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初期战略策略方针的制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初期论文,方针论文,陈独秀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制定的革命战略策略方针中，陈独秀在理论上、实践上都起了关键作用。本文拟就陈独秀与中共初期战略策略方针的制定的关系作一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的初步提出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是处在一个秘密状态下的政党，活动范围小、外围组织不足，群众基础大但缺乏宣传、组织。总之，仅局限于狭小的天地之中。这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很不相称。陈独秀自1921年9月由广州回沪主持中央工作后主要思考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把党推向领导实际斗争的政治舞台上来，开辟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局面。而这一关键问题的实质，就是如何认识中国社会，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制定中国革命的纲领、路线和战略策略的问题。陈独秀认为：“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①]，而不能有固定的模式。这就开始萌发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在陈独秀这一思想的直接指导下，《先驱》创刊号（1922年1月）发刊词明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随后，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精神》演说中更进一步提出，“第一，实际研究的精神”，即从社会实际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把理论与实际统一起来，这是马克思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便是在此”；“第二，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即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因而必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陈独秀并指出，“这两大精神都是中国人所最缺乏的”。因而，他号召所有抱有革命理想的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特别是“研究社会的政治经济”，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社会革命原动力”[②]。据此，陈独秀曾对人说，“世界革命不能有呆板的公式和划一的计划”[③]。从这一思想认识出发，他开始领导全党着手制定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革命战略方针。
二、新的革命战略方针的制定
从中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陈独秀带领全党在决定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有着三大功绩不可忽视。其一，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纲领；其二，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二步走的战略方针；其三，制定了民主联合战线方针，建立国共两党的合作，以推进中国革命的进程。
1922年6月由陈独秀起草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公开发布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指出，“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痛苦的源泉”，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联合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建设民主政治”[④]的目的。
为了进一步阐明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政治主张，陈独秀又以个人名义发表了《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等文章，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国内军阀的扰乱”，人民的痛苦，指出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虽不断斗争，但“孤军奋斗”，力量太弱。因而他指出，“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⑤]。
对于中国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基本任务，陈独秀指出：“我们知道民主主义的争斗仅是第一段争斗，不是人类最后的争斗”[⑥]，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⑦]。
上述思想，表明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和对中国革命分二步走的初步认识，以及共产党人对联合资产阶级、建立国共合作共谋中国独立富强的基本政治主张。这一严正的政治主张立刻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党包括陈独秀本人在内，对中国实际研究不够，认识不深，因而还不能更深刻地、准确地反映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完美结合。对此，蔡和森等人提出了意见，指出：“文件并未将中国无产阶级和先锋队的中共的作用完全表明出来”。陈独秀十分重视蔡和森的批评，认为这是正确的，应完全接受，“他表示从国外归来的同志能增加中共的新血液，又可纠正国内同志那种受环境影响的散漫心理。他同意由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另一个宣言，来补充前一个文件的不足”[⑧]。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实现中国革命战略策略转变的重要会议。会议在陈独秀指导下通过了由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和《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正式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和民主革命纲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以“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建设国内和平”；实现“真正民主共和国”。决定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实现国共合作。决议案指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同时又指出，“无产阶级加入此种战争，不是为了民主派的利益，做他们的牺牲，乃是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眼前所必须的自由而加入此战争”，是“解除工人农民的痛苦使工人农民到权力之路的第一步”。认定了“目前中国革命不是什么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只是反对外力侵略和反对军阀”[⑨]。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联合革命力量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为实现民主联合战线，陈独秀及其党中央提出了三项任务：一是邀请国民党及其有关方面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邀请其他革新党派及其他团体加入联合战线；二是运动倾向共产主义的议员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以及联合民主主义左派联盟；三是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职教员联合会、学生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及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此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陈独秀的统一战线思想，不仅包含有联合国民党民主派，也含有较为广泛的多党派、多团体联合的战略思想。这比党的“一大”时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
如何实现民主革命纲领，如何建立及推进民主联合战线，完成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任务，陈独秀又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陈独秀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是“伟大势力”，“是革命领袖军”[⑩]，是“最勇敢急进的先锋”[①①]。号召一切革命者“快聚集在共产党旗帜之下奋斗”[①②]。这是最早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文件。
