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源于鬼节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春节论文,鬼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节日，千百年来人们视其为一年的开始而寄托种种美好的祝福，看作是幸福、吉祥的象征，很少将它与鬼文化联系起来，即使是对春节进行过研究的人也少有此类文章。据笔者所知，至今还没有文章从鬼的角度来考察春节。事实上，春节的鬼文化色彩相当浓厚，由于历史的推移，人们只注意到春节的吉祥和欢乐的气氛，而逐渐忘却了暗中涌动的鬼文化的潜流。此外各地春节中的民俗虽有“大同”，但亦有“小异”。在此小异之处，也存在着不同表现形式的鬼文化内容，因其属于一方的民俗而被众人所忽略。
一、春节前后为祭鬼神的日子
据记载，春节最早起源于古代腊祭。所谓腊祭，原是神农氏（一说伊耆氏）时代的“索鬼神而祭祀”，“岁终出祭”[（1）]。到了后来，春节的祭鬼活动变成了驱鬼的仪式。其根据有二：
一是东汉崔实《四民月令·礼志》记载：“《岁时杂仪》：正旦国俗以糯米和白羊髓为饼丸之若拳，每帐赐四十九枚，戊夜各于帐内牕中掷丸于外，数偶动乐饮宴，数奇令巫十有二人，鸣铃执箭，绕帐歌呼。帐内爆盐炉中，烧地拍鼠，谓之惊鬼。居七日乃出。”[（2）]这里虽说的是军旅中春节驱鬼之情景，但多少也反映东汉时期普通百姓家中的过年状况。特别是“惊鬼”活动表现得绘声绘色，为今人留下了生动的文字资料。如今，惊鬼这一奇特的年俗已经不复存在，但它说明了春节与鬼之间有着一种不可分离的关系。
二是晋宗懔《荆楚岁时记》：“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由此可见，晋代的春节又有了以爆竹来辟鬼的新习俗。
不过，在史书中记载最多的还是春节期间祭祀祖先的事。如《礼记·月令》：“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郑玄注：“此《周礼》所谓腊祭也。”孔颖达疏：“腊，猎也，谓猎取禽兽以祭先祖五祀也。此等之祭，总谓之蜡，若细别言之，天宗公社门闾谓之腊，其祭则皮弁素服葛带榛杖；其腊先祖五祀谓之息民之祭，其服则黄衣黄冠”。《史记·秦本纪》：“十二年，初腊。”张守节正义：“十二月腊日也……猎禽兽以岁终祭先祖，因立此日也。”《初学记》卷四：“崔湜《四民月令》曰：正月一日是谓正日，洁祀祖祢，进酒降神。”晋周处《风土记》：“蜀之风俗，晚岁相与馈问，谓之馈岁，酒食相邀，谓之别岁。至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祭先竣事，长幼聚饮，祝颂而散，谓之分岁”。这里所说的“祭先”即为祭祀祖先。
以上所说的都是祭祖，但是祭祀的时间却有先有后，总的来说，汉代以前祭祖大多在腊月，即所谓的腊祭；汉代以后祭祖大多在除夕晚上和正月初一的白天。汉崔湜《四民月令》所载，说明东汉时期早已有了正月一日祭祖的风俗。宋代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当时杭州除夕“祀先之礼，则或昏或晓，各有不同”，就是说祭祀祖先的仪式不是在除夕之夜就是在正月初一。清朝潘荣陛《燕京岁时纪胜》记载：元旦之日，“士民之家，新衣冠，肃佩戴，祀神祀祖，焚楮帛毕，昧爽阖家团拜，献椒盘，斟柏酒，饫蒸糕，呷粉羹。”
