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左翼知识界的危机——从美国学术左翼的现状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知识界论文,美国论文,现状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世界风云变幻，从中国的“文革”到美国的反越战、反文化运动，到法国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激进的左翼思潮席卷全球。1968年的巴黎五月风暴、布拉格之春，安第斯山脉的“光辉之路”游击战，把反叛资本主义的浪潮推向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殖民化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又一个高峰。在这个运动中，西方大学的知识分子成为了左翼力量的主要根据地。当激进的社会运动趋于平静之后，左翼进入学院书斋，文化批判的学术思潮勃然兴起。从法国开始，蔓延欧美，到了80年代，美国学术象牙塔内激荡着法国左翼的声浪。福柯、德里达、拉康、罗兰·巴特等的声名鹊起，与先锋派艺术，后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理论，在知识界和文化圈里立起一道新的风景线。
80年代的中国正经历着“文化热”，鸣响着传统与现代、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呼唤着大写的人和人性的复归。知识界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萨特、韦伯、哈耶克，拥抱着西方启蒙理性和自由主义的现代性观念，来反抗中国的封建传统，期盼着迟到的现代性。在“文化热”的氛围之中，80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学演讲后现代主义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声音或是太过前卫，或是奇特得不合时宜（他的言行中时时流露着西方左翼对毛泽东的浪漫情愫），终究是曲高和寡。在大量涌入中国的西方思潮里，左翼激进思潮在中国产生的却是观念与现实的多重错位。西方左翼知识界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激烈批判、对启蒙理性的解构、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推崇乃至对中国“文革”“毛主义”的认同，让中国知识界深感疑惑。中国知识界刚刚经历了“文革”极“左”思潮的禁锢，怀抱着对自由民主的新风气无限向往，却一下面对西方左翼思潮在美国学术界的兴起，在思想上感情上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产生了一种无所适从的困惑。
9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空前的社会转型，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在中国迅速呈现。在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下，错综复杂的政治与文化关系相互纠缠。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和文化的西方左翼思潮，受到中国学术界的新的关注。在逐步形成中国的文化批评和知识形态的过程中，西方左翼思潮开始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与此同时，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左翼批评正经历着一个学院化、体制化与精英化的过程。左翼批评成为象牙塔内少数知识精英的密语和获取学术地位与资本的手段，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偏离了其世俗关怀的初衷。左翼知识界对新的文化现象如新媒体、知识经济、全球化等固守批判和否定立场，缺少建构性的理论视野。左翼知识界正遭遇着严重的危机。文化批评学院化、精英化的趋势在中国近年来也同样出现。中国知识界文化批评是否也在重蹈西方左翼覆辙？如何在中国本土语境里发挥文化批评的社会关怀和建构性作用？本文不拟深入讨论中国的情况，而是希望通过对西方左翼思潮在美国的兴衰的回顾和思考，来提出一些针对中国知识与批评界现状的问题。
左翼文化理论与批评在美国的兴盛
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人文与社会学科，正是一个左翼理论兴盛的时代。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美国经历了反文化、反越战以及民权等一系列运动之后，以萨义德、詹姆逊以及女权主义学者等为代表的美国左翼文化理论及批评，在法国左翼思潮的直接影响之下逐渐兴起。从当时美国的学术大环境来看，耶鲁大学法文系和美国的常春藤联校在弘扬现代主义文化的氛围中，译介了大量新鲜的法国理论，包括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拉康等在内，由此对沉闷而且浅薄的美国人文学科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耶鲁大学法文系在美国形成了一种堪称法国时尚的学术氛围。如果要对法国理论作一个谱系学梳理的话，从阿尔都塞到福柯的后结构主义是一个很重要的谱系。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在美国学术界处于一个很暧昧的位置。