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犹太启示文学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犹太论文,启示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启示文学是古犹太文学中最富民族特色的文类。它篇目繁多，内容复杂，意蕴深邃，技法新奇，为世人展现出一个五彩斑斓、光怪陆离的艺术天地。
“启示”一词（apocalyptic）来自希腊语apokalupsis，意谓“天启、默示”（revelation），或“揭示、显示”（disclosure）。这是个形容词，用以限定犹太人和基督徒的一类作品，或说明某种宗教现象的主要特点。这个术语迄今尚无统一的定义，常被人从不同角度理解和引用，以致造成解释和应用时的相互矛盾。一些学者主张，它特指一类揭示性文学（revelatory literature），即启示文学（ apocalypticliterature），其作者宣称文中传递了来自上帝的信息，其文体有某种特定的叙事结构，以及某些独到的特色，诸如签署虚假的作者名字，描绘离奇古怪的形象，耽于对末世、阴间、数重天的幻想等。另一些学者较多地注意到“启示书”文献（apocalypses）的精神特质， 主张“启示”并不说明专门的文类，而表示一种宗教意义，它专注于对正常时间或历史之结局（即所谓“末世”）的研究。还有人写出论述“启示宗教”（apocalyptic religion）的文章，论证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与启示理论相关联的群众性宗教运动（注：J.T.Charlesworth,Introductionto the Apocalyptic Literature and Related Works, The OldTestament Pseudepigrapha,New York,1983,p.3.）。
对于这种种说法，笔者认为，以“启示”概念界定的启示文学无疑是客观存在；这类文学有一些共同特点，其一便是内容方面的“末世论”（eschatology）主题。 但考虑到这批作品之间的歧异或彼此抵牾之处——比如它们对待强权、变革或革命的态度大相径庭，对天堂、乐园、阴间的勾画也相去甚远——我们似乎难以从中透视出某种纲领一致、时间连贯的宗教运动或教派活动。
启示文学兴起于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目前学术界公认， 其开山之作《但以理书》是公元前165年左右的产物。在此后数百年中， 犹太人的启示文学创作取得辉煌成就，一大批作品相继问世，诸如《以诺一书》、《西番雅启示书》、《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的战争》、《以西结伪书》、“西卜林神谕”、《以诺二书》、《以斯拉四书》、《西拉启示书》、《巴录二书》、《巴录三书》、《亚伯拉罕启示书》、《亚当启示书》、《以利亚启示书》，以及《新约》中的《启示录》等。此外，这时期的另一些作品也不同程度地带有启示文学性质，如《十二族长遗训》、《摩西升天记》、《禧年书》等。可以不加夸张地说，它们为犹太文学，乃至全世界的古典文学涂上了绚烂夺目的一笔。
然而，启示文学的辉煌与犹太民族的苦难却形成尖锐对比。启示文学大丰收的数百年正是希腊—马其顿人统治的后期和罗马人统治时期，在犹太民族史上，这是个遍布血污与泪痕、交织着呻吟与反抗的时期。面对希腊化国家日甚一日的强权统治，不堪受辱的犹太民众一次次揭竿而起，浴血奋战，以鲜血和生命捍卫自己的民族权益，其中规模浩大、声势猛烈、时间持久的即有公元前168 年马卡比家族反抗塞琉古王朝的斗争、公元66年犹太人抗击罗马当权者的战争、公元135 年巴尔·科巴发动的反罗马武装起义等。但他们却注定走上一条坎坷的路途：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最后失败——圣殿再次被毁，无数起义者惨遭虐杀，幸存的百姓被逐出巴勒斯坦家园，犹太人彻底丧失独立的民族地位和自我拯救能力，不得不浪迹天涯海角，进入长达将近两千年的“流散时期”（Diaspora）。启示文学便是这腥风血雨年代的伴生物，它隐晦地折射出当年犹太民众的痛苦呻吟、悲愤抗议和对光明未来的热烈渴求。当现世的苦难达到极点、现实的希望完全破灭、所有实在的出路都被堵死时，对生存与复兴途径的寻求自然会转向纯粹精神的领域，而理想境界的实现也势必会寄托于一个现存历史终结后才能到来的新世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启示文学的本质乃是理想主义，一种彻底的、绝对的、狂热的、对现实不抱任何幻想的理想主义。
启示文学的理想主义本质突出表现为它所阐扬的“末世论”学说。这批作品热衷于对历史进行分期，最常用的是“二分法”，把历史分成两大段：“现存的世代”（the present age， 包括过去的一切时代）和“将临的时代”（the age to come）。 二者的分界线是启示作品写成后不久的日子，那是现存世代的终点，即所谓末世；而对届时将要发生的事项加以探讨，便构成末世论。届时会发生哪些事项呢？对微观的人生来说，所有已死者都会复活，接受上帝的公正审判，领受应得的酬报或惩罚；对于宏观的宇宙来说，则有善与恶的终极对抗、上帝事业的最后胜利、新天新地的降临和弥赛亚统治的开始。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启示文学的作者们娓娓动听地告慰正在苦海中挣扎的同胞：莫因眼前的不幸而沮丧，黑暗、混乱、疯狂、是非颠倒的日子即将过去，上帝赏善罚恶的时刻就要来临，由救主弥赛亚永远统治的光明国度终必建立。
