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顽主的荒唐岁月与成圣之路——都梁《血色浪漫》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大院论文,血色论文,荒唐论文,岁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都梁的小说《血色浪漫》以及同名电视剧①，塑造了以钟跃民、张海洋、周晓白等为代表的一批大院子弟出身的顽主形象，正是“大院子弟”和“顽主”的双重身份使得这些形象既区别于一般大院子弟，又不同于一般贫民顽主。遗憾的是，很多关于《血色浪漫》，特别是其主人公钟跃民形象的分析文章，总给人隔靴搔痒的感觉，根本原因就是只把钟跃民们当作了一般顽主，或当作了特立独行、桀骜不驯的自由战士，而忽视了他的大院子弟这个更为重要的身份。
一 从“老兵”到“顽主”
在具体分析《血色浪漫》中的大院顽主之前，先让我们对“大院”和“大院子弟”这两个概念做简要辨析。
在中国的特殊政治文化语境中，“大院”特指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军队大院或国家机关大院(主要集中在北京)，而不是平民百姓生活的逼仄院落(如老舍笔下的“大杂院”)，它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而且也是一个中国式的政治文化空间。大院里警备森严，高干云集，功能齐全：工作区、家属区、体育及娱乐区、医院，一应俱全。大院中人主要是军队高级干部、各部委领导人及其家族，他们的主流既不是老百姓，也不是知识分子(即使有一些文化人、作家、艺术家，一般也都同时兼任高干)。这种双重区隔决定了大院中人的文化姿态和文化立场既不是民间大众的，也不是知识精英的。
作家王朔曾经这样描写北京复兴门外的部队大院：“这一带过去叫‘新北京’，孤悬于北京旧城之西……我叫这一带‘大院文化割据区’。”②王朔小说较早对大院和大院文化进行了描述。在王朔看来，大院和大院文化并不是传统封建社会的王室或士大夫特权的延续，“与老北平号称文化鼎盛一时之绝的七百年传统毫无瓜葛”③。自称是在“大院文化”中长大的王朔，把大院文化归入“革命文化”，指出“那种带有满族色彩的古都习俗、文化传统到我这儿齐根儿斩了。我的心态、作派、思维方式包括语言习惯毋宁说更受一种新文化的影响。暂且权称这文化叫‘革命文化’罢”。④
的确，作为寄生于大院和大院文化的特殊群体，大院子弟是革命文化培育的红色贵族。作为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大院子弟很早就树立了远大的政治志向，有接班人的抱负。大院附近或市区某些重点中学常常集中了比较多的大院子弟，这些中学里的学生对政治的关心达到了狂热程度。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国政坛风云变幻，在老师们乃至校长还一头雾水时，学生们已经准确地知道了中央的人事变动和领袖的各种讲话……
大院子弟家庭内部的教育也是高度政治化的，父辈常常带着培养接班人的明确目标教育子女。北京女作家张聂尔是将门之后，她在小说《将门男女》中记述：身为司令员的父亲柳洞天总要把许多文件带回家给子女看，让子女和他一起享受军级以上干部待遇，“这是爸爸在政治上培养你们，让你们多懂一点”。⑤
特殊的出身使大院顽主自命不凡，坚信自己与众不同(不仅在血统上先天优良、在行为上英雄好汉，而且在精神上也是高人一等)，坚信世界会因自己而改变。作为过来人的陈凯歌对“文革”前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的心态是这样评价的：“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⑥曾在北京读研究生的画家陈丹青则这样谈他的北京同辈的等级观念：“北京是骄傲的城市，这种骄傲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家长的行政级别与官位高低。我所认识的北京同辈只要问你住在北京哪个区、哪个大院，上过哪所中学、小学，甚至托儿所，就掌握你的出身、地位与重要性：是区级还是市级，是民盟还是政协，是军区还是中央军委，是中央还是中央直属，是中央办公厅还是中南海……”⑦
《血色浪漫》中的钟跃民、张海洋、周晓白、李援朝就是一些大院子弟。但和其他大院子弟不同的是，这些人的父母在“文革”时期受到冲击，暂时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当然也没有因此沦为真正的贫民)。这使他们的身份变得复杂起来：他们不是得势的高干子女，除了在“文革”初期那一段时间，他们基本上处在当时的红卫兵造反运动的边缘(在“文革”遭到否定之后，这点反倒成为他们从政的重要政治资本)；同时，他们也不是栖身小胡同中的平民百姓，而是暂时靠边站、暂时处于政治权力边缘的干部子弟。
