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工业化及其危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学者保罗·伯克特和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在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第32卷第2期（2000年秋季号）上发表《关于最近东亚工业化的另一种视野：一种批评性概论》一文，在指出当前对东亚工业化最流行的五种分析方法——新自由主义、制度主义、“雁行理论”、大中华理论和依赖理论的主要缺点后，提出一种替代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新自由主义和制度主义的争论
新自由主义不仅对东亚而且对世界经济发展均是主要的分析方法。它的支持者认为，日本、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东盟三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经济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鼓励当地企业利用较低单位劳动成本从事劳动密集出口导向型生产。这种模式使企业能克服国内市场需求的不足，当生产率的提高超过了实际工资的增长时，东亚国家就能获得产出和就业的快速增长，同时又不会威胁较低的单位劳动成本和出口的竞争力。政府通过实行相对宽松的限制和对出口导向型外资的税收优惠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出口驱动模式。这种做法对上述东盟三国尤为重要，使他们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新自由主义看到了对东亚经济技术增长的两个威胁。一是东亚国家主要出口到主要的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是潜在的严重的阻碍。第二，尤其是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东盟3国，它们面临着低工资国家（主要是中国）的竞争。新自由主义认为只有一种途径可以消除这些威胁，那就是提高生产技术水平。
新自由主义也预见了产生于内部的对增长的威胁，新自由主义担心利益集团的压力（如要求提高工作和办公场所的安全性、妇女经济平等、福利开支和环境保护）将破坏经济稳定和竞争力。为了消除这种危险，新自由主义建议成立独立的中央银行，让短期和长期资本流动自由化，强化执行权力。
制度主义批评新自由主义没有注意到东亚国家、尤其是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是怎样积极地规范投资和贸易活动的。经常提到的国家干预领域包括投资和出口补贴、新兴产业的保护、新产业活动战略计划的制订。这些产业政策的成功同新自由主义的一整套比较优势的假设是矛盾的。和新自由主义一样，制度主义强调为了应付低工资国家的竞争，实行技术升级的必要性。与新自由主义不同的是，他们暗示计划性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带动型发展模式不过是取得目标的一种补充手段。通过奖励和惩罚恰当的结合，政府能使受保护的幼稚工业成长为富有活力的、全球竞争性的企业和部门。然而，无论是从内部还是从外国或跨国组织而言，这都需要非同寻常的自主政府。
制度主义认为对东亚持续增长的最严重的威胁来自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他们都要求东亚国家经济自由化。许多制度主义者也担心国内政治民主化将损害国家凝聚力和国家行动的独立性。他们赞同新自由主义控制工资成本和维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的观点。
制度主义明显比新自由主义准确。经济奇迹国家政府的政策同新自由主义赞赏的自由市场毫无相似之处。
以上两种分析方法都有局限。
首先，在主要的市场受到限制和面临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的条件下，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是否可行。制度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困扰东亚国家的生产过剩问题认识不足。这个地区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许多关键的行业产生了大量的过剩生产力，比如说汽车、芯片和其他半导体、化工和造船。这种生产过剩和政府试图通过相对贬值维持需求的努力是这个地区经济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制度主义分析危机时低估甚至是忽视了生产过剩的作用，相反，在谴责金融自由化和投机性资本流动后，他们继续断定这些国家经济尤其是韩国是有竞争力、基础是合理的，没有关注先前这个地区和全球的过剩的生产力。在韩国，贸易和海外投资收益给了企业更多的自主性，使他们能使用更多的利润进行海外投资和投机，而不是进行生产性的本地投资。另外，最近工业化国家企业成功进入主要发达国家市场也对他们自身开放经济和放松管制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这些自由化的措施迫使本地企业经营国际化，因为这些企业不能再依赖从本国受保护的市场中获取巨额利润。这揭示了制度主义对破坏国家计划机制的内生的经济自由化压力说明不足。
其次，让我们再探讨新自由主义和制度主义另一个普遍的理论基础：二者技术化和非社会化地处理工业化和发展，认为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作用仅限于国家政策领域。两种分析方法都将工业化很大程度上视为一个工程和管理问题。这有助于理解他们为什么都将大众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看作对预先设计好的工业化战略潜在的破坏。这些斗争揭露战略的缺点和矛盾的可能性被忽视。对新自由主义和制度主义而言，这些斗争都是需要被管理或镇压。
