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廷式的日本之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之行论文,文廷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廷式是维新运动中一位很有影响的传奇人物，字道希，号云阁，又号罗霄山人，晚号纯常子，江西萍乡人士。文氏思想敏锐，文才出众，由於早年间在广东与志锐及珍瑾二妃家多有交往，故尤为光绪帝眷注。光绪十五年(1889)考取内阁中书第一名，次年中式恩科贡士，复试一等第一，殿试中榜眼，授翰林院编修。甲午年大考翰詹，光绪帝破格拔擢为一等第一名。文廷式在科场上可谓一帆风顺，平步青云。他指点江山，批评时事，一时间名躁京师。
在美国翁万戈先生家藏档案资料与北京各档案馆中，我抄有不少有关文廷式之信函与档案。此次，在东京大学所举办之晚清历史与档案研讨班过程中，学员们又在日本档案中翻译、发掘了不少与文廷式有关的档案史料，今仅就文廷式与日本关系，撰写斯文。
戊戌政变后之逋逃
文廷式作为帝党中坚分子，在甲午战争中频繁上书，指斥李鸿章避战求和，甲午战争之后文氏又参预京师强学会事宜，故与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结怨甚深。其中原委胡思敬之《名流误国》有简明扼要的叙述，其文曰：
甲午之战由翁同龢一人主之，同龢旧傅德宗，德宗亲政后，以军机大臣兼毓庆宫行走，尝蒙独对，不同值诸大臣不尽闻其谋。通州张謇、瑞安黄绍箕、萍乡文廷式等皆名士，梯缘出其门下。日夜磨砺以须，思以功名自见。及东事发，咸起言兵。是时鸿章为北洋大臣，海陆兵权尽在其手，自以海军弱、器械单，不敢开边衅，孝钦以旧勋倚之。謇等仅持同龢之力，不能敌也。于是廷式等结志锐密通宫闱，使珍妃进言于上，且献夺嫡之谋。妃日夜怂恿，上为所动，兵祸遂开。既而屡战不胜，敌逼榆关，孝钦大恐，召同龢切责，令即日驰赴天津诣鸿章问策。同龢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后卒派鸿章东渡，以二百兆议和。自是党祸渐兴，杖珍妃、谪志锐、罢长麟，汪鸣銮、同龢亦得罪去，謇及廷式皆弃官而逃，不敢混迹辇下。德宗势日孤而气日激，康、梁乘之，而戊戌之难作矣。
胡思敬作为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动荡与变迁的朝臣，文中虽有偏见，却充满沧桑之感，所述脉络亦大体不误。因为文廷式介入了皇室之纠葛，且得罪了李鸿章，尽管光绪皇帝对他刮目相看，而慈禧及李鸿章却对他恨之入骨。故而守旧派在密谋政变过程中，也把他牵扯进去。戊戌八月初三日（1898年9月18日），御史杨崇伊上书称：
掌广西道监察御史臣杨崇伊跪奏，为大同学会蛊惑士心，紊乱朝局，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萌，恭折仰祈慈鉴事。臣维皇上入承大统，兢兢业业二十余年，自东瀛发难，革员文廷式等昌言用兵，遂致割地偿款。兵祸甫息，文廷式假托忠愤，与工部主事康有为等，号召浮薄，创立南北强学会，幸先后奉旨封禁革逐，未见其害。乃文廷式不思悔过，又创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得黄遵宪、陈三立标榜之力，先在湖南省城开讲，抚臣陈宝箴倾信崇奉，专以讪谤朝廷为事，湘民莫不痛恨。……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臣身受国恩，不忍缄默，再四思维，惟有仰恳皇太后，追溯祖宗缔造之艰，俯念臣庶呼吁之切，即日训政，召见大臣，周谘博访，密拿大同会中人，分别严办，以正人心。庶皇上仰承懿训，天下可以转危为安。
