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复交进程中的美国因素及其历史启示
孙岩帝
(重庆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067)
摘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日两国之所以未能化干戈为玉帛，是美国当局设置多重障碍所使然；20世纪70年代初，中日两国之所以能够最终重新恢复邦交，则是美国政府支持日本同中国复交所使然。由此不难洞悉，中美关系状况尤其美国政府对中日复交之态度，直接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乃至结果。美国因素对中日复交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启示我们：一方面，在“美主日从”同盟关系结构发生根本变化之前，日美关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将一直密切于中日关系，任何奢望在短期内改变这一状况的想法都是没有根据的，对此我们要准确评估并保持清醒认识；另一方面，鉴于日本对华政策还将长期服从服务于美国的亚太战略和对华政策，因此建立和充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当是我国今后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并走出低谷的主要路径之一。
关键词 中日关系； 中日邦交正常化； 美国因素； 美国对日政策； 美国对华政策
恢复中日邦交①，系指修复由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确立的，被两次日本侵华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和十四年侵华战争)葬送的平等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中日两国之所以未能化干戈为玉帛，完全是由美国因素干扰所致；20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之所以能够最终重新恢复邦交，则是由美国政府放弃反华政策并支持日本同中国复交促成的。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7周年之际，尤其在亚太局势波诡云谲、中日关系仍然充满变数的形势下，本文就美国因素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及其启示进行梳理和总结，当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美国对日单独占领和管制制约了日本政府的自主对华外交
1944年5月4日，美国国务院战后计划委员会拟制的《美国对日目标》(“SWNCC16号”)文件，就战后如何处置日本提出三点设想，其中第三点是，“所有对日作战的联合国家，应参加对日本的占领和管制”②。12月7日，该文件以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部协调委员会名义发表，成为美国关于战后对日政策的第一个官方文件。1945年4月30日，隶属于三部协调委员会的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小组委员会又起草了一份“SWNCC65/2号文件”，提出：“美国的利益需要各盟国参加对日本的共同占领和管制”，“如果这种占领和管制全部落到美国一国身上，美国人将不愿意来承担这种单独占领的费用。”③可见，由盟国共同占领和管制日本的动议最先出自美国。美国此时之所以希望由盟国共同占领和管制日本，目的在于既确保日本不再对美国构成威胁，又不使自己付出高昂代价。为达此目的，美国甚至将这一动议贯彻于日本投降前后由它主导制订的一系列国际文件中。1945年7月26日发布的《波茨坦公告》载明：当该“公告”规定之目的达到及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后，“同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④。8月11日发布的《中苏美英对日本乞降照会的复文》进一步重申：“同盟国之武装部队将留于日本，直至《波茨坦公告》所规定之目的达到为止。”⑤非常明显，二战结束前夕由美国主导制订的这两份国际文件，一再重申了由盟国武装部队共同占领日本之规定。
然而，面对共产主义势力在中国、朝鲜、越南等远东国家迅速崛起，鉴于由苏美英法四国分割占领德国引起严重对立，以及为了不让苏联人“控制日本的任何部分”⑥，美国政府不顾远东委员会和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其他成员国的强烈反对，试图改变由自己最早动议又被一系列国际文件确认的由盟国共同占领日本之规定，图谋单独占领。为达此目的，美国在未与其他盟国协商的情况下，擅自任命本国将军麦克阿瑟出任驻日盟军总司令，并决定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官员悉由美国人担任。在日本投降两周后即8月28日，美军第11空降师先遣部队空降于日本神奈川县厚木机场，美国第三舰队亦驶进东京湾。8月30日，麦克阿瑟踏上日本本土，并于当日在横滨设立盟军总司令部(旋又迁至东京日比谷第一生命大厦)。随后，46万美军陆续进驻日本。至此，美国实现了单独占领日本之战略目标。
