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权力政治和国际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权力论文,性别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克瑞斯汀·丝维斯特曾说，“如果我们用一般的、非性别化的罗盘绘制国际政治的海 图，我们可能会以画出一幅仅仅充斥着男性，主要是精英男性的地形图而告终”。(注 ：Christine Sylvester,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35-36.)作为社会科 学中最男权至上的学科之一，国际关系学极度缺乏性别意识，尽管多年来女性主义者和 代表女性利益的人们一直努力试图从实践和理论上改变这种状况。到目前为止，国际关 系传统领域中依然存在许多需要女性主义批判和圈定的课题，本文侧重运用性别批评观 分析国际关系中的权利政治，并力图从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来重新评价权力。
一、性别概念与女性主义理论
在探讨有关性别和女性问题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性之前，有必要先区分一下“性”( sex)和“性别”(gender)这两个易于造成混淆的概念。从普通意义上来讲，“性”代表 了人的自然属性，是生理上的，而“性别”的重点并不在于其生理意义，更多的是一个 文化概念，是由“个人文化背景所决定的性别特征”(注：Francine D'Amico and
Peter R.Beckman,“Introduction”to Women,Gender,and World Politics:
Perspectives,Policiesm and Prospects,London:Bergin & Garvey,1994,p.3.)。根据 这个定义，性别成为一种文化建构概念，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男权同女权的分界点。 桑德拉·哈丁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男性和女性的社会系统建构与生理特征没有多大关 系，如果不是根本没有关系的话”。(注：Sandra Harding,“Introduction:Is There
a Feminist Methodology?”in Sandra Harding,ed.,Feminist and Methodology,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pp.1-14.)女性主义强调性和性别的区 分的意义在于，如果性别是社会建构起来的，它就可以被改变，也能使我们揭示性别的 不同含义。女性主义认为，性别是一种个人认同、社会认同和权力关系。(注：关于认 同的性别政治可见J.Pettman,Wording Woman:a Feminis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Routledge,1996.)性别是政治化的，是政治认同的基础。性别在国际政治中不 出现，并不是它不存在，而是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国际关系传统理论造成了性别与国际 关系的分隔：一方面，国际政治研究可以不参照性别问题；另一方面，国际关系被视为 性别中立的一个领域，它对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什么影响(注：Fre
Halliday，“Hidden Fro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omen and the International
Arena”,Rebecca Grant and Katleen Newland ed.,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pen University Press,1991,p.159.)。
女性主义理论对现实主义的解构不会只简单停留在采取“加入妇女”(adding women) 的方法来暴露和纠正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女人和女性的排除。“加入妇女”的原则是自由 女性主义提出的，它追求(现实的)社会正义，认为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男女两性应当 拥有同等的竞争机遇。妇女应当得到接受教育和从事职业外交活动的更多机遇，以便使 之广泛进入对外关系的决策领域。(注：Sandra Whiteworth,Femin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Gender in Institute
