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总需求变动的宏观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动论文,总需求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7)06—0036—10
19世纪中叶，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叩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完全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自然历史进程，促成了封建经济的解体，带来了传统社会所不能容纳的新的生产力和制度安排，直接刺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了经济近代化进程①。与传统社会相比较，近代中国是处在一种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时期。过渡型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决定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总需求发生很大变化，它对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力也更加突出。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采用实证分析和动态分析方法，就近代中国总需求的变动趋势及其特征展开实证分析，探究其形成原因，比较中日两国总需求变动的总体特征和异同，辨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模式。
一、近代中国总需求的变动发展趋势
近代中国开放经济生活中的总需求构成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支出和净出口需求四部分。其中，消费需求包括个人消费需求和政府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包括民间投资需求和政府投资需求；净出口需求则表现为出口与进口差额，加上外债本息。限于统计资料，我们无法将近代中国政府需求中消费和投资需求明确区分开来，而将其合并列之。这样，通过对大量历史统计资料的整理和修订，推算出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若干年份的总需求值，见表1和按表1中数据绘制而成的图1：
表1 近代中国总需求的长期变动(1887—1936)②单位：亿元(1933年币值)
年份个人消费需求
民间投资需求政府支出净出口需求
总需求
1887 131.94 5.46
2.63
—0.72
139.31
1917 132.45 9.33
3.92
—2.64
143.06
1922 166.96 13.27 4.33
—6.00
178.56
1927 224.96 12.29 2.21
—1.94
237.52
1931 265.90 12.70 8.32
—4.94
281.98
1932 273.90 14.80 7.88
—7.30
289.28
1933 273.20 15.0
7.95
—9.38
286.77
1934 252.90 11.20 11.33 —7.41
268.02
1935 267.60 15.90 10.28 —7.72
286.06
1936 279.80 19.40 12.38 —5.47
306.11
图1 近代中国总需求的长期变动(1887—1936)
据以上图表中数字估算所得来分析近代中国总需求变动趋势及其特征，我们似乎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结论：
1.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近代化起步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运动中总需求变动的总体趋势是不断上升的。总需求额1887年为139.31亿元，1936年增加到306.11亿元，49年增加了1.2倍，年平均增加额为3.40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62％。由此可知，持续上升是近代中国总需求长期变动的一个总体特点和一般趋势。
总需求呈不断上升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人口不断增加的拉动，因此，扣除人口变动因素来考察人均总需求变动状况，可更清楚地发现近代中国总需求变动趋势及其特征，见表2和按表2中数据绘制而成的图2：
表2近代中国人均总需求的长期变动(1887—1936)③
年份 总需求(亿元，1933年币值) 人口数(万人) 人均总需求(亿元，1933年币值)
1887 139.31 37 750.0 36.90
1917 143.06 44 092.5 32.45
1922 178.56 44 500.0 40.13
1927 237.52 45 180.0 52.57
1931 281.98 47 477.7 59.39
1932 289.28 47 484.3 60.92
1933 286.77 50 901.1 56.34
1934 268.02 50 960.4 52.59
1935 286.06 51 019.6 56.07
1936 306.11 51 078.9 59.93
