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新进展（2002～2004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论文,新进展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6)06-0097-12
从2002年1月至2004年12月，学术界共出版国史专著、教材、辞书等近600部，发表学术论文980多篇。其中关于政治方面的论文480多篇，经济方面的280多篇，文化方面的100多篇，外交方面的70多篇，军事方面的20多篇，其他方面的30多篇。2004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周年，也掀起了学者研究国史的高潮，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在诸多著作中，有些是系统地、全方位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进行研究和阐述的，如金春明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49～2004)》（第二版），魏宏运主编的《国史纪事本末》（共七卷），郭德宏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共五卷），李德生、吴阶平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田居俭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49年卷》等；有些是对某一时期或某一领域国史的专门研究，如关志钢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年探索(1956～1966)》，李安增、王立胜的《1976～1982年中国当代史》，余晶淼的《十六大以后的中国》，郭德宏、林小波的《四清运动实录》，张红宇的《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变迁》，徐庆全的《文坛拨乱反正实录》，翟文亮的《中国对外工作概况(2001～2003)》等；有些是在党史研究中涉及国史问题，如张静如的《中国共产党通史·插图本》，龚育之的《党史札记二集》，谢远学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纪实》，赵凌云的《中共党史评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大事记(1978.12～2002.5)》等；有些是领袖传记，如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邓小平自述》，冷溶、汪作玲主编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等。综观这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全貌，国史研究工作者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历史大背景下，在原有研究方向与成果的基础上，突出研究了国史的重点问题和是非判断标准等学科理论问题，使国史研究呈现出理论观点愈加具有创见性、视角愈加新颖独特、选题愈加精细具体、领域愈加宽广的特点，在注重研究历史问题的同时更加关注现实问题，不断推动共和国史的理论研究取得新的进展、实现新的突破。
一、国史研究的创新观点
在这三年，国史研究者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有争议的问题不断提出新的见解，并形成争论之势，推动国史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
1.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提出原因的研究
有学者提出，中国现代化潜在影响到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提出。中国现代化的两大历史任务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者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提出的背景。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作为纲领和策略，实现了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前提条件，完成了现代国家重建的历史任务，而且试图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实现工业化，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基础，完成中国现代化的第二大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人顺应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要求，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体现了与时俱进精神，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完全胜利。[1]
2.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放弃说”与“坚持说”的争论
这一争论是由于于光远在《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一书中指出毛泽东“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而引发的。同意此观点的学者探讨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在中国实践中过早结束的原因。从客观原因方面来看，一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在中国实践的时间短促，缺乏理论的实践基础；二是国家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面临困难；三是建国后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进行顺利和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力量的逐渐强大，使社会主义改造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四是两大阵营对立的国际政治格局和苏联因素的影响。从主观原因方面来看，一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认识存在偏差，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认识是不确定的；二是毛泽东对列宁过渡时期理论和社会主义目标模式缺乏成熟的认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在理论上没有弄清楚；三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中两个革命相互衔接与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四是存在急于消灭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心理，毛泽东认为当时人民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坚持说”则认为毛泽东调整而没有“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毛泽东只是调整了如何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间，并没有改变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原则，因此不能说他主体思想上“放弃”了这一理论。[2]
3.“统购统销”经济思想研究
