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的形塑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翟瑞青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编辑部）
[摘 要] “新青年”一词产生于20世纪初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新青年”既是发动者、积极参与者，又是被启蒙者或者被教育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与《新青年》的创刊，都是把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处在确立关键期的青年作为言说的对象，着意于对“新青年”的塑造和培养，由此才出现了一批又一批活跃在各个领域的新青年。五四“新青年”不仅造就了一个青春激越的时代，他们还成为20世纪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关键词] “新青年”； 塑造； 五四新文化运动
当今中国，青年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一直寄予厚望，并对青年提出了符合新时代的标准要求，希望广大青年担当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自五四运动始，任何一种社会运动或者社会思潮的兴起，都离不开青年一代的参与，“新青年”开始成为特别引人瞩目的群体和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力量。影响中国文化思想发生现代化转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与兴起，无疑与新青年有着最为直接且紧密的关系。他们既是发动者、积极参与者，又是被启蒙者、被教育者。正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新青年”的塑造，之后才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新青年”。从而使得“‘新青年’常常和一系列品质联系起来——比如，有相当知识水平，接受新文化价值观，认同社会进步力量，对于保守势力有较强的批判性和不妥协性。在随后不同势力主导的社会变革运动中，‘新青年’都成为争夺对象”。[1]那么，“新青年”是如何产生并最终形成一个庞大社会群体的呢？本文将通过历史回顾，回答这一议题。
一、作为启蒙者的“新青年”：西方现代文化思想哺育的一代
唤醒与塑造“新青年”的是脱离传统文化思想束缚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中国文化土壤上的产物，而是在西方文化思想催生下涌现的。他们大多有接受西方留学教育的身份背景，沐浴了西方现代文化教育思想，获得了现代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情感模式，形成了现代文化心理结构，是具有现代文化品格与文化素养的年轻一代。他们是在致力于批判封建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把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精神引入中国，执着于张扬“以个人为本位”（陈独秀），“张大个人之人格”（鲁迅），提倡培养“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充分肯定个人价值，主张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把个人的自觉与国家民族的复兴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而承担起再造新文化并进而创造一个崭新的现代化国家重任，充满壮志豪情的“摩罗”新青年。
（iii）假定群决策问题的决策标准集为U={u1，u2，…，um}，且有标准的权重向量为w=（w1，w2，…，
（3）连续墩顶现浇缝。桥墩选择使用径向设置的方式，如果选择使用长度相等的预制梁结构，此时可以将现浇缝设置成为扇形开口的方式，然后再确定每片梁体的现浇缝宽度尺寸。
当这批年轻的仁人志士获得了西方先进的文化教育思想和价值观念，反过来再审视当时国内青年的时候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青年，尽管也有青年人的一些性格特点，但因长期被传统等级思想和腐朽落后的封建文化观念所束缚、禁锢，不仅缺少了青年人应有的活力与冲动，成为“手无缚鸡之力”的东亚病夫，更主要的是他们形成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成了传统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情感模式和价值观念。他们不仅无法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有生力量，反而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历史前行的绊脚石。为此，这批年轻人立志要改变这一现状，把旧青年变为新青年，从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启蒙运动，把着眼点聚焦在“青年”身上。
但是，“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因为没有政治经济的变革作先导，缺乏欧洲启蒙运动深厚雄浑的文化背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旨在于改造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系统，从而实现中国文化的转型与再造。尽管鲁迅的“立人”意图将“没有吃过人的孩子”——婴幼儿时期，作为塑造现代健全国民人格和人的现代化比较理想的年龄阶段，可是，现实是不容乐观的。由于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五四”新文化运动承担的不仅仅是文化的转型与再造，还带有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的紧迫性，当务之急是急需唤醒一批青年人参与到当下社会急遽变革的热潮之中。因此，对青年传统文化心理的改造，以及对青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塑，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另外，启蒙者大多居于高校，北京大学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五四”思想启蒙运动首先波及的就是高校的青年学生。