当然，暂时靠边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开始就认清了“文革”的本质，并有意与之保持距离，也不意味着他们从此放弃了从政的念头，更不意味着他们有不同于当时占据主流的当权派(包括所谓“四人帮”)的政治理念。实际上，钟跃民、张海洋、李援朝这帮人在“文革”刚开始时都是最早的红卫兵(“老兵”)，最早响应领袖号召起来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们不但有强烈的特权意识，更有突出的参政意识(更准确说是接班意识)。他们当中有些人鼓吹“血统论”⑧，搞“红色恐怖”，严刑拷打自己的老师和同学。但由于错误理解了领袖意图(他们理解的“文革”是像反“右”那样整治知识分子，而不是揭发“党内的走资派”)，他们很快就被边缘化了。到了1966年下半年，他们的爹妈很多被打成“黑帮”，接受审查。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于是他们心怀不满，秘密组织了“联动”(全称“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对抗中央“文革”，冲击公安部。“联动”覆灭后，他们被扣上“保皇党”的帽子，淡出政治运动。加上当时的学校教育几近瘫痪，法纪荡然无存，全社会陷于无政府状态，于是大院子弟开始了自己短暂的荒唐岁月，变成了玩世不恭的“顽主”：游手好闲、溜门撬锁、“练架”(打架)、“插人”(用刀子捅人)、“吃佛”(盗窃)、“拍婆子”(搞对象)。⑨但从长远来看，这段暂时的经历并不影响他们在未来重返主流，事实上还使得他们避免了“政治错误”，获得了更多的政治资本，没有留下“文革”时期的极“左”政治污点。
大院顽主的上述身份定位至关重要：有特权，但是暂时被悬置。一方面，悬置是暂时的，不同于真正被逐出权力中心，其特权意识和实际的特权都被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另一方面，他们短暂的一段痞子生涯又为他们披上了一丝波西米亚式、嬉皮士式的潇洒乃至叛逆色彩，使他们显得更加与众不同，有个性，特立独行，乃至桀骜不驯。于是也就获得了附加的文化资本，而这恰恰是一般大院子弟所没有的。用罗芸的话说，像钟跃民、袁军这样的人“挺有性格，有点儿特立独行的劲头”(《血色浪漫》，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或者说，他们是些有情调的、会玩的“少主”，懂艺术，趣味高雅，喜欢以“嬉皮士”和“垮掉一代”相标榜。
秦岭和钟跃民等人在插队时有一段关于“大院顽主”身份很有意思的对话：
钟跃民严肃起来，他很想听听别人是怎样评价自己这类人的，他问道：“秦岭，你说说，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秦岭笑笑说：“真想听?我说了可别不高兴啊。简单地说，这类人首先是好勇斗狠，有暴力倾向，一句话不合便拔刀相向。第二，这类人反感一切正统的说教，在别人看来很神圣的东西到了他们的嘴里便成了笑料。第三，这类人有一定的文化品位，也喜欢看书学习，其主要动力，是不愿把自己和芸芸众生混同起来，他们喜欢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因此也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
钟跃民说：“按你的意思，这种人大概属于有点儿文化的流氓……”(第196～197页)
秦岭更把钟跃民与“垮掉一代”文学《在路上》中的狄恩、《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相提并论，认为他们“不过是厌恶平庸的生活，喜欢选择一种适合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于秦岭的这番评论(实际上是赞美)，钟跃民深以为然，“有种找到知音的感觉”。秦岭提到的这些西方现代派作品都不是公开出版的，只有在高级干部出入的“内部书店”才有，据说是供高干们“学习批判”用的，书的封面是灰色或黄色的，俗称“黄皮书”、“灰皮书”。这些书在北京的干部子弟圈里很时髦，是他们的专利品。钟跃民和郑桐都看过这些书。钟跃民直言自己“羡慕狄恩，喜欢那种——在路上——的感觉，那无非是要体验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第196～197页)。而对那些正统革命说教、刻板教育看起来好像甚为反感。但必须指出的是：对西方现代反叛文化的所谓向往(姑且用这个词)在钟跃民等身上是寄生性的，绝对不可能成为主流(详下)。就这样，他们的顽主生活被赋予了特立独行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使得他们显得更有文化，并更容易赢得知识分子的认可(在80年代以后的中国精英知识界看来，这种不同于权力的生活方式和高雅气质才是真正的文化，是那些粗俗的权贵阶层不具备的)。