正因为杨崇伊在发动政变之时，还死死咬住文廷式不放，且把文氏列为祸首，故慈禧一伙在抓捕六君子的同时，还於戊戌八月初十日（1898年9月25日）颁谕称：“电寄刘坤一等，已革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是否在籍，抑在上海一带？著刘坤一、翁曾桂密饬访拿，押解来京。”
其实，百日维新之际，文廷式并不在京师，故与当时清廷内部的变法争议也没有太大关系。然而，正是因为文氏之帝党色彩过于浓厚，故李鸿章之亲家、御史杨崇伊借政变之机，对文罗织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然而，文廷式也有他自己的保护网络。在文廷式被慈禧革职离京之后，他在南方的封疆大臣中还很有影响。而且他还参加了日本在上海组织的亚会活动，备受尊重。故慈禧虽三令五申，仍然抓不着文廷式。当时，保护文廷式的大有人在，除了倾向维新的张之洞、刘坤一、翁曾桂等地方大臣外，还有文廷式在上海结交的小田切万寿之助等一批日本朋友。故而守旧派想抓文廷式的愿望与努力都一再落空。对於文廷式戊戌政变後之逋逃情形，小田切曾向日本外务省详细汇报如下：
机密第六十号：
清国江西省萍乡人文廷式，邃于学问，富于见闻，在士林当中备受推重，仕官而升到翰林院侍读学士，受命而做皇帝老师一职。恰好在那个时候发生日清战争。他跟同事们对皇帝上奏而弹劾李鸿章、盛宣怀等，他的名声震动一时。他接着又上皇太后干预国政为牝鸡之晨、非国家之美事这样的内容的奏章。这个事情立即惹皇太后生气，他因而受了罢官回原籍的处分。
文回到故乡后，时而往来於上海、湖北、湖南，不分官吏与志士之间区别而跟他们往来交际，讨论时务。正在那时发生了俄国政府要聘请他的传说。我从那年以来跟他结交，不断有所往来。今年夏季，在清浦法相、松平内务次官游历清国的时候，他们也尝试推心置腹地畅谈。
但因为最近政变的消息抵达本国的时候，有个电报写着他也被捕获，所以我内心颇为忧虑，归任后进行调查，始知确实在有捕获他的密旨，而他的罪名在于曾暗中交通宫禁。我又听到他在湖南某个地方潜伏，为他的身体平安而喜悦。无论真有没有他从前曾暗中交通宫禁的事情，皇太后想要捕获他的原因是，她要报多年来的私仇，或者跟皇太后亲密的人迎合她的心意的。而他一旦被捕获，即使不跟谭嗣同等一起在菜市口被处刑，也有跟张荫桓一样在北方至尝霜雪的艰难之苦。那么，不仅根据人道的大义不能默视，而且他的存亡对清国将来的气运多少有所影响，所以小官计划暗暗地在当地抢救他。
又因为他从湖南潜伏的地方送密使或者打秘密电报而对小官有所依靠，所以小官经过种种考虑以后，秘密地委托在汉口的东肥洋行主任绪方二三策划救护他的策略。但是路走岔了。他跟弟弟廷楷一起突然来到汉口。所以绪方等遵从小官秘密委托的主旨，改变他的服装而让他坐大阪商船会社的轮船天龙川丸，格外派遣行员护卫他，旅途中很顺利，十九日抵达上海。
文廷式说：最近，北京政变的时候，他在湖南长沙府，突然巡抚陈宝箴劝他赶快逃遁，所以急急忙忙地到该府附近的偏僻地方避难。当时在何处发生了什么事情完全不明白，以后北京的事情明白了一点，越来越感到他处境的危险，进退维谷。恰好那个时候陈巡抚事务交卸完了，在回到本籍时，吩咐地方官员让文廷式坐官船，送他到汉口，所以侥幸避免被捕获。
他是跟湖广总督张之洞、前任湖南巡抚陈宝箴一起，被称为该国渐进派领导人士，跟张、陈两官有亲密的交际。例如说，今年夏期在张总督从上海回到武昌的时候，让他乘上自己坐的船楚材号，到镇江同行。加之，两江总督刘坤一也器重他，上次下密旨的时候，刘坤一正在外地漫游，所以回答说：待回国后会庇护他［文］。这次文廷式从湖南经过湖北到当地的事情，该总督早已听到，但是佯装不知。这事情从可靠人士听到。