美国在对日本实施单独占领的同时，还赋予了麦克阿瑟至高无上的权力。1945年9月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发给麦克阿瑟的《关于盟国最高司令官的权限通告》中载明：“天皇及日本政府的国家统治权，从属于作为盟国最高司令官的贵官”；“贵官的权限是最高的”，“其范围也可以不顾及来自日本的任何异议”⑦。9月22日，美国政府发布《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规定：“最高司令官拥有为了实施投降条款和实行对日本的占领及管理，为了推行业已确立的政策所必要的一切权力，天皇及日本政府的权限从属于最高司令官。”⑧11月1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又给麦克阿瑟发来《投降后初期对盟军最高司令官占领及管理日本的基本指令》，要求他命令日本政府“将日本的外交官、领事官及其他海外派出机关的人员召回”，“将日本的外交及领事设施及财产移交由盟国政府正当任命的代表管理”⑨。不难看出，日本与外国的一切联系均被美国占领当局阻断，日本的外交权完全被美国占领当局剥夺。及至1947年6月19日，“盟总”又颁布了《远东委员会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的决议》，进一步剥夺和垄断了日本的内政外交大权。
另外，美国还利用对日占领和半占领状态保留了军国主义残余势力。《波茨坦公告》载明：对日本“战罪人犯”，“将处以法律之裁判”⑩。战后，为了“确保日本今后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
，美国占领当局也确曾依据《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等文件，推行了解除武装、惩办战犯、解散财阀、民主化改革等一系列对日政策。尤其由麦克阿瑟主导制定的《日本国宪法》(即“和平宪法”)关于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之规定，对“消除因政府的行为而再次发生战祸”
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随着冷战过早到来以及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被美国视为维护自己在亚太地区利益之“关键”
和“前线基地”
的日本，作为国际反共“桥头堡”和“防波堤”的地位立即凸显出来。为此，美国在东亚地区“扶蒋反共”失败后，很快将扶植的重点转向日本。作为扶植日本的重要一环，美国占领当局不仅保留了裕仁天皇和天皇制
、重新武装日本
，而且推行了释放日本战犯、解除对军国主义分子的“整肃”等保留法西斯残余势力的新政策。截止1955年，美国占领当局不但让全部在押战犯分期分批走出了监狱，而且解除对军国主义分子“整肃”的人数多达20余万。类似岸信介、佐藤荣作等“重见天日”的重返政坛军界掌控国家领导权的战犯和军国遗臣，成为日后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日本右翼势力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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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操纵签署三个“条约”为中日复交设下重重障碍
战后由有关国家与日本缔结全面媾和条约，早已由《联合国家共同宣言》(1942年1月1日)明文规定，指出：每个宣言签字国政府除承诺“使用其全部军事与经济资源”共同打击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及其仆从国家外，还“承允与宣言签字国政府合作，并不与敌国缔结单独停战协定与和约。”
1945年12月，中苏美英四国莫斯科外长会议重申了全面对日媾和之精神。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还在反对过早缔结对日和约。然而，随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相继成立，美国出于冷战需要，不但一改以往反对过早媾和之态度，主张迅速媾和，而且阴谋将中苏两国尤其是新中国排除于“和会”之外，实行片面对日媾和。美国最初企图邀请台湾当局派员参加对日“和会”，而英国则主张邀请新中国代表与会。美英两国反复磋商的结果是，英国政府最终接受了美国提出的不邀请海峡两岸任何一方与会的错误方案。
1951年9月4日至8日，由美国操纵的片面对日媾和会议在旧金山召开，共有52个国家派代表与会。结果，不但中国、朝鲜、越南三个主要对日作战国家被排斥于会议之外，而且《旧金山和约》48个签字国中的绝大多数国家当年并未参加对日作战，旧金山会议的片面性质是显而易见的。9月8日即“和约”签字五个小时后，日美两国又以政府协定形式缔结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从《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保条约》的内容来看，其反华性质十分明显：第一，“和约”将对日作战的起始时间定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1941年12月7日，这就人为抹杀了中国人民从1931年至1941年长达十年之久的艰苦抗战历史及其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的巨大贡献。第二，“和约”宣称：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等地区的一切权利和权利要求，但其归属问题要由美英苏中四国另行决定，暴露出美日两国当局欲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和染指台、澎之野心。第三，“和约”赋予日本“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并得自愿加入集体安全协定”