实际上阿尔都塞是福柯的老师，但由于阿尔都塞是旗帜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法共中央委员，这对他的思想在美国的传播造成了困难。而福柯和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始终保持距离，在美国的学术界受到普遍欢迎，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但阿尔都塞对于法国的后结构主义、以至于对德里达所起到的关键性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法国激进的理论家还有拉康。他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与语言的后结构主义结合在一块，产生了非常独特的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其核心是对语言中心论的抨击，对西方现代性赖以为基础的认识论、本体论的主体的观念进行解构，这是拉康与福柯、德里达思想的异曲同工之处。哲学家德勒兹则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与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哲学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精神分析意义上的解剖。
与此同时，在法国理论的影响之下，德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也进入了美国左翼知识界的视野。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就出版了大批专著，但直到70年代，都没有产生什么反响。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的学术界、人文学科产生重大影响是在80年代，这就跟法国思潮的影响有很大关系。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受到关注最多的是他们对文化工业及大众文化的批判，这产生于法兰克福对美国进行观察研究所得出的结论。
在这样的氛围中，美国本土的左翼学者的代表人物萨义德与詹姆逊脱颖而出。他们是将70年代至80年代新的法国时尚转向左翼学术的标志性人物。爱德华·萨义德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开辟了文化批评世俗化的蹊径，把文学艺术等人文学术研究从高雅的象牙塔内拉进了现实生活，走进传媒和大众关注的焦点事件之中。他以一个美国的巴勒斯坦人的身份，一个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的身份，将福柯知识与权力的艰深的法国理论与阿拉伯和以色列冲突、中东问题这个美国社会极受关注的焦点问题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强烈的左翼激进思想，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震撼了美国的传媒及公众，更震撼了美国的学术界。《东方主义》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创造了名列纽约书评周刊畅销书榜首的先例。该书分析批判的是西方殖民主义通过“东方主义”的文化立场和视角，来构建一个想象的“东方”，从而实现对东方殖民地的精神、思想和文化的殖民与奴役。萨义德开辟的左翼学术关怀道路，提倡一种对社会的干预及世俗的关怀。这对于美国的学术界而言不啻于一种振聋发聩的作用。
美国的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一贯是采取一个象牙塔的姿态，与社会现实保持距离，以确保其学术中立和自律的立场。在美国的学术体制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是截然不同、互不相干的两个领域，人文学科包括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基本立场是与当下、现实的世俗问题隔得越远越好，强调的是潜心在书斋里做学问。而社会科学却经常采取一个实用的态度，与政策的制定、社会生活的走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作为社会科学三大支柱的经济学、社会学与政治学，以及更加专业化的商学院、法学院那些专业学科，更为强调研究的社会实用性。作为人文学科的领军人物，萨义德的作用是将人文学科从象牙塔里拉出来，走进社会与世俗。但萨义德提倡的世俗关怀立场与美国商学院、法学院以及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社会参与和导向是非常不一样的，甚至是相反的。一般社会科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体制采取的是比较中性和肯定的立场，大多是支持主流的意识形态的。美国的知识界基本上偏向于主流意识形态，总体上具有自由主义的倾向。就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由于萨义德等的大力提倡，人文学科里开始出现激进的潮流，学院人文学科传统的远离世俗社会的界限打破了，提倡一种对社会的干预，他最著名的说法是“向权力讲述真相”和世俗批评，这也成为他的一个名片。萨义德的批评基于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理论，这是一个比较激进的、左翼的法国思想。