显属不同类型。两篇小说皆不牵涉“下海”，既不是演员行状，也不是舞女生涯，主人公是地地道道的平民百姓。然而，十几岁的施玉瑛在父亲破产后成了一名弱女子，与母亲相依为命，到工厂打工，被工头欺骗蹂躏，后又被卖入了一个冒牌“音乐厅”的隐形妓院，落入“黑社会”的掌握之中，被逼卖淫以至发疯，成了所谓“发嫂”。阿玉的悲剧虽然她的父亲要负一定责任，但归根结蒂，她是香港罪恶的殖民社会的牺牲品。与她的不幸遭遇相类似，《十年一觉香港梦》中的翁小英、翁小龙也值得人们深深同情。14岁的小英被阿飞勾引到“人肉市场”去伴舞，又被迫吸毒，活活给“毁”了。而她的12岁的弟弟小龙也继她之后陷入了扒窃团伙的魔掌，由小扒手到劳教犯，走上了可怕的犯罪道路。《发嫂》、《十年一觉香港梦》等作品，不愧为对香港殖民地罪恶社会的血泪控诉！正如《十年一觉香港梦》中小英、小龙的父亲所说：“这些丧尽天良的人，在特殊势力‘保护’之下，用廉价的鱼饵勾引入世未深的人们。他们同打手、旅馆、堕胎医生、高利贷者、毒贩等等布下了一个阴毒的陷阱，贪婪地喝着人血、啃着人骨、嚼着人肉”！
假如说上述作品表现了香港社会下层的普通的不幸，那么，《靓女》等作品表现了上流社会的特殊的“悲哀”。高级工程师、跨国企业大老板梁敬恒可以说金衣玉食、家资百万。然则，醉心事业、赚钱的他却遭到了“后院”起火，老婆妮娜疯狂背叛，公然与社会渣滓罗拔同居了。梁敬恒的苦恼虽然未必具有普遍性，但它也表现了香港社会的一个重要侧面：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都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香港是一个华洋杂处的殖民地社会，“洋人”立踞于华人之上，对华人的歧视、损害、侮辱也就必然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侣伦、黄崖等作家早已在小说作品中针砭过这种现象，而在阮朗笔下，则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作品组合。《但德尔斯的一家》、《玛丽亚的最后一次旅行》、《泰利父子的眼泪》、《上尉回来了》、《小薛保的大耻辱》、《失》、《蛇牙》……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举出一系列“涉外作品”的名字。这些作品，应该说是阮朗对香港文学的一大贡献。其中，写得最好的是《但德尔斯的一家》和《上尉回来了》。
但德尔斯是一个荷兰上校，在印尼赶走荷兰侵略者的战争中，他为了一个女人杀死长官逃匿。这是一名极端的有色人种歧视者、虐待者、侵略者，包括中国人在内，都被他视为劣等民族，都理当由他任意驱使和奴役。发展到极端，他竟然一再妄图奸污自己的长女，说什么“她不是我的女儿，而只是一个漂亮的中国妞儿”。至于对中国妻子的任意打骂与污辱，那就更不在话下了。这个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形象极其鲜明。他的妻子艾连娜本姓陈，由于盲目崇拜外国人而落入他的魔掌，嫁给了他，气得她的父母兄弟统统回到广东老家去了。她只好用屈辱和眼泪吞食自己种下的苦果。她的懦弱性格和错误选择更加突出了但德尔斯的形象。
《上尉回来了》、《小薛保的大耻辱》等写的都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水兵。他们在兵舰到港后有吃喝嫖赌的自由，上尉汤逊就是这样一位以玩弄女性取乐的海军军官。上次来香港，他欺骗、玩弄了他的大学同学的妹妹，中国姑娘芬妮，答应娶她。但他这次来港后，见到产后的芬妮和他们的混血儿，马上变脸离去，又去寻找、玩弄别的女人去了。小说既揭露了这位上尉及其“战友”们的丑恶灵魂，也讽刺了芬妮母女崇洋媚外的可卑可怜。