据上表可知，近代中国人均总需求额亦呈现逐步上升趋势，1887年时人均总需求额为36.90元，1936年增至59.93元，49年间增加了62.4％，年均增加值为0.47元，年均增长率为0.99％。由以上数字可知，以可比价格计算的人均总需求增长速度低于总需求总额的增长速度。近代中国总需求虽呈现逐步上升的态势，但与同期西方工业化国家相比较，其基本特征是低水平波动上升，增长幅度较小。如表2所示，19世纪80年代中期人均总需求仅为36.90元；进入20世纪以后，20年代虽较高一些，但也仅为40元上下；到了30年代上半叶，平均每年为57.54元(1931—1936)。这说明近代中国总需求呈现明显的低水平波动上升特征。
图2近代中国人均总需求的长期变动(1887—1936)
2.中国经济近代化起步以后，宏观经济运行中总需求上涨并非直线运动，而是呈波动不居的逐步上升趋势。这表现在自1887年至1936年的49年中，各阶段的总需求增长幅度是不尽相同的。1887—1917年的30年间，总需求总额每年增加0.13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0.09％；人均总需求年均反而减少0.15元，年均递增－0.4％。1917—1927年的10年间，总需求总额平均每年递增9.4亿元，年平均增长率高达5.2％；人均总需求年均增长4.9％。1927—1932年间，总需求总额年均递增10.4亿元，年均增长4.0％；人均总需求年均增长1.7元，年均增长3.0％。而1932—1934年间，总需求和人均总需求的年均增加值和增长速度均为负值，总需求年均增加值为-10.6亿元，年均增长-3.7％；人均总需求则1934年比1933年减少了3.8元，增长幅度为-6.7％。1934—1936年间，社会总需求迅速上升，平均每年增加额为19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6.9％；人均总需求也同样表现出上涨态势，其年均递增率亦高达6.7％。
从图1、2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近代中国总需求呈现某些周期性波动迹象。若以1917年作为周期的上升期，则至1932年上升到最高峰，然后开始下降，至1934年跌至谷底，其后曲线反弹上升，预示着下一周期的开始。在1887—1917年间，由于缺乏连续的社会总需求时间序列数字，故不能作出清晰的判断。而1937年以后的下一周期，由于中国经济转入战时状态，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即使在没有计量分析的条件下也不难判断，这期间名义社会总需求虽有急剧上涨，但实际社会总需求则大幅下降。
现代经济学原理和世界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已证明，社会总需求不断上升的变动趋势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具体反映，它表明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如上文所述，社会总需求上升趋势也存在于近代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和水平，是测试近代中国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
二、影响近代中国总需求变动的因素分析
我们不仅要实证考察近代中国总需求不断上升趋势的客观存在，更应对造成中国总需求变动的原因进行探讨和说明。
总需求模型中各自变量的变动是中国近代总需求波动的决定性因素。消费需求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体占总需求的三分之二以上，它的变动对总需求变动具有重要影响。从表3可以看出，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个人消费需求不仅始终占绝大比重，而且其变动方向也与总需求变动方向大体一致。因此，可以说消费需求变动与总需求变动密切相关。
表3近代中国个人消费需求和政府支出与总需求变动比较
期 间 AD％ PC/AD PC％ PG/AD PG％
1887—1917 0.1 93.6
0.01
2.3
1.3
1917—1922 4.5 93.1
4.72.6
2.0
1922—1927 5.9 94.2
6.11.6 -12.6
1927—1932 4.0 92.1
4.02.3
128.9
1932—1934 -3.7 94.9 -3.93.2
19.9
1934—1936 6.9 93.0
5.24.0
4.5
注：AD、PC、PG分别代表支出法下总需求、个人消费需求、政府消费支出，AD％、PC％、PG％分别代表AD、PC、PG的增长率。表6亦同。本表根据表1中数据计算而得。
近代中国个人消费需求占总需求的份额总体上呈较弱的下降趋势，其比重由1887年的94.7％降至1936年的91.4％，49年间下降了3.3个百分点，年平均下降0.07％。虽然个人消费需求占总需求总额的比重呈下降走势，但其增长率总体上呈现上升特征，并且个人消费需求增长率与总需求增长率具有较强的关联，两者几乎呈同步波动态势，波动幅度也基本相同，这表明个人消费需求变动对总需求变动具有重要的牵动作用。我们看到，人均实际消费需求增长率在1887—1936年间年平均增长0.92％(以1933年不变价格计算)，而同期发达国家中，美国(1889—1948)为2.1％，瑞典(1882—1948)为2.3％，日本(1889—1938)为1.5％，加拿大(1870—1930)为1.3％，德国(1851—1931)为1.4％，英国(1880—1939)为0.8％，意大利(1860—1940)为0.5％，挪威(1965—1930)为0.9％[1]274。从整体上看，近代中国国民个人消费需求增长率同于或略低于同期世界工业化国家和日本的平均水平。
