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方式与体制的相关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关性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两年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再度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和焦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备受理论界关注，迄今已出现过1979-1980年、1989-1990年、1992-1993年、以及1995年以来理论界先后四次讨论。%＞而凸显制度或体制因素＜%制度是现代经济学中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范畴，也是一个涵盖非常广泛、丰富多义的概念。本文中的制度或体制，进一步地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的通用，限于既定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前提下具体经济制度层面，即一定社会基本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的意义或范围之内。参见拙文“制度与体制通用的必要说明”《江淮论坛》1997年第2期。%＞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至关重要性，是此番讨论进展的一个明显标志。应该说，相对要素改善法、技术创新法等而言，体制分析法找到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有效转变的突破口。本文站在这一角度，拟对一定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转变与体制的相关性，作一初步分析论证。
一、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生成机制：两种诠释
在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的文献著述中，涉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生成机制的研究，大致归为两种：一种权且称“阶段必经论”，另一种则可谓“体制内生论”。
“阶段必经论”的逻辑起点，是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具体在工业化初期。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未被利用和开发的自然资源及生产领域较多，土地、劳动力等要素资源比较丰裕，供给有充分保证＜%以劳动供给为例。据统计，工业化最早且最具代表性的英国，人口迅速增长，且呈现出向城市集中的趋势。%＞，因而，其价格相对低廉；另一方面，劳动手段如机器设备的积累有限，技术进步缓慢，管理水平低下。但同一时期，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生产领域的急剧拓展，货币资本集中程度的大大加快，经济活动中对产业规模、产业数量快速扩张的强盛需求势旺风炽。这时，受生产要素自身状况的制约，生产规模的扩大乃至国民财富的增加，主要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广泛性开采、劳动力密集型使用、大量投入资本等要素资源的数量扩张方式得以实现。由是知之，低下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赋予了早期经济发展阶段增长方式粗放型的基本特征，这既是客观的，又是现实条件约束的必然结果。如果说，着眼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对奠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物质技术基础或工业化基础的作用，并视其为工业化初期的一个必经阶段，那么，其客观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似乎不容争辩。就此而言，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并无是非曲直之定论。这一价值判断和结论，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基本一致的。
“阶段必经论”揭示和演绎了社会经济发展在一定阶段上的普遍现象和一般规律。不论实行何种社会经济制度或体制，也不论采取何种发展道路，任何国家或地区或早或迟、或长或短都会经历粗放增长阶段，这一点概莫能外。
历史从来不是单一演进的。进入本世纪以来，原苏联、东欧及我国先后实行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经济增长方式长期表现出典型的粗放特征。尽管在经济建设和发展之初，“阶段必经论”仍具一定意义的解释力，但事实已不仅如此。随着各种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一些国家在生产力总体发展水平提高、经济和技术实力增强的情况下，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却遇到了来自资源的约束、资本短缺、以及经济系统中劳动力储备耗尽转而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瓶颈障碍。如原苏联虽拥有巨大的科技潜力，其科技基础完全符合甚至一度超过了国际水准，它在科研和教学方面拥有举世瞩目的人文资本。80年代末科技人员为150万人，相当于世界总数的1/4，每年新技术发明占世界总数的1/3，仅次于日本占世界第二位。但遗憾的是，巨大的科技潜力与以提高生产率为目标的现代化企业的生产组织和劳动组织的进步、促成集约化经济增长之间缺乏内在关联和转化机制。例如，1983年在原苏联申报的所有专利中只有1/3在经济中得到应用。另一方面，自60年代中期以来，可支配的资源日渐紧缺。显而易见，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其原本自然生长的土壤或条件，即已不再主要依赖于供给充裕的初级经济资源了。
当我们不再囿于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低这一古典的解释变量、立足于变化了的经济现实时，则会发现更具说服力的解释变量是体制因素。换言之，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更多地是内在植根于传统的集权型计划经济体制之中的。传统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产生了非货币的交易关系与高消耗，以及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与低效率等弊病。