陈独秀及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中国革命分二步走，以及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等战略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战略转变，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突破了党的“一大”时的不成熟的设想，排除了一些人主张只作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工作、研究工作的脱离现实斗争的干扰，转变为直接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实际的革命斗争，并把一般的群众斗争很快的转变为政治斗争，直接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程序，尤其是俄国革命模式和革命程序，转变为按照中国社会历史实际进行民主革命；从反对资产阶级，不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联系，转变为必须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与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实现国共合作。这确实是一次重大的战略步骤的转变，起了扭转时局发展的重大作用。这一战略思想、方针的转变，是与陈独秀在其中起的积极指导作用分不开的。通过这个战略转变，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就迈进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不久党的“三大”召开，确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进而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把中国革命推进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则是这一战略方针转变的具体实践。
三、积极引导，促成战略方针的实现
自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之后，在党内外都作了积极的努力。但是，由于国共两党的阶级利益、政治主张、理论观点不同，因此，实现联合，建立合作并不容易。对此，无论在中国共产党内或国民党内都需要作大量的宣传、引导工作。就中共党内认识状况看，有不少党员对国共合作不理解。党的“一大”纲领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①③]。当时普遍认为国民党脱离群众，成分中官僚政客较多，鱼龙混杂，并多次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妥协，因而不愿与之为伍。1923年初，社会传闻国民党要与曹锟联盟，这就更增加了联合国民党的复杂性和阻力。为此，陈独秀多次发表文章进行正面引导。
如何看待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陈独秀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是“民主派”。他说民主派有二个条件，一是他的党纲和政策必须不违背民主主义原则；二是他的行动必须始终拥护民主主义与军阀奋斗。以此衡量国民党，陈独秀说，“在这一点看起来，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尤其是国民党在广州时，“广州政府不禁阻劳动运动和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废止压迫罢工的刑律等事，都算是维护民主政治的表示”[①④]。1922年9月，陈独秀又发表《国民党是什么》一文，从国民党的革命奋斗历史到纲领、主张等作了简要分析，以帮助人们全面认识国民党。
对于国民党人的自大，看不起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也作了理论上和现实状况的说明，他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它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共产党员也不同于国民党员，“共产党党员自身若有利用劳动运动而做官而发财的行为，或当劳动运动危急时畏缩不前，共产党便应该立刻驱逐这种的败类的党员出党而毫不顾恤。必如此才算是真的共产党”[①⑤]。正因为如此，“除中国共产党以外没有一个党派不徘徊于军阀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①⑥]。所以陈独秀劝说国民党人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号召，“要打倒军阀，散漫的各个争斗是不济事的，必须是各阶级各部分争自由争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集中起来，成功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①⑦]。针对国民党对军阀认识的模糊和妥协思想，陈独秀又明确提醒国民党人，在“革命与反革命的进化阶段上”，要“认清目前最反动的敌人是谁”[①⑧]。“国民党若真与曹锟携手，那真是自杀了！我们始终不信有此怪事”。并指出，“所有国民党的忠实党员，都有痛辟此邪说的责任”[①⑨]。他希望国民党“应该断然抛弃以前徘徊军阀之间”的做法，因为直、奉、皖、西南四派都是“拥兵称雄的军阀，那一个能听中山先生的命令去革命？”[②⑩]
为了进一步引导、推动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联合，建立国共合作，贯彻党的“二大”决议，陈独秀发表了《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又为了贯彻党的“三大”决议，他又发表了《中国国民党与社会各阶级》。这两篇文章尽管有诸多错误成分，但它的意图是积极的，且有不少论断、观点在当时起了推动建立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的作用。文章的主要精神在于，第一，说服中国共产党内的同志，进一步认识联合国民党的必要性、重要性。他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但又非常“幼稚”，而且“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国民革命的成功，必须要联合资产阶级，结成巩固的联合战线；第二，进一步说服国民党。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十分“幼稚”，“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完成不了国民革命的任务。认为国民党的唯一出路，在于必须抛弃与封建军阀的妥协和对无产阶级的偏见，实现两个阶级的联合，即国民党必须联合无产阶级，联合革命的资产阶级。为指导国民党有一个正确的联合对象，除无产阶级工农大众外，陈独秀对中国的资产阶级作了一个大概的分析，提出了“革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资产阶级”、“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三分法说。这主要是从政治态度、政治立场上划分的，目的在于指导国民党不要迷失方向。因此陈独秀希望国民党“联合革命的资产阶级”，“提携中立”的“非革命的资产阶级”，“引他们上革命的路”，而不要去联合“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因为他们“依附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反对革命”。陈独秀指出，国民党的出路在于克服与军阀、帝国主义妥协思想，要吸取辛亥革命多次失败的教训。当前“一条活路横在我们的眼前，就是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携手，打倒我们的共同敌人”[②①]。
基于上述分析和意图，陈独秀提出了国民党的主要任务是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②②]。这个论断或“公式”是要国民党去“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而不要去联合“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是要“联合无产阶级”，而不是反对无产阶级，更不是在实现民主联合战线中去“统率无产阶级”。在党派关系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是联合关系，而非领导关系，国民党是“实现国民革命”，而不是单独领导国民革命。这个“公式”的意图在于要国民党认清敌友，不要看错了联合的对象，而不是要国民党独揽、统率国民革命。但是，不可否认，这个“公式”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民主联合战线内的关系上还不够清楚，没有讲清中国共产党的“先锋军”、“领袖军”的作用。陈独秀此时为什么没按他自己的观点、即党的“二大”决议提出“领导权”问题呢？这可能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如果在国共合作开始酝酿、形成过程中就把社会主义前途、共产党的领导权公开向国民党提出，不仅不会促成国共合作的早日实现，而且会给一些右翼分子以借口以阻止国共两党合作的形成，即使国共两党合作形成，也会增加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猜疑、不和和摩擦。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时间内考虑这一策略是必要的、有利的。但问题在于当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后，特别是国民党右派势力不断向共产党进攻情况下，陈独秀仍要按过去的策略处理两党关系，就不合时宜，表现为软弱和右倾。
总之，自中共成立后，便开始探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初步结合起来，提出了革命两步走的思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确定了与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实现国共合作的方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期的重大战略步骤。对这一战略方针的提出、制定和实施，陈独秀起了关键的指导作用和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虽有诸多不成熟的思想、认识，这主要是在探索中国革命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从总的情况看，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探索中进步了，发展了，壮大了，从此开始了领导中国大革命运动的新时期。
注释：
①《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第370页。
② ⑤ ⑥ ①① ①⑤ ①⑥ ①⑦ ①⑧ ①⑨ ②⑩ ②① ②②《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6月版，第177～178、188、187、253、182～183、225、247、224、324、320、258、259页。
③ ⑧ ⑨张国焘：《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1989年3月版，第212、235、212页。
④ ⑦ ⑩ ①② ①③ ①④《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40、14、14、16、279、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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