事实上，自晚清以来，逐渐普及的新式学堂，或多或少地开设了西学课程，这批青年学生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接触了西学知识和文化思想。并且，这些高校学生正处于确立自我主体意识的年龄阶段，不仅已经具备了接受新文化思想影响的知识储备和理解能力，而且还具备了审视反思旧文化思想和重新建造新文化的能力。因此，在心理和生理方面都还没有完全定型的青年理所应当地成为启蒙者选择的对象、关注的焦点。对此，李宗刚在《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的发生》一书中，详细论述了新式教育下的学生与“五四”文学发生之间的关系，“‘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并不是在传统教育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士子或市民，而是在新式教育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学生和由学生转化而来的知识分子”[25]，“这批学生用其接纳的西学知识建构起了现代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使他们对五四文学产生了亲和力”。[26]
2.3 MS不同组分对应终点事件10年发生情况将基线状态下的研究对象按照MS诊断标准，分成5个不同组分，MS＝0代表不符合MS任何1个诊断条件，MS＝1代表只满足MS基本腰围诊断1个条件，MS＝2代表满足MS基本腰围诊断且合并其他4个条件任意1个，MS＝3代表满足MS基本腰围诊断且合并其他4个条件任意2个，MS≥4代表满足MS基本腰围诊断且合并其他4个条件任意3个及以上。以最低暴露水平组MS＝0为对照，计算各暴露水平的相对危险度，结果显示冠心病事件、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均随着MS组分的增多RR值增大，MS组分与终点事件之间存在剂量效应关系（表 3）。
二、作为被启蒙者的“新青年”：基于立人
鸦片战争之后，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洋务派利用“师夷长技以制夷”，进行物质（技术）层面的变革，最终以一场甲午海战、坚船利炮沉入渤海湾海底而告终；康梁维新派企图通过君主立宪的方式进行制度层面的变革，却以六君子被杀、康梁逃亡国外而终结；辛亥革命最终虽然终结了封建帝制，但之后的中国却陷入了军阀混战之中，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愚昧落后、被动挨打的被动局面。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中国民众，依然如鲁迅《示众》中的看客一样，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作为“启蒙者”的“新青年”清醒地认识到：封建专制文化思想的长期钳制、国民素质的落后低下，是中国落后于西方，长期被动挨打，民族日渐危亡的最重要根源。“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历史背景之下展开的，旨在对受封建文化思想长期浸润蒙蔽愚弄的国民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思想启蒙运动，“开民智，育新民”，用“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现代观念，取代传统的封建文化思想观念，从精神层面改变国民的奴性意识和愚昧落后的精神状态，改造国民的劣根性，真正实现“人”的现代化。试图通过教育启蒙来重建现代国民意识，造就新的国民人格，简单地说就是解决青年人的素质问题。
从教育学来讲，青年时期不仅是长知识、求学问的阶段，有着无限的成长空间与发展的可能，而且是确立自我、确立个性的重要阶段，更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立的关键时期。因为年轻，他们怀有人生梦想，需要接受丰富复杂的外来信息，需要找寻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发展空间，同样也需要关注自我的心灵世界，人生、理想、信念、爱情、事业、社会承担，等等。对青年人而言，这都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与中封建文化思想流毒较深的封建遗老们相比，青年中毒不深，他们还没有成为封建文化思想堡垒的誓死捍卫者，是可以被教育、被启蒙的。就如高一涵在《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中所言：“欲改造吾国民之德知，俾之脱胎换骨，涤荡其染於专制时代之余毒，他者吾无望矣，惟在染毒较少之青年。其或有以自觉，此不佞之所以专对我菁菁茁茁之青年，而一陈其忠告也。”[18]
在众多关于“青年”论述的文章中，我们发现，启蒙者首先关注的是民族、国家与青年之间的紧密关系。一方面，痛陈国家民族之衰微，国民之昏睡，呼吁青年人必须拥有挣脱各种传统枷锁的勇气；另一方面，把青年放置在国家民族主人的位置上，于国家民族有重要的责任和担当。就像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所大声疾呼的：“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4]陈独秀的《敬告青年》、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高语罕的《青年与国家之前途》等文章均表明，启蒙者“侧重于从理性精神的高度和情感作用的鼓动性上，对被启蒙者进行批判、改造和教育，启发他们走上个性解放的道路；从启蒙主体的主导性作用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将作为一种时代的‘超人’或者先知先觉者来参与历史的发展与创造”。[5]所以说，新文化运动之初，启蒙者的历史使命首先不是以文学家的身份建构自我，而是以民族国家为己任的角色担当，自觉地承担起了改变历史行进方向的国家重任。他们一开始发起的就是一场以“青年”为目标的思想启蒙教育运动，因此他们也成为唤醒青年、塑造青年的先驱者。