结论是，传统体制下非企业化、非货币化及非市场化的特定制度和行为圭臬，内在地规定了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理解和洞彻这条特殊的因果链，是实现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第一步。
纵观历史和现实，我们不难发现，以上两种不同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生成机制，实际上已内在地决定了其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路径。就“阶段必经论”来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体现为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下，伴随着市场机制的形成和完善，在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和可持续性的进程中，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组合与使用不断趋向高智能化、高科技化和高效率化的过程，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自然的、历史的演进和转变的过程。就“体制内生论”而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则体现为首先需要有体制转变的制度前提。有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制度保障，才能在催生、培育和完善市场机制的同时，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踩着经济发展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和可持续性的步子，进入“制度推动”的正常轨道。
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体制择优
经济增长从粗放的数量扩张型向集约的质量效率型的转变，最重要的标志是资源的有效配置和高效利用。而效率的实质是用什么手段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经验表胆，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的不同，特别是体制条件的不同，资源配置的效率就不同，进而影响（促进或抑阻）着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际进程和效果。
在现实经济社会中，经济体制主要有两种类型：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体制。市场经济体制被公认是迄今人类社会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主要得益于它有一个由供求、价格、竞争、风险等市场要素构成、具备灵敏的内在联动关系和完整的反馈回路系统、具有良好的自组织、自调节、自循环功能的市场机制。具体说，市场机制通过利益导向、价格涨跌、供求变动、竞争机制和风险约束的连锁互动，作用于各经济主体，促进着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是融汇于市场经济体制自身不断变革、创新、发展和完善的动态过程之中的。＜%历史上，从古典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到现代的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是市场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的重大变革和创新，它既保持了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功能，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缺陷。从而，使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有利于资源配置的较具活力和效率的经济运行载体。%＞
——信息节约是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环节。高效率的配置资源要求充分有效地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和美国经济学家乔丹等人，分别在40年代和80年代先后论证了市场机制是利用最少信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机制。这是因为，一个经济中必须采用的各种信息总是以分散而不完整的形式存在的。而市场经济体制下，决策的分散性与价格机制相联系，使各个经济主体只需观察有关产品价格的变动，就能了解到社会对这些产品的供求信息，并据此作出满足自身利益极大化的决策。由于信息节约，降低了信息成本，使资源配置具有巨大的效率优势。
——价格诱导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基本手段。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资源和商品相对价格的高低及其波动，既反映出它们各自相对稀缺的程度或供求状况，也反映出具有财产硬约束及产权利益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得失乃至利益损益程度。一般来说，某种资源愈稀缺，供给就愈不足，其价格就愈高，这一方面，会诱导着生产者节约昂贵、稀缺的资源，充分利用廉价、丰富的资源，另一方面，要素资源的市场流动遵循资源配置最优原则，自然会促使稀缺资源更多地流向那些既符合社会需求、又效率的生产者，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利益驱动是资源配置的动力源头。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益原则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经济动力系统的原始细胞。资源的有效配置乃至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正是源于各个经济主体的利益追求和增进之中的。这一过程表现为，工业化初期经济的迅速增长，同时伴随着资源的大量消耗甚至浪费，引起资源存量的绝对减少和相对减少。另一方面，经济的粗放扩张对资源不断增加的需求，势必引致资源价格上扬，加大成本投入，影响和降低了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具有财产硬约束及产权利益的市场经济主体，在追求利益极大化的本能趋使下，出于成本——收益比较的理性选择，会自觉地顺应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考虑经济活动中自然资源、劳动、资本等要素与技术因素“比较优势”相对转化，比较它们的相对价格和利用的机会成本，自动地调整其要素资源的投入数量、组合结构及方式，其结果是改变和提高了全要素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重。
