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宏观政策、长期增长与产权重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政策论文,产权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在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各国都面临着相同的宏观稳定、结构改造与产权重组的艰巨任务。本文就各国在解决上述问题中的相同与不同的政策及其效果进行了分析与总结，特别是将东欧中亚国家的转轨过程与中国的改革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
【关 键 词】经济转轨宏观稳定潜在增长产权重组
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尽管其过渡方式与速度存在差别，但同时也存在很多共同的特征，存在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矛盾与问题。对于这些特征和问题进行研究和比较分析，对于认识经济转轨的规律和趋势，了解和把握这一经济与社会巨大变革的方向，制定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本文试图对经济转轨国家转轨过程中的宏观政策、长期增长与产权重组等问题进行一些比较分析。
一、转轨过程中的经济波动与政策选择
（一）各国不同程度的经济振荡与波动
经济的周期波动是经济发展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而在经济发展中也存在一些特殊原因（如经济转轨等）引起的非周期性动荡。在所有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发生了经济的大幅波动甚至严重衰退。从有代表性的几个东欧中亚国家近年来经济波动幅度比较来看，尽管各国经济波动幅度略有差别，但都经历了较大的波动。在经历了时间不等的连续下降后一些国家相继走出谷底，经济开始回升。分析一些国家经济动态，可以看出，下降幅度最大的为罗、保、俄等国，匈、波、捷等国次之。
经济的衰退同时也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加速，各国通胀幅度略有不同，通胀率高的为俄罗斯、罗马尼亚，其它几国次之。在经济学中一般将通货膨胀划分为三种类型， 其一为温和的通货膨胀， 表现为年率低于10%的通胀率，其二为奔腾式通货膨胀，价格按20%、100—200这样的二位数字或三位数字的年率上升，其三为超级通货膨胀，表现为年率以三位或四位数增长。按照以上这一并不十分严格的划分来看，东欧中亚国家中通胀程度最严重的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其次为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只有过一年经过三位数的升幅，其余国只为两位数或一位数。
（二）衰退与膨胀的成因
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的形成是由各种内生与外生因素造成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变化所致。在转轨经济中，总供给与总需求变化自有其不同于发达市场经济的特点。东欧中亚国家的衰退与通胀的形成可用如下模型加以说明。首先，转轨时期原有生产联系的中断、新旧体制转换时的体制真空造成混乱、垄断存在对放开价格的减产效应，都使经济中的总供给减少，总供给曲线左移，由AS移到AS'，均衡点由e移至e'，产量由Q[,1]移至Q[,2]（见图1a）；第二，转轨时期经济总需求的积累、释放与失控，使总需求曲线上移，由AD[,1]移至AD[,2]，均衡点由e[,1]移至e[,2]，总价格水平由P[,1]移至P[,2]，形成通货膨胀（见图1b）； 第三，将总供给与总需求综合起来分析可看出，总供给曲线由AS移至AS[,1]，总需求曲线由AD[,1]移至AD[,2]，均衡点由e移至e'， 因而使产量从Q[,1]降至Q[,2]点， 而价格总水平从P[,1]点涨至P[,2]点， 从而经济的大幅衰退与高水平通胀同时存在，形成东欧中亚国家经济转轨的共同点（见图1c）。
（三）稳定经济的政策争论
在通胀与衰退并存的条件下，宏观政策处于两难选择境地，通胀与经济增长或就业有很强的相互替代，即促进经济摆脱衰退的政策措施，往往造成更强的通胀压力，而减轻通胀压力的一些措施则有可能使经济陷于更严重的衰退。因而对于稳定经济的宏观政策，无论在东欧中亚国家还是在西方都存在过激烈的争论。
1.对经济政策基点的争论。对衰退原因的分析是经济政策的基点，休克疗法政策支持者认为，前经互会销售市场的丧失及停产是产出下降的原因。而批评者认为绝大部分衰退的原因应从过于压制需求中去寻找。这涉及的政策含义是，推动最终需求的政策是能使生产扩大还是将重新促进通货膨胀？