and Non-Governmental Institutio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4,pp.12-14.)然 而，正如吉恩·爱尔希坦所指出的，仅仅通过“把妇女放回去”来“强调(性别)‘偏见 ’未必是最有效的途径”(注：Elshtain,Jean B，“Feminist Inqui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ichael W.Doyle & G.John Ikenberry,ed.,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Westview Press,1997,p.77.)。因为 ，女性主义是唯一以性别作为理解世界政治的核心的理论，“妇女”不能被简单的添加 到那些基于性别歧视而定义的“客观”范畴中去。正如激进女性主义者所批判的那样， 如果认同现存社会制度和它的知识生产体系框架而在其内部谋求男女机会的均等，就有 可能会落入男权主义思维逻辑的圈套里。此外，“加入妇女”的这一经验表示的理论含 义还值得探讨，按V·斯派克·彼德森和雅克·楚的说法，由于“对术语及其联系的替 换改变了这些联系的暗含构架，所以理论必须注意到这些变化”(注：V.Spike
Peterson and Jacqui True，“‘New Times’and New Conversations”，Marysia
Zalewski and Jane Parpart ed.,The“Man”Ques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estview Press,1998,p.18.)。女性主义理论如果仅仅采取“加入妇女”的方法，那么 它对隐含着深刻的性别歧视内容的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现实主义理论的批判程度 就只能是有限的。(注：Sandra Whitworth,op.cit.,pp.39-40,42.)如果女性主义立场 认识论(a feminist epistemology of standpoint)只是被作为解放女性的一种形式而 装饰性地融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那么这一领域就不能够因回应这种新视角而发生改变 。
众所周知，国际关系理论向我们提供了思考国际关系的系统方法。然而每种理论都是 建立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这些假设决定了研究目标和观察现象并由此确立理论构架 的基调。既然女性和性别在传统的理论化过程中常常是被忽视的因素，那么就引出了以 下的一些问题：如果把女性引入现存的理论体系中，那么将会发生什么事?体系内对女 性和性别问题的包含是否会解构传统理论的规范性假设，进而挑战其解释框架?下面我 们不妨尝试通过女性主义视角对经典现实主义的重读来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二、经典现实主义中的权力
现实主义重视民族国家，强调权力和它在国际政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对像摩根索这 样的现实主义者来说，“国际政治……是为了权力而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最终目标是 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注：J.Ann Tickner，“Hans Morgentha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ealism:a feminist reformulation”,Rebecca Grant and
Katheleen Newland,ed.,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diana Univ.Press ,1991,p.27.)
那么，什么是“权力”?现实主义者对权力的定义被简化为一种“权力超越”
(power-over)的公式：如果A能够让B去做B本来不想做的事情，那么A就拥有对B的权力 。摩根索将权力定义为“一个人对他人想法和行为的控制”(注：J.Ann Tickner,
op.cit.,p.26.)，这是现实主义对权力的经典解释。这种权力定义的方式强调的是支配 力和“强迫”服从的强制力。现实主义者从这种权力的狭隘定义出发，宣称国家是以相 似的行为方式追求权力并使之最大化，从而产生出世界政治的模式。“我们认为”，摩 根索说，“政治家是从权力界定利益的角度进行思考和行动的”，并且当他们这么做时 ，一种“表现为清晰的、理性的连续统一体”的“外交政策上的惊人延续性”产生了( 注：J.Ann Tickner,op.cit.,p.27.)。这种为权力而持续的斗争塑造了世界政治。
