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科学社会主义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时代特色、中国特色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三方面阐述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文章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社会主义，是新技术革命与新工业革命时代的社会主义，是东亚崛起时代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对时代挑战的回应中形成的，洋溢着时代的精神。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强调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探寻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社会主义，它包含着理论上的三大突破，这三大突破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达到了当代的水平。
关键词 邓小平 时代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这是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强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要大力加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为此，我们打算撰写若干篇论文来阐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本文是第一篇。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是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个定义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它是科学社会主义，因为它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第二，它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因为它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三，它是当代的社会主义，因为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达到了当代水平。要掌握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首先需要了解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它的基本思想。
一、当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兴起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是在改革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改革什么？基本内容就是要革除苏联模式的弊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就是相对于照抄照搬苏联模式而言的。为什么要改革？邓小平说：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跟上时代。为什么革除苏联模式的弊端是为了跟上时代？如果我们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来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形成的时代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时代有根本的不同。
如果说，苏联模式是在战争与革命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那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苏联的发展战略和体制是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经济落后的资源大国，为了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而选择的。以高速度的增长国民经济为首要目标，以重工业为固定的发展重点，以粗放发展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是这种发展战略的主要特点；与此相对应形成了所有制过分单一、忽视市场机制、过分集中的经济体制。这种模式有过重大的历史作用，取得过震惊世界的高速经济增长。但是，随着战后时代主题的转换，与战争、备战相适应的这种发展战略和体制的积极作用逐步弱化；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粗放发展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体制的潜力也逐步耗尽。苏联模式由此逐步走向衰败。时代主题的转换不仅带来挑战，而且提供机遇。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不仅使我们有可能而且有必要更加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把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放到首位来谈论社会主义；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调整发展战略和改革体制，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发展向集约发展转变，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抓住机遇对挑战作出有力的、正确的回应，终于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在回应时代主题转换的挑战中兴起。苏东剧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同时发生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后，冷战隧道的尽头，这决不是偶然的。
如果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第二次技术革命时代的社会主义，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新技术革命和新工业革命时代的社会主义。回顾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是一批一批走的，至今已经走了三大批，为此人们称之为现代化的三次浪潮。这三次浪潮的原动力来自三次技术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一批国家走向现代化。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在以电力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中兴起的。为此，列宁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口号，在1920年组织了200多名专家制定了宏伟的全国电气化计划。斯大林利用苏联模式的特点，集中力量建立了许多水力发电站和火力发电站以及在第二次技术革命中兴起的新兴工业。事实证明，苏联模式能够对第二次技术革命作出有力的反应，但是，它却无力对以微电子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和新工业革命作出有力的反应。这次技术革命大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加快了科技转换为生产力的速度，从而把苏联模式的企业缺乏活力、科技转换为生产力缓慢的缺陷更加突出地暴露出来；这次技术革命促进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也进一步暴露了这个模式封闭性的弊端；在这次技术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些支柱产业——耐用消费品产业、信息产业等，在苏联模式中不能迅速成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回应当代新技术革命和新工业革命时代的过程中兴起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新技术革命提供的机遇和提出的挑战已经而且还在作出有力的反应。我们抓住了新技术革命的深化推动的从80年代开始的产业结构新一轮调整造成的机遇，调整发展战略，实行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80年代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之一，而我国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区成为亚太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我们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这些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具时代特色的组成部分之一。当然，新技术革命和新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还有一系列问题有待于我们作出反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在回应这些挑战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如果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现代化由西欧向中欧、东欧推进时代的社会主义，那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是东亚崛起时代的社会主义。回顾现代化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不仅是一批一批走的，而且是一片一片走的。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集中在西欧、北美；在第二次现代化的浪潮中，现代化从西欧向中欧、东欧推进，正是在这时兴起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类型的苏联模式，否则它是不可能成气候的；在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中，现代化扩散到太平洋两岸、特别是东亚。亚太地区的繁荣、东亚的崛起，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因为我国正处在东亚。在东亚崛起的过程中，两岸四方的中国人和散居东亚各地的华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表明中华民族有能力把握住这次机遇。东亚的高速发展也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不要说经济停滞，就是发展慢了，与周边国家一比就有问题了。为此，邓小平提出：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为了抓住机遇，回应这种挑战，我们及时地提出在邻近香港、澳门的地区实行特殊政策，使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从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东亚崛起之日，正是区域集团化强劲发展之时。为了回应这种挑战，需要加强海峡两岸和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四方的合作。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不仅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且是为了开辟一条中国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条道路的鲜明特色之一是：在一个国家之内，在两种制度之下，通过三种不同的发展模式，香港、澳门、台湾和大陆四个地区紧密合作走向现代化。这是当今世界最奇特的现象之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标志当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为什么当代社会主义首先在中国兴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有独立自主传统、有群众路线传统的大国的执政党，最有条件率先突破苏联模式，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
二、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
如果要对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基本思想作一个简要的概括，他自己的如下一段话是最确切不过的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为了阐明邓小平如何坚持不懈地探寻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我们不妨回顾一下邓小平先后提出的如下几个著名论断：
“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命题的提出。1979年3月，邓小平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为起点的，这并非偶然。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充分成熟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走不通才作的一种新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如果中国能顺利地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那么历史恐怕就不会给中国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机遇；如果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能较快实现现代化、较快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就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如果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决不了实现现代化的任务，那么中国也就失去了走社会主义的历史理由。因此，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始终把实现现代化、发展生产力放在突出的地位是十分自然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现代化面临着两方面的迫切任务：一方面，要调整发展战略；另一方面，要改革体制。要完成这两方面的任务都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中国现代化面临的国情的最重要的特点和最深层次的矛盾是：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相对贫乏，特别是土地资源相对贫乏。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个论断时就抓住了这些问题，不仅及时提出调整与改革，而且对中国现代化面临的最深层次的矛盾作出了深刻的分析，提出要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说：“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③]这里已经紧紧地捉住了在一个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相对贫乏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全新课题。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的初步经验的基础上，对“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初次作了系统的概括。这个概括已经初步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的思想。这个概括实际上已经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雏型。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提出。改革开放一开始就遇到了姓“社”姓“资”问题的困扰。中国的改革是以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突破口和第一推动力的，是以对外开放（包括经济特区的试验）为第二推动力的。尽管家庭联产承包制和经济特区一出现就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受到群众的欢迎，但从地方到中央都存在尖锐的分歧，特别是在包产到户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上发生的争论尤其激烈，它遭到了多次讨伐。实际生活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尖锐地提到了我们的面前。邓小平在这关键时刻，抓住了这个关键问题。1980年4月12日，他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④]同年5月5日他在表态支持包产到户的同时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要考虑到国内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才行。……最近一二年来，我们强调因地制宜，在农村加强了生产组的与家庭的生产责任制，取得明显效果，生产成倍增加。”[⑤]这样，邓小平就把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鲜明地提了出来。