作为既在实质上享有特权、又在表面上蔑视特权的独特群体，这些“会玩的少主”的一个变态嗜好，就是扮演穷人。这是他们的贵族游戏之一种。《血色浪漫》中一个最富戏剧性的情节，就是钟跃民等人在插队时的那次讨饭。他们的讨饭像过节：“往年讨饭的农民都很安静，他们在乞讨的时候都是小声哀求，绝不喧哗。可今天这支讨饭队伍如此气壮如牛，就像谁该他们的。”(第150页)妙极了!讨饭在他们简直就是一次狂欢化经历，他们“穿着借来的四处露棉花的破棉袄，腰里扎着草绳，一手端着破碗，一手拿着打狗棒”(第150页)。钟跃民边唱京剧《红灯记》边要饭，郑桐专门利用讨饭的机会追女孩，就连同为知青的曹刚也看不下去，责问“你是要饭呢还是抢人呢”(第150页)。大院顽主的要饭过程整个就像是嘉年华。
由于被赋予了波西米亚式的叛逆色彩，大院顽主的这种流氓行径不但不令人生厌，相反大大增加了自己的魅力，尤其深得女孩子欢心。出身名门且自视甚高的美女周晓白对钟跃民就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家伙身上有种很特殊的气质，既浪漫又现实，甚至还有几分无赖，几分玩世不恭，几分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这家伙简直是个奇妙的混合物，和他相处，你会感到快乐。”“讨饭是一件既痛苦又无奈的事，一个正常人的尊严和自信心都将被侮辱所替代，而钟跃民和郑桐竟然把讨饭当成了狂欢的节日，还煞有介事地准备卖艺街头，他们玩得可真开心。”(第156页)
钟跃民们的“反叛性”还体现在他敢于嘲笑和调侃权贵(反讽的是，这种调侃和嘲笑的前提恰好是他自己的高贵出身)。有一次钟跃民到周晓白家找她聊天，遇到周晓白的二哥周淮海，一个少年得志的少将。钟跃民调侃了这位少将，显得自己很不屑于与那些高高在上的军官为伍，仿佛自己是官场的另类和叛逆者。但他调侃周淮海的原因是周没有打仗经历。在他看来，“55年那批将军才是货真价实的，那是打出来的”(第479页)。也就是说，钟跃民心中的英雄标准不是政治的，而是江湖式的或武林的：只要是“打出来的”就是钟跃民心目中的真英雄。这种标准根本没有超出他的父母一代。因此这一举动不能证明钟跃民是一个真正的叛逆者，更不能证明他有不同于权贵的政治理想。作为革命红色后代，钟跃民的价值观与他们父辈是一脉相承的，他并不拥有自己不同于官方(父辈)的政治理念。
二 有文化的“顽主”
和王朔的痞子文学略有不同的是，《血色浪漫》表面上体现出对于文化和文化人的友好态度，不但爱读书的知识分子后代郑桐(后来上了大学成为教授)在作品中是正面形象，而且钟跃民等高干弟子出身的顽主，也同样有超越常人的文化修养(王朔小说中就没有此类有文化的顽主)。钟跃民高深的艺术鉴赏力，对中西方音乐的深刻理解，征服了周晓白(后者同样是高干子弟，同样有极高的艺术修养，但却没有钟跃民的那种痞劲)。钟跃民不但精通陕北民歌和样板戏，而且能够把柴可夫斯基的《船歌》阐释得精妙无比。可谓博古通今中西兼修，是一个所谓“拿菜刀的诗人”，或“有文化的顽主”，“有文化的流氓”。⑩
这种所谓“文化”除了表现为爱读书、谙熟中西方音乐这些传统知识分子的特征之外，更表现为对“垮掉一代”作家凯鲁雅克的《在路上》和赛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情有独钟。这一点值得特别注意。如上所述，大院顽主们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喜欢以波西米亚文化或嬉皮士精神相标榜，以“垮掉一代”的继承者自居。钟跃民的知己秦岭更把钟跃民直接比附于《在路上》中的狄恩和《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
初一看，这种比附与大院子弟的“少主”身份严重不符：哪有革命事业接班人迷恋西方现代派颓废少年的道理!?但实际上正是这种似乎是离经叛道的趣味，才使得钟跃民不同于周晓白这类传统知识分子，比他们更有魅力：由于钟跃民言行举止方面的不拘小节、率性豪迈乃至粗鲁痞气——有文化的粗鲁——他在拥有传统文化人的知识和修养的同时，又避免了传统文化人的“毛病”(比如文质彬彬，矫揉造作，虚伪，不会打架骂人等等)。脏话、粗话、暴力行为在这里全部被改写为钟跃民的叛逆、潇洒、男子气和超越性，既脱离了知识分子的娘娘腔，又摒弃了革命文化的单调无趣和一本正经。这里，“波西米亚”气质被征用来为大院顽主这个未来的国家栋梁进行文化赋魅。钟跃民有文化，“有诗人气质”，又没有知识分子的矫情；有胆识，有勇气，有英雄气概，又没有草莽英雄的粗鲁。这是多么美妙的双重区隔。这就难怪《血色浪漫》中的几乎所有女孩都特别崇拜钟跃民，视之为偶像。在周晓白眼中，钟跃民能够“把鲜血和浪漫统一到一个人身上”(第66页)。
