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民族主义与战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布什总统在他的第二任就职演说中说，当民主体制在世界范围内普及的时候，美国便是最为安全的。布什主张，为了促进和平与安全，美国应该推动全球的民主化进程，尤其在那些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危险国家，如伊拉克和伊朗。持有这一观点的不仅仅是布什总统这样的共和党保守派，民主化同样是克林顿总统任内的主要议题之一。克林顿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也曾经指出：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因此，要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就应当推动民主化。
自2005年布什总统发表第二任就职演说以来，我们似乎就开始在中东地区进行一场社会科学的实验来检测这一假说是否属实。在布什强调民主体制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性之后的一年里，中东地区的数个国家都举行了竞争性选举。社会科学的实验得出了结果，但是在多数情况下结果本身却十分令人沮丧。伊朗举行了竞争性的选举，而正如大家所知，获胜的候选人赞成伊朗发展核武器，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发生过针对犹太人的种族大屠杀，还声称以色列这个国家应该被推入大海。在巴勒斯坦，竞争性的选举在法塔赫和哈马斯两派之间展开，而获胜的是向无辜平民发动恐怖袭击的组织哈马斯。在伊拉克，竞争性选举吸纳了来自世俗党派的候选人，这些候选人鼓励不同族裔、不同宗教派别之间进行合作。但是世俗党派仅仅赢得了11%的选票，其余的选票都投向了那些以民族主义和宗教分离主义为竞选平台的政客，正是这些政客的煽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伊拉克国内暴力事件的频发。人们曾经一度认为，由于黎巴嫩人民较为富足，受教育程度较高，并且在上世纪50、60年代经历过民主实践，该国在中东地区具有成功实现民主化的最好机会。但在大选中，黎巴嫩真主党却在议会中赢得了可观席位。真主党至少被美国列入了恐怖组织名单。该组织向以色列平民发动袭击，从而触发了两年前夏天的那场战争，因此一直被很多人视为黎巴嫩政治中的不稳定因素。从上述中东国家迈向选举民主政治的最初几步来看，民主化倾向于和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暴力以及政治不稳定相关联。布什总统曾经说过，每个国家都做好了迈向民主化道路的准备。他还曾说过，民主化进程有助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然而，中东地区近期的政治发展形势似乎不能够明确地支持这一观点。我觉得与前些年相比，在很多国家特别是美国，事实上包括布什政府在内，在中东地区进一步推动民主化的热情已经大幅消退。
一
现在让我们尝试从不同的视角审视近些年发生的历史事件。首先，我个人认为克林顿总统所说的观点——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因此如果所有国家都实现民主化，世界就会变得更加和平——是具有说服力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一直在研究这个被称为“民主和平”的假设。当以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为代表的政治科学家最初提出这个关于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打仗的理论假设时，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些人对此多少抱着一些怀疑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民主国家卷入了很多战争，也发动了很多战争，我们确信民主并不完全意味着和平主义。但是当我们进一步考察多伊尔和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为支持这一理论所提供的证据时，多数学者认为有理由相信这一假设是真实的。如果我们严格、精确地定义民主国家，同时严格、精确地定义战争，那么成熟、稳定并且举行完全的竞争性选举的民主国家的确不曾令其全体成年公民陷入战乱之苦。倘若我们把民主国家定义为当选者遵循法治原则，并且对政府政策有实质上的控制权的政治体制，把战争定义为两国之间阵亡人数超过一千人的武装冲突，那么从这两个定义出发，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真的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也有人提出有可能反驳这一论断的反例：1898年的美西战争怎么解释？美国的南北战争，1812年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战争，以及印巴在克什米尔卡基尔(Kargil)地区的争端又如何解释？学界也一直在讨论上述事件究竟是不是例外。如果大家愿意，我们固然可以讨论这些可能的反例，但是现在多数人认为，鉴于“民主国家”这一定义的严格性，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这些战争不能算作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