基于无政府状态的假设，现实主义者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中生活导致了国家对权 力的无止境追求。以无政府状态开始，到持续的“权力竞赛”为终结，现实主义者通过 关注国家、自助、冲突和权力均衡来促进国际政治的理论化。通过视权力为所有政治生 活的主要推动力，摩根索强调了权力政治的根源在于人的天性，并反映在民族国家的建 构过程中。然而，在女性主义理论看来，摩根索对“永恒人性”的假定是片面的，它赋 予与男性相联系的特征以特权，使得通过对人性的部分描述为依据所建构的个人、国家 和国际体系充斥着男权主义的气息。在其著作中，摩根索宣称每个人都忙于为权力而斗 争，他从中抽象出一个名词——“政治人”，其中包含诸如刚性、理性、自治和权力等 特征。女性主义者通常把这些特征同所谓的“男子气概”联系起来(注：Christine
Sylvester，“Feminists and Realists View Autonomy and Oblig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Spike Peterson,ed.,Gendered
States:feminist(re)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2,p.155.)。因此，当摩根索在谈论人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作为“权力
= 控制”的权力超越时，他描述的主要是男性的行为。如前文所说，权力的这种狭隘定 义是男权主义的，因为它所预示的力量、竞争、侵略、强迫和理性都是与男性特征有关 的文化成规，而且它仅仅只是从男性控制下的公共领域的活动来理解权力，女性参与的 私人领域的活动被剔除在考虑之外。
从“政治人”的性别同一性出发，现实主义者关注国家行为并把国家描述为一元化的 行为主体，其内部特性与理解其外部行为没有关系。由此现实主义者认为性别问题与国 际关系无关。这里，对权力的追求本质上是政治领导人和精英男性集中努力的结果。国 家对权力的相似反应使之成为国际领域最重要和最一元化的政治主体，它藐视和贬低任 何来自非国家行为体的挑战。结果，现实主义者对国家的男权主义表述建构了国际和国 内的分裂，性别问题被自然地排斥在分析框架以外。
当现实主义者把国际体系描述为一种“无政府状态”时，他们运用的是哲学家托马斯 ·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表述(尽管这里霍布斯并没有涉及到国际关系)：在为权力和 生存而斗争的过程中，国际体系是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从对政治人、国家和 国际体系的性别化的表述出发，现实主义者集中于探讨国际政治的持续战争和冲突，由 此权力追逐和权力最大化成了国际关系中国家行为的主要动机。问题在于，对国际体系 中冲突的一面的过分强调，往往会导致对国际关系中合作与更新的因素的贬低。然而， 现实主义者拒绝探讨权力的历史构成，也拒绝以任何其他替代方法来思考国际政治中的 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在一个迅速变革的世界中，摩根索及其他现实主义者的理论主张， 已经无法充分应对从经济相互依存到环境恶化、恐怖主义等日益多元化的问题。通过为 国际政治提出一种替代性的新视角，女性主义理论可能会有助于我们去寻求更恰当的解 决方案。
三、国际关系中的性别
运用一种国际关系的替代理论有助于我们挑战占优势地位的现实主义范例，更重要的 是，有助于分配通过多维方法积累的知识。要像女性主义者一样思考并依靠性别这个被 忽视的因素去解构经典现实主义，我认为重要的是首先从权力角度去评估性别。
如上所述，现实主义者将权力定义为权力超越或是“权力 = 控制”。而事实是，权力 在本质上是指不同行为主体(指诸如国家、阶级、种族和性别等不同群体，它们有其各 自的特性，其中国家是最大且最具优势的政治群体)与它们占用和控制资源(物质的和象 征性的或符号性的)的差异性之间的一种联系关系(注：R.Peter Beckman，“Realism,
Women,and World Politics”,in Women,Gender,and World Politics:Perspectives,
Policiesm and Prospects,London:Bergin & Garvey,1994,p.14.)。从这个意义上讲， 性别也是一种基于权力的联系关系，其中男人和女人是以等级方式相互定位的，这就是 女性主义的“性别 = 权力”的概念(注：参见R.Peter Beckman,op.cit.,pp.14—15.) 。“性别 = 权力”促成了基于权力关系的性别区分的范畴。这一观点认为，“男性和 女性是被制造出来的，而非天生的”，因为“它们带有创造的标签”，它是一种权力的 反映——“标签打开了一些门，却关上了其它的”。(注：Francine D’Amico and
Peter R.Beckman,op.cit.,p.7.)
这一观点相信，作为男性统治的结果，女性、女性的经验和女性特征相对男性和男性 特征而言，遭到了诋毁。“(男性)他们有意无意地宣传一种信念，即女性是弱小和柔软 的。男人把他们自己定义为‘非女人’，意味着不那么脆弱、不易受伤害。”政治被有 意定位在对“来自私生活的竞争”的一种防御姿态，是男性防范女性的一个贝壳；而男 性……则建构自身的封闭圈子——所谓“公共的政治领域”。(注：Jean Elshtain,
Public Man,Private Woman:Women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Oxford,