遗憾的是，钟跃民在骨子里根本不是狄恩，也不可能是狄恩，《血色浪漫》也不是凯鲁雅克的《在路上》。《在路上》作为“垮掉一代”的代表作，其主题是所谓“在路上”：在永远流浪的“路”上，永远的无家可归。但这种流浪的基础和前提是与主流价值的真正意义上的偏离、拒绝乃至对抗，这才是“垮掉一代”精神的本质。而这种内在的反叛和背离是钟跃民这些大院顽主们所不具备的。作为革命文化教育的产物，大院顽主们骨子里依然深刻地认同革命文化及其价值观，包括“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理论，他们的打砸抢行为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实践着暴力革命理论。更加重要的是，作为“少主”，未来的接班人，大院顽主们的“路”最后必然通向权力宝座，他们不过是暂时“在路上”玩耍、嬉戏、调皮一下而已。
三 大院顽主的权力资源和接班人意识
表面看，好像钟跃民他们有一种天生的、异乎常人的叛逆性格和反抗气质或游戏能力。但实际上这样的游戏能力很多人都有，只是没资格玩，或者说，没有支撑这种游戏的社会关系和权力资源。这就凸显出大院顽主的特殊身份优势：即使暂时被边缘化，他们也从来不曾被真正剥夺特权，身份优势即使在其最倒霉的时候依然在起作用，权力依然时时刻刻罩着他。这是他们的痞子生活得以被审美化的重要前提。每每当大院顽主们游戏玩大了的时候，总是有权力集团为之开脱和保释，(11)而一旦面临人生的关键转折(比如回城、提干、入党、当兵等等)，被暂时悬置的特权总会不失时机地出场护驾。
这样，即使大院顽主暂时混迹于社会边缘，与三教九流为伍，他们与一般社会混混的身份差别依然得到保持和延续，他们不仅有政治特权，而且有文化特权(这种文化特权体现在只有他们才能阅读“灰皮书”“黄皮书”，接触欧美古典音乐，欣赏现代派小说，从而为自己增添了一点“异端”和“反叛”的浪漫色彩)，象征叛逆的“浪漫”实际上也是大院顽主身份优越的标志。
“文革”后期(差不多从1968年年底开始)，大院顽主在过了一段下层老百姓可望不可即的疑似“痞子”的生活之后，开始插队、下乡，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加上各种各样的政治资源(他们的父母基本官复原职，即使有些在“文革”中死去，也有叔叔伯伯们照顾着)，不久之后他们又纷纷回到权力中心：或最先被推荐上大学，或入党、当兵，成为政界或商界的新宠，或成为心系天下的道德圣人。总之，他们在政治和道德上都获得了质的飞跃。
这样，暂时脱离政治权力中心虽然使得他们的生活带上了些许“波西米亚”的色彩，但他们并不具有真正的波西米亚的反抗性和颠覆性。他们看起来很邪门的举止实际上都不是什么真正的僭越，而是短暂的胡闹、寻开心。作为红色后代，他们从根本上就不拥有与前辈不同的利益诉求、价值理想和政治立场(就像他们的父辈，即便政治上靠边站了，但却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异见分子)。他们从根本上并不反体制，更不反特权。他们的身份意识是明确和强烈的，事实上他们也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另类”。不光是《血色浪漫》，实际上在所有其他以大院顽主为主人公的作品中，红色贵族的身份意识和特权意识都是他们的认同核心，对此他们十分清楚，十分敏感，也十分在意。1968年年底，面临毕业的钟跃民、袁军等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不能参军。为此他们“大为恼火”，找到学校政工组说理，因为“他们对这种政治歧视还不大习惯，从心里还认为自己是革命干部出身”。钟跃民大言不惭地对工作组说自己“都是革命干部出身，又不是黑五类出身”。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赞成对“黑五类”的歧视，只是不赞成对于自己这些“干部”子弟的歧视，更不能接受把自己等同于“黑五类”。
这种身份和特权意识使得他们无法、也绝不甘于把自己真正混同于底层痞子。借用王朔《动物凶猛》中一个大院子弟的话说：“我们是不和没身份的人打交道的。我记得当时我们曾认识了一个既英俊又潇洒的小伙子，他号称是‘北炮’的，后来被人揭发，他父母其实是北京灯泡厂的，从此他就消失了。”(12)
大院顽主不仅有特权意识，而且有接班意识(即使在那些游手好闲的日子里)。在《血色浪漫》出版/播出之后，除了用西方垮掉一代来比附钟跃民之类大院顽主之外，也有评论家用道家思想解释他们，认为这部作品用游戏化的方式描写“文革”，主人公用快乐的心态进行游戏，好像钟跃民这些顽主都不屑于继承父辈的革命事业。(13)这个解释并不合乎钟跃民们的性格。想当年这群老兵为什么会喊出“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口号?这和他们的红色江山传人的身份认同和接班意识紧密相关，他们本身就是“英雄”的儿子。接班人的培养是和60年代初的“反修防修”联系在一起的。(14)谁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合格的接班人呢?当然是根红苗正的“红二代”。父辈正在老去，强烈的江山意识和血统观念，使这些大院子弟觉得自己是天然的接班人，肩负着“舍我其谁”的伟大历史使命。