一般来说，在正常条件下(例如价格水平一定)，消费需求数量的变化主要受下列因素影响和制约：一是可支配收入水平；二是边际消费倾向(MPC)；三是消费的示范效应。如果消费倾向不变，可支配收入水平提高，那么消费需求必然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而上升，反之亦然。假如收入水平相同，边际消费倾向大，则用于消费的支出就多，对消费品的需求就大。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其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周围其他人消费行为的影响。高收入者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常常是低收入者消费行为的导向器。努力进行“模仿”并力图“赶上别人”的倾向，是消费示范效应的典型反映。
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国民个人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一直略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在1887—1936年的49年间，如上所述，以1933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消费需求年均增长率和人均实际消费需求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55％和0.92％，而同期实际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86％，人均实际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23％④，既略高于人均消费需求增长速度，也略高于人均实际总需求增长速度。
同期恩格尔系数仍然很高，且下降速度也不太明显，由1917年的74.3％下降至1936年的63.4％⑤。按照巫宝三估算，仅就1933年而言，当时农村消费中的恩格尔系数为59.8％，但城市恩格尔系数只为29.5％[2]171。这说明在中国总体经济水平提高极慢的情况下，中国的城市化却得以超前发展。这种现象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在其经济发展中未能有效地避免近代西欧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冲击和影响。在近代中国引进西方国家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制度安排的同时，中国人特别是富有阶层的消费模式受到外来因素的强烈刺激和牵动，大量传统社会沉淀已久的社会闲散资金并未流入投资领域，而有相当一部分被挥霍和浪费掉。富有阶层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又给低收入者以较强的示范作用，攀附、比富的消费心理和行为在人们的行为活动中极为活跃。消费水平的上升快于生产率的增长，消费结构的转换快于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其结果必然导致储蓄率低下，从而限制了资本形成的迅速扩大，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与个人消费需求变动不同的是，政府消费支出在总需求中所占的比重却呈现上升趋势，由1887年的1.89％增至1936年的4.04％，上升幅度甚微。世界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近代化过程中，随着政府政治和经济目标函数及行为的加强，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逐渐提高，特别是在实行强制式制度安排的国家中更是如此[3]，因此，必然造成总需求结构中政府消费支出所占总需求的份额和增长率大幅度提高。但从表3中可知，政府消费支出变动虽较为激烈，但它与总需求变化的关联程度较弱，两者并未呈现同步波动态势。这表明政府消费支出对总需求变动的贡献力不如个人消费需求那样大。
投资需求是总需求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总需求变动的一个内在“助推器”。总需求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投资变动影响的，见表4：
表4近代中国投资需求变动对总需求变动的影响
期 间 总需求增长率 投资需求增长率投资需求占总需求的比重
1887—19170.1 1.85.2
1917—19224.5 7.27.0
1922—19275.9 -1.56.1
1927—19324.0 3.74.9
1932—1934
-3.7-13.05.1
1934—19366.9 31.65.5
注：本表据表1中数据计算而得。
近代中国国内投资需求占总需求的比重由1887年的3.9％升至1936年的6.3％，年均增长率为2.6％，高于总需求年均增长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增长率在战前出现了激烈的变化，并且投资需求扩张或收缩直接造成总需求的扩张和收缩，两者波动的方向和频率的基本走势几乎相同。这表明近代中国总需求变动的不断再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投资波动引发和推动的。
依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原理而言，反映投资变动关系的因素主要有两项：一是投资效率(即投资收益率)，二是收入水平。其中，收入水平对投资波动的影响最大，投资的变动最终是收入变动的函数，它通过“乘数效应”引起总需求的扩张和收缩，最终影响国民收入的升降。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投资收益率的作用。在国民收入稳定的条件下，活跃的投资活动主要取决于资本的高收益。近代日本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三次投资高潮，其根本原因是高额利润的吸引以及技术的不断引进。资本形成扩大了资本储蓄，加之日本国民的消费倾向受以往传统生活方式的束缚，使个人储蓄增长率比以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更快的幅度上升，形成了近代日本高储蓄率的局面，为其经济增长提供了雄厚的资金。近代日本投资比率一直以较高水平提高，产出/资本比率不断下降，两者相乘，结果实现了10％这一史无前例的高度经济增长率。