民国以后，春节期间祭祖之风依然盛行不衰。如吉林伊通县，“祀祖均在阴历正月初一日，接神祖祀为正祭也。其祭品已于前一日除夕备齐，祭器为香炉一个，蜡台一对，香筒一对，馒头五个，供菜五碗。主祭者行礼之时，燃烧香纸，奠酒，放纸炮三声，主祭者行一跪四叩首礼，前后两揖。”[（3）]浙江丽水，“元旦开门后，首要之事是敬神。家中长者在开门后，立即洗手洗脸，然后点燃中堂神位前的香烛，中堂檐口处的‘三官灯’及土地神位前的香烛，同时在先祖神位牌前祭祀”[（4）]。如此祭祖风俗，在各地都可以看到，是中国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不仅在家中祭祖，而且还要上坟祭扫，这又是春节期间的一大景观。清顾铁卿《清嘉录》卷一记载：“携糖茶果盒展墓，谓之上年坟。案：钱塘黄书崖《上年坟诗》云：‘松柏春逾茂，家家上冢行。纸灰飞蛱蝶，佳节似清明。此祭宁非古，空山亦贺正。食罍分馂后，一担夕阳轻’。盖杭俗上年坟，多以肴馔楮镪。吴俗则糖茶果盒而已。”清光绪《太平县志》记载，元旦时，人们去坟上祭拜，“墓上亦插竹点灯，曰‘送坟灯’”。[（5）]民国二十年《汤溪县志》记载：“元旦，绅士、庶民于家各服其服，拜谢天地、祖先，越日肯火爆、纸钱拜墓，即古扫墓意也。”“元旦，设香烛、斋筵，拜天地、神只、祖先，卑幼为尊长贺岁，谒祖先墓。”[（6）]民国五年《浦江县志》记载：“自元旦至上元日，日有展墓者，或一家多至十余所。其祭但用香纸锭烛，挂楮纸，放爆竹，谓之上坟。”[（7）]清道光《平度州志》记载：“元旦，五更设燎，祭五祀、先祖，拜父母、尊长，食
锣（今谓之“水角（饺）”）。既明，亲邻交拜。三日祭墓。”[（8）]清道光《博平县志》记载：元旦，“鸡鸣时，举家夙兴，盥嗽（漱），焚香，设果醑，脯糒拜天地、祀祖先毕，乃称尊罍寿亲长，以次序拜。巳（已）而造尊长、亲戚之门，登堂相拜，具酒肴相款，以贺新村。又具品物、楮钱登祭先垄”。[（9）]清康熙二十四年《齐东县志》记载：“祭则忌日、元旦、清明、七日望日、十月朔日皆诣茔所祭拜”。[（10）]
上坟祭拜是祭祖的早期形式，以后逐渐改变了野外祭扫习惯，成为在家中挂出祖先像进行祭祀的新仪式。关于这一点，民国十八年修撰的《泰安县志》说得很清楚：“近来士庶不尽有家祠、木主，即有，仍以上坟为重，盖古重神魂，今重体魂，相沿既久，未易更改。观《孟子》‘东郭墦间’，是时齐已野祭，不自秦汉始矣。惟年终彻木主，悬家堂轴，或写牌位，家家祭祀，称为服事。大半持斋茹素，较往日诚敬。其礼，除夕家长率子弟奉香向大门外出迎，引至祭室，奉茶献果，五夜设鸡鱼肉、肝肺、蔬菜、米饭、饽饽、黄白面糕、水饺祭之。男妇挨次行礼”。在此，说了一层意思，就是祖先的祭祀是由野祭变为家祭的，其形式仍可从旧时的风俗中看出。
所谓祭祖，就是对祖先死去的亡魂进行祭奠。死去的祖先，人们亦可将其称之为鬼。如《礼记·祭法》：“人死曰鬼。”“庶士庶人无庙，死曰鬼。”在西南少数民族中至今仍有祖先鬼这样的称呼。海南岛黎族崇信的最大最凶恶的鬼是祖先鬼。凡病者全身疼痛，厌饭喜酒，夜梦各种怪物或见其祖先的均系‘祖先鬼’作祟；也有因病久医不愈而归之于‘祖先鬼’。‘做鬼’时必须请‘娘母’或‘三伯公’主持。‘娘母’在‘做鬼’时，穿黎胞的便装，‘三伯公’则持法印穿长袍，主持人要以高昂的声调领唱‘祖先歌’，求‘祖先鬼’保平安”[（11）]。
这里所说的祖先鬼，属于原始宗教时期的一种概念，如今人们是决不会将自己称为鬼的，这是因为鬼与神的观念产生了分化，神代表一种善，而鬼代表一种恶；因此人们以全新祖先神灵观念替代了早期的祖先鬼；其中在此之前，鬼是人们头脑中的主宰，是统治世间宇宙的至尊的符号，但是随着历史的进步，观念形态的发展，鬼的母体开始分解成为神与鬼两大体系，其神奇的魔力和统治的权力都有了不同的分工，神慢慢走向尘世而被人尊奉，鬼则因人们对其恐惧和敬畏而远离之。正是由于这种观念的变化，已死的祖先就成为神只，护卫着家人而得到供奉，并每遇佳节得到特别的祭祀。
由此可见，春节期间为什么要祭祀祖先，人们又为什么要用令人伤悲的对祖先亡灵的追忆来冲击节日的喜庆气氛呢，说到底，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鬼的文化底蕴深深地扎根在春节之中，或者说，春节从其形成雏形开始就打上了鬼文化的烙印，亦可以进一步论证为人们因驱鬼胜利而欢欣鼓舞，而形成了这一节日习俗。虽说如今我们还没有找到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但是我国古代腊月驱逐疫鬼的傩，可以作为一个佐证。