在70年代传入美国之初，法国激进思想的冲击主要在学院之内，而萨义德却开启了人文学术介入世俗社会的一个时代。萨义德本人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是美国著名的左翼公共知识分子，在西方各种主流媒体上频频露面，以专栏作家、学者、批评家的身份，“对权力讲述真相”。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作为美国左翼文化理论及批评的另一主要代表人物，与萨义德不同，一直保持了一个学院派学者的姿态。詹姆逊采取了一种折中主义和兼容并包的方式，将一个对于美国学术界相当陌生的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念（通常是跟美国的夙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块的思想）变成了一个在学术上受尊重的思想。早在70年代初期，詹姆逊就在美国人文学科努力提倡马克思主义批评，他1971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向美国的人文学术界首次较全面地介绍了从卢卡契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欧洲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一年后他出版了《语言的牢笼》，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文艺理论与哲学思潮作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化批评领域的新一代学术领袖地位。在詹姆逊的代表作《政治无意识》（1981年）中，他把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符号学、解释学和原型批评、叙事学等等五花八门的理论批评、学术派别、思想观点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一个宏大的、后黑格尔主义的、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宏伟叙事。极具反讽意味的是，正是由于其理论的匪夷所思、自相矛盾之处，奠定了詹姆逊在美国的学术地位。詹姆逊在当时回答了一个大家都很困惑的问题。由于各种思潮纷起，大家都感到无所适从：在思想的基础被解构了之后，是不是我们学术的基本框架也被解构了？我们还有没有一些基本的依据？社会还有没有秩序？当代文化与思想是否还存在一个基础？詹姆逊用一个非常令人信服的方式告诉我们：这些都有，还都在，这就是整体性(totality)。他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进行了新的解释，将一个左翼的观点引入了美国学术界。与此同时，詹姆逊运用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美国与西方文化做出了后现代主义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论断，成为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与文化的经典理论之一。
在马克思的墓碑上刻着的墓志铭是：以往的哲学家以解释世界为己任，而我们的目的是要改造世界。詹姆逊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他究竟是要解释世界呢，还是要改变世界？这是一个值得存疑的问题。但是在当时那样一个左翼学术热情高涨的时代，这个问题并未受到特别关注。学者和学术思潮当然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上的反越战、民权运动以及文化领域的嬉皮士、反文化运动，对社会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反越战和民权运动可以视为一个美国式的文化革命。用一个象征性的年代为标志，即1968年。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导致了二次世界大战后执政最长的戴高乐政府的垮台。美国的1968年有马丁路德金被刺杀事件，掀起了自美国南北战争后最大的黑人政治抗争运动。在东欧捷克的1968年布拉格之春自由化运动引来了苏联入侵的坦克，也为20年后的苏联东欧解体埋下伏笔。中国的1968年是“文革”动乱的又一年，种种矛盾日益激化。总之，1968年指的是60年代这样一个震荡全球的激进的左翼思潮。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人后来逐渐进入了美国的企业和政坛，开始主掌美国的社会主流。这一代人被称为“婴儿潮”的一代，政治上以克林顿为代表。他们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激进主义的影响，所以在当时的美国80年代，美国总体上的政治气候和文化气候，还是处于一个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相互消长的背景。实际上美国在80年代初期，具有强烈的保守主义倾向的右翼政治家已经开始掌权，不仅政治保守还推动了所谓的“里根经济”，与英国的撒切尔政府相互呼应，开辟了一个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局面，推动了经济全球化，也导致了冷战的结束。但是整体来说美国的社会氛围并不为保守主义主宰，相对比较宽松多元和开放。