三、中国与日本总需求变动的比较分析
在对近代中国总需求变动趋势及其特征作了纵向分析以后，还有必要对中日两国总需求进行横向对比(见表5)，以求进一步分析各自总需求的变动特征及其异同。
表5 中国和日本国民收入、总需求变动的比较(1887年、1936年)⑥
国民收入
人均国民
总需求人均总需求 人口
(亿元)
年率 收入(元)年率 (亿元)
年率 (元) 年率 (万人) 年率
(％) (％) (％)(％) (％)
1887年 1936年
1887年 1936年 1887年 1936年 1887年 1936年1887年 1936年
中国 143.43 309.40 1.58 37.98 60.57 0.96 139.31 306.11 1.6236.90 59.930.99 37 763.6 51 078.9 0.62
日本 43.42 207.14 3.16 1122921.94
43.43 187.63 3.03105265 1.90
3 870.3
7101.3 1.22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开始了经济近代化进程。中日两国同为欠发达国家，在向西方学习，开始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过程中，两国在历史背景、起始条件、国际环境和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相同之处，尤其是两国在近代化初始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都不高。西蒙·库兹涅茨把日本近代经济增长的开始期定为1874—1879年，并推算这期间人均GNP为74美元(用1965年美元价格表示)，大约相当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进入近代经济增长前夕的一半至三分之一[4]30。日本学者西川俊作认为用1965年美元汇率来换算是有偏差的，评价过低，用购买力平价法加以修正后，人均GNP为110美元，提高了48.6％，但此经济发展水平仍只相当于英国近代化初期人均GNP316美元的三分之一左右[5]217-221。1883—1887年，日本国民收入为600百万日元，人均国民收入仅为15.6日元(用1883—1887年间平均价格表示)，按照当时的汇率兑换约合13.2美元⑦。而同期(1887年)中国的国民收入为32.14亿两，人均国民收入为8.5两(均为当年价格)，按照当年的汇率折算约合10.88美元⑧，仅为日本人均收入的82.4％。
虽然中日两国经济近代化几乎同时起步，初期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无几，但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间的五十年左右时间里，日本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和实绩，而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日本。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并步入了近代化国家的行列，而中国则始终没有实现库兹涅茨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经济增长”，两国的经济实力相距甚远。
在近代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民收入和总需求都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变动趋势，但两国国民收入增长幅度不尽相同。1887年至1936年的49年间，日本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呈现大幅度的增长态势：实际国民收入由1887年的43.42亿日元增加至1936年的207.14亿日元，49年中增加3.8倍，年均增长3.16％；实际人均国民收入由112日元增加到292日元，其间增加1.6倍，年均递增1.94％。而在大致相同的时期内，中国实际国民收入则由1887年的143.43亿元增至1936年的309.40亿元，49年中仅增加1.2倍，年均增长1.58％；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则由37.98元增至60.57元，仅增加59.48％，年均增长率仅为0.96％。由此可见，中国的发展速度大大落后于日本。中国和日本大体上都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从西方引进近代工业技术、设备和制度安排，从而步入经济近代化进程的，但在其后五十余年的发展过程里，日本的近代工业迅速发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取得了公认的经济发展成就。1881—1937年，日本工业生产指数的增长率为5.4％，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美各国。欧美各国的增长率，美国为3.7％，意大利为3.1％，德国为2.9％，英国为1.6％[1]71。日本工业总产值在世界各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890年的不足1％上升到1937年的4％[6]2，令西方国家不得不刮目相看。而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工业生产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尚无任何地位可言。且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不仅大大低于同期的日本，甚至也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如美国1834/1843年—1869/1878年期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5.2％，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4％，英国1801/1811年—1831/1841年期间分别为3.2％和1.5％[7]24，均高于中国1.58％和0.96％的年均增长率。