Martine Robertson,1981,pp.142-143.)当妇女被从政治学命题中排斥出去以后，政治 及国际政治中的性别偏好便逐渐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式。人们通常会认为，男性的成功符 合男性的本能和特质，而女性的成功就是女人中的“非凡”现象。举个例子，当一些令 人尊敬的职务是由男性担任时，论者是不用加任何定语或冠词的；但是如果这些位置换 成了女性，人们就会赋予这些头衔以特殊的说明，比如“女作家”、“女宇航员”、“ 女部长”或“女总统”。然而，面对这一明显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之间“统 辖—隶属”的等级关系，现实主义者却坚持国际/国内层次、公共/私人领域、高级/低 级政治的分裂，不愿正视和承认存在这种建立在社会性别基础上的权力关系体系。
考虑到女性已经高度涉入政治活动的广泛领域，有必要对权力政治的概念进行重新定 义。正如安妮·希·罗扬所称：“政治不能再被狭隘地定义为政府官员和精英势力传播 者的活动，或是指被弱化为投票和成员资格的普遍参与。相反的，政治是为获取资源的 不同知识，而获取这些知识的方式，既有实在的，也有象征性的；政治也是关于权力关 系及其结构如何被创造出来、又如何维持和加强的知识。”(注：Anne Sisson Runyan ，“Gendered Division of Power”,V.Spike Peterson and Anne S.Runyan,Global
Gender Issues,Westview Press,1993,p.32.)根据这一更具广泛性的定义，权力政治的 活动存在于从家庭、共同体到国家、国际领域的所有层面。所有的人在他们(她们)的日 常生活中的行为都是政治的。女性主义者们提出了“个人的是政治的”这一著名的原则 ，其意是指所有人都被包含在各种权力关系和结构中，这些权力关系和结构都是政治性 的，它们在日常生活中影响了我们的选择和志向。(注：Anne Sisson Runyan,op.cit., p.45.)这种“激进的女性主义的洞察力”“越过了既定的政治边界——这种边界把公共 领域从私人领域中分离出来，并将女性排除在政治考察之外”，而“权力概念对这种分 离起了主要作用”(注：V.Spike Peterson and Jacqui True,“‘New Times’and New
Conversations”，op.cit.,p.17.)。
就经典现实主义而言，摩根索的“权力超越”的定义和现实主义者对霍布斯哲学类推 在国际关系中的运用“总是和男性联系在一起”，正如南希·哈德萨克所言，自从权力 的行使成为一种男性的活动，女人就很少能在公共领域行使合法化的权力(注：Nancy
C.M.Hartsock,Money,Sex and Power:toward a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oston,MA:Northwestern Univ.Press,1983,p.210.)。从理想的代理人——“政治人” 这一理性、自治和独立的行为者的视角出发，现实主义视国家为一元化的理性行为主体 ，其追逐权力本质上是为了保卫国家的主权和自治。这种一元化的理性行为者的模式超 越了所有的历史特性，使人无法探究权力是如何被历史地建构出来的。
经典现实主义的一个突出的缺点在于，与关注国家对权力的反应相比，它相对忽视权 力的来源。辛西娅·艾罗致力于研究妇女是如何卷入政治的。她认为并不是妇女不在政 治中，她们在政治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例如廉价的劳动力和外交家的妻子，只是传统理 论认为这些活动与政治家的活动比起来不那么重要。(注：参见Enloe,C.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London,
Pandora Books,1989;The Morning After:Sexual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Berkeley,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93.)艾罗指出，妇女可以强化权力的 很多成分，特别是通过非显性的途径。诸如外交官的妻子这些看不见的国际政治的行为 者，她们能够创造出某些环境，使外交官们有可能达成非正式协议，从而推动世界政治 的车轮继续运转(注：Cynthia Enloe,Bananas,Beaches,& bases: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 0,pp.167.)。对妇女在权力创造中作用的忽视，限制了现实主义者对权力如何在世界政 治中产生和维持的理解。此外，通过对“个人的是政治的”这一女性主义公理向国际政 治领域的拓展，艾罗创造性且令人信服地提出不仅“个人的是国际的”，而且“国际的 也是个人的”：“我们不必等待某个‘女权主义的亨利·基辛格’的出现，我们或许可 以自己创造一个有新意的、更现实的国际政治研究方法。每当一位妇女诉说政府对她的 控制、她自己的塑期望和她的劳作时，这样一种理论便在不知不觉地创造之中。在国际 关系学里，揭露对女性的排斥、对她们的控制、对她们劳动成果的剽窃，都是对这一学 科的历史和现实记录的纠正，都是对一种新的学科思想方法的发展。它潜移默化地改变 着、改造着、创造着人们关于国际政治的定义的设定。”(注：Cynthia Enloe,op.cit. ,1990,p.195.)女性(也包括男性)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全球经济力量和国家交往的影响； 但更重要的是，国际经济和外交事务的运作要依靠的是女性与男性的自然联系。从这个 意义上讲性别的确与国际政治相关，由此女性主义超越了现实主义所坚持的国际与国内 的分裂。