伴随这种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此起彼伏的政治经济氛围，还有多元文化的兴起，这跟美国社会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有关。美国原来的人口分布是比较均匀的，黑人占美国人口的15%，大部分集中在南部、纽约、洛杉矶等大城市，其他少数民族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到80年代美国的人口统计部门发现，美国人口发生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种族结构，南部尤其是西部，出现了大量西语裔的移民，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从墨西哥跨越边境，不可阻挡。从80年代一直延续到现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民工移民潮，相当于中国近十年来的民工潮，大量民工进入城市，带来了经济的巨大增长活力。美国的西语裔移民的进入非常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人口结构，同时我们也看到世界各国的人口纷纷进入美国，中国的，越南的，东欧的大量移民，美国传统的大熔炉所形成的自由主义的、民主的、人权的一种主流价值开始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文化。与此同时，女权主义也逐步在美国主流社会形成气候。“婴儿潮”一代的大量女性从大学毕业，进入白领行列，成为美国中产阶级主流的不可忽视的半边天。60年代源于西欧的以妇女争取社会权利为主旨的女权主义激进社会运动，在80年代的美国也渐渐有了中产阶级的社会基础。而女权主义并没有在美国形成激进的社会运动，而是采取了相对温和的女性主义文化与学术的形式（这种过渡也在西欧出现）。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之下，美国人文学科的左翼知识分子开始建立自己的学术阵地。詹姆逊教授在1986年从中国回到美国，在杜克大学建立了文学系，执文学系之牛耳二十多年，集聚了一批重量级的左翼学者。而那时候美国的人文学科也有着很大的发展，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英国左翼理论家伊格尔顿指出，“大理论的命运与某一政治时代紧密相连。大理论的英雄时代是1960至1980年代，那也是左派地位上升的年代。”（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伍晓明译，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如果说，詹姆逊以及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特里·伊格尔顿等的学术活动是一种积极的“理论实践”（这是阿尔都塞的著名表述，以强调理论思考的实践性）和学术参与，那么在80年代的美国和英语国家的人文学科里面，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左翼文化理论与批评的学院化、体制化与精英化
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术界出现了左翼文化理论与批评的学院制度化与精英化的趋势。学术明星化、商品化与专业主义成为美国高等教育以及社会的一个基本状况。美国是个不遗余力打造、推崇品牌的国家，什么都是品牌第一。在学术界也要靠明星来打造学术品牌，通过高薪聘请，提供大量研究资金，以及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打造学术品牌。印度裔女学者斯皮瓦克就是一个从学术边缘走向中心的例证。在翻译了德里达的著作《文字学》并撰写长篇英译本序言以后，她便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英文系助理教授拿到了终身教职，并从得克萨斯大学跳槽到匹兹堡大学，奠定了她以后的明星基础。12年后，她被哥伦比亚大学挖了去，成为一个显赫的后殖民研究和女性主义批评的两栖明星。她曾经担任过美国现代语文协会这个美国最高的人文学术机构的主席。学术的商品化则主要指学院大批量生产硕士、博士和教职，生产出大量的学术论著，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福柯、德里达、拉康的著作和观点成为这些论著的学理基础，而这些论著所讨论的问题却与现实关怀越来越远。除哥伦比亚大学的斯皮瓦克外，女性主义学者朱迪斯·巴特勒现任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印度裔后殖民主义学者霍米·巴巴在哈佛大学这些美国的学术重镇，不仅享受着明星级的学术待遇，其言论也具有一言九鼎的影响力。他们近年来的明显倾向是言谈越来越专业化，文风变得越来越晦涩，所讨论的问题离萨义德时代的世俗关怀越来越遥远。
左翼学术面临了一个严重的悖论。在耶鲁法文系解构主义大师保罗·德曼和希利斯·米勒那里，德里达、拉康、尼采等很多理论可以用来对波德莱尔的诗和希区柯克的电影等作非常精致的解构、非常高雅的形式与审美的分析。他们可以完全不涉及社会的公正、贫富的差距、伦理和道德，完全不涉及巴以冲突战火，完全不涉及世界上所有的暴行、血腥，完全不涉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但是在萨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那里，在左翼理论推动下，所有的社会关怀、世俗关怀都进入了学术的领域。如何在象牙塔内的、精英的、高雅的、贵族的研究中保持左翼批判的立场与关怀？这是美国大学体制化、商品化的强大力量，最终以左翼学术的品牌化、明星化为结局。一旦形成了品牌，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那么左翼的锋芒究竟何在？我们现在可以感觉到，左翼的锋芒正在消失。