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必然促使总需求水平呈现同步增长的态势，因而中日两国国民收入增长幅度的差异必然影响总需求的增长速度。在19世纪80年代经济近代化起步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近半个世纪中，中日两国总需求增长变动的总体状况存在着差距。1887—1936年间，中国实际总需求额由139.31亿元增至306.11亿元，其间增加1.2倍，年均递增1.62％；实际人均总需求额则由36.90元增加到59.93元，其间增加62.4％，年均递增仅0.99％。而同期日本实际总需求额则由1887年的43.43亿日元增加到1936年的187.63亿日元，增加3.3倍，年均增长3.03％；实际人均总需求额由105日元增至265日元，增加1.5倍，年均增长1.90％。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国民收入的增加，总需求呈上升走势是世界性的发展趋势，中国和日本也不例外。如上所述，中国在其经济近代化过程中，总需求亦呈逐步上升趋势，但与同期日本相比较，中国实际总需求增长速度仅低于同期日本1.41个百分点，实际人均总需求增长速度低于日本0.91个百分点。而同期两国国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也迥然有异，实际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日本分别增长了3.16％和1.94％，而同期中国这两项指标只分别增长了1.58％和0.96％，与日本形成鲜明的对照。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日本实际总需求和实际人均总需求是以低于实际国民收入和实际人均国民收入的速度增长，而中国则反之。总需求以同于或略高于国民收入的比率增长，其结果必然导致储蓄率的低下，限制资本供给能力，阻碍工业化水平的稳步提高和经济的增长。
就消费需求变动对总需求变动的影响而论，如同中国一样，在近代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个人消费需求始终占绝大比重，而且其波动方向也与总需求周期波动大体一致，因此，可以说个人消费需求变动与总需求周期波动密切相关。近代日本消费需求占总需求的份额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见表6)，由1885年的88.3％降至1944年的72.3％，59年间共下降了16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27％。其中，个人消费需求在1885年至1944年间，由80.9％下降为35.6％，年均递减1.45％。政府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所占比重则呈上升走势，由1885年的7.5％增至1944年的37.1％，59年中上升了29.6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5％。政府消费需求增长率升降相间，七次周期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4％、13.1％、12.9％、2.6％、17.1％、3.1％和30.3％，其增长率与总需求增长几乎呈同步波动态势，密切程度较高。而且，政府消费需求增长率多在总需求周期波动至波峰前两三年或同年达到其最高值，成为促使总需求形成波峰的有力推动因素。例如，1890年总需求正处波峰，而该年政府消费需求增长率也高于前后年份，为11.9％，其后1894年为87.9％(1896年为波峰)，1904年为126.5％(1906年是波峰)，1911年为20.4％(1912年是波峰)，1917年为37.6％，总需求亦处于波峰，1924年为19％(1925年为波峰)，1941年达顶峰，为179.9％。政府消费需求规模扩大是由近代日本实际军事费用开支膨胀及政府财政支出的“转换效果”所致。政府消费需求中用于军费的比重因战争需要而不断增加，20世纪30年代军费开支恶性膨胀，占政府消费支出的70％以上，牵制着政府消费支出的上升。
表6近代日本消费需求所占份额及增长率与总需求周期比较
指标/周期 AD％
PC/AD PC％ PG/ADPG％
1.(1887—1892)
9.579.8
4.7 6.8 2.4
2.(1892—1901) 11.778.2
9.2 7.2 13.1
3.(1901—1909)
7.475.2
5.8 11.9 12.9
4.(1909—1914)
8.576.0
4.8 7.9 2.6
5.(1914—1922) 36.070.3 17.2 6.3 17.1
6.(1922—1930)
1.675.9 -0.9 8.5 3.1
7.(1930—1944) 20.349.6 10.0 26.3 30.3
注：本表根据大川一司、筱原三代平、梅村又次编的《长期经济统计：推计与分析(卷1)》(东洋经济新报社1974年版)第178页中的数据计算而得。