文廷式最初的计划是，在顺利地逃脱到上海以後，马上漫游本国。但是，眼下急进党当中失败者康有为正在本国，而他一派跟康有点有反目的历史，所以同时留在本国不仅不是好事，而且难以预料，疑心很深的北京政府，或者怀疑他跟康党勾通，做出鱼目混珠的观察。如果发生那样的事情，对他的将来非常有害，所以劝他现在暂时观察形势，然后漫游本国。
有人做出观察，前任湖南巡抚陈宝箴与康有为串通，但是这完全是误解。陈巡抚认为康之所为缺乏妥当，曾经弹劾过他。小官认为，陈巡抚推荐的末流人士们，不过在政事改革上跟康持有一样的意向而互相提携。要之，文廷式等在南方的势力，在信用上康党怎么也比不上。今天给他相当的保护和帮助，将来会对邦交大有裨益的。这是小官坚信而不疑的。谨上。
驻上海总领事代理 小田切万寿之助（印）
明治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由小田切的报告可以知道，戊戌政变後，文廷式的处境非常危险，幸亏得到陈宝箴和小田切的帮助，才由长沙而武汉，再由武汉而抵上海。其抵达上海的时间应为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六日（1898年11月19日）。文廷式到达上海的第四天，小田切即向其上司作上述报告。此报告递上之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1898年12月20日）小田切接到日本外务省次官都筑明确的答复。
机密第三十四号：
关于清朝前任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的来历及救助文廷式之事，从上月二十三日第六十号机密文件的报告中已得知。对于他渡航来日本之事，正如您所说的“时机还未成熟，”并且，渡航之事，可以说是对文廷式没有任何利益可言。所以还是让他断了渡航来日之念为好。或者，即使他坚持渡航来日的话，请您伺机转告他：对于此次救助之事，不要抱有任何从帝国政府领取金钱的想法。
都筑的答复中止了文廷式近期内到日本的想法。都筑之为人心胸狭窄，好用心计。近卫日记对此有深刻记载。都筑把文廷式的赴日与金钱联系在一起的看法，十分错误，实际上他完全不了解文廷式的为人。文廷式的政治活动证明，他不是那种爱惜金钱之人。
据刘方的《文廷式述论》一文揭示，文廷式在上海呆下来後，得到小田切的特殊关照，小田切还劝说广东富豪刘学询为文廷式提供了衣食资助。
当时，清廷采纳了御史杨崇伊的建议，委派刘学询与庆宽以考察商务为名前往日本，而行结盟日本制服康梁的计划。刘学询在上海期间，居然还敢资助慈禧太后三令五申要抓的逃犯，刘学询的胆子实在是够大的。而且，根据宗方小太郎明治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所作的“小田切上海领事与密约”的报告称，文廷式还与姚文藻一起参与了刘学询与庆宽日本之行的密谋策划，姚文藻曾随同刘学询、庆宽一起到日本进行“商务考察”，而文廷式则一直留在上海。
又据维新派人士梁铁君，在给其师康有为的信中称：哥老会首领师中吉己亥曾在上海会见文廷式。师中吉发现：“文廷式有异志，欲自立者。”可见，康有为与文廷式虽然同是被慈禧追捕的对象，而他们彼此之间政见又不相同。小田切说：文廷式与康有为之间“有点反目的历史”，无疑是正确的判断。
文廷式的扶桑之行
文廷式在上海期间，长期与在沪上的日本人相处，并且参加了东亚同文会在当地组织的许多活动。他与许多日本人士都有交谈往来。故而，文廷式庚子正月的日本之行，是由东亚同文会人员资助安排的。