，为《日美安保条约》的迅速出笼提供了“依据”。第四，“和约”将原定的“拆迁赔偿”改为“劳务技能赔偿”，损害了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民族利益，也暴露出美国拟重新武装日本之险恶用心。第五，《日美安保条约》则使日本以牺牲自己对美平等地位和外交行动自由为代价，换取了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以确保日本经济复兴目标的实现。吉田茂首相日后回忆说：通过媾和，日本在“得到所期望的本国国土安全的同时，得以利用本来该用于军备的经济力量，来主要用于国民生活的提高”
。
在长期的实践下，每个施工单位都有自己独特的管理规定，在社会不断发展的现代，建筑企业的各项管理规定也在不断改进当中。对管理制度的优化可总结为以下几点：明确划分岗位职责，并根据岗位特点罗列出工作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管理部门内部划分精细，确保其功能全面，将施工过程纳入完整、系统的管理之下；根据施工特点，适当融入新型技术，进而提高建筑质量；总结以往施工的经验，有针对性的对管理制度进行改进；将各类技术进行分类管理，并完善相应的技术规范，将技术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
2.1.1 谱细胞鉴定和直抗试验。高频抗原抗体通常与谱细胞反应全阳性且凝集强度一致，无法通过谱细胞进行抗体鉴定。但是应避免多种抗体同时存在导致的误判，检测不同的反应温度和介质下的谱细胞的凝集强度是否仍保持一致[5]，区分高频抗原抗体与多重抗体。
吉田内阁虽然在美方施压下做出了将台湾当局作为“媾和”对象的错误选择，但在接下来的缔约交涉中却坚持签订一个普通的通商航海条约。例如，1952年2月赴台谈判的日方全权代表是经济专家、前大藏大臣河田烈，而非外交专家或外务大臣。处理复杂棘手的“外交”问题任命经济专家为全权代表，说明“日本政府是以恢复通商关系为重点”开展对台交涉的
。再如，日方草案的名称是“日本国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关于终止战争状态及重建正常关系的条约”，并未采用“和平条约”提法，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条款是关于通商、航海、航空等方面的内容。个中原因，正如吉田茂日后回忆的那样：“同台湾友好，促进彼此经济关系，本来是我的夙愿。但是，我也想避免更进一步加深这种关系而否认北京政府……因此，我不希望彻底使日本同中共政权的关系恶化。”
然而，由于美国政府以只有签订了“日台和约”才能批准《旧金山和约》相威胁，加之自己内心深处反共政治理念的驱使，老谋深算的吉田首相遂与偏居台湾一隅的国民党当局签订了所谓“日本国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和平条约”。在“日台和约”签订七个小时后，大洋彼岸的美国参议院才批准了《旧金山和约》。
要而言之，美国通过操纵签署《旧金山和约》《日美安保条约》、“日台和约”，又直接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设置了三个具体障碍。美国操纵仆从国签署的《旧金山和约》，将新中国排除于签字国之外，就葬送了借全面媾和恢复中日关系之良机，导致中日邦交正常化被长期延宕下来；而旧金山会议后美国对日半占领状态的延续，不仅令日本外交继续呈现“从属外交”之特点，而且使日本政府仍然难以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华外交政策，导致中日两国继续处于对抗状态。美国强迫日本缔结的《日美安保条约》，则使日本政府因获美国当局协防而弱化了同新中国修复外交关系的迫切性。美国诱使台湾当局签订的“日台和约”，则将本属中国内政问题的台湾问题，复杂化为中日复交谈判时无法回避的一个“外交”焦点问题
，即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前提，日本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已经归还中国，必须承认“日台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切断与台湾当局的所谓“外交关系”。正如日本自民党元老、国会议员古井喜实在邦交正常化前夕(1971年3月10日)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的那样：“所谓台湾问题的处理，这是日本最为苦恼的问题……本来，在中国大陆新中国政府成立两年半后，把困守台湾的蒋介石当局当成中国的代表，并与之缔结‘和约’，这本身就是行不通的。犯了错误，难道不应该坦率承认吗？”
一句话，美方人为制造出来的这三个难题使中日复交复杂化和艰巨化，致使中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不得不为清除这些障碍而付出巨大努力和进行不懈的斗争。
三、中美关系改善使美国转变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积极因素