从更大的氛围来讲，冷战结束，历史由此“终结”了。美国日裔学者福山从右翼保守主义的立场写了《历史的终结》这样一本书，来庆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最后胜利。其实黑格尔早在18世纪启蒙运动之初、资本主义在西欧仍处于上升发展期，就宣布了哲学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气概不凡地宣告绝对精神在黑格尔他自己的哲学中达到顶峰，其背后的普鲁士国王及其君主立宪体制作为绝对精神的世俗象征，自然成了历史发展的最终完美制度。两百年后美国的日裔福山不过是老调重弹，在思想上毫无创意可言。但他与萨义德却有某种相似之处。福山将一个相当学院的、黑格尔主义的观点变成了一个很通俗的、右翼保守意识形态的理论。时过境迁，十几年前受欢迎的是萨义德式的世俗的关怀，冷战结束以后，在西方大众传媒中受到推崇和欢迎的，变成福山式的保守的、右翼的意识形态。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不少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人物，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擅长以传统的自由主义通俗语汇来表述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他的《世界是平的》一书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这本书的中译本在中国也颇为畅销，因为其中有许多篇幅提到中国，用以佐证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万能、资本增值利润增长高于一切的原则。
在后冷战时期的美国与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这两个异曲同工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自由主义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将传统哲学中的主体(subject)变成行为者(agent)，在设定的三个基本的行为者中第一是个人，第二个是家庭，第三个是公司，三个都是经济实体。他们存在的唯一的理由，也就是其主体性就是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通过最理性的选择，通过战无不胜的、被历史证明任何人都无法打败的、上帝赐予人类的最伟大的机制——自由市场的机制，使我们能够把我们所有的理性的计划最大化。人类的所有一切，人的感情、人的欲望、人的审美、政治，是否都可以市场化，都变成货币？詹姆逊指出，我们人类的最后的两个领域——审美和情感世界与无意识的世界已经被商业化了。在这样的语境之下，人文学术的内容和形式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在内容上，需要一个人文的、社会的关怀；但在形式上，学术体制把自己变成了大公司下面的一个家庭，每一个学者都变成了经济的行为者。在新自由主义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新保守主义的公共利益最小化（“政府干预最小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理念主宰下的美国以至西方世界，左翼知识界正遭遇着严重的危机。
左翼文化理论与批评的当代危机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美国左翼知识界的危机。首先是左翼对新的文化现象如新媒体、知识经济、全球化等缺少建构性的理论视野。左翼最擅长的是批判与否定。在西方现代性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遭遇重重理念、价值和伦理危机的时候，西方左翼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严峻批判和否定立场，挟世界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平等之大潮流，给西方知识界吹来了一阵阵新鲜而令人激动的新风，带来了强大的思想震撼与活力和创意。西方文明和价值体系继启蒙运动之后又一次受到强大的冲击，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开始发挥其不可抗拒的威力。西方资本主义后工业和信息社会、后现代文化的转型肇始于二次大战的西方社会，所处的大氛围是社会和物质的废墟和精神心理的迷茫。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多年建立的政治经济体制在战后重建与复兴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知识界，首先是左翼知识界深刻的反思、发人深省的批判，如警钟长鸣，令人振作奋发。从上世纪60年代起，西方开始了后工业信息社会的转型。左翼知识界始终在前沿一翼冲杀，其理性批判的锋芒和为弱势群体疾呼的正气，振聋发聩。但是随着西方转型的深化，主流社会在及时吸纳左翼合理思考同时，不断扩展领地，开辟新的疆域，创新求变。左翼知识界却一味坚持否定批判立场，不求应变之术。这种全盘否定的僵化立场严重阻碍了左翼的视野，使之难以敏锐把握新的动向和问题，与时俱进，创意进取。与此同时，西方体制的强大力量用品牌化、明星化方式，逐渐销蚀左翼的草根平民立场，使之愈来愈趋向精英化。