正是在深入思考和总结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之上；在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开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之时；在农村改革取得重大成就，极大地提高了改革开放的信心之际，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作出了回答，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正式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⑥]
“一切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论断的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求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中国的实际千头万绪，要认清中国的实际，首先需要认清中国社会处于什么发展阶段。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国家过去犯了两个把特殊当作一般的错误：一是斯大林在1936年就宣布苏联基本上建成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从而把苏联经济相对落后条件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特殊，当作社会主义的一般，从而开通了把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设想的社会主义教条化的道路；二是把在战争与革命年代建立的苏联模式这个特殊当作社会主义的一般，从而把这个模式当作唯一的和唯一正确的模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正是由于这种把特殊混同于一般，使我们犯了一系列脱离中国国情的错误，最主要的有如下几条：一是急于求成，盲目求纯；二是忽视发展商品经济和运用市场机制；三是长期把发展生产力推到次要地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主要是由于这几方面的错误，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或者只适合于某种历史条件的东西，被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生产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东西，被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这几方面的错误都是由于脱离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重要的国情，脱离了对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尽管前两者超越了历史阶段，后者落后于历史阶段，但它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相通的。与苏联模式相对应的社会主义观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可以在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的基础上，绕过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直接过渡到产品经济和共产主义，因而把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商品经济当作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资本主义道路；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个传统的武器，正好作为堵截资本主义道路的法宝。这些历史教训使我们认识到，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极端重要的问题。当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越来越猛烈地冲击着苏联模式那种所有制过分单一的、忽视市场机制的、过分集中的体制时，这两种把特殊当作一般的错误越来越成为改革的障碍。邓小平适时提出“一切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廓清了当时还残留于人们脑海中的理论迷雾，对改革开放向深层次推进和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观的进一步明晰起了重要作用。
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反复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能丢老祖宗。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因为作为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人类文明的伟大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理论基础，正是在这个理论基础之上，我们制定了符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战略和策略、方针和政策；因为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我们党的一个极大的优势，我们依靠这个理论掌握群众，形成了伟大的物质力量。
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离开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创造的观点，就谈不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强调这一点尤其必要。
首先，时代的发展要求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大发展。当代世界已经而且还在发生巨大变化，由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新技术革命和新工业革命的发生、东亚的崛起，国际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经济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周边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我们面对着十分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打开一条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确是一番全新的事业。时代的发展要求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有一个大发展，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开拓新的视野、发展新的观念、进入新的境界。邓小平说：“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⑦]
其次，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一百几十年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其他一些国家革命的胜利，证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是能够成功的。至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和宝贵的经验，但总的来说还需要很好的探索。在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我们面对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相同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开辟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要建设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邓小平说：“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⑧]
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项伟大的创造性工程。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邓小平在谈到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时说：“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⑨]因此，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至少有如下几点是必须注意的：
——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研究中国的现状，要从中国现有的基础出发，要一切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认真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不知道我们从何而来，不知道我们面临的现实制约、传统影响和文化的惯性，就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文化相结合，不经过我们自己的消化，使之真正成为我们文化的养分，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
——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研究中国的国际环境。不能把中国实际看作是脱离世界的封闭系统，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与世界整体密切相连的中国实际。要分析时代的发展、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左邻右舍的状况，制定正确的对外开放策略和外交政策，抓住机遇，回应挑战，争取形成一个有利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际环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方面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理论上我们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中包含着理论上的三大突破：
第一次突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苏联模式的经济体制，就其理论和认识根源来说，就在于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本质上不是商品经济，而是建立在社会化基础上的产品经济；对这种产品经济的理解，实际上又是从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条件下形成的“自然经济”观来理解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理论上取得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纠正了这种非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观，树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第二个突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与苏联模式相对应的社会主义观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对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没有作出正确的分析。我们脱离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苏联模式神圣化的一个根源也在于对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缺乏正确的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理论上取得的另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社会主义并不要求纯而又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分配方式。
第三个突破——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提出。过去，我们在社会主义认识上的种种失误，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对社会主义作了种种附加，而没有牢牢地抓住社会主义的本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再认识过程中能取得丰硕的成果，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化。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对这方面认识的成果作了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这三大突破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达到了当代的水平。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社会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这个理论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它使中国成为80年代以来少数几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之一，在大国中是唯一的；它经受住了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之时，社会主义中国却生机勃勃地屹立于东方；它使我们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成为市场取向改革中最成功的国家，与大多数东欧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遇到的和平时期最大的经济灾难形成鲜明对照。
注释：
① ⑧ 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213、265页。
② ④ ⑤《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3、312、313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3、164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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