犹太人关于弥赛亚的古老观念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到启示文学中有了新的内涵。“弥赛亚”是希伯来文mashiah的音译， 意谓“受膏者”，得自一种加冕礼仪：入选的士师、祭司或国王接受职位时，额头上要被抹以膏油，以示此人乃上帝所选，其治理将得到上帝的佑护（注：参见《撒母耳记上》第10章1 节。）。到先知时代，弥赛亚不再指称当代人物，而特指一位未来的理想君主，他出自大卫家族，将担负起拯救民族、建立全新国家的使命。但在回归时期的第二以赛亚笔下，此称也被赋予波斯王古列，因他被视为上帝选出护送子民回乡的监护者。不久，先知哈该和撒迦利亚又称指挥重建圣殿的功臣所罗巴伯为弥赛亚。到了启示文学中，弥赛亚观念与末世论思潮融为一体，又一次发生深刻变化：他不再是人间形象，而本来就是属天的角色，是犹太人世代盼望的复国救主，将在末世出现，协同上帝进行最后的审判，并永远统治新天新地——见于《但以理书》、《以诺一书》等卷籍的记载中。稍后，基督徒尊称耶稣为基督，“基督”（Christos）即弥赛亚的希腊文译名，但较之弥赛亚，基督之义已超越犹太人的“复国救主”，而指普世性的“救世主”。
启示文学植根于现实生活的沃土，又从前代遗产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在民族文学的长河中，它是先知文学的直接后继。“启示”乃“传达上帝的信息”之谓，而“传达上帝的信息”也是先知们的自诩使命。启示文学的末世论突出表现为末日审判概念和对弥赛亚的盼望，它们早就萌芽在一些先知书中，如《西番雅书》第1章15至18 节描绘过“亚卫愤怒的日子”，《撒迦利亚书》第9章9、10节述说了“未来的君王”。此外，启示文学还继承了古代先知哀国忧民的深挚情感、悲愤犀利的语言风格，和寓言、异象等表现手法。但启示文学却不是先知文学的简单重复，在不少方面，它表现出了崭新的文学风貌。
启示文学的内容具有超现实性。一般说，先知书最初是先知们向民众讲演时的演说词，讲演的目的是劝人弃恶从善，以免受罚。这时的赏罚大体还是现世性的：奖赏是在亚卫应许的国土上得享安乐，惩罚是遭到外族入侵，二者均毋需借助超自然的外力。相对于此，启示书卷最初却是书写的文章，作者的意图是告诉族人，上帝已制定了何种计划，这计划的前一半已如何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一一实现，其后一半也必定在将来的历史中完全实现——以超越现实的描写给族人以心灵的慰藉和满足，而非劝人改邪归正。在启示文学的超现实画卷中，中心场景是有关末世的种种奇观：死人复活，罪人在阴间受刑，天使在上帝的宝座前侍立，“人子”驾天云而来，统治由天而降的永恒国度……
启示文学表现的矛盾冲突具有宇宙性。不同于先知书皆以现世的弊端为抨击对象，启示文学所展示的是一幅幅寓意抽象、历史背景淡化的宇宙性冲突。冲突的场所时而在天上，时而在地面，时而在阴间；冲突的双方有时是人与兽，有时是“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有时是天使与魔鬼，有时是上帝和世间的邪恶势力。这种含义隐晦的画面常使诠释者们众说纷纭。但在某些章节中，冲突的喻义也有相对明确的暗示，如《但以理书》第7章20、21节述及一只怪兽头上长出的小角， 考据家们大都同意，它指的是公元前168 年亵渎犹太教的叙利亚王安条克四世。
启示作品的文笔具有象征性。先知书以直陈现实事务的政论文居多，启示作家既将笔触指向末世，文笔也相应变成含义晦涩的象征性笔法。启示书卷中常有一个纵贯始终的线索性人物，他随天使到宇宙三界游历，看到世间所无的各种场面，或在梦中见到寓意不明的异象，这场面或异象多以离奇古怪的形象表达既定思想（如以一只怪兽吞灭另一只怪兽，表示一个国王推翻另一个国王），其含义则由某个解释者（往往是天使）予以澄清或阐明。
启示卷籍的署名具有隐匿性。不同于先知书大都留有作者的真实名字，启示文学往往伪托古人之名，把已发生过的历史当作上帝向古人的启示来陈述。在各卷启示作品中，这位古人总是犹太历史上或传说中的伟大人物，如亚当、以诺、亚伯拉罕、以利亚、巴录、以西结、但以理、以斯拉等。启示作家为何隐匿自己的真名而署以古人之名？除便于争取更多的读者、使其作品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用外，加百尔（J.B.Gabel）和威勒（C.B.Wheeler）认为， 这种作法是当时的著书惯例：启示书卷“表达了写作者的观点，却签署上过去某个伟大宗教人物的名字，乃是当时传递思想见解的某种既定形式——要想使自己的观点被别人接受，就势必如此而行”（注：J.B.Gabel & C.B.Wheeler,The BibleasLiterature,an Introduction,New York,1986,p.180.）。
从根本上说，启示文学与先知文学的差异是历史条件的转换造成的。先知时期，希伯来民族固已灾难重重，却还未到穷途末路之境，因而先知们无不热衷于现实问题的解决；但到了启示文学时期，复兴的可能性日趋渺茫，以致不甘沉沦的犹太文人不得不把笔触指向虚幻的宇宙大决战，企望到了末世能天地改观，乾坤扭转，犹太人的理想国最后实现。
有必要指出，启示文学的上述特点系从若干较典范的启示卷籍中概括而来，未必适用于每一部作品。事实上，一些被归于此类的书卷只是部分地具备以上特征，如《以西结伪书》和“西卜林神谕”。即使被公认为启示文学的《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的战争》，也未采用“先知传达上帝启示”的叙事模式。所以，前文所述是这一文类的基本特色，而每篇作品又有其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