因此，市场机制具有自动淘汰和筛选低效及无效的增长方式、搜寻适宜而有效的增长方式的功能，集约化增长方式正是市场机制作用下，经济活动自然的、历史的演进和选择的结果。
——竞争机制是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杠杆。市场经济体制下，弱肉强食的竞争法则及其优胜劣汰的风险约束创造出的危机感，迫使各个经济主体必须不断地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生产方式的创新，以尽量少的投入（降低成本）获取尽可能多的产出（包括超额利润）。可见，竞争刺激着生产效率（企业内部效率）的提高。同时，在市场需求约束下，尊重消费者主权的竞争，诱导生产要素和资源流向消费者最需要的商品的生产上和最有效率的生产者，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社会配置效率的提高。正是竞争与风险共生，形成有力的激励与约束双重机制，成为创新、进步与活力之源；正是在竞争机制与风险机制的互动过程中，才使得要素组合和资源配置与重置的动态效率不断得以提高。
——制度创新是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条件。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把生产率变化和经济增长，归结为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变化作用的结果，制度因素则被作为“外生变量”排除在外。80年代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D·C诺斯，一反传统，独辟蹊径，开创性地论证了当物质生产要素不变、尤其是技术不变时，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他在1968年10月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中，根据统计分析指出，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的变化，但由于制度创新，包括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的变化，如“荷兰长笛”（一个专业化的商业货船队）在波罗的海的贸易中的使用和推广，以及海盗减少运输生产率大有提高，实现了经济增长。他还指出，当技术创新一旦成为经济增长持续不断的重要源泉时，一定是有了创新主体收益内在化的制度保障。
笔者认为，诺斯正确地看到了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有其狭隘性，即它们不考虑制度因素，但他在强调制度重要性的同时，却又走向制度决定论的另一个极端。实际上，在世界海洋运输史上，1600-1850年的150年间，尽管没有发生用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进步，但技术变迁本身是渐变和突变的复合体。而船运制度上“荷兰长笛”的组织变迁正是对这一时期帆船不断改进、速度提高、船员数目减少渐进性技术变化的回应，使海洋运输成本降低、生产率大力提高并实现了经济增长。
因此，我认为，制度因素不容忽视，但切断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单纯强调制度因素，把制度的重要性提高为制度的决定性，同样是不可取的。制度的重要性，具体体现在随着制度不断创新，各种新规范和新规则不断引入市场经济体系之中，节约了制度运转的交易费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运行效率。
一言以蔽之，合理的有效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在市场竞争的动态过程中形成的。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表层次对供求关系的调整、促进各利益主体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不断实现着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而达到深层次上技术得到更有效的利用、经济结构的转变、资本和劳动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较高的部门转移，从而在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的趋势中，实现经济的集约化增长。
下面，我们换一个角度将视野再次转向计划经济体制，着重要证明，传统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还决定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锁定状态。
实际上，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原苏东国家和我国，关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历时已久，＜%早在二战后，原苏联就始终致力于谋求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尝试和努力。在我国，50年代初期，著名经济学家孙治方先生就提出过要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高浪费、低效率”现象。%＞，原苏联甚至把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的必要性，提到了关乎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存亡问题”的高度＜%参见陆南泉：“前苏联经济增长方式评述”，《经济学动态》1995年11期第75、77页。另见“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活力：若干失败的原因”，《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12期第12、14页。%＞。然而，时至今日，为什么转变却难见实效呢？根本原因在于存在着阻遏转变的制度性障碍。
以技术进步为例。在传统体制的制度安排中，存在着强烈的“反技术促进倾向”，阻遏着技术进步及其应用。
——产值考核和技术进步收益的外生化，是企业对技术进步及其应用产生抵制情绪的内在原因。在企业利益与产值挂钩的年代，只要指令性计划能完成，产值指标上去了，企业就不会去关心技术的进步。更何况，技术进步需要有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这在国家分配给企业的要素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可能对计划和产值的完成产生不利的影响。加之，企业并不享有因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这就难怪企业对技术进步及其应用普遍缺乏兴趣和动力了。