有学者对“统购统销”经济思想提出新的观点。认为“统购统销”作为统制经济思想的产物，它并不仅仅是工业化战略的必要手段，即使没有工业化的外在压力，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背景下也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因素，因为这个政策能够实现政府对粮食、农业生产、农村资源的全面控制，能够使政府把一切都管起来，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及有关建设事业。“统购统销”政策虽有积累资金的作用，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实现为工业积累超额资金。“统购统销”思想的根本的出发点并不是要剥夺农民，而是通过统购统销来掌握粮食，这些控制农业生产和经营、把一切都管起来的思想，就是毛泽东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管理模式。[3]
4.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研究
有的学者就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对私人资本主义前后发生急剧变化的原因提出新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初期，由于毛泽东对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系统完整的理论指导；再加上毛泽东正确的主张没有在广大干部党员中形成广泛的共识，对领袖人物的盲从，使得正确的思想缺乏组织和制度保障。而且就私人资本主义本身而言，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矛盾冲突和压迫剥削雇佣工人的一面掩盖了它促进发展生产力的进步性的一面，因而它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可能具有合法生存的社会土壤。[4]有的学者则提出邓小平与毛泽东在思考资本主义问题上的重大区别在于邓小平以能最大程度地推进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思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依据，而不是用理想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做依据。[5]
5.关于“四清”运动的研究
学者们在对“四清”运动进行回顾之后，针对“四清”运动发动的原因提出了新的观点。有的学者提出从1963年到1966年的“四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形势错误估计，为了防止出现修正主义和“和平演变”而发动的，是相当大范围内的一次错误实践。[6]有的学者则提出，人民公社时期的整风整社运动实际上是“四清”运动的预演，除了中共中央对国际国内形势的错误估计，“四清”运动的发生，毛泽东是最重要的主观的历史因素之一，即毛泽东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论认识和在社会主义模式中的某些空想成分与“四清”运动的起源有直接关系。[7]
6.中苏论争实质的研究
有的学者提出，中共与苏共之间的论争，不是为争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头”，而是中共为争取同盟者的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的平等地位而与苏共进行的坚决的斗争，因为中苏之间矛盾的激化与分歧加剧，不平等的党际和同盟关系是最重要的诱因，这也是中苏论争的实质所在。新中国建立后，中苏在党际关系之外又增加一层新的关系——国家关系，作为当时冷战格局中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两个大国，毛泽东希望中苏在党际和国家关系上平等相待，但在中苏军事合作过程中，苏方总存在一些不平等的做法，尤其中苏间在一些重大国际会议上的冲突，平等问题成为斗争的焦点。[8]
7.婚姻制度变迁研究
有的学者提出，建国初期婚姻制度改革是一场关系全体人民切身利益的社会民主改革。改革旧婚姻制度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而且能够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清除人们头脑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意识，因此，应依靠法律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方法开展广泛深入的婚姻制度改革，实现从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向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嬗变。[9]有的学者则探讨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婚姻生活的状况，从男女平等观的理想化、知识青年婚恋观的政治化、婚姻目的的现实化、择偶标准的绝对化、婚姻家庭的革命化等四个方面加以论述，有助于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生活实态的认识。[10]有的学者以1980年《婚姻法》的颁布为切入点，反映了国家在婚姻家庭领域的法制重建以及社会转型带来的家庭婚姻制度的变化，充分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变迁。[11]
8.关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研究
2002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学者们对“南方谈话”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的探讨有了新突破。“南方谈话”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形态实现了伟大创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南方谈话”的政治意义在于它是邓小平对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及全党、全国人民所做的一次全面的政治嘱托和庄严的政治交代；理论意义在于它是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为中共十四大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实践意义在于它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入一个新阶段。有的学者更提出了“南方谈话”成为引领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新觉醒的最显著的标志，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对待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为进一步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思想增长点。[12]
9.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研究
有学者提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执政党建设理论不断发展，初步形成了执政党建设的理论。这一理论框架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即核心内容是党的根本属性问题，提出了“两个先锋队”问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学说最重要的贡献。第二个层次是党的建设的目标问题。第三个层次是党的自身建设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之后，全党对于靠改革和制度建设推进执政党建设有了新的认识。[13]