从“启蒙者”一方来说，作为“启蒙者”的“新青年”本身就是在国内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又是作为青年学生的身份留学海外，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化知识和文化思想的启蒙与教育，在西方现代教育思想的浸润中，逐渐摆脱了传统封建文化思想和利益集团的束缚与钳制。在两种迥然有别的异质文化的对比和碰撞过程中，作为青年的他们不得不“承认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单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20]。青年人强烈的自尊心促使他们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对他们来说新鲜而又能够满足“人类心灵上和精神上的要求”[21]，并充满智慧和自由进取精神的西方文化，遗弃了束缚禁锢戕害压制人性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文化。从中他们首先感受到就是人的尊严、自由和价值的被重视，即人的自主性、人的自我发展和价值实现的权力。这对在国内深受传统封建文化思想束缚的青年人来说，如同一声惊雷，震醒了蛰伏于内心深处的那个沉睡了已久的自我。从鲁迅1907年发表的《文化偏至论》中就可以发现这一点：“盖自法朗西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继而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无不基是以遍施。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遂，个人尊严之旨趣亦俞明。”[22]正如对他们影响巨大的法国思想家卢梭所言：“每个人都是高贵的存在，他的高贵到了使得他不可成为别人工具的程度。”[23]显然，西方文化中的法治、民主思想和科学求实精神所带来的对中国青年的刺激，开始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扎根发芽生长。在他们看来：“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改革社会政治制度，来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应该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这样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文明。”相反，所谓的中国文明则是“受物质环境的拘束与支配，不能跳出来，不能运用人的心思智力来改造环境改良现状的文明，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的文明……这种文明只可以遏抑而决不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24] 在这种背景之下，“启蒙者”获得了迥异于传统知识分子的世界性视野和人道主义情怀，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独立的新型文化人格，进行了脱胎换骨式的再生以及自我形象的重塑，从而成长为一批人格、身体、心智发育健全，并试图扭转乾坤的 “新青年”。西方教育使他们成为一批游离于官僚知识分子阶层之外，追求自由、独立和平等的知识分子群体——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国内，科举制的废除，以封建皇权政治为主体的封建政体的解体，传统政治秩序的崩溃，新政体的摇摇欲坠，各种矛盾冲突的不断加剧：一方面，导致他们与国家权威和制度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疏离感”，另一方面，与封建政治秩序高度吻合的中国传统文化架构也开始在道德和文化秩序层面发生动摇，这也为他们否定传统封建文化，重建新文化，提供了可能性的前提。而报刊文化的兴盛，稿费制度的确立，新式学校的兴盛，则为他们提供了自由言说的可能与舞台空间。于是，他们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进行整体反思的基础上，开始以精神导师和“精神界之战士”的启蒙者的姿态，重新审视民族整体的“国民性”质量，审视国内最可以被改变、被启蒙的青少年群体，把启蒙的对象最后落脚在同样是“青年”的年轻人身上，试图对他们进行从肉体到精神的双重塑造，决心“立人”。
三、青年缘何成为被关注和被选择的对象
那么，怎么才能解决青年人的素质问题，重点从哪些方面去做？尽管大家各抒己见，但在众多的“青年论述”中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点：身体和思想。首先是身体素质，他们认为“新青年”的首要标准是要有强壮健康的体魄。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被称之为“五四”思想启蒙运动，表面上看来着眼点是青年的思想、心智，其实，他们最先表达了对青年人身体健康状况的担忧。鲁迅所担心的“举国犹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仍有僵死而已矣”[6]，陈独秀所描述的“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7]青年孱弱形象，均证明了启蒙者首先关注的是青年的身体素质与担当国家重任之间不协调的矛盾。在大家看来，要想改变精神，必须要改变孱弱的身体。强壮的身体、健康的体魄是青年人首先要具备的素质，同样也是思想提升的前提条件。为此，周作人强调人的生物性本能，希望通过劳作，以保持健康的生存[8]；陈独秀论述了劳动之于年轻人的重要性，他在《<新青年>宣言》中力陈：“我们新社会的新青年，当然尊重劳动；但应该随个人的才能兴趣，把劳动放在自由愉快艺术美化的地位，不应该把一件神圣的东西当作维持衣食的条件。”[9]为此，李大钊分别于1919年、1920年的5月1日，帮助《晨报》《新青年》副刊专门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并发表著名文章《五一节May Day杂感》《“五一”May Day运动史》，又为《新青年》专门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还创刊了《劳动音》杂志，使“五一”劳动节成为当时社会议论的热门话题。这虽然是劳动者尤其是工人的节日，但却把“劳动”的意义彰显在了青年人的面前，这就对教育青年“劳动光荣”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其次是思想灵魂，身体素质仅仅是启蒙的一部分，新文化运动归根结底是要启迪青年的思想和灵魂，用新思想、新道德代替旧思想、旧道德，张扬人的个性，唤醒青年之所以为人的自觉，建构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国民人格”。他们发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10]他们把启蒙的目的界定得非常清楚，就是培养一大批具有新思想、新观念，体格健壮、心理健全，具有社会责任、担当意识与独立人格的现代意义上的新青年。青年形象代表的就是民族形象，鲁迅要塑造“精神界之战士”，所以，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认为新旧青年在生理和心理上应该截然不同：“何为而云新青年乎?以别夫旧青年也。同一青年也，而新旧之别安在?