——短缺体制和行政垄断对竞争的排斥，是企业不思技术进步的外在原因。短缺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常态，产品供不应求且由国家包销，企业没有生死悠关的外在竞争压力，自然安于技术守成、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加之，行政垄断下的条块分割，人为地割断了科研与生产部门、地区与企业之间固有的内在经济联系，也使得已有的先进技术成果难以扩散，先进技术的效益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可见，体制障碍不消除，技术进步不可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无从实现。这表明，只要阻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性因素仍然存在，就注定了粗放型增长方式的锁定状态，而不以政府的愿望、决心和改革为转移。
上述分析，两种体制间效率对比孰优孰劣，尽显笔端。基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由粗放型增长方式的锁定状态退出，转入集约型增长方式的演进过程，最重要的是改革传统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确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和核心作用，使资源由非市场化的低效配置向市场化的高效配置转变。
三、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转变：体制保障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特别是对此具有保障促进作用的经济体制，从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也不可能一路坦途。
反观19年来，我国以引进市场机制为主要特点的经济体制改革，调整改变了经济体制的格局和经济运行机制，市场机制开始对资源配置发生作用，市场化的动力机制及价格机制的初步运转，极大地释放了被传统体制长期压抑的经济潜能，增强了经济的生机和活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1978-1895年的17年间，我国的GDP创下了年均增长9.9%的高速增长记录，这一增长速度不仅高于1953年以后我国年均增长6%的历史水平，也超过了同期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最高记录。同时，综合国力得到增强，国民福利也有了较大的改善。这无疑支持了改革的进程，为改革的深化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然而，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理论准备不足，缺乏明确的改革目标模式，这就难免在改革过程中出现诸多失衡现象，具体地说这反映在企业、市场、国家宏观调控改革的几个主要环节。
——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的改革，忽视了权利的规范化、明晰化的制度创新，企业并没有摆脱行政附属物的地位，真正成为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的自主决策、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还在1993年，周叔莲先生就根据国务院经贸办及国家体改委提供的有关材料，分析考察了国有企业落实14项自主权、以及处理亏损的方式等实际情况，得出多数国有企业远未实现完全自主经营、仍由国家统负盈亏的结论。令人忧虑的是，这种状况至今未见明显改观。（参见周叔莲：“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几个问题”，载《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3年第31期。%＞。市场化的动力机制的启动没有和市场化的约束机制相衔接。在产权不明晰、企业仍背负种种社会性负担、无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及其软预算约束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体制的松动和权益的部分回归，不仅不会导出效益的提高，反而还成为强化追求高投入、高产值、高速度的新的诱因的条件。
——市场的更生和发育，忽视了内部的配套协调，具有明显的粗放性，即注重市场数量、规模的扩展，忽视市场质量、结构的调整和层次的递进。如市场体系中有形市场、商品市场或普通市场发展迅速，而无形市场（旅游市场、运输市场、文化市场等）、要素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和特殊市场（产权交易市场、拍卖市场等）发展则相对滞后；市场机制中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初步运行，而竞争机制、风险机制则因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跟不上难以发挥作用；市场建设中，硬件建设（如场地、仓库、商业网点、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发展较快，而软件建设（如市场规则、市场文化）发育却严重滞后。其结果，直接造成市场运行的失范、无序与低效。凡此种种，制约着市场主体的成长，影响着市场机制资源配置和优化功能的正常发挥。例如，企业在不能通过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产权交易市场来行使其投资决策权、劳动用工自主权及资产处置权和收益权等自主经营权力的情况下，争投资、争设备、闲置和浪费劳动力、人才资源，以及国有资产流失等非市场化的现象就难以得到有效地制止。同样地，企业无破产之忧、劳动者无失业之虑，不计亏损、效率低下的状况也就难以根本改变。
——宏观经济管理和调控体制的改革方面，政府职能转换不力，政府主体型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主体型经济转变趑趄不前，政府干预企业和市场的行政因素过强。在政企难分的情况下，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阻碍着企业市场主体的确立，也使宏观间接调控的改革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换言之，企业尚不能完全自主决策、自负盈亏，也就不可能对宏观间接调控信号（税收、利率、汇率等）作出灵敏反应，致使宏观调控失效。在政市角色定位不明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中政府行政导向往往压抑市场导向，政府基于“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考虑，在投资、计划等政策制订中对产量、产值、速度的偏好，干扰了市场信号，缩小了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范围，致使宏观间接调控的改革缺乏正常的市场传导。此外，中央直接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并没有宏观间接调节体系（包括财政税收、金融货币、计划投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改革的适时跟进，以致于在1984年以后，当宏观经济运行频繁波动，总量经济高速增长面临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等结构性瓶颈约束、通货膨胀压力增强时，仍需主要依赖行政性手段应急处理。宏观调控体系的不健全、使其难以发挥出对国民经济进行有效的总量控制和合理的结构调整的职能。