左翼知识界面对新的问题，如教育的企业化、知识的生产、知识的利润、数字化、知识地理变迁、科学技术与地缘政治、全球化与知识的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与解构、“相对论”和“普世论”之争等等，依然坚持否定批判立场，从日趋抽象和思辨的理论角度出发，为批判而批判，失去了批判否定之后的建构性思考和视野。目前美国学术界讨论的重要问题中，“相对论”和“普世论”之争较为突出。“相对论”就和“新左派”一样，是必须加上引号的，是美国的大众传媒与主流意识形态、美国的右翼给左翼扣的一个帽子。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给左翼扣的帽子就是政治正确性(politic correctness)，是说左翼一开口说话，就必须政治正确，从而引起许多常识性的麻烦和笑话。西方学术左翼的政治正确性在主流媒体的眼中，主要体现在一些语言和词汇的运用上面。如女性主义的成就之一就是在英文中强调不能用男性名词man来泛指“人”，而必须用human；必须同时并用第三人称“她／他”she/he等等。此外如不能用“美国黑人”(black Americans)而要用“非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s)等等。在学术上，大众传媒与学术右翼、主流意识形态给左翼扣的最大的一顶帽子，也是将他们置于死地的一顶帽子就是“相对论”。这里说的“相对论”并非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而是指人类文明、文化价值观的“相对论”。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都是坚持普世主义，也就是普遍人性论的观点。西方主张的，是从启蒙运动以来，都是一个普世主义的观点，也就是普遍人性论。在哲学上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关于人类思维主体的论证，在文艺上是莎士比亚“人是天之骄子”的诗意表述，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伏尔泰、卢梭等的哲学、社会理论，以及霍布斯、洛克等的政治理论，是西方普遍人性论的基本遗产，成为现代西方知识和思想的基石常识。这些常识性的基本价值观都被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解构了，被幽灵化了。所有左翼的、激进的思想，都以所谓的差异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或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来取代普遍人性论。
西方激进的左翼学者在解构启蒙理性主义的普世论的时候，常常强调差异政治或认同政治，来批判普遍人性论。这是左翼对普世主义后面所蕴涵的欧洲中心论、白人中心论偏见激烈批判的一种结论，出发点是强调历史多元、文化多元，把启蒙理性和普世主义所遮蔽的对不同文化、种族和历史的西方霸权揭露出来。强调认同政治、差异政治，旨在为非西方的文化与心理认同正名。不过认同政治往往无法回答常识性的问题，即人活着有没有一个普遍的价值。面对现代的伦理道德的极度多元和变幻莫测，普遍的个人至上和享乐原则占据文化的主导，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右翼认为是异教徒、邪教徒和那些不信上帝的人在捣乱，过去他们的代表是共产主义，现在是本·拉登。本·拉登本来和西方很精英的左翼毫无关系，现在右翼媒体却常把他们扯到一块。右翼媒体攻击萨义德是学术恐怖主义，因为他是一个阿拉伯人，为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和自由大声疾呼，所以被右翼攻击为恐怖主义教授。在一个任意以宗教、文化传统的差异为原则的世界上，如何把握人类社会基本、共同、普遍的价值标准？西方左翼鼓吹的激进主义认同政治夸大文化差异，忽略人类共性，同时他们的精英主义立场也妨碍了他们正面回应世俗社会里平民百姓时刻都必须回答必须选择的问题：曼哈顿的白领白人精英阶层与伊拉克村落里的农民如何在同一个星球上共同生活？他们有没有关联，如何关联？他们如何相互影响？左翼大众舆论平台中的沉默和失语，换来的是大众媒体上右翼的喧哗与喋喋不休，在大众心中强化的是以市场为圭臬的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普世主义天使，以及与之相对的各种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妖魔。这种天使化／妖魔化非白即黑的逻辑背后，挥之不去的仍然是欧洲中心论、白人中心论偏见。左翼在学术象牙塔内对欧洲中心论猛烈地攻击，在大众传媒和主流社会舆论中却显得极其苍白无力。
2001年杜克大学教授迈克尔·哈特和意大利学者奈格里合写了一本在西方学术界引起轰动的书《帝国》，被一些评论者誉为“当代的《共产党宣言》”。这本书讨论了现在正在形成的新的帝国，这个帝国打破了过去传统的地域的观念，就是民族、国家疆域，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的一个多中心的、信息网络的帝国。作者们认为控制了信息、控制了网络也就控制了帝国的命脉。美国当仁不让地是这个帝国的主宰者，因为美国有一个联邦宪法，宪法变成了帝国的中枢，下面是各个联邦，多中心的多元的机构，美国有天然的做新帝国领袖的优先的资源条件。作者们笔锋一转，在这样的帝国条件下，又提供了一个反帝国的绝好的机会，可以通过一种非中心的、到处流动的、变动不居的、各种各样的手段或者说不择手段我们建立了一个多数(multitude)，这里既不用人民、也不用群众，而是多数，给这个帝国进行一个反帝国，比如黑客就是一个反帝国的手段，还有小股的、非常规的对帝国的打击。这种激进、乌托邦色彩浓厚的“多数”的反帝国理论，显然与全球化的格局与现实相差太远。学术界的热闹争论，也基本纠缠于该理论对所谓后信息时代的网络帝国的学理逻辑上面。