自年龄言之，新旧青年固无以异；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与旧青年，固有绝对之鸿沟，是不可不指陈其大别，以促吾青年之警觉。”[11]设定“新青年”的标准，主要是要在精神状态上“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12]，如“春日载阳，东风解冻……彼幽闲贞静之青春，携来无限之希望，无限之兴趣，飘然贡其柔丽之姿于吾前途之辽远之青年之前，而默许以独享之权利”[13]。心理上与传统的文化思想和伦理道德进行决裂，认识到“青年之敌”是陈旧的道德观念和落后的陋习[14]，摆脱封建旧思想道德观念的奴役和束缚，做自由自主之人：“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任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15]“斩尽涤绝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张扬自我的个性，用先进的文化思想和现代知识充实武装自己，确立具有“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以自力创造幸福，而“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的现代超凡人格。[16]并对青年提出六大希望：“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17]勉励青年崇尚自由、自主、进步、科学，要有世界眼光，要讲求人权、法治、实际和进取，应该积极追求属于自己的权利、义务和幸福生活。
（3）连续墩顶现浇缝。桥墩选择使用径向设置的方式，如果选择使用长度相等的预制梁结构，此时可以将现浇缝设置成为扇形开口的方式，然后再确定每片梁体的现浇缝宽度尺寸。
如果说，陈独秀、高一涵、钱玄同、易白沙、鲁迅等人笔下的“新青年”主要是指男性的话，那么，胡适在1917年回国之后则专门针对女性“新青年”进行过多篇文章的阐述，《易卜生主义》《美国的夫人》《贞操问题》《论贞操问题——答蓝志先》《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答萧宜森》等，其中涉及女青年的教育、就业、男女平等、独立人格、婚姻家庭中的地位等问题，为女性破除旧思想的束缚，争做自尊、自强，与男人一样自由、平等、人格独立的新青年提供了参照坐标并指明了道路。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女青年，在新文化运动的激发下，开启了女性觉醒、求解放的新征程。
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关注青年的主要原因，也是认为青年的人生还未完全定型，在年龄、体魄、心智，尤其是文化思想等方面有引导塑造之可能和必要。为此，他在创刊时的发刊词中十分明确自己的办刊宗旨，以引领青年的政治文化思想的提升：“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19]而且专门撰文《敬告青年》作为本刊的创刊辞，认为“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作为旗手的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轫之初，就用“青年”来命名所创办的杂志。1915年，从日本回国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之后改为《新青年》。创刊伊始，着眼点就是在“青年”身上，力图把“旧青年”培养教育成“新青年”，由此改变国家颓废之势。“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工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祈以修身治国之道”[2]，这是他在创刊号上昭告天下表明自己创刊目的。《新青年》之后出现的以“青年”命名的杂志，更是如雨后春笋。据统计，从1915年创刊号上的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到1922年9卷9号上汪静之的《悲哀的青年》，“《新青年》历年刊登的37篇探讨‘青年’与‘青年文化’的文章，构成了五四独特的‘青年论述’”[3]。
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们，正是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对个性的压抑，抹杀人的主体性地位，在自我牺牲、自我束缚、自我扭曲的过程中，形成自我萎缩型人格的基础上，倡导个性解放，张扬个性精神，树立自我意识，确立人的独立性地位。如果说传统文化中的纲常伦理赋予了青年人对社会、家庭、他人过多的义务、责任，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却赋予了青年人更多自由和自我选择的权利。他们可以在自由自在的创造性活动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存在意义。正如鲁迅小说《伤逝》中子君所大声宣告的一样：“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尤其是提倡青年应该追求自由的爱情和自主的婚姻等关乎自我、关乎生命、关乎人生前途命运的成长教育，正好符合青年人的心理需求和性格特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展现给他们的正是一种全新的人生景观，让这些在以家族利益为本位压抑自我的封建文化思想教育过程中成长起来，行将干枯的生命，猛然间遇到了阳光雨露的滋润，枯萎的生命被激活，人生的道路被开通，生命之火被点燃。
安全永远是家电产品最重要的一环，作为厨房电器更是如此，长期高频率接触水、电、燃气等环境，需要更严格的标准和技术来保障消费者的使用安全。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年轻的生命开始全面思考和探究关于人生、自我和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努力展示生命自身的青春活力。为此，形成一场前所未有的“青年弑父”之举，成为历史上少有的具有叛逆姿态的一批“逆子”。可以说，当时在大学读书的学子极少不被新文化运动的风所吹到，而在这个群体之外的青年，如毛泽东、恽代英等革命领导先驱，巴金、老舍、沈从文等一大批文艺新青年，无不是在“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启蒙下开启自己新生命的航程。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杨振声的感受最有代表性：“来自各地旧家庭的青年们，多少是受过老封建的压迫的……《新青年》杂志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了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确实感到自己是那个时代的新青年了。”[27]1919年正在武汉中华大学读书的恽代英致信《新青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沉沉的地狱里生活，真是可怜到万分了。所以我们‘不揣愚陋’，就发了个大愿，要做那‘自觉觉人’的事业。”[28]《新青年》创刊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利用青年的年龄和性格、心理特点，以及行为特征，培养他们树立现代意义上的思想文化观念，养成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独立自由品格、科学精神、现代文化思想意识。