由1951年《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保条约》建立的美日关系，是极不平等的主从外交关系。这一“美主日从”同盟关系架构，就规定了日本政府此后对第三国的外交政策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美国对该国之政策。这在1951年至1970年间表现得最为明显。正因美国长期奉行敌视和封锁中国的政策，才制约了战后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自主性，也才进而导致中日复交异常复杂、艰难和迟缓。时至1970年至1972年间，随着美苏冷战加剧、中美两国国际地位反向变化，美国政府长期奉行的敌视中国政策陷入泥潭，其对华政策被迫向“和解”的方向调整。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毅然访华以及中美《上海公报》发表，标志着中美关系终于从“紧张”走向“缓和”、从“对抗”走向“对话”，从而为中日两国重修“秦晋之好”提供了宽松的外交空间和现实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日单独占领和管制局面的出现以及《旧金山和约》签订后半占领状态的延续，对日后中日邦交正常化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负面影响，即这一状况导致日本当局不得不长期唯美国之命是从，很难自主制定和实施对华外交政策，由此也就使中日复交因有美方掣肘而发生困难。与此同时，美国占领当局保留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的结果，又在客观上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制造了一股阻碍力量。中日复交延宕20多年才得以实现，即与这股右翼势力的百般阻挠密不可分。
四川省位于中国西南腹地，处于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过渡带，西高东低的特点明显，是西南、西北和中部地区的重要接合部，是华南、华中、西南、西北、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重要交汇点和交通走廊。四川省地貌复杂，以山地为主，具有山地、丘陵、平原和高原4种地貌类型，土壤类型丰富，土类和亚类数分别占全国总数的43.48%和32.60%。四川省的气候总特点是区域表现差异显著，并且因其独特的地势特点，气候垂直变化大，气候类型多，有利于农、林、牧综合发展；气象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范围大，主要是干旱，暴雨、洪涝和低温等也经常发生［5］。
四、若干启示
通过对中日复交进程中的美国因素正反两方面作用的系统梳理，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四点启示性的结论：
⑧塩田庄兵衛：《戦後史資料集》，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84年，第199頁。
一是中日两国之所以蹉跎20余载未能化干戈为玉帛，完全是由美国在中日两国间设置重重障碍使然；中日两国之所以最终能够在20世纪70年代重修“秦晋之好”，则是由美国支持中日复交所促成。这就启示我们：在美日同盟主从关系架构改变之前，日本对华政策将始终服从服务于美国的亚太战略和对华政策；而通过充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来影响中日关系的改善，当是我国今后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并走出低谷的重要路径之一。
二是战后日本政府曾长期唯美国马首是瞻，顽固奉行亲美反华政策，百般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然而，一旦其靠山美国通过尼克松访华改变对华敌视政策开始“美中接近”，它便毫不迟疑地紧随其后放弃了执行20多年的亲美反华政策而开始“日中接近”，甚至抢在美国主子之前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这就启示我们：在亚太地区形势波诡云谲、中日关系仍然存在诸多变数的今后一个时期，审慎实施“中美接近”战略，全力以赴经营好中美关系，当是我国应对亚太复杂局势和中日关系新摩擦的关键所在。
三是当年日本与中国复交需事先征得美国当局的同意表明，日美同盟关系非但不平等而且根深蒂固。这就启示我们：即使中日两国已重修“秦晋之好”，日美关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将远远密切于中日关系，任何奢望在短期内(即中美两国实力对比发生逆转前)改变这一状况的想法都是没有根据的
，需做好与日美同盟尤其日本右翼势力进行长期斗争的准备。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研判。
四是美国在中日复交进程中正反两方面的作用表明，美国因素不仅直接和深度影响着中日关系的基本走向，而且间接而又广泛地制约着东亚地区的安全走势。这就提醒冷战结束以来一直“推动日本重建军队”和“支持日本修订宪法第九条”的美国当局
，在日本右翼势力“既反共又反美”尤其“反美复仇”迹象日趋明显的今天
，应汲取战前“美国的孤立主义与《中立法》鼓励了一切侵略者”
，战后美国的“扶日反华”政策又一度长期阻碍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之沉痛历史教训，进而成为中日关系向好发展的动力和阻滞日本“向战前回归”的强有力制约因素。
都说是为了国家级生态乡镇，无话可说。我知道江苏生态村镇创建工作起步较早，2003年常熟市海虞镇获得全国第一批环境优美乡镇称号（后更名为国家级生态乡镇）；2008年该省多个行政村成功创建“第一批国家级生态村”。2015年10月中旬，《江苏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下发，该《意见》听说在全国各省份中属于率先发布，突出了率先指向、问题导向和改革取向。2016年，该省获得国家生态乡镇命名的地区基本实现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生活垃圾转运体系全覆盖。目前为止，该省累计建成国家级生态乡镇635个，省级生态乡镇449个，国家级生态乡镇、村数量在全国均位于前列。
注释