这种技术化的偏颇对两种方法而言都产生了严重的问题。新自由主义对工资上涨不择手段地采取严格控制的做法很明显同他们主张自由市场、没有干预的经济环境的观点矛盾。同样，新自由主义主张财政货币政策与公共参与脱离开来同他们在民主和现代化之间建立自然相互关系的设想矛盾。新自由主义通过使用高度限制的民主定义（如定期选举），或通过支持仅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合法化有用的代表性参与来解决后一个矛盾。相似地，制度主义看起来对政治开放和“劳工和平”有兴趣，只要它同预先确定的国家干预发展战略必需的稳定和合法性一致或有助于提供必要的稳定和合法性。在1997-1998年当亚洲金融危机传播和深化时，制度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一起表达了他们的担心：公众的不安将威胁到这个地区长期的安全和繁荣。没有一个学派意识到公众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严厉政策的反对指出了一条摆脱危机、实现一个更人性化、更民主、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对所有学派而言，发展的选择最好交给技术官僚，对民主机构最大的希望是能有效管理动荡的局面。
我们可以考虑一种对东亚发展与危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办法，以找到一条超越政治死结的道路。
因为资本积累建立于并再生阶级分化，其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作为社会的和物质的生产过程要求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框架；但是竞争和阶级斗争不利于这一稳定。
新自由主义和制度主义认为东亚的发展模式可以照搬到其他国家。然而，日本工人工作时间、劳动强度、劳动力的灵活性和单位资本附加值水准在其他核心国家不可能接受。二战后不久，对好斗的日本劳工和民主运动的镇压和日本在冷战中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日本资本权力比劳工相对较大。这种权力解释了日本政府和其他国家比较而言集中工业和贸易的能力。韩国的资本积累得益于远高于国际标准甚至第三世界国家标准的长的劳动时间、高的剥削率和工业事故率。这种劳工控制是由当时因为冷战分裂和美国二战后占领当局镇压人民团体运动而产生的军政府执行的。冷战的气氛对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出口导向型增长十分重要。因为美国为了试图表明资本主义比共产主义优越，而向亚洲国家开放了进口市场。当时朝鲜战争推动了日本出口导向型增长，随后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军事条约和美国的贸易让步从美国和越南十年战争中获得好处。
最后，马克思主义分析了生产过剩问题在东亚发展和危机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过剩的根本原因是私有企业为了提高剩余利润，而不考虑市场需求，而市场是由购买力分配决定的。东亚国家高剥削率造成生产和需要之间有巨大缺口，这使资本可以大量投资，产品大量外销，取得巨额贸易盈余。但是随着全球生产过剩时刻到来，弱势的东亚就成为最先的牺牲品。
二、雁行理论
雁行理论最初在30年代提出，它根据日本经验提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向先进国家学习，一步步实现工业的升级换代。这种雁行图式的工业化包括三个分图：首先是进口—国内生产—出口；其次，从原始的简单的产品转向复杂的加工产品；最后，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形成一条直线。
当今的雁行理论认为日本资本是东亚经济的领头雁。在80年代下半叶以后，日本对亚洲的直接投资突飞猛进。从1994年开始，亚洲就成为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第二大地区。日本对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在亚洲比在美国多。
但是，对现代雁行理论坚持日本是永远的“领头雁”，人们有疑问。领头者和跟随者的重新换位似乎同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现实更吻合。
这种模式使日本经济的活力维持到80年代中期，最终挖空了国内工业，也就是，用不断增长的外资和金融投机代替了生产性的国内投资。伴随着看上去永久的增长衰退、历史上的高失业、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滑坡和银行体系的混乱，90年代的日本经济不像一只有活力的领头雁。
另外，雁行理论假设区域工业重组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工人和团体只有积极作用。但是，80年代以后韩国和台湾通过压迫国内劳工、尤其是纺织业和其他轻工业的妇女而支持高速出口导向型原始积累的权威体制遭到民主斗争的强烈抗议，导致了军事独裁的终结、劳工组织的迅速发展和工资的提高，进一步刺激韩国和台湾企业将它们自己的生产转移到低成本地方，包括东盟三国和中国大陆。这进一步加剧了生产过剩，并加深了对工人和工人团体的高压。
雁行理论与新自由主义和制度主义一样，将公众的斗争作为实现预定发展目标的潜在破坏力量，而不是作为建设力量。
三、大中华理论
大中华理论将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与地区（尤其是中国台湾和香港）海外华人企业作为亚洲经济进步的主要组织者和稳定器。最近东亚贸易和投资的发展使重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有活力的区域经济成为可能。