考虑到权力的多种来源，例如在性别、家庭、再生产的私人领域中的权力和诸如妇女 的劳动、情感呵护和经济工作能力等低级政治中的权力，权力的确是一个复合的而非单 一的概念。为了说明这一点，爱尔希坦使用了权力的两个拉丁术语：控制(protestas) 和权力(potentia)。前者指控制、支配、统治，后者则可以理解为力量、能力、功效或 潜能。爱尔希坦指出，“吸引人的地方是，对权力在历史上所形成的、具有性别特色的 观点”，“男性是官方的制度性权力和统治力的运用者，女性则是非官方的(因此，有 潜在的和不可控制性)、‘非政治性’权力的源泉”(注：Jean B.Elshtain，
“Feminist Inqui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ichael W.Doyle & G.John
Ikenberry,ed.,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Westview Press, 1997,pp.86.)。男性的权力是正式的、体系化的、系统的、强制的、合法的和集中的， 它被包含在国家主权之内。女性的权力通常表现为非正式的形式，它被包含在“日常生 活的政治”中。爱尔希坦说：“要做更多的工作，才能从巨大混乱的历史和人种的证据 中抽出贯穿其中的线索，以展示非正式的女性权力对正式的男性权力的平衡甚至破坏。 ”(注：Ibid.)通过说明遭到现实主义贬低的权力的多种含义，人们或许能够对世界政 治有更多的理解，从而更倾向于发展替代现实主义的世界政治理论。
女性在谈到权力时，她们通常强调的是力量、功效和潜能(注：Nancy C.M.Hartsock,
op.cit.,p.213.)。按照这个定义，权力可以被看成是达成理想目标的共同能力或集体 行动。汉纳·阿尔登特将权力定义为人类一致行动的能力，或者与其他有相似利益的人 共同采取的行动(注：Hannah Arendt,On Violence,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 ,1969,p.44.)。心理学家戴维·迈克莱兰也把女性的权力描述为共享而非独断的权力( 注：David McClelland，“Power and the Feminine Role”，in David McClelland,
Power,The Inner Experience,New York,Wiley,1975,chapter 3.)。强调权力是共同行 动能力有助于唤起国际政治领域的注意力，在这一领域内人类正在寻求合作解决由于高 度的相互依赖而产生的诸如贫穷、环境等共同问题。
女性还把权力描绘成一种相互能力关系。贝克曼指出，这是“权力超越”和“权力到 达”(power-to)的区别所在(注：R.Peter Beckman，“Realism,Women,and World
Politics”,in Women,Gender,and World Politics:Perspectives,Policiesm and
Prospects,London:Bergin & Garvey,1994,p.26.)。前者符合现实主义者“权力 = 支 配”的理论，而后者则是女性主义所强调的“带来确定性条件的力量，特别是通过合作 的途径”(注：Ibid.)。如果把女性主义的权力定义与国际关系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 看到有诸多事例表明，国家行为中包含着这种女性结盟战略的成分。例如，南部非洲发 展协调大会，其目标就是在相互合作与集体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建设地区性的基础设施 ，以减少对南非经济的依赖。又如欧洲联盟，在这一历史上没有预示过会走合作道路的 地区，实现了迄今以来最成功的地区内国家间合作。
既然现实主义者对世界政治的表述是建立在对男性化人性的片面理解上，一个更全面 的理论则会把人性看作兼具冲突和合作两种倾向。女性主义理论并不否认控制权力在国 际关系中是普遍的现实，然而国际关系中也有合作的成分，因此现实主义者对国际关系 体系冲突性的看法仅仅是对现实的一种片面见解。一种有益的潜在合作确实存在于合作 的人性中，而后者常常被视为是女性的特征。这种合作的人性也预示着国际共同体的潜 在可能性。从多元意义上思考权力和更加广泛的人性，有助于我们建设性地探索国际关 系的合作潜力，而这种潜力通常是权力导向的现实主义者所轻视的方面。
四、结论