也有的学者针对社会阶层分化给执政党带来的挑战，提出中国共产党应统一思想认识，主动推进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进程；要把握社会阶层分化与社会利益整合的辩证统一；利用制度安排、政策倾斜和行政力量等资源优势，发挥社会各阶层之间协调平衡的杠杆作用，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拓宽阶层协调的各种渠道，建立有效机制，疏通与社会多元化利益群体的联系。总之，能否驾驭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是检验中国共产党执政水平与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14]
10.关于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
有的学者着重对1995～1996年台湾海峡地区军事斗争过程中中国的决策进行研究，这对台海军事斗争决策方面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突破。中国在台湾海峡采取军事行动不过是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手段之一，甚至是为了防止危机的发生。1995～1996年的台海军事斗争是对美国政策做出的反应，是1989年后严重恶化的中美关系在诸多领域中的一个比较尖锐的矛盾、冲突。1995～1996年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军事演习，固然凸显了军事斗争在和平统一台湾战略中的特殊作用，但其本质就是军事威慑，是为了防止台湾海峡局势演变成国际危机的重要步骤。[15]
二、国史研究的新视角
理论研究的创新性首先在于它的独特视角。国史研究者以新的视角解读历史事件，更加理性、客观地揭示历史发展给我们提供的经验与教训，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的全面发展。
1.关于土地改革的研究
学者们更多从现代化的视角重新解读建国初土地改革运动，以期更全面地揭示其伟大的历史影响和时代意义。有的学者指出，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国百年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土地改革的完成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由土改到合作化是中国现代化模式发展的内在要求。[16]也有的学者认为“新区土地改革的推行，已经不仅为了最后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且被当作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必要环节”。[17]新区土地改革有非常明确的三层目的：一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二是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三是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为达到这些目的，新区土改使用了坚定原则性与高度灵活性结合的手段，取得了明显效果。[18]
2.关于三线建设的研究
随着国内外一些档案的解密，三线建设的历史及调整改造成为学者研究的新视点。首先，三线建设和备战的决策是其应对之策，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是故作紧张。当时美国最高决策层确实制定了空中轰炸、空投特种部队等各种对中国核基地实施突然袭击的具体方案。另外，1969年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后，苏共中央政治局也确实讨论了对中国实施“核外科手术打击”，尽管这些袭击方案离实施还有距离，但其可能给中国带来的风险，使中国人民不得不将其放在第一位考虑。[19]其次，三线建设是继“一五”计划之后的又一次工业布局调整，加强了军事工业的建设和为军事工业服务的工业部门的建设，也使许多偏僻落后的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并培养了大批的干部。但“许多项目选址不当，质量很差，造价过高，造成一定的浪费”，[20]这个教训也值得记取。第三，20世纪80年代，针对三线建设遗留下来的问题，国家着手对三线建设进行调整改造，主要是进行中观和微观的布局调整，产品结构调整以及实现一线、三线合作等，使其以独有的资源、技术等优势，为国家战略基地建设、为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21]第四，三线建设为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基础。虽然三线布局以国防为原则，取代了经济原则，存在许多片面性，但由于大量一线企业的内迁和新建许多项目，调整了生产力布局，而且修建了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客观上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22]
3.关于文化建设的研究
有学者从文化政策的调整这一新的视角来研究中国文化建设。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调整文化政策影响最大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和70年代中期。60年代初的文化政策调整是一次全面、自觉的调整，以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为关键，注意解决了“红专关系”、“双百”方针问题；1975年文化政策的调整是在特殊条件下进行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主要集中在文艺、科技、教育三个领域，调整的关键在于分清是非、划清界限。两次文化政策的调整，为先进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23]
4.关于“文化大革命”成因的研究
一些学者从法制这一全新视角去揭示“文化大革命”的成因。认为“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出现削弱与滑坡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滑坡与“左”倾阶级斗争理论及实践形成恶性循环；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导致个人专断和人治现象的产生；党员干部法治意识淡漠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社会基础。[24]也有的学者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当时中国的宪法运行机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法外制度”与“法内制度”的相悖，消解了阻止“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外部屏障。可见宪法功能的弱化失去了阻止“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最后屏障。[25]还有的学者以五六十年代我国政治信息传输和交换体制中的弊端为视角来分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认为单一纵向的政治信息传输体制所产生的失真信息，促使毛泽东产生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意识；自上而下的政治信息交换体制失去了更正失真信息的内在机制；而非常规的政治信息摄取渠道强化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机。[26]
5.关于推进依法治国的研究