第二个问题是左翼理论批评的修辞越来越讲究，文辞越来越精致，内容却越来越空洞，社会关怀和社会批判锋芒越来越少。左翼思想家与社会、大众文化的距离越来越远。以斯洛文尼亚的学者齐泽克为例，他的大部分著作近年来被译成中文，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关注。他的前南斯拉夫背景使得他能够对前社会主义国家有深刻了解，同时也对西方的理论有敏锐的洞察，所以他很快地进入了理论的视野。他嫁接了拉康精神分析和意识形态的理论，具有深刻的历史资源，给知识界带来了很多新鲜的东西。英国的新左派运动、法国的左翼思潮都是两面作战，一方面批判西方资本主义，一方面批判斯大林主义。1956年被认为是西方新左派成立的标志。英国著名的《新左派评论》杂志的前身是《大学》和《左翼评论》，两刊都是1956年创刊的，到1960年合刊，改名《新左派评论》。1956年发生两大事件：一是苏联军队侵入匈牙利压制纳吉的自由化运动，一是英国占领苏伊士运河。西方左翼认为，匈牙利事件暴露了苏联体制的专横和对民族和国家独立的置若罔闻，这跟英国占领苏伊士运河的新帝国主义行径如出一辙。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也导致了新左派在西方兴起的一个契机。
齐泽克的成名之作是《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他用拉康的观点来解释意识形态，但他的论述一开始就有修辞空洞化的表现。他的论述在自己编织的逻辑圈子里绕来绕去，显得颇有道理，一旦离开这个逻辑圈子，涉及真实的社会，就讲不出什么道理了，完全无法用实证和经验的证据来判断其普遍意义。齐泽克论著中举的例子多半是电影。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后现代是一个影像的时代，影像和现实的距离是应该打破的。但是毕竟大千世界的林林总总，不能全部都用电影来解释吧。但齐泽克大部分都是以电影来解释现实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伦理道德问题。很多时候他喜欢讲一些黄色笑话来减轻沉重感。这是因为其实他有很强烈的沉重感。沉重的背后，其实蕴涵的是一种虚无感。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齐泽克及其他西方左翼学者与大众越来越脱离，越来越精英，很少人看懂他。他的中文译本可读性非常值得怀疑。因为英文、法文本就非常晦涩难懂（他基本用斯洛文尼亚文和法文写作，英文本均是翻译，而中文本几乎全部是英文译本的再译）。为什么要弄得这么晦涩？当然可以说这是专业的需求，论文里有许多高深的专业术语，可以有助于谋求教职，受到学生的仰慕，保持在一个学术位置上。可是如果是在讨论一个严肃的问题，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或不能承受之轻也好，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么一个晦涩繁复的修辞姿态？当然，齐泽克值得欣赏之处是他有一种诗人的情怀。齐泽克把一切很严肃的哲学的思考当做诗一样来写，所以我们也许不能把他当做一个哲学家，而当他是个富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后现代诗人。但他的左翼关怀没法落到实处，跟草根平民大众的生活脱节。他的个人追求我们也很难知道是什么。但是有一点很明显的，他已经加入了明星化、专业化、商业化的道路，西方学术界很多地方请他，中国也推崇他为西方的“学术大师”。在他为自己所受到的明星般的待遇自得的时候，可以从他的文字中感受到他内心流露出的沉重感，这也许是他为什么会选择拉康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他在经受着德勒兹意义上的精神分裂的过程。鲁迅的《狂人日记》早就描述过这样一种状态。《狂人日记》用文言写的前言，以已经“病愈候补”的前狂人的同类口气，和正文用白话写的狂人日记本身构成了一种充满张力和反讽的对话。病愈的狂人重返中心、加入主流，如此便更有理性？而狂人的“礼教吃人”、“救救孩子”的振聋发聩之声，则终究不过是个疯子的妄想症呓语？齐泽克似乎就处于这样一种彷徨状态。
西方左翼的第三方面的危机来自于后冷战时代的社会与文化状况。美国的右翼今天取得了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文化霸权。西方主流媒体在宣传“世界是平的”之类的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同时，对左翼知识分子展开全面攻击和嘲弄。而左翼的回应是越来越把自己封闭在日益艰涩的精英式密语中，拒绝与大众传媒对话，拒绝与右翼意识形态的通俗化代言者们交锋。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公共与私人领域之间有着一个“越轨”(transgression)的问题。越轨本来是个精神分析学常用的名词，包含性关系、性伦理方面的越轨。但现在这个概念被广泛应用到不同的社会领域。齐泽克就是一个很好的“越轨”例子。他的特点就是先造一个很大的宏伟叙事，然后举很多的个案分析、例子，都是从电影里面找来的。但我们很难用社会学的量化的方法获取实证的、公众的反应，因此难以知道他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在齐泽克的文本逻辑之内你可以说是对的，一旦去做一个社会调查，你发现就站不住脚。这种社会调查、问卷、访谈、统计等等，都是针对公众的公共领域的问题。齐泽克作为一个学者，也是在公共领域内发言，讨论的是公共的事务，但是他却用的是私人性的例子，公共和私人的这些界限都被模糊了，都被去疆域化了，都被“越轨”了。剩下的是什么？左翼的基本关怀是什么？公共伦理，公共利益，所有一切关于公平、公正、民主与正义的普遍性的话语都土崩瓦解了，都变成差异性的话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都变成个案的特殊性来对抗普遍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究竟站在什么公共位置上？