四 大院顽主与底层痞子的二元对立叙事
在关于钟跃民形象的分析中，最具有误导性的一种或许就是认为钟跃民蔑视权贵，不但“毫不在乎身份名声，不为世俗所累”，“以当乞丐为骄傲”，而且“竭力要淡化因家庭出身和父辈遗留下的名誉和丰厚的人际关系，不喜欢旁人把他的生活和高干联系起来，所以他和李奎勇是平等相处”。(15)好像钟跃民正是一个没有任何特权意识的平等主义者。
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大院顽主本质上都是特权阶层，是暂时落难的“少主”。他们永远不可能混同于真正的底层痞子(在《血色浪漫》中以李奎勇和小混蛋为代表)。他们不仅总是竭力把自己区别于“黑五类”，而且也明确知道自己和底层贫下中农、底层痞子的差别。“文革”期间他们虽然暂时不再是“干部子弟”，但心里仍然以“干部子弟”自居，视自己的特权为理所当然。就拿钟跃民和自己的胡同顽主朋友、下层痞子李奎勇的关系而言，当李奎勇质疑大院子弟“凭什么从小就能好吃好穿、上好学校”时，钟跃民理直气壮地对他说：“我们的爹妈提着脑袋干革命的时候，你们的爹妈在干什么?这会儿要讲平等了?早干吗去了?”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钟跃民看似叛逆的行为中根本没有自由与平等的诉求，他们为自己辩护的那一套和古代王公贵戚的家天下思想没有两样。在一次次血战中，这些大院顽主结成了深厚的感情，维护着大院弟子的集体特权身份，维护大院体制的合法性和神圣尊严。与传统的江湖义气不同，大院顽主间的感情建立在相互间政治身份和“高贵”血统的认同基础上，即使某人的父母被打成了“黑帮”，也不妨碍他们间的这种认同感。小说一开始就写到，在以李援朝为首的大院顽主与以小混蛋为首的底层痞子的较量中，大院顽主与他们的父亲一样，“从来不喜欢单打独斗”，他们谋略高超而且组织严密；而底层痞子则显得头脑简单，毫无策略，单打独斗，全凭匹夫之勇。因此，“小混蛋”落入李援朝设下的圈套、被无情地清除几乎成了必然的结局。这段叙述验证了大院顽主相对于胡同痞子的优越，这种优越来自于他们继承的父辈身上优良的革命斗争经验。(16)
贯穿《血色浪漫》的是大院顽主与胡同/底层痞子之间的二元对立叙事。这是两个截然对立的群体，他们间的冲突不是比赛谁更“拔份”，而是血缘决定的身份等级。钟跃民的那个出身贫寒、只有初中毕业的战友宁伟对此也心知肚明：“他们(大院顽主，引者注)属于一特殊的圈子，这个圈子看似无形却很严密，外人是无法融入的，即使你很有钱，特别想他们接纳你。”(第385页)
当然，《血色浪漫》确实写到了钟跃民等大院顽主与底层痞子(李奎勇、小混蛋)之间的“友谊”，而且一直提醒李奎勇他们之间是“哥们”关系。但这种所谓“哥们友谊”明显带有恩赐味道，即使在钟跃民对李奎勇的“关爱”中也夹杂藐视。李奎勇也很明白自己和大院顽主之间的等级差别：“我算想明白了，人不能跟命斗。我就是这命。和你们干部子弟没法比，李援朝他们惹出了天大的事，结果怎么样?还都出来当兵去了，我们这些平民子弟不服气也没有用，该插队的还得插队，这才是我们的命。”当钟跃民反驳说“奎勇，我不是也来插队了吗?”的时候，李奎勇很明确地回答：“你不过是一时走了背运，早晚你得远走高飞。”(第200页)结果证明李奎勇的分析是对的。尽管钟跃民最后好像选择了干个体户、开出租车、摆煎饼摊，但这实际上不是他的无奈选择，而是他想体验体验。他先是拒绝了去刑警队，后又辞掉了大型国企高管职务。这些都是李奎勇他们不可能拒绝、没有资本拒绝的好职业。这种需要资本的拒绝本身就很反讽。
当然，下层出身的李奎勇虽然意识到了这种不平等，却不能把它理论化，而是归结为“命”。他甚至没有质疑过这种不平等的合法性；而钟跃民则是对此假装不懂：“钟跃民很苦恼地说，奎勇，我就不明白，咱们从小学到现在相处一直挺好的，怎么一说起家庭出身就总是谈不拢呢?你总是用一个旧社会穷人家孩子的眼光看我，好像我是地主家的少爷。”(第200页)这种攥着明白装糊涂的做法，还见于钟跃民和李援朝的一次对话。在那次对话中，已经当上大型国企老板的李援朝希望钟跃民加盟，并直言这样做是为了利用钟跃民父亲的特权拉客户。钟跃民“对他的话感到匪夷所思，他还是第一次听说做生意还有这么多门道，以前他连想都没想到一部中国革命史能和做生意发财有如此重大的关系”(第354页)。很难相信钟跃民这番话的真实性。商业和权力的纠结关系在中国是一个人人皆知的事实，以钟跃民的智商和见识，他不可能不知道其中奥妙。但小说对钟跃民的这种“弱智化”处理目的在于突出钟跃民的纯洁性，这是他的最后成圣所必需的道德资本(详下)。如果说底层民众对于权钱关系的无知是傻，那么，在钟跃民那里这种“无知”就是可爱了(明明享受着特权又不知道特权，这是多么高超的境界啊)。