个人消费需求增长率与总需求增长率亦具有较强的关联，两者变动方向基本同步。近代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消费需求呈现明显的上升变动趋势。1885—1944年的59年中，名义个人消费需求增加了40倍，年均增长6.5％⑨[8]，而实际人均消费需求年均增长率，1889—1938年仅为1.5％[1]274，而1885—1944年间日本人均收入却增加了4.5倍，年均增长率达2.14％，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1895—1936为2.33％[1]273，既高于人均实际消费需求增长速度，也高于人均实际总需求增长速度(见表7)。
表7近代日本个人消费需求与收入变动
可支配收入
消费支出 恩格尔系数 平均消费倾向 边际消费倾向储蓄率
期 间
(PY/N)
(PC/N) (Ef) (APC) (MPC) (S/N)
1895—1900 2.452.34
62.008.22
1901—1910 1.521.51
61.054.30
1911—1920 3.963.49
62.25
14.10
1921—1930 0.871.07
58.401.31
1931—1936 3.522.18
54.10
16.20
平 均 2.332.06
60.28 0.92 0.82 8.24
注：PY/N、PC/N、S/N三项数据参见[日]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毕志恒、关权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页；Ef数据参见野田孜《食物需要》，APC、MPC数据参见尾高煌之助《个人消费支出》，两者均来自大川一司、南亮进编的《近代日本的经济发展——长期经济统计的分析》，东洋经济新报社1975年版。
由上表可知，近代日本国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基本是以高于个人消费的速度增长的，但人均消费变化比较缓慢。1895—1936年期间，恩格尔系数平均高达60.28％，生活水平属于绝对贫困类型。日本在其经济发展各时期恩格尔系数偏高，反映了其消费结构变化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经济的增长。近代日本消费需求之所以上升缓慢，是由于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效地避免了近代西欧生活方式的影响。近代日本人的消费模式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过去形成的习惯，避免了消费需求和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困扰。制约和影响消费需求变化的三大因素对近代日本消费需求变动的影响不大，为此，在日本学术界形成了独特的“消费习惯假说”。消费水平的上升落后于生产率的增长，其结果导致了储蓄率的上升，从而保证了资本形成的迅速扩大，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条件。
综上所见，中日两国个人消费需求变动与总需求变动密切相关，两者的变动方向和幅度基本同步，这表明近代中日两国个人消费需求对总需求变动具有重要影响，成为总需求变动不断再生的重要推动力量。所不同的是，中日两国政府消费支出与总需求变动的关联程度不尽相同。日本政府消费支出与总需求变动呈同步波动态势，而中国的两者变化关联较弱，这表明了中日两国政府对各自经济发展的贡献力和参与力量是不同的。
表8近代日本投资变动对总需求周期的影响单位：％
周 期 投资增长率 总投资比重 总需求增量中投资所占比率 投资率 产出/资本比率
1.(1887 1892)7.3 13 16.710.46
0.24
2.(1892 1901)
11.5 16 9.2
3.(1901 1909)6.8 14 16.8
4.(1909 1914)6.9 17 21.814.66
0.20
5.(1914 1922)
20.9 19 20.0
6.(1922 1930)
-2.5 16 7.517.82
0.18
7.(1930—1944)
18.1 23 30.6
平 均 9.5 17 17.514.30.21
注：投资增长率、总投资比重、总需求增量中投资所占比率三项数据依据大川一司、筱原三代平、梅村又次编的《长期经济统计：推计与分析(卷1)》(东洋经济新报社1974年版)第178页中的数据计算而得；投资率、产出/资本比率两项数据参见[日]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景文学、夏占友译，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67页。
从上表可知，近代日本国内固定资本投资以年均9.5％(为不变价格计算，若以1934—1936年价格7年移动平均，年均为5.4％)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值得注意的是，不仅这个增长率在战前出现了激烈的变化，并且投资扩张或收缩直接造成总需求的扩张和收缩。两者长期波动的频率以及每次周期波动的波峰、波谷出现的年份也基本相对应。所不同的是，投资需求在第三个周期内以1908年为峰顶，出现最大波动，而此时与之相对应的总需求的峰顶很小。这个时期是日本政府的实际经常消费支出显著减少的时期，为此，投资需求急速地增加，但总需求没有上升。另外，投资波动的波幅比总需求增长的波幅更大一些，例如，总需求七次周期波动的幅度分别为5.2、8.6、5.8、6.9、38.2、8.4、3.2，而投资波动的幅度分别为2.3、12.5、11.1、10.7、2.8、5.9、4.3。这说明，近代日本总需求周期的不断再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投资波动所引发和推动的。
注释：