总之，至少我个人的观点是，民主和平论还是相当有说服力的。我个人认为，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向民主体制转型，即便是严格意义上的民主体制。这是我们在近二十到二十五年所目睹的：所谓的“民主化第三波”现在已经使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民生活在民主体制之下，即便我们采用严格、精确的标准来定义“民主”。我认为，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能够实现民主化，而这在未来将促进世界和平，是一种言之成理的说法。然而，问题是从我们眼前的现实出发到绝大多数国家都实现国内民主化以及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的过程中，国际政治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二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民主化的最初阶段一般都与民族主义的兴起相关联，同时该国陷入战争的可能性也会增加，这一现象在政治制度薄弱的国家尤为突出。迄今我已经在这一领域从事了一段时间的研究，与我共事的是我的合作者、统计学奇才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Mansfield)。我们用标准数据库来量度战争。我们所使用的战争相关性数据库(the correlate of war database)也为大多数研究民主和平论的学者以及从统计学角度研究战争史的学者所使用。我们用政体数据库(polity database)来衡量民主。这一数据库是马里兰大学的政治科学家泰德·罗伯特·格尔(Ted Robert Gurr)在前些年为了其他的研究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我们并没有为了证明我们的理论而创建自己的数据库；我们使用的数据库都是其他人为了其他的研究目的而设立的。
根据数据库中所涵盖的从1816年到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统计资料，我们发现了以下结论：如果在民主化进程启动时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比较脆弱，那么在从威权体制向有一定民主特征也有一定威权特征的混合政治体制转型的过程中，该国卷入国际战争的可能性是其他国家的四倍。我们用泰德·格尔和他的同事在政体数据库中建立起来的一系列标准来衡量某一特定政治体制的稳固程度。这些标准衡量的内容包括：与立法机构相比，中央政府的权力有多强？与地方政府相比，中央政府的权力又有多强？政治活动和决策的规则有没有被牢固地树立起来？我们正是通过这些指标来衡量政体的稳固程度的。总之，让我重复一遍我们得出的结论：如果在民主化进程启动时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比较脆弱，那么在从威权体制(authoritarian regime)、独裁体制(dictatorship)或是专制体制(autocracy)向有一定民主特征也有一定威权特征的混合政治体制过渡的过程中，该国卷入国际战争的可能性是其他国家的四倍。这一结论被写入了我们合著的《选举战争》(Electing to Fight)和其他一些文章中。①
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关于内战和民主化的研究项目，研究的初稿已经完成，并散发给各方听取批评意见，但还没有交付出版发行。在这项关于内战的研究中，我们不仅使用了囊括了两个世纪数据资料的战争相关性数据库，还使用了多伊尔和尼古拉·萨姆班尼斯(Nicholas Sambanis)建立的自1945以来的内战数据库。我们从中发现，正在经历从威权体制向混合政体转型的国家陷入内战的可能性是其他国家的两倍。请大家注意我们没有发现什么，我们没有发现向完全民主体制转型的国家特别有可能卷入国际战争或是陷入国内战争。在民主化起步阶段，告别威权体制的过程是危险的，但是民主化的最后阶段并不危险。在这一过程中，部分民主的国家逐步实现全面的民主，民主制度进一步巩固，法治、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最终完全到位。这样走向完全民主的政治过程并不危险，只有那些卡在中间的民主进程是危险的。我们没有发现的另一点是，我们没有发现那些不仅仅是混合政体而且还是稳定的混合政体的国家特别有可能卷入战争。例如，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埃及的政体形式被视为有一定民主特征也有一定威权特征，但是当时的埃及没有经历转型或是变革，而这样的国家与他国相比并不更容易卷入战争。因此，政治体制薄弱但是政权不发生变更的国家和其他国家相比并不特别容易陷入战争。只有当政治转型和政治体制薄弱两个要素相结合的时候，一国才特别容易陷入麻烦。
我们在研究中既运用了统计学方法，也采取了案例研究的手段。我们选取的一些案例是新近发生的事件，毕竟20世纪90年代民主化导致的暴力冲突层出不穷。下面我将简单介绍一些案例以便让大家大致了解，根据我们的研究，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政治过程是怎样的。在前南斯拉夫，1990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各个地区都举行了大选。那里占支配地位的、在大选中得票最多的是民族主义政党，事实上其中一些是非常激进的。从共产党人变为民族主义者的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以民族主义为平台参加竞选，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比他更加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舍舍利(Vojislav Seselj)，他和米洛舍维奇一样后来在海牙国际法庭上因战争罪而受审。民族主义政治家们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地的大选中获胜之后仅仅过了六个月，南斯拉夫就在战乱中分裂了。