①近年来，随着中日关系跌宕起伏，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并取得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科研成果。诸如，或就中国对日外交政策调整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关系展开探讨(罗平汉：《中国对日政策与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或就中日复交轨迹及其特点进行梳理和总结(孙立祥：《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轨迹及其启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或就中日复交进程中的台湾因素进行分析(李瑗：《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台湾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等。但毋庸讳言，上述研究均未直接涉及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的美国因素问题。即使有个别论文从标题上看触及了美国因素(王会鹏：《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的美国因素探析——以层次分析法为视角》，《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第3期)，但亦系泛泛而论，既未将美国因素置于中日复交的整个历史进程加以考察，也未就中日复交进程中美国因素的正反两方面作用及其启示予以阐释。本文旨在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
②③
于群：《美国对日政策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页，第24页，第157页。
④⑤⑩世界知识出版社：《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1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第7页，第8页，第6页，第3页。
康有为先生曾经说过，“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对于一所没有优势、也找不出任何特色的农村学校，突破办学困境的唯一做法就是从无到有。为实现这一跨越，学校应该往哪个方向上走？校长、教师和学生可以做哪些努力和尝试？深入研究学校实情后，学校新任领导班子确定了创建广州市一级学校的目标，基于学校原有艺术学科的一点基础，坚定了走艺术特色发展之路的决心。
⑥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3卷，李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第349页。
⑦東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戦後改革·2·国際環境》，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第29頁。
随着网络市场更多的APP的出现，也就意味着数据的来源点将会更加多样性。网络日志、社交媒体、互联网搜索、手机通话记录等多样数据模式涵盖文本、音频、图像、视频等不同类型。而这些数据不仅仅产生于本身，而且互相交互之间、互相联系之间又有了新的数据产生。这样看来，大数据的处理不仅仅是在于数量的巨大，而且对于不同形式、内容的数据也存在多样性。
⑨大蔵省財政史室：《昭和財政史——終戦から講和まで》，東京：東洋経済新報社，1981年，第29頁。
吉田茂：《世界と日本》，東京：番町書房，1963年，第103頁。
墩台翻模施工依靠钢板的至支架固定平台，通过对塔吊的合理应用，缓慢提升平台和模板。施工人员在平台上下两层对模板进行安装、卸载、扎筋等多项工作，各个施工环境的质量必须要达到工程的要求标准。从以往的施工经验来看，墩柱模板通常都为大体积钢模，并且会被分为三节。浇筑混凝土时，除了要一次性完成浇筑墩底作业外，其余部门的浇筑可以通过循环翻升方式完成[1]。建筑完第三节钢模后，通过合理的方式将工作平台提升，将第一节和第二节拆除，完成相应的安装工作，再展开相应的施工，在该期间要确保结构的稳固性，在浇筑混凝土，对于该施工环境要反复进行，直到工程竣工。
赫赤等：《日本政治概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91页，第390-391页，第366页。
沃尔特·拉弗尔：《美苏冷战史话》，游夑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18页。
信夫清三郎：《戦後日本政治史》第3卷，東京：勁草書房1969年，第933頁。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越过同盟国日本直接同中国缓和关系的这一重大外交行动，给日本朝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然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也不敢擅自改变此前长期奉行的“亲美反华”政策，即日本欲与中国恢复邦交需事先征得美国政府的理解和同意。1972年8月底，为了摸清同盟国美国当局的对华真实立场，尤其为了取得其对中日复交这一重大外交行动的理解和支持，组阁不久的田中角荣首相便毅然飞赴夏威夷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首脑会谈。当尼克松总统表示“预祝(中日邦交正常化)成功”后，田中首相才做出了中日复交的时机已经成熟之外交判断，并立即回国一气呵成完成了中日复交之外交使命。正如一同访美的大平正芳外相所言：“首先是夏威夷大功告成了!这等于拿到了去北京的单程机票。”