《论语·乡党》：“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吕氏春秋·季冬》：“天子居玄堂右个，……命有司大傩旁磔”。高诱注：“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也，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这是说的无论是宫廷还是乡间都有腊月驱鬼逐疫的风俗，相传此俗始于黄帝，到周代已有一定规模，成为一种礼制而固定下来。《荆楚岁时记》：“按：周礼有大傩，汉仪有侲子（逐鬼的童子），驱傩之事虽原始于黄帝，而大抵系周之旧制。周官岁终命方相氏率百隶，索室驱疫以逐之，则驱傩之始也”。此处所说周代大傩时间为“岁终”，与后世人们在春节期间举行一系列的祭祖、驱鬼、惊鬼等仪式是一脉相承的，直到今天，在河北省武安县固义村还保留着古老而隆重的春节期间驱逐疫鬼的风俗。
类似的活动，我们在地方志中亦能经常看到。如清同治十二年《祁门县志》载：“元旦，集长幼列拜神祗（只），鸣钲出行，饮屠苏酒，谒祠宇，交相贺岁，傩以驱疫。”又，清乾隆《德安县志》：元旦，“二、三日，城市乡堡皆迎土神，行傩礼，鼓吹、爆竹不绝，沿门俱送香及米谷，以祈太平，舒阳气。”《建昌府志》：年终，举行对舞，“小儿辈带面具戏舞于市，似古傩礼”[（12）]。这些材料也都说明了鬼与春节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年，人们以为与稻谷成熟有关。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三载：“年者，《说文》曰：谷熟也。取其谷熟一番曰年，故字从禾”。《尔雅·释天》也说：“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所谓岁、祀、年、载，是不同时代对同一时间单位的不同叫法。究其深层原因，就可得知，都与祭祀有关，或者可以说古人将祭祀的日子来命名的，否则就难以理解这些字的原义都与祭祀相关连。
春节是辛亥革命以后的说法，是年的不同称谓，其时间在寒冷的冬天即将过去、暖和的春天即将到来之际。古时候人们由于科学知识的贫乏和生产力的低下，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差，常为冬天的寒潮所侵扰，又为粮食的匮缺所提心吊胆，早春更是青黄不接、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老人和儿童首先会因饥饿、寒冷及其他各种恶劣的原因而相继死去。看到这种情景，人们会恐惧，会以为是鬼神的作祟。《月令》说：“季春之月命国难（傩）。”郑玄注：此“难（傩），难阴气也。阴气至此不止，害将及人。所以及人者，阴气右行此月之中，日行历昴，昴有大陵、积尸之气。气佚则厉鬼随而出行。”阴气本指春季阴寒之气，此时“积尸”的厉鬼会逃逸出来，危害世人。
老百姓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春寒冻死老黄牛。此话是说春天变化无常，奇冷无比，能将适应力很强的牛冻死，足见其威力巨大。因此古人十分敬畏春天，甚至身穿青衣来表示对春天的恭敬。汉代，春日必穿青衣。《淮南子》云：“孟春之月，东宫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汉书》说：“立春之日皆青幡帻迎春于东郭外，令一童男，冒青衣先在东郭外野中迎春。”《续汉书·礼仪志》云：“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青，郡国县官下至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到唐宋，立春必祀青帝。《开元礼》云：“立春祀青帝于东郊。”《玉海》云：“绍兴十七年二月十三日，上亲祠青帝于东郊。”汉唐宋人为什么要祭青帝呢，照古人看来，春分时天上要出来一股“青气”，造成人民得时疾，故必得穿青、戴青、祭青，青帝才不会发怒而放出青气害人。[（13）]《易通卦验》曰：“震，东方也，主春。春分日，青气出，直震此正气也。气出右，物半死；气出左，蛟龙出。震气不出，则岁中少雷，万物不实，人民疾热。”[（14）]