同时，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作为青年知识分子的大学生，受传统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强烈忧患意识的影响，自然而然地会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启蒙者又把人格独立、个性解放与国家自由独立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争你们的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29]。1916年，李大钊从日本寄给《新青年》第一篇稿件《青春》，在文中揭露封建制度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寄希望于“青春中国之再生”，满怀爱国热情地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文明，为人类造幸福”。[30]可以说，正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把启蒙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把青年作为自己的言说对象，抓住时代脉搏，从而奠定了生存的根基和发展空间”。[31]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孕育新青年的子宫，而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先驱者们则是助推“新青年”诞生的助产师。
“新青年”既是“五四”启蒙思想的接受者，同时又承担了新思想的传播者角色。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和最佳的方式，在青年群体中掀起了一阵又一阵传播新文化思想的热浪，最终形成了浩浩荡荡的五四“新青年”组成的大军。也正是因为有了作为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两大青年群体慷慨激越、无所畏惧的参与，才让这场充满激情与豪气的运动具备了生气勃勃的生命力量，最终形成了影响中国历史文化进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一场攻克封建堡垒，荡涤封建文化思想，确立现代科学民主平等自由思想的伟大壮举。为此而吸引和影响了之后每个时期的青年人，从而使青年学生成为之后各个时期、社会各阶层中思想最敏锐、保守意识最少、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意识最为强烈、政治上最为激进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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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aping of “New Youth” and the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Zhai Ruiqing
(Journal Editor, Shandong Youth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bstract: The term “New Youth” was bor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New Youth” is not only the initiator, active participant, but also the enlightened or educated. The launch of the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the launch ofthe New Youth were all aimed at the young people who were i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establishing their world outlook,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focusing on the shaping and cultivation of “New Youth”. Thus, a batch of new young people who were active in various fi elds appeared. The May 4th “New Youth” not only created an era of intense youth, but also became a political force that could not be ignored in the 20th century.
Key words: “New Youth”; Shape; the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中图分类号] D4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789（2019）06-0123-06
[收稿日期] 2019-08-13
[作者简介] 翟瑞青，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编辑部，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与教育。
责任编辑：李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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