钟跃民和底层的不平等关系其次表现在他们和底层出身的士兵、知青战友乃至基层干部的关系上。钟跃民、张海洋与底层出身的吴满囤的关系，是赤裸裸的主奴、主仆关系，吴满囤就是他们的仆人、佣人。他们的一大嗜好就是耍这些下层人玩。但同时，下层人吴满囤的一个奇特的道德功能又是在适当的时候激发大院顽主的良知，借以表现出后者宅心仁厚的“明君”本质。钟跃民、张海洋的偷鸡事件被吴满囤不得已“告发”后，惨遭钟跃民和张海洋的毒打(其惨烈程度令人发指)。毒打之后他们又深感内疚，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了”，“第一次有了做亏心事的感觉”，“第一次学会了忏悔”。(第241～242页)
大院子弟的优越性最后还体现在他们和地方或部队的基层领导的关系上。这些基层干部看起来好像是管着大院顽主(其身份是所谓的“知青”，他们是来接受所谓“再教育”的)，但实际上大院顽主根本就不把他们当回事，看不起他们，甚至蔑视他们，经常恣意取笑，处处体现出自己的优越性。比如当他们获悉自己插队的大队支书常贵克扣知青口粮后，运用高超的语言技巧大大戏弄、吓唬了常贵一番：
(钟跃民)“支书，你的案子犯啦，县公安局马上要来咱村抓人了，支书，你长这么大没坐过小汽车吧?得，这回你可露脸啦，小车一坐，屁股一冒烟，全村的老少爷们儿给你送行，咱村谁那么风光过?”
常贵呆了。
郑桐插话道：“支书，你没进过局子吧?我在北京进去过，哎哟，现在一想起来我就心里哆嗦，一进去，人家二话不说，小绳儿一捆，蹭地一下，把我吊房梁上了，当时我就哭爹喊娘啦，受不了哇，谁承想，这还是最轻的，老虎凳你听说么?八块砖一垫，你那腿就跟面条儿似的弯过来……”
乡下人经不住这么吓唬，常贵吓得鼻涕眼泪都出来了，他结结巴巴地哀求道：“跃民啊，郑桐啊，我……我是扣了你们的口粮，是……是扣得狠了些，可咱村不是穷嘛，乡亲们饿怕啦，我觉着，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娃，还能饿着你们?公家不能不管……”(第173～174页)
在此，大院顽主的优越感、高超智慧以及卓越口才与农民常贵的低能、胆小、猥琐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
五 走向成圣之路
至此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大院顽主的基本轮廓：出身高贵，根红苗正，认同主流价值与体制并自觉以“接班人”自居。虽然在“文革”岁月曾经荒唐过、潇洒过乃至胡闹过，但这不仅不是他们的错(而是历史的玩笑)，而且这段特殊岁月实际上还增加了他们的魅力，使他们更有文化品味。
“文革”后，大院顽主们的职业虽然并不相同，每个人有自己的不同归宿，但是基本上全部进入了体制，掌握了各种社会资源，成为精英：郑桐成为大学教授；张海洋从政，在军部机关工作，接下来就是进入北京总部机关(不要忘记了，他的火线提拔靠的是父亲的关系)；周晓白很快成为北京某军区总部医院大校副院长(同样不要忘记了，这得感谢她的父亲，一个大军区正职军官，1955年的中将)；李援朝则做了大型国企老板。
比较不同寻常、因此值得我们花费一些笔墨分析的，倒是钟跃民的最后归宿。钟跃民复员后的经历是戏剧性的：先摆煎饼摊，后开出租车，再后来是在李援朝的公司做部门经理，自己经营饭馆。乍一看，这个大院子弟的代表人物、才华最为出众的顽主，居然结局颇为落魄，无甚出息：既没有捞个一官半职，也放弃了国企高管职位。而他最后的选择是去新疆做一个保护野生动物的志愿者：还是“在路上”。
这似乎不应该是钟跃民应有的归宿，难道是作者的疏忽或败笔吗?非也。作品结尾实际上给了钟跃民最高礼遇：成圣(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设定的价值秩序，圣高于王，更高于商)。作品告诉我们，钟跃民绝不是缺乏从政或经商的天赋和能力，复员时他已经是营长，加上家庭的特权地位，只要他愿意，他完全可以迅速成为高干或将军。他是自己主动放弃了从政之路。他也放弃了做一个官商的机会。这一切看起来似乎是钟跃民桀骜不驯的个性使然，实际上却是作者的精心安排：既然作品的前半部分着力把钟跃民塑造成一个反特权、反世俗、视金钱如粪土、永远“在路上”的自由骑士，给他一个官位或让他成为CEO显然都不合适，最好的结局就是让钟跃民继续“在路上”——在通向道德境界和政治觉悟兼备的“成圣”路上。
为此，作品的最后几章精心安排了几个情节表明钟跃民在道德境界和政治觉悟上的飞跃。
首先，在成功经营好自己的餐馆后，钟跃民暂时放弃了到新疆沙漠收集干尸的计划(这属于他的业余爱好)，转而全力接济知青战友。这说明他以普济众生的道德情怀超越了一己之兴趣。钟跃民的这一举动没有任何功利性，因为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知青战友没有任何利用的价值。用他的女友高玥的话说：“这些人对他毫无帮助，几乎每个人都需要他的帮助。”(第444页)类似的例子还有：钟跃民长期救济战友吴满囤的父母；钟跃民把所有积蓄送给身患癌症的李奎勇；等等。钟跃民的这些哥们儿无不对他感恩戴德(顺便指出，钟跃民道德境界的这一提升在作品中表现得并不突兀，早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就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大院顽主虽然有些顽劣，但是本质上是一个宅心仁厚的好人)。