虽说春节的时间较之季春、春分等要早，但它们产生的民众心理是一样的，都有对春日的害怕、畏惧和崇拜，其实质就是对鬼神的恐惧。一旦人们跨越了这样具有神秘色彩、使人战栗的节气，才会深感庆幸，欢呼雀跃，相互道贺，久而久之成为一种习俗而固定下来了。在民间传说中，年是一个妖魔、怪兽等东西，经常作祟，危害人类。到最后亦总是以年失败而告终，人们庆贺胜利，互相道喜，鸣放鞭炮。在浙江丽水有个传说，说（即年）是个比魔还狠、比鬼还恶的小妖，叫“祟”。这祟每年在年三十晚上出现一次，出来就害人。有户姓管的人家，养了个胖小子，到了年终三十，父母怕孩子被害，就夜里守着，还将八枚铜钱用红纸包了，放在孩子枕下，这样就躲过了劫难。人们听说，纷纷仿效，形成了风俗。因为“祟”和“岁”谐音，并且许多人不知道“守祟”的来历，就将“守祟”称为“守岁”，“压祟钱”也改称为“压岁钱”了。[（15）]
这些传说故事，人们用神奇的想象和大胆的构思，为我们说明了两个意思：一是岁（或年），是可怕的怪物，会危害人们的生命；二是人们总会战胜岁（或年），并庆祝胜利。
所谓祟，是古人想象中的鬼怪或鬼怪出而祸人。[（16）]由此可见，祟即可视为鬼。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上述所说的《“守祟”和“压祟钱”》故事中的长期来积淀的文化内涵。在人们的心目中，年是可怕的，其附于一种鬼的形象上，而过年则表示战胜了鬼怪，使其祸人的目的遭到失败。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春节的欢度是因胜鬼的缘故。在中国这样一个鬼神观念十分浓厚的国度里，出现这样一个战胜鬼神的节日是没有什么可以感到奇怪的。
二、民俗活动中的鬼文化色彩
春节是民俗活动十分繁多的时节。在这些繁多的民俗活动中，我们还能找到与鬼文化相关的内容，或者说从这些民俗活动及其所表现出的民俗事象的原生形态里更可以发现其带有浓厚的鬼文化色彩。
（一）饮食方面
春节期间饮食品种甚多，其中有些饮食直接与人们头脑中的鬼信仰相联系。如：
（1）屠苏酒
喝屠苏酒是中国人年俗饮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早在晋代就有记载，《荆楚岁时记》里有此文字：“于是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进敷于散，服却鬼丸。各进一鸡子。凡饮酒次第从小起。”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五更将制作屠苏酒的药方、饮用仪式及其作用说得十分清楚：“（屠苏酒）其方用药八品，合而为剂，故亦名八神散。大黄、蜀椒、桔梗、桂心、防风各半两，白术、虎杖各一分，乌头半分，咬咀以绛囊贮之。除日薄暮悬井中，令至泥，正旦出之，和囊浸酒中，顷时捧杯咒之曰：一人饮之，一家无疾；一家饮之，一里无疾。先少后长，东向进饮。取其滓悬于中门，以辟瘟气，三日外弃于井中。此轩辕黄帝神方。”很明显，在此段文字中，巫术成分甚重，表现了人们对屠苏酒的崇信的行为和心理。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就相信春节期间饮用屠苏酒可以辟鬼祛病，确保平安，就连许多名医对此亦深信不疑。《岁时广记》引孙真人屠苏论云：“屠者言其屠绝垉
，苏者言其苏省人魂。”此说孙真人即唐代名医孙思邈。到了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同样有此相近的观点：“苏，螝鬼名。此药屠割鬼爽，故名。”直到清代，有人才对此提出了异议。萧智汉《新增月日纪古》卷一“正月初一”条记载：“古人正旦饮酒，以少者得岁故先饮；老者失时故后饮。是日酒皆然，亦无屠苏先饮之说。或六屠绝鬼气，苏醒人魂。妄说也”。虽然如此，但是民间相信屠苏酒能驱邪辟鬼的观念仍是十分坚固，至今有些农村依然有春节饮屠苏酒的风俗。