在这种框架下，一些大中华论者将重点放在了中国国家指导经济和区域经济自治权上，并从制度主义那里得到灵感。另外一些则强调海外华人家族管理的企业。后者将新自由主义和文化概念联系起来。甚至有人指责经济学的和西方中心论的分析方法没有充分考虑到“关系”在社会和商业网上的作用。大中华论者通常含有大量的过时的小商业观念，强调家庭企业的活力。
大中华论者挑战日本作为亚洲领头雁的地位，认为日本在二战以后的区域领先地位源于美国的力量比源于日本多。美国为了减少自身维持一个开放的投资和贸易全球体系的成本，鼓励和支持日本地区领导地位。美国对日本和东亚国家经济上的尤其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影响力相当大，阻止了日本作为领头雁的任何可能。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区域性力量的重新崛起减少了东亚国家经济上和政治上对美国和日本的依靠。中国和华人地区的投资、贸易的经济力量和活力提高了东亚溶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条件，增加了东亚经济持续成功的机会。
大中华论者承认中国内部的矛盾和不稳定是这个地区繁荣的潜在威胁，但认为中国不断恶化的地区不平等、腐败、通货膨胀、失业、两极分化和环境破坏对经济活力的影响是可以控制的，尤其是中国保留强大的管理组织权力时。大中华论者也担心日本的领头雁计划和中国日益凸现的地区经济利益的矛盾。美国和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和外交冲突也是一个问题，而台湾和中国大陆政治上的敌对也是不稳定因素。然而，只要东亚的领先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的行为受到他们同美国持续的经济和军事合作的基本需要的限制，真正危险的冲突升级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在这个多极化的地区权力结构中，美国于是作为一个关键的冲突调解人出现。
大中华理论有许多严重的问题。首先，同华人有组织的投资和贸易相比，它低估了日本资本在东亚的角色。来自香港和台湾华人企业在最初进入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中占主要地位是事实。在80年代，它们和新加坡华人企业一起也是东盟三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但是，日本是地区性的技术、市场和金融资源控制等级系列的首领也是事实。日本企业资本在中国正建立更强的地位，因为中国试图将产业升级到高附加值领域。
大中华理论常常高估中国政府的工业计划能力和中国政治经济的结构稳定性。事实上，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是那些在政府计划日益缩减和国有企业领域之外的企业。劳动密集型生产向中国的转移速度也正在放慢，部分因为沿海地区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的增加。
此外，为了用低劳动成本和国内市场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中国正在将它自身从一个自主的发展中国家转变为日益依赖国际经济的国家，扮演着跨国资本的一个地位较低的伙伴角色。中国正在创造政治、经济、甚至文化条件以支持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生产，并允许剩余价值通过国际资本市场从中国转移出去。外资企业可以用竞争性的市场价格获得资金、劳动力和其他进口的产品，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收入可以随时换成外汇汇回母国。中国正在为“自由市场，结构调整”模式创造条件。结果，它的居民开始遭受同这种模式相关的有害影响的伤害。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所带来的新的剥削和出口企业极端恶劣的工作条件，广泛受到了工人的抵制。大中华理论和新自由主义、制度主义一样将这种抵抗视为对维持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政权稳定的一种破坏。
华人企业的文化和家族网络当然也不能使东亚地区免受生产能力过剩、金融危机和同美国贸易关系紧张的损害。这种不稳定当然是资本主义不可逃脱的一部分，但是问题是中国作为地区大国的稳定力量使国内、国际阶级冲突变得较不明确而使资本主义理想化。
四、依赖理论
依赖理论驳斥了雁行理论对日本的赞扬。该理论认为，日本工业的结构性区域体系等级森严，日本和外围企业之间附加值的分配极不公平。在新兴工业经济国家和东盟三国之间是有区别的。一个显著的区别是在后一组国家中相对缺少一个重要的进口替代基础。但是即使在韩国和台湾，关键的生产部门——包括极为重要的电子工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日本进口重要的部件和机器设备。在东盟三国这种依赖的后果是严重的，主要是因为东盟三国的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是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在1985年后爆炸性直接投资的结果，而不是东盟三国内部国家工业化的结果。因此，它显著的特征是外资企业直接生产或控制着极大部分的制造业出口产品的生产，而同当地企业之间的联系相对较少。
依赖理论认为在领头国家和跟从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产生了附加值分配的不平等。就垂直分工而言，以一个中等规模台资泰国公司—金宝电子公司为例。金宝已经在为日本公司，如卡西欧、佳能……组装了大多数计算器。但产品的改良、商标名称和市场还是日本的。计算器的所有关键元件，像液晶显示器和插入设备这样的生产设备，仍然从日本进口。所有的工序和管理受到台北控制，工厂的管理者是台湾人，劳动力是泰国的，工厂产品专门用于出口。在国际贸易数据库中，金宝的产品被作为泰国出口的电子产品记录。对于购买者来说，产品看起来是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统计则显示为台湾的投资。