1978年5月初，为了摸清美国政府对华真实态度，尤其为了取得其对中日缔约这一重大外交举措的理解和支持，福田赳夫首相携园田直外相飞赴美国与卡特总统举行首脑会谈。当福田首相和园田直外相征得卡特总统“预祝缔约成功”的明确表示后，才做出了中日缔约“时机确实已经成熟”
之外交评估，并迅速回国谈判和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综上不难看出，无论标志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中日联合声明》的签署，还是意味着中日复交法律手续完成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日方都要征得同盟国美国当局的理解和支持，否则中日复交进程就难以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就难有结果。日本与中国恢复邦交需事先征得第三国美国的同意和支持，应视为中日复交的一大鲜明特点
。
关于保留裕仁天皇和天皇制的动因，麦克阿瑟曾于1946年1月25日致电华盛顿说：“如果对天皇进行审判并给予刑罚，那么几个世纪后日本人将发动复仇战争……因而认为与其制裁天皇个人，不如利用天皇制瓦解日本人的思想。”见歴史検討委員会編：《大東亜戦争の総括》，東京：展転社，1995年，第300頁。
根据项目所处地形条件，用好各项技术指标，按照“主要指标强制执行、次要指标灵活运用，突破指标论证使用”的基本原则，确保线形的连续性和均衡性，以达到保障行车安全的根本目的。另外，平面设计过程中，部分路段应降低标准，这样能充分利用老路，避免建设的重复性，并与老路之间良好拟合。
战后初期奠定美国东亚政策基础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乔治·凯南，曾在一份“报告”中就中日两国在美国东亚战略棋盘上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如下比较：“一个强大友好的日本与一个懦弱敌对的中国，会让美国感到非常安全；一个懦弱友好的中国与一个强大敌对的日本，其危害已被太平洋战争所证明；如果是一个敌对的中国与一个敌对的日本，事情就会更糟。”“凯南报告”不但让我们明白了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真正动因，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战后60多年来日美同盟不但不曾松动，反而进一步强化；为什么每逢中日两国出现摩擦或冲突，美国总是偏袒日方即坚决站在日本一边。见肖伟：《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历史原点》，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106页。
旧金山会议结束后，美国加紧策动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缔结所谓“双边和约”。当时，吉田首相在选择中国政府还是台湾当局作为媾和对象问题上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因为他非常清楚中国大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商品市场对日本经济复兴意味着什么。1951年1月，吉田茂对到访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说，从长远来看，中国人会采取“战争是战争，贸易是贸易”的政策，届时中日贸易就能达到一个相当的规模，何况到中国做生意的日本商人，“将可以成为反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民主国家的最好的第五纵队”，意在说服美国允许日本与中国进行贸易。吉田首相还在国会发表了让美、蒋大为震惊的演说，称：“日本将必须从一个现实主义的民主国家的立场决定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政府正在考虑同那个国家开启贸易关系以及在上海设立商务办事处的问题。”
获悉吉田演说内容的美国政府感到事态严重，遂立即于同年12月派杜勒斯率团访日。鉴于“如果日本政府选择北京政权为正统政府，美国远东政策的一角就会崩溃”
，加之与最初千方百计将新中国排斥于“和会”之外并操纵签署片面“和约”的初衷大相径庭，杜勒斯在与吉田首相会谈时威胁称：日本政府如果不与台湾媾和缔约，美国国会就很难批准《旧金山和约》。接着，杜勒斯把一封写有日本愿与台湾当局缔结“和约”的信件交给吉田茂，要他签字后由日美两国政府同时发表。结果，1951年12月24日吉田首相屈从于美国压力在信上签了字，并于翌年1月16日在华盛顿和东京同时发表，是为“吉田书简”。“吉田书简”以“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中共政权“已被联合国谴责为侵略者”、中共正在支持日共推翻日本政府等为借口，宣布：日本将与“台湾当局”“缔约”，以“重建两国政府间的外交关系”；“这个双边条约的条件将适用于现在或以后可能属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管辖的全部领土”；“日本政府无意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缔结一个双边条约”
。
汤重南等：《日本帝国的兴亡》下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477页。
机组投产初期，厂用电率最高达10.7%，据测算，以135MW等级机组为例，厂用电率每升高1%，机组供电煤耗升高3.89克标准煤/kWh。因此，如何降低厂用电率，是降低机组供电煤耗的首要问题。