阮朗的另外一些涉外小说，题材相当广泛。比如，《玛丽亚的最后一次旅行》，描写了澳门殖民者葡萄牙人内部善良与邪恶的斗争；《泰利父子的眼泪》鞭挞了英国殖民者在香港糟蹋和遗弃中国姑娘的罪恶；《赎罪》、《失》等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香港奸淫掳掠的血腥罪行；《蛇牙》则嘲笑了前苏联克格勃间谍妄图鲸吞中国的野心。这些涉外作品，一无例外地都浸润着香港人民的血泪和对外国侵略者的同仇敌忾，成了香港文学中一个富有感染力的侧面。
由于港英殖民政府的纵容，香港的黑社会历来十分猖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尤其发生过严重的社会骚乱。香港不少作家都曾写过暴露黑社会猖獗的作品，在这方面，阮朗也是十分突出的一位，写得最为集中有力的是《黑裙》。出现在作品中的是一个配备有海船和直升机的实力雄厚的贩毒团伙，他们利用美人计俘虏了洗衣店青年工人阿祥，让他成了他们的帮手和替罪羊。出现在作品中的勾引阿祥，穿着黑色超短迷你裙的“凯瑟琳”，正是贩毒集团放出的一条美女蛇。
阿祥的悲剧、发嫂的悲剧以及小英、小龙的悲剧在香港相当具有典型性，下层人民惴惴不安于子女的被拐骗，而上层人士的子女也并未具备“免疫性”。《未来博士行状》就写了一个体面绅士家庭出身的“四人帮”犯罪团伙的小老大。这位现代香港的“黄天霸”无法无天，公然于光天化日之下在餐室灌醉并抢劫了一位日籍华人，然后逃之夭夭。这位“飞仔”、“烂仔”、香港“嬉皮士”，纠集他的手下“三杰”可谓胆大包天，胡作非为，吃喝嫖赌吸（毒）样样有份。包括他父亲黄大绅的外室，他们照样染指而毫无愧色。小说结尾，“黄天霸”要出国留学了，准备花巨款买一个洋博士头衔回来。小说虽然充满了夸张笔调，但却反映了社会现实的一个特殊侧面。
第二，爱国主义、民族尊严的凯歌
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上，阮朗小说奏鸣着爱国主义、民族尊严的凯歌。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必然造就出大量仰承殖民者鼻息的、失去中华民族人格尊严的、崇洋媚外的奴才。但德尔斯们、水兵上尉们所以得逞，正是这些洋奴才和奴才思想纵容、怂恿的结果。对此，阮朗小说有着尖锐的讽刺和有力的鞭挞。《上尉回来了》中的被骗母女正是这种洋奴和洋奴思想的典型代表。她们虽然也是弱者，也有值得同情的一面，然而，她们的崇洋媚外、引狼入室，也不能不说是咎由自取。包括可怜巴巴、追悔无及的但德尔斯夫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她的宁肯失去父母亲人而非要嫁给自己并不了解的但德尔斯，不正是自己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吗？在阮朗的涉外小说作品中，鞭挞西洋人对中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和侮辱已不足为奇，这种鞭挞已经和对民族尊严的呼唤紧紧结合了起来。这就使它们较之侣伦、黄崖等的同类领域小说，有了新的思想高度和更强的感染力。
尤为可贵的是，阮朗笔下还塑造了一些闪耀着民族尊严和爱国光辉的正面形象。他们并不是什么“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他们不过是十分普通的有良心有志气的中国人。唯其如此，他们才更显得真实可信，亲切感人。比如《赎罪》中痛斥日本法西斯的中学教师陈先生，比如《格罗珊》中的一心盼望祖国强大的南洋华侨张伯伯和顾先生，便都是这样可钦可敬的普通人。这些形象的塑造，不仅使阮朗小说突破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樊篱，也为整个香港文学增添了异彩。