学者们更多地从实施宪政的新视角探讨如何更好地推进依法治国。首先把切入点放在了建立完善的宪法体系及宪政制度上。“保证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实现，必须在政治体制方面建立以宪法建设为基础的宪政制度”。[27]建设社会主义宪政，不仅要有一部好的宪法，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宪法从法律理论形态向政治形态的转化，即真正实现“宪法之治”。[28]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政体制，“宪法必须在实施过程中对不可避免的违宪事件进行切实有效的审查和处理，才能维护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才能真正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根本转变。”[29]其次，提出应尽快转变中国共产党的宪法观念，因为“党的宪法观念对于国家的政治法律生活具有重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我国民主宪政建设的进程”。[30]
6.关于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中国曾大规模、全方位地聘请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华。这些苏联专家在新中国建设的各个领域给予了积极指导和帮助，将苏联的制度、经验、方法、技术等传授给中国，为当时中国经济体制和工业基础的建立、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有的文章根据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对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的作用、影响以及这一过程的发展变化进行了历史考察。[31]
7.关于中欧关系研究
对20世纪60年代中欧关系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有学者认为，60年代初，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做出重大调整，重点是谋求打开对欧关系，并在公共关系、经济和政治外交领域积极展开活动。这一策略的转变反映出中国对当时国际战略格局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把经济上日益强大、政治上对美独立倾向日益增强的西欧国家视为可以争取的力量。中法关系的正常化标志着中国对欧外交的重大突破，但美国对西欧的控制是导致中国谋求打开对欧关系未能完全达到目的的真正原因。[32]有的学者则对中国与欧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欧在经贸结构上的互补性及在战略上的相互需要，使中欧关系呈稳定发展态势，但也不乏矛盾和摩擦，如反倾销、数量限制、普惠制、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33]
三、国史研究的新选题
三年来，学者们围绕国史的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将选题精细化、具体化，丰富了国史的研究内容，也有助于更好的真实的了解历史事件，把握历史规律，指导实践。
1.关于新中国建国的程序研究
在筹建新中国时，毛泽东曾经这样设计建国程序：先邀请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代表在解放区召开新政协会，再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政府。但当时，中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的相继结束，全国解放的胜利已成定局，而国民党却发动“和平攻势”，企图争取喘息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只有迅速成立新的中央政府，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但马上召开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全民普选，时机又不成熟。中央领导审时度势，将建国程序做了重大的调整，由此，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赋予了筹备和建立新中国的特殊历史使命，并体现出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组织体制分为全国会议、全国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等过渡性特点。[34]
2.关于社区组织建设的研究
有的学者对建国初期城市居民委员会对保甲组织的取代及其对社会的整合作用进行了研究，表明我国基层社区控制的主体由传统社会中的士绅阶层和家族宗法组织逐步转化为现代社会中的平民阶层和民主自治组织，为实现从传统宗法社会向现代民主法制社会的转型奠定了基础。[35]而有的学者则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居委会的发展进行了历史考察。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居委会的组织及自治职能遭到相当的破坏，主要是受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也说明居委会缺乏一个社会组织所应有的自我利益主导性及自主性。“历史说明，如果不从居委会这一组织自身社会性出发，居委会仍将单纯沦为国家治理的工具，对来自国家政治变革及社会变迁的全面影响无任何防范能力。”[36]
3.关于农民退社风潮问题的研究
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过去之后，许多农民要求退出合作社，并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形成了农民退社的大风潮。中央和各省采取了一些针对性的措施，争取全部或大部分要求退社的社员不退社，同时也允许仍然坚持退社的社员退社，但在一些地方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和执行。1957年反右运动后，实际上取消了农民的退社自由，并转而运用行政控制和政治思想斗争的方式把退社风潮强行压制下来。[37]
4.关于“大跃进”时期深翻土地运动的研究
1954年河南省长葛县创造的能够使粮食增产的方法——适当深翻土地，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被毛泽东称为一大“发明”。深翻土地因得到毛泽东的大力赞扬得以在全国广泛推广。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翻和改良土地的指示》。深翻土地运动中，全国投入了无法统计的劳动力，日夜在田地里搞深翻。这是“大跃进”时期极“左”做法的一个实例。事实表明，这是不讲科学、脱离实际的蛮干，只会劳民伤财。[38]
5.关于“大跃进”时期的教育研究
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社会流动模式的改变是影响“大跃进”时期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此时中国内地的社会流动模式改变为：家庭出身＋本人政治表现＋领导赏识，这种变化使教育成为改变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尤其是干部队伍的扩张，给大批人带来向上流动的机会，也给更多人一种向上流动的期望，极大地提高了民众对教育的需求，使“大跃进”时期教育呈现出教育规模扩大与教育更加政治化的最大特点。[39]还有的学者在冷静分析“大跃进”时期扫盲运动问题的基础上，总结了“大跃进”中扫盲运动的经验，“扫盲要有充分的组织保障；要建立健全成人教育网络，巩固扫盲成绩；要重视提高人的技能，把扫盲与脱贫及人的发展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党和政府要有强烈的扫除文盲的政治意愿并获得群众的支持。”[40]也有的学者分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党对农民的思想教育，认为党的权威、组织基础以及“大跃进”的全面展开为党对农民进行的思想教育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使广大农民易于接受党的教育，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人民公社化运动中。[41]