2.抑制通货膨胀所运用的方法是否正确。传统稳定政策的理论基础货币数量论认为，在急骤通货膨胀情况下，货币量和价格水平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其原因是货币达到最大值的周转速度不变，所有经济主体都把其库存现金看作交易现金希望尽可能快地脱手，在这种条件下，严格限制货币是合理的。批评者认为传统的稳定政策只适合抑制急骤的通货膨胀，在一般通胀情况下，货币周转速度是可变的，货币周转速度在东欧国家实施稳定政策期间变动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坚持认为货币量和价格水平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联系。
3.通胀与预算赤字的联系。传统稳定政策另一个抑制通胀的手段是抑制预算赤字，认为任何赤字开支都是有害的，它使货币量增加，直接引发通货膨胀。这一政策的批评者强调，不是任何类型的通胀都能通过减少或克服预算赤字来加以控制，转轨国家试图通过缩减教育、卫生、保健以及社会福利开支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来降低预算赤字会加深衰退；除了急骤的通货膨胀之外，在一般通胀条件下，赤字与通胀的明显联系只有在总需求膨胀下才存在，而在转轨国家，设备未充分利用，且存在大量失业，总需求落后于潜在总供给。
4.关于决定价格上涨的因素。传统稳定政策的出发点是，价格取决于需求，而需求取决于货币量，由此必须采取严厉的紧缩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抑止通货膨胀和价格上涨。反对者指出，价格与需求的联系在有些情况下并不明显，某些产品价格因其供给缺乏弹性，需求增加则首先是价格提高，而另一些产品价格则不取决于需求而是取决于成本。转轨国家的价格的暴涨，主要应用成本上涨来解释，以扼制需求膨胀为目标的措施是不能使成本膨胀停止的，甚至会破坏生产能力。
看来，两种政策主张都有其合理因素，适宜的政策应是两种主张的结合。事实上，在转轨国家的宏观稳定政策中，即使是采取激进政策的国家，其政策取向也是逐步修订其初始政策，从而使宏观经济在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间达到某种平衡。这种最佳平衡点，可用政策边缘线——无差异曲线分析方法加以形象说明（见图2）。 哪个国家能在这一两难选择中掌握住平衡，哪个国家就有可能尽快使宏观经济形势稳定并使经济尽快走出谷底而逐步回升。
（四）转轨国家价格冲击比较
在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无论采取激进还是渐进变革方式，价格上涨对经济的冲击都是必然的。这是由于原有体制下价格体系的扭曲与短缺的存在，使得放开价格后，必然是价格较大幅度的上涨。这在一次性放开大部分产品价格的激进变革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大部分采用激进放开价格方式的东欧中亚国家都经历着这种价格上涨所造成的极大冲击。
从理论上讲，这种激进变革方式的优点是，使价格校正供需均衡的过程能一步到位，使经济振荡能量得以一次性释放。其缺点也相当明显，价格突发性大幅上涨时对经济造成极大冲击，使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与通胀而难于自拔。
而对于中国等一直采取渐进性变革方式的国家而言，为保持价格总水平的稳定，率先放开部分供给价格弹性较高的产品价格，而对供给价格弹性低的产品则继续控制。这种渐进式的改革的优点在于，它使中国避免因突发性价格调整使经济脱离正常轨道而陷入经济危机，并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但这种渐进式变革存在的问题是，当国家放开一部分高供给价格弹性的商品价格，并保持对另一部分供给价格弹性低的商品仍实行计划控制时，实际上是将对计划体制下长期形成的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进行调整所产生的价格冲击分解为多次。更为复杂的是，由于价格放开过程是逐步进行的，供给弹性低的产品的价格上升的利益总是被供给弹性高的产品所侵蚀，受控产品的价格在一定时期内被固定化，不能准确地反映供求状况及与其它产品间边际收益的比较，结果是当受控产品的生产者感到比较利益损失时，会放弃改善经营的努力，直至放弃生产。而政府对受控产品价格的调整又往往是问题已表现得比较严重时才可能做出反应，这就构成了改革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因价格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的制度因素，形成了中国物价水平上升的长期压力。
因此，在各国各自条件下所形成的变革方式，都存在各自的问题，各国为维持经济的宏观相对稳定都面临着相同和不同的需要继续努力解决的难题。
二、长期增长：潜在产量与产业结构
（一）潜在产量与危机深度
从一般经济运行规律讲，在短期内，总需求决定产量，例如总需求的下降，会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的下降，并使经济陷入衰退。而在长期中，经济社会基本资源的总供给即潜在产量决定着产出水平。