（2）椒柏酒
椒柏酒，又可分称椒酒、柏酒，原是两种酒名，亦简称椒柏酒。《本草纲目》卷三十三说：“按《岁时记》，岁旦饮椒柏酒以辟疫疠。椒乃玉衡星，服之令人体健耐老；柏乃百术之精，为仙药，能伏邪鬼故也。”由此可见，饮椒酒亦与鬼种相关无疑了。
（3）鸡蛋
鸡蛋又称鸡子，正月初一生吃鸡蛋可以去邪辟瘟。“周处《风土记》曰：正旦当生吞鸡子一枚，谓之练形。胶牙者，盖以使其牢固不动，今北人亦如之。熬麻子、大豆，兼糖散之。案：《练化篇》云：正月旦吞鸡子、赤豆七枚，辟瘟气。又，《肘后方》云：旦及七日吞麻子、小豆各三七枚，消疾疫。《张仲景方》云：岁有恶气，中人不幸便死，取大豆二七枚，鸡子、白麻子，酒吞之。然麻豆之设，当起于此，梁有天下不食荤荆，自此不复食鸡子以从常则”。[（17）]
鸡子能辟瘟，当与人们相信鸡能驱鬼的观念是分不开的。因为历来鸡作为供奉鬼神的祭品，人们迷信认为：鸡是人与鬼之间的使者，可以用它来传递两者的信息。同时，鸡（更确切地说是公鸡）会司晨，而鬼一见公鸡鸣，就知道天快亮了，于是赶紧逃走，这就是鬼害怕鸡的原因之一。正因如此，在春节时人们往往会画鸡来辟鬼，长期以来已成为一种风俗习惯，为大家所遵守。《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第二十二卷元旦部的“元旦画鸡”条记载：“东方朔《古书》：以正月一日为鸡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马七人八谷，是日晴朗，主是物胜意。王嘉《拾遗记》曰：尧在位七十年来，国人莫不洒扫门户，以望其来，或刻金宝为其状，置户牖间，则鬼类自服。今人于元旦刻鸡形于户上，盖其遗像也。今人于正旦画鸡于门，贴人于帐，正谓此也。”这里将画鸡的来历叙述了一番。元旦画鸡辟鬼，经历了三个过程：一、人信相信正月一日是鸡日，这天晴朗，会带来好运。二、过去是刻金宝，后改为刻鸡形来辟邪驱鬼。三、到晋代，又改为画鸡的办法来驱疫逐鬼。故《荆楚岁时记》才有“帖（贴）画鸡户一”来逐鬼的记载。
（4）吃饺子
在河南开封，旧时认为正月初三、初五都是鬼节，要吃两顿饺子，称“摄鬼眼”。[（18）]
（5）年糕
江浙一带有春节吃年糕的习惯，溯其原由，年糕最初亦是祭祀神鬼的礼物。清顾铁卿《清嘉录》卷十二：“黍粉和糖为糕，曰年糕，有黄白之别，大径尺而形方，俗称方头糕，为元宝或者曰糕元宝，黄白磊砢，俱以备年夜祀神，岁朝供先，及馈贻亲友之需。”
（6）馒头
馒头的起源，据民间传说，是因三国时期诸葛亮率军南渡泸水，要以南蛮俘虏的头祭神，其不忍杀生，以面和成蛮人头形代祭，故称蛮头，后以“馒”代“蛮”，即称馒头。[（19）]
在江浙地区，馒头“为过年祀神之品，以面粉搏为龙形，蜿蜒于上，复加瓶胜方戟明珠宝锭之状，皆取美名，以谶吉利，俗呼盘龙馒头。”[（20）]
（二）活动方面
春节期间的许多活动是围绕着鬼神而展示的，表现出鬼文化的某些残余。
春节前就有各种以鬼为形态的活动。例如江浙等地的跳灶王、跳钟馗等。
所谓跳灶王，就是扮成灶公、灶婆或鬼神形象来逐疫驱邪。李绰《秦中岁时记》：“岁除日进傩，皆作鬼神状，内二老儿，为傩公傩母”。清褚人获《坚瓠集》云：“今吴中，以腊月一日行傩，至二十四日止，丐者为之，谓之跳灶王”。《昆新合志》又谓：“旧俗于二十四日，是日必祀灶，有若娱灶神，然后以一日不能偏，改而先期，今遂以月朔始矣。”《江震志》记载：“二十四日，丐者涂抹变形，装成女鬼判噭跳驱傩索之利物，俗呼跳灶王。”由此可见，祭祀灶王的活动，亦与鬼神相关；再说根据民间传说，灶王原是凡人，死后而被奉为神只[（21）]，其实称其为鬼神更为准确些。因此祭灶神，也是祭鬼的一种形式，在这一形式里保留着许多鬼神粉墨登场的活动。是合符逻辑，与整个气氛相吻合的。
所谓跳钟馗，早在宋代就有记载。吴自枚《梦粱录》：“入腊，街市即有丐者，三五人为一队，装神鬼判官钟馗小妹等形，敲锣击鼓，沿门乞钱，呼为打夜胡”。此说“打夜胡”即为跳钟馗。《清嘉录》中说得更为清楚：“丐者衣坏甲胄，装钟馗，沿门跳舞以逐鬼，亦月朔始，届除夕而止，谓之跳钟馗”。