从上可见，改革以来，我国经济生活中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延续至今，未有实质性转变，深层原因实质上与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到位这一体制背景有关，具体说，在企业、市场及宏观调控等主要的体制改革环节还存在着较大缺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的微观基础、市场体系和宏观间接调控机制尚未最终确立。而前面的分析业已证明，从粗放到集约增长方式的转变，伴随和依托于市场经济成长过程中内在的启动阀和促进装置。因此，没有市场取向的体制改革的实质性的进展，就没有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保障，从而就不可能有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转变。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检验体制改革和转轨进展程度的客观的重要标志：查看经济增长借以实现的方式，如果经济增长中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现象得到抑制和消除，那就是体制转轨成功的一个信号，显示出新体制的成长具有导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规律性特征；相反，如果经济增长中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现象仍然存在，这就是改革仍未深入到经济肌体内部的一个信号，显示出旧体制惯性与粗放型增长方式循环的锁定状态的内在关联性。
当经济体制改革的战车攻破了旧体制的前沿防线后，乘胜长驱企业、市场、宏观调控三个腹地战场，就成为当前重点突破、全面推进改革绕不开的攻坚战。
——进一步使生产组织和经济活动实现真正的企业化、市场化。确保企业产权主体的地位和相应的经济利益，使企业在生产经营和市场交易中，从谋求自身利益与满足市场需要的内在联系出发，积极主动地采用新技术，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职工素质，从而使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经济效益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增强有一种永不衰竭的强大内趋力。当前，要加快建立以产权明晰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强化企业管理的步伐，重塑效益提高的集约型微观经济增长主体。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普遍亏损严重、效益低下的现状，应使大部分国有企业转向股份经济这种与现代经济内在要求相符合的资本组织形式，通过资本市场解决国有大中型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巨大资金需求，同时，促进国有资产在资本市场的流动中实现保值和增值。
——全面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打破条块分割下部门利益、地区利益的相互掣肘，加快市场的统一进程，大力开拓各种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促进竞争、激励效率的优势及其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在制度上确保土地、资本、劳动力、特别是技术等要素资源在竞争性市场上的自主流动性、可得性和选择性。通过产权转让市场、各种资产租赁、交易市场、劳动力市场等，使企业乃至个人的资产存量、收入存量和劳动力存量得以调整、重组和优化结合，以达到全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大力健全宏观间接调控体系。伴随着市场的成长和发展，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与流向业已由竞争性市场决定的基础上，国家应通过调控经济参数来调控市场，由市场引导企业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以促进总量平衡和结构合理，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高效地发展。这就要求政府职能转换进一步落到实处，按照政企职责分开的原则，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政府履行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综合运用财政、货币、计划和收入分配等经济杠杆的职能，使整个经济在政府宏观间接调控下按市场经济的规律运行；同时，明确政市各自的角色定位，肯定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政府的宏观调控以价值量管理为主、建基在市场之上、依靠市场信息、运用市场机制进行，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府、收入分配、产业政策等来影响供求、价格及其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使企业行为纳入市场运行的正常轨道。
由市场化的企业行为、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基础上的国家宏观间接调控，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三维构架，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实质性转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体制依托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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