另一个案例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后不久便举行了大选，选举的公正性和公开性也得到了国际观察员一定程度的认可。然而，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竞选中胜出的都是民族主义政治家。这便导致了亚、阿在两国人民共同居住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地区领土争端的升级和两国之间全面战争的爆发。
还有一个尤其令人扼腕叹息的例子是中非国家布隆迪。提醒一下在座诸位中地理知识已经荒疏了的人：布隆迪是非洲中部的一个小国，毗邻卢旺达，人口构成也与卢旺达相似，90%的人口是胡图族，10%的人口是图西族。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控制布隆迪的是由少数族裔图西族组成的军事专政，包括世界银行以及许多富国在内的国际捐赠团体为其提供财政支持。到了1992年前后，出于对长期为一个少数族裔军事政权提供经济援助的厌倦，这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向布隆迪的图西族统治者提出警告：如果你们不举行允许所有胡图族人参与的自由、公正的民主选举，我们就不再为你们提供财政援助。图西族领导人说，那好，只有按你们说的做才能保住我们的奔驰轿车，既然如此我们就这么干，看看结果会怎么样。果不其然，胡图族候选人赢得了大选，他的执政纲领之一就是把胡图族人纳入军队领导核心，从而与图西族军事将领共享权力。此举令图西族军官十分不满，他们认为图西族对暴力手段的垄断是他们维持其在国内政治、社会和经济影响力的唯一手段。由于不能容忍自己对军队的控制权被如此削弱，图西族人刺杀了胡图族总统，由此触发的两大种族之间的暴力冲突在很短的时间内导致20万布隆迪人丧生。
20世纪90年代后期也有一系列由初步的选举尝试而引发的暴力事件。大家可能还记得印度尼西亚的例子。在苏哈托总统因东南亚金融危机下台之后不久，印尼的新政府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允许东帝汶在独立问题上进行全民公投。国际社会之所以施压，是因为东帝汶作为前葡萄牙殖民地，依照国际法的规定具有民族自决权。选举结果在公投之后第二天揭晓，东帝汶人民选择了独立。东帝汶的民兵派系和印尼政府军联合起来袭击平民，把他们驱逐出境，造成大批民众流离失所，沦为难民，更有许多人在冲突中丧生。我还可以举出很多事例，但是大家的脑海中想必已经有了大致的图景。
在《选举战争》一书中，我们不仅用统计数据和新近发生的政治事件来证明我们的论点，我们还分析了历史案例。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做历史案例研究的目的部分在于检验我们的因果论断。我们知道在统计学的意义上，受阻停滞的民主化与战争之间存在着统计数字上的联系；但我们还想考察历史叙事，从而判断民主化与战争之间的因果链条是否与我们的理论假设一致。因此，历史案例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追溯历史叙事，寻找过程中的因果联系。所以我们在书中也讨论了19世纪的德国和法国，以及20世纪的一些个案。
三
上面所说的事例引出了一个问题：根据我们的说法，为什么正在经历民主化的国家更加容易卷入国际战争或是陷入国内战争？我们的解释是：在多数情况下，威权政体的垮台和不断增长的大众政治参与的需求给了精英们宣扬民族主义的动机和机会，从而导致了国内暴乱或是对外战争。
在某些案例中，打民族主义牌的是那些在旧的威权体制中权力逐渐消减的精英。近年来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米洛舍维奇在共产党政权统治南斯拉夫期间根本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个平常的、普通的、典型的共产党员。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南斯拉夫，挑拨民族关系是被严厉禁止的。所有的民族都应当和睦相处，而在政治中打民族主义牌则有违共产党的游戏规则。然而，当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权赖以团结全国人民的关键领导人——铁托在1980年去世时，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就不得不重新开始寻找政治合法性的新形式，从而证明他们继续维持统治地位是合理而正当的。包括米洛舍维奇在内的政治家很快得出了结论：对他们来说最好的策略就是试图利用潜藏在南斯拉夫诸多民族——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等等——中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民族之间发生过冲突和相互迫害，因而民族冲突的历史记忆和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便可以被动员起来。例如，米洛舍维奇利用他作为总统对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主要电视台的控制权，描绘出一番塞尔维亚人的生命安全遭到以阿尔巴尼亚人为代表的少数族裔威胁的假象。他在电视上向塞尔维亚人说谎，声称在阿尔巴尼亚人聚居的科索沃地区塞尔维亚人惨遭阿尔巴尼亚人的强暴，面临着来自阿尔巴尼亚人的可怕威胁。只要人民投他的票，他，米洛舍维奇，就会站起来捍卫塞尔维亚人，抵挡来自阿尔巴尼亚人、克罗地亚人等其他民族的威胁。于是民众就投了他的票，之后发生的就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了。