现在我们回到性别的理论含义。性别一词经常被视为是女性的代号，但事实上男性也 有性别，正如白人也是种族一样。确切地说，性别是一个意识、政治和数量表达的确定 特性，也是衡量国家内和国际间冲突的重要尺度。它不仅仅关涉女人，而且关涉最大政 治意义上的权力关系的男性和女性。通过对妇女的关注，女性主义理论阐明了性别的内 涵：即男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如何将妇女从权力中排斥出去的。性别作为一个分析范 畴的理论重要性在于它不仅系统地反映了国际关系中的“女人问题”，而且还包括了其 中的“男人问题”。换句话说，不是要简单的“加入女人”，而是要消除性别的等级和 分裂，其立场是代表所有被系统排斥在权力之外的人们。
性别问题对国际关系来说是否是重要的?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将性别问题忽略不计，使 国际关系成为一个性别中立的领域。然而，女性主义理论却通过性别概念的创建揭示了 男女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从而推导出国家和国际体系本质上都是性别化的(男性)统治 和互动关系结构。性别理论提供了一种从作为边缘人群和“他者”的妇女生活的观点出 发来观察与分析问题的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女性主义相信，处于政治生活边缘的妇女 的遭遇和经验，会赋予她们以一种独特的眼光观察社会事务和分析世界政治。著名国际 政治理论家吉米·乔治高度评价女性主义的立场认识论：“(当代女性主义)对传统文本 的重读和再写，暴露出旧时代老教条对性别因素的省略。……此外，女性主义事实上超 越了国际研究的既往范围，超越精英男性对现实的设想和想象，种族、阶级、文化等因 素成为女性主义分析家研究日程的组成部分”；“在重新塑造国际关系日程的时候，女 性主义者清楚地说明，冲破性别藩篱和障碍并不是要简单的扩大妇女的解放范围。相反 ，她(他)们表达的是一种以更宽广的视野、更深刻的哲理理解人类关系和政治生活的努 力”。(注：Jim George,Discourses of Global Politics:A Critical
(Re)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199 4,pp.25-28.)
许多当代的女性主义理论派别求助于后现代主义或后实证主义理论去解构主流理论体 系和解释框架，并试图把性别重建为国际关系分析的重要范畴。然而，在此过程中，人 们往往容易受到性别绝对化的诱惑，那些致力于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也不例外。毕 竟就拥有特权的认识论基础而言，其发展前景极具诱惑力。因此，我们有必要抵制性别 绝对化的倾向，避免“性别成了全部的决定因素，成了解决所有疑难问题的关键”(注 ：Jean B Elshtain,op.cit.,p.77.)。性别理论的作用无须被夸大，正如前文所说，它 的意义在于向我们提供了研究世界政治的一种新的视角，帮助我们避免被任何教条所禁 锢。当然，除了使原本“看不见的”(指国际关系中的女性和性别问题)变成看得见的以 外，性别还有助于促进社会科学在存在论和认识论方面的积累。
就像用女性主义理论分析经典现实主义中的权利政治并探索其多层含义来重新定义权 力一样，“个人的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政治”模式的确立，有助于抵消现实主义者强 调高级政治和公共领域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然而，女性主义不是否认现实主义在战争和 冲突研究方面的贡献，它对现实主义批判的目的在于暴露其褊狭与缺失之处。女性主义 的本质意义在于它展现了在战争、冲突之外的共同合作和相互依赖的潜力。
国际关系中的任何理论派别，包括女性主义流派，都是从自己擅长的某个角度对错综 复杂的国际事务的观察与研究，它们中的每一个均包含着“真理的颗粒”(注：王逸舟 ：“面向新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若干思考与建议”，《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 年第4期，第7页。)，但绝无法涵盖真理的全部内容。正因为如此，后现代女性主义理 论希望能通过女性经验的视角，以“共情合作”(empathetic cooperation)的运作方式 来建立一种极富包容性的理论。它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女性主义理论内的各个流派，还 包括从建立在男性价值观念基础上的主流理论派别中汲取养分。克瑞斯汀·丝维斯特把 这种通过“共情合作”而改写的国际关系理论比喻为希腊神话中狮头、羊身、蛇尾的吐 火女怪凯美拉(Chimera)，(注：参见Christine Sylvester,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混血儿”意识的优势将在它身上 得到充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