这种等级森严的工业结构导致从领导国家（日本）到中等层次的跟随者，如台湾，然后是像泰国这样的低位置的国家附加值所得递减。
东亚对于日本商业的依赖随着日本的经济援助和贷款政策得到增强。和其他核心国家相比，日本的发展援助是与其工业分布、初级产品的生产和进口的跨国经营战略目标高度一体化的，它大规模地投向亚洲能支持日本出口导向型运作的基础设施项目。同时，直到1997-1998年的区域性金融危机，日本私人银行在实现经济一体化成为一个“日圆共同繁荣区”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日本银行对东盟国家的贷款到1996年底总计为677亿美元，美国银行的贷款为126亿美元，欧洲银行为494亿美元。
东盟三国在产品、技术和资金上的极大依赖已经使其陷于不断增长的贸易赤字中，即使韩国也没有能够避免。除了附加值的不良分配，产生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随着市场渠道被日本资金控制，东亚出口被大量引向非亚洲核心国家的市场，尤其是美国。在这些市场上持续的出口成功，不仅在核心国家产生了贸易保护主义压力，而且也增强了这些依靠出口的国家自身开放他们自己的市场，进口主要发达国家生产的农业产品和消费品的压力。这些压力不仅加剧了东晋贸易不均衡，而且威胁了东亚国家早熟的发育迟缓的农业和进口替代工业。
依赖理论认为结构性的贸易赤字从两个不同方面阻碍了东亚继续发展。首先，贸易赤字造成对资本流入的日益依赖。要继续维持这些资本流入，要求低工资和低税收、紧缩货币政策，常常使政府不能将公共开支用到研究开发、教育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上，而这些对提高当地企业增加附加值的生产活动是必需的。
第二，由于需要通过必要的手段以增加外汇盈余，东亚政府被迫去执行各种政策。这些政策对轻工业出口制造业中的妇女和儿童劳动力进行超级剥削，压迫劳工组织，掠夺国家的自然资源基础（如森林、矿藏、渔业、农业用地等），并且在性旅游和海外雇佣活动中剥削妇女和年轻人。
依赖理论鼓励对资本主义和发展标准作批判性的重新思考。但是，如果不坚定和持续地以阶段分析的观点来看资本积累的话，它可能导致过多强调国际经济支配和结构性贸易赤字，而这种结构性贸易赤字不被看作是更基本的资本主义矛盾的症状。并不是外部国际支付问题不重要，但是当结构性贸易赤字反映了国家之间附加值的不平等分配时，它们表明了资本积累的不平衡发展，也就是，从直接生产者榨取剩余价值的不平均发展。由于忽略或回避这种整体的阶级观点，许多依赖理论在东亚经济和政策问题上倾向于一种技术官僚的观点。其后果是损害了国家、地区和全球阶级团结，这种阶级团结是超越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和不平等，走向更多的以工人团体为中心的政治经济所需要的。
依赖理论分析者最后采纳了一种制度主义类型的考虑，这种准技术分析倾向于令人困惑的政治，这种政治拒绝新自由主义，实际上鼓励人们工作，想依靠政府和区域性组织（如东南亚自由贸易协议），来加强和调整资本主义的国家经济计划和再分配能力。
越来越多的左翼政治经济学家赞扬东亚不仅提供了竞争性和生产性的发展政策体制，而且也能满足工人团体的需要。事实并非如此。东亚金融危机表明，东亚经济只不过是对资本主义一厢情愿的理想化。日本削减对东盟三国的直接投资是迫使这些国家寻求外部短期资本流入以弥补它们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这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开始。投机性的日本贷款和证券资本的撤离使金融危机加剧，由于日本进一步削减直接投资，使经济衰退加剧，尤其是在东盟三国。日本和新工业化国家生产企业开始严厉地压迫在东盟三国、越南和中国的工人和转包商，以使他们在低工资和低价格的条件下生产更多的产品。这表明，日本和东亚的资本主义和其他类型的资本主义一样，容易遭受危机并且可能将危机的成本转嫁给那些弱势国家以及弱势群体（如可以廉价雇用到的工人）身上。
五、结论
左翼不应该将公众的激情看作需要严格管理起来的破坏力量，不应支持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东亚危机表明这是死路一条的发展战略。相反，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证明，计划性确实可以替代新自由主义，但是这种替代只有在超越资本主义、过渡到一个以工人团体为中心的经济时才能最终促进人道的发展。群众的抵制已经阻止了在东亚完全执行国家货币基金组织严厉的紧缩政府。在经济危机中，当工人被组织和鼓动起来将他们简单的经济利益要求提高到根本改变社会结构高度时，工人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直接打击。左翼对危机的反应仅仅是要求新一轮的国家干预以促进稳定、竞争力和增长，他们在为争取一个新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形式进程中，错过了和民众运动相结合的历史性机会。
总之，主流学者将继续为东亚的经济问题提供多种多样的解释。但是，为了指导群众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是必需的。由于认为资本主义矛盾内在地导致阶级冲突，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同呼吸共命运。争取一种合作的、民主的和可以忍受的政治经济是东亚和全世界工人阶级目前面临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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