其次，在故事最后，钟跃民还超越了自己身上的江湖义气，使之服从国家大义和法律理性。他深明大义地帮助张海洋击毙了作为罪犯的宁伟(张海洋原先说他“讲义气不大讲原则”，结果证明张海洋错了)，同时又充分表现出对于作为哥们儿的宁伟的兄弟情义。作品大量表现了钟跃民在抓捕宁伟过程中的内心矛盾和痛苦，真可谓情理兼顾，用心良苦。
第三，钟跃民表现出了对国家的强烈责任感。在当兵的时候他就参加过保卫共和国的战争，表现出对祖国的忠诚；而他最后的选择是：为保卫祖国的环境资源，志愿加入到反偷猎的队伍，到新疆地区保护自然环境，成为国土资源的保卫者。
因此，表面看来，钟跃民好像是一个不肯进入体制的异类，从政和经商对他来说都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他的结局好像也远不如张海洋、周晓白显赫。但实际上他才是他们的最高精神领袖。小说的结尾部分多次写到钟跃民在精神上相对于张海洋、周晓白、高玥等人的明显优势。比如：当高玥认为他带领知青兄弟一起干饭馆是搞“慈善事业”时，钟跃民不以为然，并说了这样一番话：
其实一个人的需要并不多，也不是每个人都想当百万富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要有个安定的职业，有一份足够维持尊严的收入，能做到这些就不错了。关键是……生活应该给每一个愿意努力工作的人提供希望，你想过吗?没有希望的生活是很悲惨的，我之所以想帮帮那些不如意的哥们儿，不是想用金钱去帮，而是想给他们希望，这才是他们最需要的。(第445页)
这番话不但包含道德家的情感，而且富有思想家的哲理，这种抢救“希望”的事业当然超越了一般的施舍救济，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救人；而接受钟跃民救济的那些知青则经历了精神的洗礼，集体表现出对圣人兼恩人钟跃民的顶礼膜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次为了动员知青战友一起开饭馆的聚会就是钟跃民的成圣典礼)。
可见，作为革命事业的另一个意义上的接班人，钟跃民的顽劣生涯必须适时中止，他的浪漫情怀必须适时升华，他必须体现出作为圣人所必备的优秀道德品质以及对国家、人民、国土的责任担当。《血色浪漫》最后告诉我们：这个在共和国特定时期被边缘化的“少主”，别看油腔滑调，嬉皮笑脸，其实宅心仁厚，同情民间疾苦，心系天下，他的流氓习气都是无关紧要的小节，不过表现了他的多面性和可爱之处。他不但有优秀的道德品质，而且时刻准备着在共和国需要的时候当仁不让地为之献身(听听钟跃民打仗前的那番深明大义的动员令吧)。
在现场亲历钟跃民那场成圣典礼的蒋碧云和郑桐，有一个关于钟跃民的所谓“回归”(“回归”一词本身也颇有意味：“回归”到哪里?)的讨论。蒋碧云认为钟跃民“变得可爱了，也懂得关爱别人了”，“当年的流氓终于浪子回头了”。(第446页)郑桐的解释是：钟跃民回归的是“主流文化”，是“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第446页)郑桐不愧是饱读诗书的学者，他抓住了问题实质：“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不正是“圣人”的标志吗?但回归“主流文化”的含义又不仅仅是拥有“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比这个更重要、更根本、也更合乎“主流”一词之本意的，是钟跃民学会了分享国家的“艰难”，学会了“不抱怨”。当钟跃民那些落魄的穷知青兄弟抱怨社会不平等，认为自己因“没权没势”而受穷时，钟跃民立刻纠正说：不对，这无关乎权势，是一种“观念”造就了穷人。什么“观念”?“穷人观念”(换言之，造就穷人的是穷人的穷人观念)。从钟跃民拿出来的例子看，所谓“穷人观念”就是饥饿的底层人为了争一份免费的、价值四元的早餐而大打出手。钟跃民认为，这种自己把自己当穷人的“穷人观念”“把人的尊严丢了”，“我很难设想，一个没有尊严的人能做成生意。有了尊严，你才能有诚信，不然没人和你做生意，你挣不着钱就继续受穷，越穷越没有尊严，这样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最后连自己都不把自己当人了”。(第447页)钟跃民没有去追问是什么使得“穷人们”为了区区四元钱大打出手，如果不是极度贫困，谁会有如此“穷人观念”?钟跃民的这番让他的穷人兄弟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高论，说穿了不过是食利者“尊严”论：你的命运不是客观环境或不合理的现实造成的，而是你自己的“不正确”观念造成的，尊严只关乎你自己的观念而无关乎社会现实，因此，尽管我们的社会存在大量没有尊严的穷人，但错不在别人，而在你自己不把自己当人。