目前在美国讨论得很热烈的公共问题之一，就是要不要把社会福利私有化。医疗保险是对穷人、老年人的，要不要对之进行私有化？美国的右翼言论就认为一定要私有化。他们的论证方法就是将原来的一个公共问题拆解成个人的问题。美国右翼在大众媒体上说：为什么现在医疗保险的问题越来越多，因为骗子越来越多，医生也很坏，药商也很坏，制假药，弄虚作假，开贵的药方，拿回扣，使医疗保险的钱不堪重负，个人伦理道德败坏。右翼对于问题的揭露是很准确的，但他们的解决方案却是私有化，认为医疗保险、社会福利改革的私有化就是每一个个人能够做出的最好的选择。右翼实际上是将一个保护弱势群体的公共制度转化成一个私人问题。
“越轨”这一概念现在延伸的意思指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里发言，虽然讨论的是公共的事务，但多半关注的是私密、个人的无意识领域和情感与欲望。因此公共与私人的界限都被模糊和越轨了。右翼通俗化代言者常常混淆公共事务和个人隐私、公共领袖与私人道德品质的界限（如右翼对克林顿的“拉链门”性丑闻的大肆炒作）。左翼也越来越倾向把事关公共利益的浅显易懂的问题归结为极其繁复的个人无意识的精神分析与修辞的解构。这样一来，公共伦理、公共利益，一切关于公平、公正、民主与正义的普遍性的话语都土崩瓦解了，演变成差异性的私密话语。根据差异政治的策略，每一个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都可以用一种个案的特殊性来对抗普遍性。这是左翼的方法。而右翼采取的则是将本来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公共话语转化成一个捍卫个人利益的私人话语的策略。
在模糊种种界限和实现种种越轨这一方面，难道我们就感觉不到左翼和右翼的某种相似甚至共谋？美国著名文化研究学者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的分析一针见血：“左翼提倡民主，却坚持精英态度。左翼宣称为人民说话，但却无法运用通俗与大众的话语来有效坚持自己的立场。左翼越来越倾向于仅仅对信徒们布道，却无法修复左翼自己不断挖掘的与大众的鸿沟。左翼自认为是普罗米修斯，在世人眼中却越来越像西西弗斯。”
种种西方左翼理论在中国的大批引进和传播出现在90年代后期。以政治变革为主导的“文化热”在80年代末突然中断之后，资本主义后现代消费文化开始在中国蔓延，民族主义立场重新出现。以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和普世论、“文化帝国主义”为主旨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等西方左翼激进理论，开始在中国受到欢迎。中国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吗？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如何面对西方普世主义和消费文化的冲击？在一个以追求阶级平等、民族解放和人民当家做主为诉求的现代化道路上筚路蓝缕、艰辛探索了近百年的中国，在一个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市场万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时代的十字路口，当何去何从？中国知识界90年代末以来的反思，此时便有一部分带上了西方左翼“后学”的浓重色彩。而正是这种对当代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怀，把中国90年代末以来的理论思潮跟70年代至80年代的西方左翼思潮的距离拉近了。然而中国知识界在一个学术迅速市场化、商品化的时代一样面临着学院体制化与精英化、学术明星化的状况。面对大众媒体，被冠以“新左派”的形形色色的中国知识分子依然可能会落入陷阱。来自美国和海归的、或本土的一些“左翼”精英们构建的精巧、繁复、晦涩、私密的理论话语与西方左翼理论家的话语堪媲美，但与中国大众与中国现实也渐行渐远。
当然，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处的状态也有认识。我们可以从很多学者的论述中看到这一点。面对左翼的处境，也不必完全悲观。用葛兰西的话说：“知识上的悲观主义还是需要一点乐观的愿望”。对于中国而言，尤其如此。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已经陷入了一种无力和边缘的状态。而在中国，知识分子还有机会发挥对社会的批判作用。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状说明了中国的理论发展依然存在很大的空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重视中国文化研究的多学科、参与性、当代关怀以及对中国问题的议程设置。积极参与中国的文化创新、理论创新与知识创新，或许会给中国知识界带来不同于西方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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