第三，“新市民”形象的塑造和老一代心灵的开掘
面对黑社会的猖獗以及醉生梦死的人生哲学的泛滥，香港有一批充满社会正义感的作家、文人发出了拯救青少年的强烈呼吁，他们也努力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出污泥而不染的“新市民”形象，像夏易《风满楼》中舍已为公的女教师，吴羊璧（双翼）《顶嘴》中的燕茹的男朋友等。在这方面，阮朗也不遑多让，他的短篇《染》带给读者的毋宁说是更为浓烈的清新气息。住在染布街的“我”家招来了一位房客丁景伯，出手大方，行为“豪爽”，屡次领“我”去“见世面”，又是跳舞，又是听歌，“我”心存感激，觉得开了眼界。加上丁廉价卖给他们一台彩色电视机，“我”更加觉得租了一位好房客。但是，他的妻子、小学教师玉清却从丁景伯的言行中嗅出了一股“怪味”，她直感到此人宣扬的是颓废享乐的人生观，对教师及其他收入不多的劳动者充满鄙视，而自己的丈夫正在一步步落入他的圈套。她断然提出退租，而且让丈夫反省跟他干了什么坏事。正当“我”浑然不觉、委屈万端之际，丁景伯被捕了，原来他正是一名毒贩子，他对“我”的那些拉拢，也正是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小说女主角玉清也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青年女教师，但她的警觉和正气，却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和上述“新市民”形象相映照，阮朗也塑造了一些饱经沧桑的老年人形象，其中，写得最好的是《铁将军》。俗话说“铁将军把门”，小说主角铁梁材正是一位花甲之年的大厦看更人。这位“铁将军”的曲折经历，简直是一部“蒋家王朝覆灭记”。年轻的铁梁材当年是蒋军中的一名排长，奉长官之命率领20多名兄弟护送他的家眷逃港。想不到抵港后便被灌醉甩掉了。举目无亲的他成了打石工人，几乎迸瞎了双眼。痊愈后到处混穷，仅得温饱，最后沧落为看更人。从1949年抵港被骗到1976的27年中，他大概更换了一、二十种职业，包括在大厦平台养鸭子当“鸭司令”。好不容易讨了个老婆也弃他而去了，他又当爹又当妈倒也把一儿一女拉扯大了。他经历的辛酸实不足为外人道。然而，十分可贵而可爱的是，这位“铁将军”不愧“钢筋铁骨”，他并未被生活压弯了腰，他一直迎着坎坷，乐观开朗地生活着。即使他的满嘴粗话，你也不觉得讨厌，而觉得颇为生动入耳。“铁将军”不愧是苦难和刚强的凝合体，这位糊里糊涂的“政治难民”已经变成彻头彻尾的香港难民了。
阮朗的社会写实小说并非完美无缺，它们的缺陷甚至败笔也是不难发现的。概括言之，大概是这样一些：
1.总地说来，中长篇不如短篇凝炼，水分较多。
2.情节巧合比较多，如《赎罪》、《泰利父子的眼泪》等皆给人“真中见假”之感。
3.沿续《某公馆散记》、《金陵春梦》的文风，有些作品“闹剧”成份较多，只求讽刺得开心，忘记了艺术的深厚含蕴。《蛇牙》、《小薛保的大耻辱》等尤为突出。
4.有些作品思想内容上有片面性，比如，《十年一觉香港梦》暴露香港社会问题是好的，但非要举家返回大陆不可，这就过了；《格罗珊》表现女青年小茵识大体、不自私是好的，但非要拱手把情人还给贞娘也过了。爱情往往是“自私”的，这种“高风格”是缺乏说服力和感染力的。
尽管这些艺术缺陷、艺术败笔不足为阮朗盛名之累，但却是必须指出而不必为贤者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