决定潜在产出的主要有两个源泉：投入（资本、劳动、土地）的增长和技术或效率的改进。 一般来讲， 经济周期的产生就是因为潜在的GNP与实际的GNP之间缺口的扩大和收缩。经济社会中的潜在产出可以用一个总生产函数来描述：Yt＝AtF（Nt，Kt），式中At 为总生产率指数，Yt表示产出，N表示就业率，K表示资本数量，潜在产量是经济社会在充分就业时可达到的产量。实际产量与潜在产量之间的差异叫作缺口，实际产量并不总是等于潜在产量，而是围绕潜在产量上下波动。经济周期的变化是由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缺口引起的，而不断变化的缺口一般是由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波动引起的。
对于采取激进方式过渡的经济来说，伴随着过渡造成的生产衰退，可能不只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变化的结果，而且在一些国家会对潜在生产能力造成一定影响，包括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以及生产设备的大量损坏。因而所造成的生产衰退的危机的深度可能更严重，在一定程度上使潜在产出能力受到影响。而对于采取渐进转轨方式的经济来说，经济的波动则主要在于需求变动以及生产成本变动对总供给的冲击和影响。决定潜在产量的生产能力则基本不受影响。中国经济的波动主要来自需求的膨胀及其对总需求的管理所造成的涨落，同时，在供给方面特别是农业供给方面的不利冲击也对波动产生重要影响，这些都使经济围绕潜在产量而波动，而潜在产量水平是在不断稳步提高的。
（二）结构变动与长期增长
经济结构的变动与成熟既是经济增长的反映，同时合理的结构又对经济增长以有力的推动。世界各国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表明，除三次产业演进的一般顺序外，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还表现为以人均产值相对应的工业化水平和阶段。不同的人均GNP 水平对应着相应的带头主导产业，相继出现轻工业化阶段、重化工业阶段、高加工产业和高附加值化阶段，或者分为经济起步、起飞、加速和成熟等阶段。
东欧中亚国家的原有经济结构，是以传统计划体制下形成的畸型经济结构为特征的，即农业、轻工业发展严重落后于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发展。尽管多年来也一直强调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但由于传统发展战略的影响，结构调整一直实施不利，农业、轻工业落后始终是制约前苏东国家发展的重要问题。因而各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其经济结构的补课任务都是经济发展和长期增长的重要问题，补上农业和轻工业发展这一课仍是各国政府经济政策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从产业关联所造成的收入的需求效应，即不同经济成长阶段收入水平形成需求对产业发展要求来讲，东欧中亚国家面临着一个高速增长时期。但目前从供给的角度讲，体制过渡尚未形成对供给的有力刺激，因而这样一个由结构调整形成的发展时期尚未到来。
从中国经济来看，1978年以前，中国经济结构变化与世界产业结构的一般变化趋势也形成了较大偏差，因此改革初期的结构调整，具有从结构补课或与世界产业变动趋势发展逆向超常规调整，到向一般产业结构变动回归并走向正常化轨道的性质。这种结构变化使长期困扰中国的农产品落后状况有了根本改观，长期被抑制的第三产业也有了迅速发展。从工业内部结构看，轻工业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43.1%提高到1988年的49.3%后，1989年以来其比重又开始下降。轻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工业化中轻工业占主导阶段基本完成，而重工业比重重又提高，则标志着开始步入工业化的重化工业阶段，因而也预示着一个新的成长阶段的到来。在这一阶段之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动力主要来自于农业和轻工业的迅速增长。在新的成长阶段，经济增长重点将转向重化工业，从而形成新的增长点，这必将推动经济在一段时期内的持续高速发展。因此从结构变动造成的需求关联效应看，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高速发展时期。
（三）长期增长中的经济波动
经济波动可分为两种类型，即经济的古典波动或古典循环和经济的增长波动和增长循环。所谓古典的经济波动，是指总体经济活动绝对值的扩张和收缩的相互变化过程。古典波动的分析方法，由于是采用经济指标的绝对值的起落作为景气波动的标准，故较适用于经济增长不稳定的发展时期。在对经济增长较稳定时期进行分析时，古典波动的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适用的，因而采用经济增长波动概念来分析，即经济增长幅度的波动。
自本世纪20—30年代，特别是50年代以来，苏东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等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各国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发展也不很稳定，速度时快时慢。进入60年代以来，各国经济动荡和阶段性经济困难时有发生。波兰、南斯拉夫等国几次陷入困境，中国经济也几次大起大落。1973年的石油危机对东欧造成很大冲击，70年代末，苏东大部分国家同时陷入经济危机。进入80年代以来，苏东国家更是陷入了一场极为严重的衰退与膨胀危机之中。