有时候打民族主义牌的是像米洛舍维奇这样的、为了挽回其日渐衰微的政治权力的精英，但有时候打民族主义牌的也可能是一些新兴精英。在威权体制瓦解之际，一些以往被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的民众成了可以被动员起来的对象。新兴精英正是致力于通过领导这些人的民族主义运动来获得他们的政治支持的。比如说，我们最近在伊拉克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形。美国认为我们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举行了自由、公平的竞争性选举，伊拉克人民应当会把票投给倾向世俗政治和自由民主的候选人。这样的领导人会制定好的、理性的公共政策，通过协作发展国家经济。但是这样的设想并没有变成现实。能够成功赢得选民支持和大街上直接的充满暴力的权力争夺战的政治家，是那些运用伊拉克社会业已存在的宗教、民族和部族社会关系网络进行政治动员的人。而这些政治家的政治诉求不是指向伊拉克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而是主张我们的团体要追求我们自己的利益，而我们的利益与其他团体的利益是相冲突的。在旧的国家权力体制已经崩溃，新的国家权力体制尚未到位从而有效取代旧体制的情况下，伊拉克形成了所有人不受制度约束自由参与政治斗争的局面。
在成熟、稳定的民主社会里，如独立的司法机构和议会体系，能够在竞争性政党之间开展自由、公平选举的选举机制，廉洁有效的官僚体制等等使民主运转起来所需要的制度安排都已经到位。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党就有可能建立在其改革诉求或是其意识形态的号召力之上，而选民个体会认为他们能够从这个政党的善政中获益。但是当这样的制度安排不存在时，政治动员则通过业已存在于社会中的、传统模式下早已形成的文化、传统等网络展开。
下面谈谈我们在个案研究中发现的另一种动力。有时候我们观察到由旧制度中的精英分子发动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有时候，如在伊拉克，我们观察到由先前被排斥在权力之外的新兴社会团体的领袖所发动的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运动。但是有时候我们还观察到更糟糕的情形，那就是打民族主义牌的旧制度中的精英分子和新兴精英之间的竞争。新兴政治家说，好啊，如果民族主义就是比赛的内容，那我们可以比你们做得更好，我们的民族主义可以比你们更加极端。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那时的德国，如贵族、地主、君王、军队的权贵和拥有炼钢厂的重工业巨头等旧体制下的精英都试图用激进的民族主义言论赢得民众的支持，从而维持他们的统治。同时，他们还试图利用民族主义论调在中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之间划出一道鸿沟。他们声称，社会主义者是“非德意志”(un-German)的，他们不是有爱国热忱的德国人，他们的认同感归属于国际无产阶级而并非德意志民族。因此，中产阶级应当和旧体制下的精英组成政治联盟，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为其提供政治支持。为了证明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旧体制下的精英绘制出一幅其他大国对德国极度不友好并对德国构成威胁的世界图景，而且把参与大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地争夺说成一个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在民主化不断推进的德国，旧体制下的精英利用民族主义制造分裂，赢得支持，以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
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领袖说，好啊，如果民族主义是德国政坛竞争的主题，那我们可以比你们做得更好。我们觉得你们这些旧体制下的精英一直过于软弱：我们的海军舰队不如英国强大；我们的陆军规模也太小，因为你们不允许中产阶层进入军官体系。你们应该下台，好让我们中产阶层来统治国家，我们会是比你们更好的民族主义者。在外来敌对势力重重围困之下，我们会更好地捍卫德意志民族的利益。因此，正是衰微的精英与新兴的精英之间的竞争导致了德国民族主义最终发展的失控。
四
估计大家多半会想：且慢，这些状况有时候可能出现，但是近来我们所见到的和平的民主转型又如何解释呢？很多国家和平地巩固了民主制度，人民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智利、阿根廷、巴西、韩国等国都曾经是威权体制，但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也都实现了从威权体制向民主政体的转型。这些国家举行多党竞争选举、建设起了法治社会，当选者对政府政策也有实质上的控制权，然而在转型的过程中这些国家并没有陷入战争的泥潭。你的理论又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
我们的解答是：这些国家具有一定的优势，它们具备一些能够帮助一个国家从专制走向稳固民主体制的条件。其中一些国家相对富有，国民人均收入较高。从亚当·普尔泽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按1985年的水平计算，国民人均收入高于六千美金的国家（我不知道这在今天会是多少钱），一旦开始民主转型，就不会倒退回威权体制。而如果贫穷的国家开始向民主转型，就很容易在一段时间以后倒退回威权体制。因此，这些国家相对富足的经济条件是解释其和平民主变革的因素之一。另外一个因素是在民主化启动初期，这些国家便具有能够使民主运转起来的稳固的政治制度。南非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在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制度(apartheid)期间，占总人口少数的白人统治整个国家，并且不允许占总人口多数的黑人参与选举投票。虽然只有少数白人有投票资格，但南非具备使民主运转起来所需要的所有制度条件。南非有稳固、高效而且廉洁的官僚体系，高效、守规则、且在多数情况下独立的司法体系，高度专业化并能够为民众提供真实媒体报道的记者团体。因此，当南非从种族隔离制度向黑人同样能够参与选举投票的民主体制转型的时候，在新的民主体制下这些制度条件都可以发挥作用，从而也就使民主化的过程顺畅了许多。