春节里亦有祭祀鬼神活动，如江浙地区正月十三的祭刘猛将军，正月十五的祭紫姑，都是此类性质的活动。在吴桥县，“元旦拜节，贵贱通行。……至元宵前后而归者，谚云：有心拜节，寒食不迟。儿童有打核桃者，有击埌者，有傩扮带脸鬼者，戏亦多端”[（22）]。虽说这里不是纯粹的祭鬼活动，但它是转化为儿童游戏的早期祭鬼的遗存，至今在不少地方仍可看到这种情景。
撒路灯是旧时东北等地的元宵节的祭鬼活动。黑龙江省旧志《珠德县志》卷十五记载：正月十五、十六，每夜散放灯烛，俗谓离乡之鬼游魂为变，假以灯光，超度一切厉魂，以免作祟。据当时人记述，人们用以打发游魂具体作法是：撒路灯，谓无主游魂，或离乡荡鬼，能执光轮回，而免一方之害也。其地方有灯官反穿羊皮褂，顶挂铜串铃，头戴缨帽，耳挂红椒，在后乘马以随，前有肃静、避版四面（以木锨代之），继有执以鼓乐，沿路撒之。斯时沿途悬灯，灯官至则鸣炸炮以示迎。如有不悬灯者，任灯官处罚。大抵是点心数盒，或元宵数百而已，无罚钱者。在这些农村，由于地广人稀，元宵节撒路灯的重要性不亚于这里的挂红灯。这种习俗，把撒路灯超度厉鬼游魂的信仰民俗观念，与挂红灯和观灯习俗结合得十分妥贴。[（23）]
（三）物品方面
春节期间的民俗物品是很独特的，表现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更确切地说，它们与人们的鬼神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有着深刻的鬼文化的烙印。
（1）爆竹
关于爆竹驱鬼的记载，最早见诸于《荆楚岁月记》。这种春节期间的习俗在以前依然兴盛不衰。清乾隆《诸暨县志》记载：“腊月，以豕为牲，召巫祀之，曰‘作年福’。……夜放火炮，以避鬼魅。”明《新昌县志》记载：“除夜，饰鬼容逐傩，家家爆竹，群坐欢饮，谓之分岁。”清康熙《舒城县志》记载：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恶鬼”。清同治《瑞州府志》记载：正月，“三日侵晨，束刍像人，以爆竹、锣鼓欢噪逐鬼”。
除用爆竹直接驱逐鬼魅外，春节里人们还有其他施放的用意：一是打田财。清嘉庆十年《黎里志》：正月“十三日，乡人就田中立长竿，用藁筱夹爆竹缚其上，旁设刘猛将军之神，香烛、果品，杂列照耀，更有赞神曲，且拜且唱，四围金鼓之声不绝，少年好事者往往买雪炮（流星、赛月明之属）远远射之，谓之打田财。”二是驱疫疠。清乾隆《乌程县志》：除夕晚上，“人家爆竹，自子夜达曙不止，相传以驱疫疠云。”三是迎财神。民国《乌青镇志》；“初四夜，斋财神，并迎财神会，沿街施放竹爆以表欢迎。”以及迎喜神等等，这些活动中施放爆竹的用意大多与鬼神相关。所不同的是：对于人们喜欢的神灵，人们用爆竹来表示欢迎；而对危害人们的鬼灵，则采取用爆竹的方法来驱赶，以示不受欢迎。[（24）]
（2）门神
春节贴门神，是传统的中国人的一大景观。此俗始于汉代。汉蔡邕《独断》云：“海中有度朔之山，上有桃木，蟠屈三千里，卑枝东北有鬼门，万鬼所出入也。神荼与郁垒二神居其门，主阅领诸鬼，其恶害之鬼，执以苇索食虎。故十二月岁竟，画荼、垒并悬苇索于门以御凶也。”由此可知，神荼、郁垒是两个门神，其主要任务是将鬼魅御之门外，因此形成了这一春节期间画（贴）门神于门扉上的风俗。据传说，“一届年节，诸鬼怪相率出外，向人家索食”[（25）]，因此，人们过年之际用门神来驱鬼怪，确保以后一年里的平安，是很正常的心理需求。
虽说门神以后已从神荼、郁垒变成了秦叔宝、尉迟恭，但其所起的功用却未改变。《三教搜神大全》记载：“户神，唐秦叔宝、胡敬德二将军也。按传唐太宗不豫，寝门外鬼魅呼号。太宗以问群臣，秦叔宝奏云：‘愿同胡敬德戎装立门以伺。’太宗可其奏，夜果无事，因命画工绘二人之像悬宫门，邪祟以息。后世沿袭，遂永为门神。”
（3）桃符
旧时新年的一种避邪驱鬼的门饰。相传为黄帝所创。《山海经》：“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以御凶。”所谓“大桃人”，即最早的桃符形态。到了晋代，桃符驱鬼之说，已见记载。《荆楚岁时记》：“正月一日，……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