显然，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波动的原因，不同于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波动的原因，同时，同属计划经济的国家，由于引进市场经济成分程度不同，其波动的原因也存在差异。苏联东欧国家剧变发生前，尽管苏联、民主德国、匈牙利和波兰同属计划经济国家，由于引进市场调节因素程度不同、计划调节强弱不同，因而使其经济波动的原因存在差异。苏联和民主德国经济发展严格地受经济计划的控制，市场价格对消费和投资并不起导向作用，因而消费对经济增长波动作用由于价格不动而被抑制，投资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作用则被大大地加强了，影响经济波动和稳定的直接因素是投资而非消费，经济波动的原因较为单一，相对而言这使经济波动振幅较小，没有古典经济循环，始终保持了正增长，经济波动周期短，频率小，政策变化的随机性导致投资行为的频繁变动是其波动的主要原因。而在前波兰和匈牙利，计划调节变弱，价格机制的变动已使消费市场行为对经济起干预作用，投资和消费共同作用于经济波动，使波兰出现了战后经济史上罕见的古典循环，从1979—1982年连续出现负增长，匈牙利也在1980年和1985年出现负增长，只是程度小于波兰。
波动不等于危机，经济波动只有在超出一定界限之外才会酿成危机。对前苏联东欧国家，一般认为有三个增长“瓶颈”，即“资源瓶颈”、“消费瓶颈”、“外债瓶颈”。一旦突破颈口，就会产生危机。一般说来，投资高潮会在一定资源短缺强度下退回，但如果投资过度冲动，将会产生主要产业部门连锁停工待料而发生危机；过渡投资，抢占了一部分消费品资源而靠压缩大众消费来平衡，而一旦超过限度，势必造成社会不满，由经济危机变为政治危机；国内过度投资，靠进口来支持，势必恶化国际收支，超过限度也会造成危机。危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显性危机，即波动跃出边界造成大幅波动和衰退，二是隐性危机，即虽然没超过边界，但长期低增长、低消费、高物价、高失业，也是一种慢性危机或准衰退，蓄之既久，其发必速。80年代的前苏东国家的经济危机，兼有两类危机的特点，一方面个别国家出现古典循环情况，另一方面70年代以来持续低效率、低增长或停滞是导致80年代来发生社会剧变的根本原因。而剧变后的经济、社会转轨，又使波动与危机加进了制度变革因素而使各国陷入了一场更为严重的衰退之中。
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同样也伴随着较为频繁的波动。改革开放前的起伏波动是各国经济中少见的。改革开放以来，波动幅度有所缓和，但还是经历了大小不等的几次波动。改革以来的波动不同于古典型波动，而更多地带有体制性因素影响。中国经济波动的原因，在改革开放之前更多地带有“计划者冲动”的性质，改革开放后则更多具有“软约束竞争”的性质。这与中国经济体制已发生了不少变化，但又处于过渡阶段有关。实现长期相对稳定增长的条件之一，则在于新体制的形成。即使如此，从长期供给条件看，中国是资源短缺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可能不时引发成本推动型通胀与波动。因而经济的循环波动中，如何实现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
三、产权重组
（一）东欧中亚国家的产权重组进程
东欧中亚国家在其经济转轨中，与整个体制的迅速过渡相适应，采取了一种较为激进的非传统的产权变革方式，即通过大规模的、非传统的迅速私有化方式，以期使产权重组在较短时期内与市场体制相适应，构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所谓传统的私有化形式，是指战后以来西方经济中进行的私有化运动。这种私有化同东欧中亚转轨经济中的私有化既有量的差别又有质的不同。在量的方面，西方式私有化意味着只按很小的比例减少公营部门，而转轨经济中，私有化旨在使大部分公营部门非国有化。在质的方面，西方私有化只是市场体制内的局部变化，而转轨经济的私有化则是产权基础的根本改变。同时，转轨国家中，其私有化进程与方式也存在一些差异，这部分与民族特征、转轨起点不同有关。例如以转轨前国营部门所占比重来分析，前苏联占96%，捷克占97%，东德占96.5%，而波兰占81.7%，匈牙利占65.2%。公营生产占97%的国家比占65%的国家可能更倾向于使用激进政策实施产权变革，而后者则倾向一种渐进式转轨政策。
私有化可分为中小企业私有化和大企业私有化，对于中小企业私有化来说，可以借助信贷援助，出售给愿意购买者，这一般说来困难不太大。大企业的私有化，由于缺乏资本，在国内出售不可能，外国资本不是对所有企业感兴趣，而且出售给外国资本，使经济依赖外国公司是不合适的。因此，一些国家采取了一种非传统的私有化形式，即将一些企业财产无偿地分给居民，然后将私有化证券经过多轮拍卖程序换成某些企业的股票。这种私有化曾受到许多批评，捷克和俄罗斯等国都采用过这种方式。前东德由于西德的特殊关系，统一后东部地区的企业不是被拍卖，而是托管局与有意想接收企业的投标人根据协商出售的。波兰以清算办法实施私有化，将清算企业租给前国有企业雇员建立的新公司，或者特别与外国伙伴合资经营。匈牙利主要通过票证交易所，通过拍卖和投标出售企业，而根本没有考虑证券私有化方式。