6.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精神形态与话语方式研究
有学者专门对“文化大革命”期间作家的精神世界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为思想改造运动驱使和政治斗争需要，知识分子从身份到思想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根据其精神形态可以区分为虔诚型知识分子：无论受到怎样的批判和打击，从来都没有动摇对党、对毛主席、对文化革命的崇敬和信任；苦闷型知识分子，面对政治风暴，表现出难以排遣的哀怨与愁闷；中间型知识分子：对党的忠心依旧，但面对迫害，不满与无奈之情时有表露；抗争型知识分子：在批判声里，为捍卫真理、坚守人格，选择宁折不弯的抗争。“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剥夺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加快了推行集体创作方式的步伐，文学创作变成只需要技巧，而不需要思考。“如果说‘思想改造’是从思想上消泯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和主体意识，‘深入生活’是从创作源头上取消知识分子的个体活动空间，那么‘集体创作’则是从创作方法上切断知识分子的诗意继承，完全将文学纳入政治宣传的传声筒行列，甚至有点半军事化的色彩。”[42]
7.关于国家技术观演进的研究
技术观是指某一时期人们对技术的总体评价，它涉及人们对技术发展的总体看法，对技术功能的认识、技术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的关系等诸多方面。有学者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技术观的演进呈阶段性，是不同历史阶段意识形态的反映，与国家政治气候及体制变化密切相关，影响着该历史时期技术发展的总体方向、规模和速度。“技术观的演进不仅反映了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对经济规律认识的曲折和深化，也反映出我们对科学技术本质和社会功能认识上的曲折与深化”。[43]也有的学者指出，1949～1960年中国在发展技术战略的选择上，“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土洋结合、以土为主”的技术观成为“大跃进”时期的主流。在技术主体上，建国初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是正确的，1959年后对知识分子的正确认识逐渐否定，“把群众运动看作是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最佳途径，看不到速度问题从根本上靠的是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科技实力的发展”。[44]
8.关于户籍制度与人口状况研究
中国当代户籍制度是根据中国工业化赶超战略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行政体制，反映了中国工业化进程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刻矛盾，它用行政手段把全体公民划分为城市人和农村人两个不平等集团，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身份等级制度。户籍改革的最根本问题是保障公民迁徙和居住的自由，必须以经济社会体制的转型为前提，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逐步剥离其他各项附加制度，渐次消除户口的物质化因素，恢复其本来的人口统计管理功能。[45]有的学者则从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区域结构三个方面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化的现实发展水平和面临的若干问题。[46]
四、国史研究的新领域
随着十六大的召开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国史研究者紧密结合时代的发展和现实要求，尤其紧密结合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不断拓展研究的新领域，推动国史研究取得新的突破。
1.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研究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新概念，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对小康社会的内涵、特点、指标体系、建设的重点及邓小平与小康社会的关系作了全面的分析。有的学者认为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确定为我国在21世纪初的奋斗目标，是根据邓小平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部署提出来的。“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需要50年左右，在时间上跨度比较大，从现在这样的基础出发，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仍然需要经过分阶段、有步骤的努力。因此，在本世纪上半叶的50年中划出前20年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是完全必要的。实现了这一步，我们就有更好的条件在以后的30年内基本实现现代化。这又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47]
2.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全面系统研究
学者们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研究。
(1)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时代条件，许多学者都认为，新时期执政党建设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适应党代表人民根本利益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时代要求。同时，学者们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其他背景，如社会背景、政治背景、文化背景等都有深刻阐述。
(2)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的历史阶段研究者认为，大致可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萌芽阶段；第二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步形成阶段；第三个阶段从2000年2月到2001年6月，最终形成阶段；第四个阶段从2001年“七一”讲话至中共十六大，继续发展阶段。[48]
(3)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题研究者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新总结，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新概括，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双重主题。[49]