很多评论家认为钟跃民身上体现了道家的永不入世的自由精神，这样的理解实在是低估了钟跃民，把他看成了一个超越政治、没有政治情怀的侠客了。看起来特立独行的钟跃民，一旦发现穷兄弟们的“错误”思想(比如抱怨政府，发泄自己对特权的不满，认为自己的受穷是因为“无权无势”)，就会挺身而出谆谆教导他们：重要的是在心里不把自己当穷人，和改造社会、改变现实没有关系。
这就是我们这位“圣人”的政治觉悟。
注释：
①《血色浪漫》剧本写作于2001年，同名电视剧于2005年9—10月间播出，滕文骥导演，孙俪、刘烨主演。小说《血色浪漫》则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2004年3月出第一版，至2007年1月连续印刷11次。第二个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出第一版，至2010年1月连续印刷5次。这在出版界绝对是一个不俗的数字。本文以小说为分析对象。
②③④王朔：《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⑤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401页。
⑥陈凯歌：《少年凯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39页。
⑦陈丹青：《退步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页。
⑧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干部子女，贴出了一副引人注目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⑨但非常奇怪的是，以大院痞子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一般都略去了“老兵”这段不光彩的经历，很少写他们“文革”初期的“老兵”经历。《血色浪漫》对这段“老兵”造反经历就没有正面描写，只通过主人公的回忆一笔带过。在小说故事开始时，“联动”已解散(因此关于冲击公安部是通过回忆交代的)，“老兵们”已经转移“战场”，用菜刀和板砖来证明那条“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色真理。
⑩有一次，知青蒋碧云发现自称流氓的郑桐在看《法国革命史》，说了一句：“我还没有见过流氓看《法国革命史》。”(第202页)这个细节值得重视。用钟跃民的话说：“我们就是有点儿文化的流氓。”“即使当流氓也要有文化。”(同上)并坦言自己对于正统教育的厌烦“在家听父母的，在学校听老师的，没意思透了”(同上)。这些话在今天的读者听起来一定特有共鸣。
(11)比如钟跃民他们在插队的县城又偷东西又大打出手，闹得不可开交之际，就有其父亲的老部下老战友出来保护他们：知青办的马主任原来是钟跃民父亲钟山岳的警卫员。
(12)王朔：《王朔文集》，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99页。
(13)1963年开始出现了所谓“反修防修”运动，毛泽东强调必须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必须防止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官方报纸颇具危机感地写道：“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见《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14)段江：《自由而寂寞的灵魂舞者——评析〈血色浪漫〉中的钟跃民形象》，《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4期。
(15)在另一部表现大院顽主的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中，大院弟子高洋、方言们毫不掩饰自己在血统上的优越感，正如电视剧中他们唱的：“多谢了哥们儿，都是血统高贵的；多谢了哥们儿，都是好样的。”
(16)陶星：《“伤痕”的抚慰与消解——〈血色烂漫〉的思想意义与社会价值》，《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郭金燕：《从钟跃民看儒道兼融的侠文化精神》，《河南高等商业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