尽管各国私有化方式略有差别，但将全部中小企业和绝大部分大型企业实现非国有化，则是各国的共同目标。
（二）中国的产权改造
中国的产权改造与其经济体制的渐进形式相适应也采取了渐进推进方式。
中国在产权改造方面，首先逐步放开发展一些个体、私营、三资性质的各种经济成分的产权形式，在公有制（国营和集体）占绝对主导的产权结构中，引入多种成分，在传统体制边缘生长出非国有成分，这种产权变革方式获得了较大成功。与此同时，对国营企业的产权改造，一直是产权改造的难点。改革开放十几年来，国营企业虽然经历了多次重大改革，但仍然成效不佳，特别是近年来国有企业亏损面和亏损额日益增大。
改革以来，对于国营企业的改革曾沿着以下三种思路展开。
第一种是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其特点是，保持国有国营体制，让企业拥有一定程度经营权，但所有权和有关重大决策经营权掌握在国家及管理部门手中。1979—1984年的改革即是以这种利润留成为基础的改革。这种改革从其所设计和实行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方面都存在严重缺陷，因而不能使国有企业改革收到良好绩效。
第二种思路是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的改革思路，其特点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在保持国有不变的条件下， 经营由企业自主决定。 从1987年开始，承包经营责任制成为中国大中型企业的主要经营方式。这种改革思路也存在很多根本的缺陷，如承包基数的确定和调整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不能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监督机制，使企业行为短期化，发生掠夺式经营和侵占国有资产权益行为。虽然承包制强化了企业的自主地位，但远没有使企业行为合理化并消除传统体制的弊端。
第三种思路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其基本思路是，通过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使国家仍然保持出资人身份，使企业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国家只以投入资本额承担有限责任，同时使所有权多元化，即将国家单独拥有所有权，改变为由国家、其它企业法人、金融机构以及个人分别拥有企业资产的所有权。然而这种改革思路可能仍然存在缺陷，即在国家拥有剩余索取权的条件下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可能既会弱化国有企业在弥补市场缺陷方面的特殊功能，又因国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而使国有资产流失不可避免，还会因企业产权难以独立化而使提高国有资产营运效率得不到充分实现。
鉴于国有产权改造的重重困难，因而使一些人对国有企业改革失去了兴趣，主张大力发展非国有部门而对国企改革放任自流。应当说，从各国产权变革中，已经能够理出一些产权重组的基本方向。应当在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对宜保持国有制性质的企业就不应按照盈利性的法人企业制度进行改造，其功能主要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及贯彻某些社会目标；对宜完全进入市场的竞争性国有企业应选择在非国有化前提下向法人企业制度过渡。即使在主张全盘非国有化的东欧中亚各国，也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推行私有化，一些垄断行业仍掌握在国家手中。对于国有企业存在的必要性及其经营管理，现代经济学已做出了大量的研究，即国家的作用主要在于弥补市场失灵。市场失灵领域主要表现在：外部性与共用品、收益递增、边际成本递减领域、市场不完全领域、分配平等问题等。但国有企业应存在于有限几个部门、几个行业，国有企业将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在竞争性不强的领域或垄断领域积极引入其他经济成分，通过逐步出售或改组中小企业的产权，将国有企业局限于少数大中型企业。应当说，在这一产权变革方向上，中国同东欧中亚国家从发展趋势上看可能将无大的差异，所不同的是在变革的方式和速度上存在明显差异。
在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各国在经济稳定、经济增长与产权变革中所面临的问题，无疑具有许多共同特点，同时也存在不少差异。研究和比较这些共性和差异，对于认识和理解经济转轨这一社会经济改革中带有规律性的特征，制定符合各国国情的相应政策是有意义的。本文只是对这些问题进行概略比较与分析，更深入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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