在文氏出发前夕，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十日（1900年2月9日）在上海的井手三郎已写信向近卫笃麿禀报：
文廷式将乘坐明天早上解帆出船的山城丸，向日本出发。他抵达东京的头一件事，当然是到尊邸去拜望你。他与李木斋是很好的朋友，在上海曾与你晤面。文廷式对我会（按：指东亚同文会）始终大为尽力，这次宗方的湖南游历进行的非常顺利，与文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他对我会的前途亦大有考虑，在拜谒之际，当会详述。
近卫是当时日本政坛元老，身兼贵族院议长与学习院长等职，而且，还是东亚同文会的会长，全权处理该会的财务预算、人员派遣及活动安排等等。他与文廷式赴日一事的关系十分密切。故而在文廷式未抵达日本之前，近卫已於明治三十三年二月十六日之日记中写道：“东亚同文会来信，明日午前八时四十五分文廷式抵达。”
文廷式抵达东京的第二天即2月18日，即由大东洋行的白岩龙平陪同前来华族会馆拜见近卫。同时，文廷式还携带了一封小田切致近卫的信函。该函称：
近卫公爵阁下：
本信持有人是前任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这次他在本邦漫游途中，在东京首先拜望你。该人博闻强记，是当今四百州中最有名的人物。去年他因政变受困，晚生多方设法安排救助，到今天已是青天白日，疑云解散，故有本邦之游。
此次文氏游历之资，悉由友人支出，晚生这里亦多少有所补助，故抵达东京後请予以关照。
为阁下报效微力，乃晚生最荣幸之事。
小田切万寿之助拜，二月九日。
此信写於文廷式离开上海的前一天，该信已流露出请求近卫对文廷式之东游予以资助之意。
明治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近卫又於上午十一时，亲赴近藤廉平家，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盛大欢迎文廷式的集会，参加人数甚多，除文廷式外，还有清廷派驻东京之公使李盛铎、冯译官，以及前日本驻北京公使矢野文雄，此外还有许多日本人士。庭院新筑，花木葱茏，一派文尚雅致的格调，除了享用丰盛的日本料理外，还有东京名演员演唱，新桥、芳町的艺妓亦在席前席後周旋，出现了空前热烈的场面。
两天之后，文廷式又被邀请到近卫当院长的学习院去参观，上午参观了初等科、高等科、图书馆、参考品陈列场、理科教场；午餐後，又参观了马术操场、机械体操、柔道、击剑等，全天都与近卫在一起度过。
3月2日下午，近卫又在家中盛宴款待文廷式。据近卫记载，当天全部用典型的日本料理，而室内装饰却点缀了不少中国珍贵古物，诸如陈子昂之赤壁赋、苏氏印谱、《大唐六典校正稿本》等一一展示。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酒食过后，主客又乘兴赋诗挥毫，文廷式顷刻之间，十数页书就，让近卫父子大开眼界，深信文廷式作为第一流学者，真乃名不虚传。
3月6日，在三井俱乐部又有日人益田孝举行的文廷式招待会。近卫亦赶去参加，李盛铎及冯翻译官等许多人出席，晚餐郑重丰盛，且有新桥艺妓前来献舞助兴。
3月19日，东亚同文会又在偕乐园再度宴请文廷式，李盛铎及冯翻译官、犬养毅、中西正树等日人参加，酒席宴上，诗酒唱和，而後又有围棋之乐。次日，近卫收到康有为情辞迫切的来书，请近卫阻止慈禧在北京废立光绪皇帝的行动，这同文廷式的诗酒行程似乎形成显明对照。
3月29日近卫收到了李盛铎、文廷式联名向近卫发出请柬，邀请近卫出席文廷式的告别宴会。
4月2日近卫于下午4时匆匆处理完公务之后，急忙赶往参加李盛铎、文廷式举行的招待会，有数十名日本人参加，并邀新桥舞妓献舞助兴，这是文廷式告别东京前夕，所举办的一次很正式的宴会，与前几次不同的是李氏只个人出席，而没有前几次同来的冯翻译官。