下面说一下其他学者指出的有助于巩固民主制度的因素。除了较高的国民收入水平，能够使民主运转起来的制度条件之外，其他因素还包括较高的识字率、不存在严重隔阂的民族关系、不单纯靠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支撑的国民经济以及确定的边界——即在民主化启动时，对谁有资格参与特定地区的民族自决已经有了明晰的规定。这些都是人们通常提到的能够促进民主化进程的可能因素，而我们在书中关注的核心是能够保障民主化顺利推进的制度条件。
五
最后我想谈谈我们的理论有怎样的政策启示。我和曼斯菲尔德现在正与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进行一场辩论。卡罗瑟斯撰写了大量关于推广民主制度的文章，在美国的智库等与政策直接相关的学术圈内享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在《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上发表文章反驳我和曼斯菲尔德的观点，因为我们主张，我们的研究对现实政策的启示是推广普及民主制度应当把关注点放在遵循合理的顺序上。如果民主化的第一步是强化民主所需要的制度条件，如司法机构、法治、廉洁的官僚体系、媒体的专业精神，那么民主转型的过程会更加顺利、更加和平。先在这些方面下工夫，而只有在这之后才可以举行自由、公正、彻底的、让多个政党都参与进来的竞争性选举，并让民众自由发表言论。我们援引的例子是1995年代顿协定(Dayton Accord)后的波斯尼亚。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波斯尼亚内战后的大选举行得过于仓促，当时的波斯尼亚不具备建立民主所需要的政治制度的条件。当地的政治组织还是那些参与过战争的团体。在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控制区，组织最强大的还是那些犯下种族清洗等罪行的人。这些人理所当然地赢得了在内战后不久举行的大选。我们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一种倒退。民主制度的建设应该先行于竞选的展开。
卡罗瑟斯对我们的批评还包括这样的观点：如果没有大众政治运动的压力，威权统治者在多数情况下不会主动去建设民主制度，而举行选举是实现政治精英问责制的一种途径。在这里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我们需要民主制度以保证选举的顺利进行，但我们也需要如选举竞争这样的大众民主运动来给精英施加压力，从而推动他们去建立保证民主能够运转起来的一系列制度。对此我们反驳说，有时候威权统治者确实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建设一些民主制度，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使国家的制度安排更合理、更有效率。他们需要巩固、强化市民社会，建设一支合理、合法且廉洁的官僚队伍，这样才能够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因此，在韩国和智利等国家，威权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使国家和市场更加合理化的措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想要实现民主化，而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有效的国民经济和政治体系，然而这一做法在无形之中为这些国家创造了实现民主化的条件。
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卡罗瑟斯对我们的另外一条批评。卡罗瑟斯认为，就算民主化的尝试因为条件不具备而夭折，情况也没有那么糟糕。因为在拉丁美洲等地，民主化的历史就包括很多民主化进程遭到军事专政的反扑，但在不断尝试之后最终实现民主转型的例子。卡罗瑟斯认为，尝试和失败对进一步推动民主化大有裨益，因为这一过程为一系列制度，如司法体系、政党、媒体等奠定了基础，而这些制度即使在专政时代被摧毁，残留下来的结构在随后的民主化进程中仍然可以很容易地被恢复起来。我们在这一点上的回应是，卡罗瑟斯的说法并不总是正确的。在一些情况下，失败的民主化尝试会调动起偏执的、反民主的制度和思潮——如种族政治、原教旨主义宗教团体的兴起，军队的政治化以及军国主义模式的形成等等，而这些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潮会令随后的民主化进程更加艰难。所以，我们主张尝试和失败不仅会在短期内导致暴力冲突，而且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在怎样的时间条件下、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现象，但是失败的民主化尝试还是可能使一些国家走上民主化的迂回之路，其最终实现民主转型的旅程将会更加漫长而艰辛。
注释：
①Edward 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Electing to Fight: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05.
标签：军事历史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政治论文; 精英阶层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