①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三十年中，西方列强对华的侵略方式尚处于暴力扩张和争夺殖民地与市场的资本积累阶段。外来的机制品未能从根本上打开中国市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尚未解体。但随着列强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外来工业品竞争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从中国取得更多的种种特权和便利，中国传统经济基础开始分解。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近代工业肇始产生。便于资料的选择，我们亦将中国近代经济增长视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
②个人消费需求项中，1922年数据为1922—1925年数据，1927年数据为1927—1928年数据；民间投资需求项中，1887年数据为农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额，1917—1927年为近代导向部门和农业部门固定资本投资额，1931—1936年为全部固定资本投资额，其中1917年农业投资额以1907年代替；政府支出项中，1887—1927年包括政府消费和投资支出，1931—1936年仅为政府消费支出，由于数据的分散和不全，在这里作一些技术上的处理，1917年的数据用1916年的数据代替，1922年的数据用1919年和1925年的数据的算术平均值来代替，1927年的数据用1928年的数据来代替；净出口需求项中包括进出口差额和外债本息，1887年不含外债本息，1931—1936年包括东北地区。数据来源于张东刚《中日经济发展的总需求比较研究：1886—1936》，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04—305页。
③表2中的人口数，1887年的参见王士达《近代中国人口的估计》，载《社会科学杂志》1931年第2卷第1期，第79页；1917—1927年的参见张东刚《消费需求的变动与近代中日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6—376页；1931年的参见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二十四年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13页；1932年的依据1931年人口数，按吴承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63—77页)一文中人口年均增长率折算而成；1936年的参见章有义在《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中的估算(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20—30页)。
④1887年数据参见刘佛丁、王玉茹、于建玮《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0—71页。
⑤据张东刚《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总额估算》(载《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2期，第75-80页)中的数据计算而得。
⑥表5中的数据中国为1933年币值，日本为1934—1936年币值，且单位为亿日元；增长率，中国为简单算术平均值，日本为7年移动平均值，1936年用1938年数据代替。资料来源：(1)中国：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两项，1887年数据参见刘佛丁、王玉茹、于建玮《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0—71页；1936年数据参见Yen，k.C.China's National Income，1931—1936，载《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77年版，第128页。总需求和人均总需求两项参见本文第一部分表1、表2。人口项，1887年数据参见《光绪会典》卷一七，中华书局1991年版；1936年数据参见章有义《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20—30页。(2)日本：前四项数据参见大川一司、筱原三代平、梅村又次编《长期经济统计：推计与分析(卷1)》，东洋经济新报社1974年版，第16—20、213、237页。人口数据参见总务厅统计局编《人口统计总览》，东洋经济新报社1985年版，第45—46页。
⑦数据参见大川一司编《日本经济的增长率》，岩波书店1956年版，第7、18页，又按照矢野恒太纪念会编《日本100年》(司楚、訾了祖译，时事出版社1984年版)中表6—1中的汇率折算成美元。
⑧国民收入数参见刘佛丁、王玉茹、于建玮《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4页，又据张仲礼《19世纪80年代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粗略估计》(载《南开经济研究所季刊》1987年增刊第1集)中的1两=1.28美元汇率折算成美元。
⑨据大川一司、筱原三代平、梅村又次编的《长期经济统计：推计与分析(卷1)》(东洋经济新报社1974年版)和日本经济企画厅编的《国民所得白书》(1962年)中的数据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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