(4)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学者们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角度审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可以建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党建理论体系。包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两个转变”、“两个先锋队”、“两个基础”、“两个纲领”、“两个历史性课题”、“三个重大变化”、“新世纪三大任务”、“三个文明建设”、“三大规律”、“三大创新”等内容。
3.关于城市化发展的研究
实现城市化是新世纪中国经济生活发展的宏观目标，学者研究的视点主要体现在：(1)城市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关系。首先，城市现代化与城市化都是以工业化为前提与动力；其次，城市现代化与城市化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既互相促进，又相互制约。[50](2)中国城市化发展阶段与特点。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重要的“分水岭”，1978年以前为城市化的徘徊起伏阶段，1978年以后为城市化的迅速推进阶段。中国城市化具有发展水平非典型性、地区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水平低的特点。[51](3)城市化滞后的原因，主要在于工业化速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脱节，就业结构转换与产业结构变动相脱节，户籍管理与城乡二元结构。[52]
4.关于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的研究
在中央提出将东北作为经济增长第四级，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后，学者们纷纷深入全面地分析问题形成的原因、并深刻总结经验教训，以此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的研究。有的学者提出，建国初到“一五”期间，中央将东北地区确定为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基地，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指导下，对东北地区加以重点投资和重点建设，这个布局饱含了均衡发展战略的思想。但“三五”期间，由于国家基建投资重点转向“三线”地区，东北工业基地的改造和巩固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和限制。[53]有的学者通过回顾东北建设投资的历程，分析了东北地区基建投资的特征：国家投资比重高，形成大量国有资产；投资结构偏于重工业；更新改造投资比重低；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较高；私人投资与引入外资较少。[54]有的学者总结了东北“一五”建设的经验，一是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二是树立“一盘棋”思想，保证重点工程；三是坚持自力更生，学习外国好的经验；四是依靠人民群众，发挥知识分子作用；五是各级领导以身作则，发挥榜样的作用。[55]
5.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
学者们对“三农”问题的研究逐步系统化、深入化，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观点。
(1)“三农”问题理论的形成。有学者提出，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的城乡关系和特有的城乡发展路径，产生了中国特有的“三农”问题的理论。而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把“三农”问题联系起来，只有单纯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和单项研究，至多也只是把农村、农民或农村、农业问题联系起来。[56]
(2)“三农”问题的内涵。有的学者提出“三农”应具有三重内涵，即以“三个代表”看“三农”问题，是农业生产、农村文化、农民利益问题；以科学发展观看“三农”问题，是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生态问题；以执政为民看“三农”问题，是民本、民生、民主。民本是指以最大多数农民的根本利益为本，民生指农民的生存和发展、农民的就业、农民的收入、农民的福利待遇、农民的社会保障，民主指建立健全机制，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57]
(3)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认识的经验。总结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处理“三农”问题的历程，有学者提出，凡是对“三农”问题的正确认识，都是建立在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基础上，而认识上的失误也主要是由于照搬马克思主义某种设想、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模式或凭主观愿望；凡是正确的认识都来自良好的民主集中制，而错误的认识则产生于独断专行或压抑不同意见，因此，党内民主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要尊重农民的自主权，不能以所谓的整体利益或长远利益为借口，剥夺或损害农民当前的利益。[58]
6.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
有的学者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成功经验是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建立健全思想政治工作制度。需要记取的失误教训是不能忽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建设，不能扩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要在开放中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59]有的学者则提出，在建国初期意识形态的改造和重建中，宣传网是实现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渠道，通过党对人民群众经常性的宣传思想工作，发挥了领导组织职能、宣传灌输职能、激励动员职能和信息沟通职能。[60]
7.关于宗教问题的研究
这是近年来学者在文化建设上拓展的新领域。有的学者认为自1978年以来，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宗教问题给予了高度关心和重视，把宗教工作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并且从世界总体发展的高度面对中国的宗教问题，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宗教政策得以恢复拓展的历史条件。[61]也有学者详细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发展的原因，“从纵向看，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间，基督教经历了革新、联合、沉寂的曲折演进历程，这是它在改革开放以后得以复兴的内部因素；从横向看，改革开放后社会处于转型期，价值观念变迁、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滋生泛滥等社会问题和基督教自身特点，对其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促其发展的外部因素。”[62]
［收稿日期］2006-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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