乔治·弗里德曼等：《下一次美日战争》，何力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21页。
四是完善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投入机制。湖南省委省政府出台 《支持和鼓励农民群众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实施意见》《湖南省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政策，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区域划分标准，实施分类指导，大力实施“以奖代投、先干后补”的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投入机制，省本级连续5年每年安排财政奖补资金10亿元，要求市县加大农田水利建设投入，5年可投资200亿元投入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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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志书时间跨度大，经过多方面艰苦地收集资料，各种资料庞大复杂，如何编好大事记就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20世纪80年代第一轮修志时，由于电脑未普遍使用，编修大事记，多用卡片式，按时间顺序手工整理排序。第二轮修志已普遍使用电子文档整理大事记内容，方便快捷了许多。通过近年实践，笔者认为，编写大事记可以分三步走。
The Impact of the USA in the Process of China -Japan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Its Historical Enlightenment
Sun Yandi
(School of Marxism，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Abstract :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RC，China and Japan failed to bury the hatchet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set up barrier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early 1970s， the two countries finally turned hostility into amity, owing to the chang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gave up the anti-China policy and supported Japan’s diplomatic ties with China.The China-US relations， especially American attitude to the China-Japan relations directly affects the process and result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ti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impact of USA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China-Japan diplomatic ties. On the one hand，before the US-Japan’s master-slave relationship changes，the US-Japan relations will be much closer than China-Japan relations，so any desire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in a short term is unfounded. On the other hand， because Japan’s policy toward China will be long-term in compliance with the US’ Asia-Pacific strategy and the Us’ China policy， building a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one of the main ways to the improve China-Japan relation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 China-Japan relations； normalization of China-Japan diplomatic ties； impact of the USA； US diplomatic policy to Japan； US diplomatic policy to China
收稿日期 2018-11-17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日本右翼势力研究”(18JZD028)
责任编辑 梅莉
标签：中日关系论文; 中日邦交正常化论文; 美国因素论文; 美国对日政策论文; 美国对华政策论文; 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