4月5日文廷式於下午离开东京，踏上归国之途。
文廷式2月17日到达东京，4月5日离开，前后在东京呆了48天的时间。文廷式在东京的活动，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
其一、文廷式在东京期间，与李盛铎关系十分密切。
文氏於《东游日记》中记述，他庚子正月十八日（2月17日）抵达东京，当日即见到了驻日公使李盛铎，文氏感叹曰：“三年之别，沧海生桑，絮谈久之，宏琐兼及。”以后几乎形影不离。文廷式乃慈禧要一再捉拿的逃犯，而李盛铎则是清廷派往日本的公使，李氏敢於冒很大的风险，接待文廷式访问东京，可见二人交谊实在不同寻常。
文、李二人同为进士出身，属江西同乡，其政治志向，起初亦颇投合。甲午战争中，二人同属主战行列，战后又一起组织了强学会，书信往还，几无虚日。当时，在华的外国人士，把文、李二人视作整个京师的两颗璀璨明星。而这两人又同时来自江西。只不过文廷式由於珍妃、志锐的牵线与光绪帝关系殊为密切；而李盛铎在主张维新变法的同时，又讨好掌握清廷大权的荣禄，故属于脚睬两只船的角色。依学问而言论，文廷式比李盛铎更佳；而依手段而论，李盛铎却比文廷式更灵活，故二人之结局大不相同。文廷式被慈禧放逐，而李盛铎却获得荣禄、孙家鼐等人推重，始而为京师大学堂总办，继而为驻日使臣，归国後官途一帆风顺、平步青云。因此，尽管文廷式被清廷一再通缉，李盛铎感念旧情，私下仍与文廷式保持友好之私交。
其二、文廷式扶桑之行，似乎是观风游览，诗酒流连，而很少谈政治，这又与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等维新派人士亡命日本，痛哭求救，斥责清廷，形成了十分显明的对照。对此，天津的《国闻报》曾有专题报道，其文字略谓：
日本新闻：前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君廷式，脱却俗尘，嘉遁丘壑。顷游历日本国，放浪山水明媚之间，与文人墨客，诗酒征逐。一日诗人森槐南作东道主人，邀宴文君於香雪轩。席上主客诗兴浓厚云云。
这则报道，似乎与文廷式当时在日本的处境是很相吻合的。
告别扶桑
文廷式告别日本前夕，清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守旧派刚毅、徐桐等人十分猖獗。他们极力主张整顿内部，排斥外国。其内部的整顿，首先即包括了知识分子集中的翰林院。据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所保存的明治三十三年三月六日的东京《朝日新闻》所刊北京新闻称：慈禧太后颁懿旨，严惩翰林院陈鼎、沈鹏等人，并且，再次追究翁同龢、文廷式等人以前的过错，云云。文廷式在这样情势下，甘冒风险，急于回国，就连日本的地方官员都感到惊奇。
文廷式於4月5日晚告别东京之后，直接踏上归途。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
兵库县知事大森钟一於明治三十三年四月七日向外务省报告：清客文廷式，於本日午前十时，离开神户港，仍然乘坐山城丸向上海出发。这位知事还称，清国目前正在搜捕文氏，他不清楚文氏何以冒险而行。
又据长崎县知事致外务省之报告称：
清客文廷式及随员二名，由神户乘山城丸於昨日三月初九日（4月8日）抵长崎，随后上陆；三月初十日（4月9日）午後6时，乘山城丸扬帆出港，驶往上海。
至此，文廷式匆忙的扶桑之行便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