（4）春联
春联是新年的物品。《清嘉录》卷十二：“居人更换昂贴，曰春联。先除夕一二十日，塾师与学书儿书写以卖，榜于门，曰春联处多写千金百顺，宜春迪吉，一财二喜，及家声世泽等语为门联。”清同治《高安县志》载：“岁除：祭祖，祀神，扫屋迎新。粘春联，张门神”。清乾隆《袁州府志》载：“除日，换桃符，贴春联。”明《建昌府志》载：“岁除，是日换桃符、春贴（即春联）。”此类记载，数不胜数，充分表明贴春联是中国人年节一个重要标志。
据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春联者，即桃符也，自入腊以后，即有文人墨客，在市肆檐下，书写春联，以图润笔”。宋以前桃符上一般画神像，宋以后始有人在桃符板上题写联句。《宋史·世家·西蜀》：后蜀主孟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板，“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由此，我们亦可以看出春联虽无直接驱鬼逐疫的作用，但它源于桃符，因此，也可将春联视为与鬼相关的一种文化现象。
三、结尾语
综合考察了春节中的鬼文化的内涵后，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人深藏不露的传统观念里，认为春节虽是一个人节，又是一个鬼节，或者说鬼节的成分依然在许多现今的春节民俗事象中表现出来，如河南沘源县认为，每逢年节，“诸鬼怪相率出外”，人们必须“用红纸裹木炭两根，置诸门框旁，贫穷之家以棍一条，置诸门槛外，谓栏门杠”。[（26）]据说这样可以御鬼。在河南开封，早时认为正月“初三和‘破五’（即初五）都是鬼节”[（27）]。早时安徽寿春县，在正月初一，于自家门前，插桃符，以驱除恶鬼。[（28）]在广东海丰，正月初三是“穷鬼日”，清早要把房子里边的垃圾倒掉，还要拿几炷香、几张冥镪，和擸
一同倒去，同时还要放爆竹，这叫送穷鬼。这天大家互不往来，尤其禁忌妇女往来，生怕遇着穷鬼，使自己一年倒霉[（29）]。
虽说如此，人们还是利用了客观的非客观的种种心理、行为、器物来战胜年节期间的各种恶鬼，使自己的生活又翻开新的一页，变鬼节为人节，因此春节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成了中国人最为喜欢、最有文化内涵、最为历史悠久的传统佳节。
注释：
（1）《中华民族风俗辞典》第67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2）（22）《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第二十二卷元旦部。
（3）《东亚民俗资料荟萃》第103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出版。
（4）浙江丽水地区文联《丽水风俗》（内部资料）第115页。
（5）（6）（7）（8）（9）（10）见《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第826、871、862、261、311、187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出版。
（11）《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卷第256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12）见《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年版。
（13）高国藩《敦煌巫术与巫术流变》第312～313页，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4）《太平御览》卷二十“春分”。
（15）《丽水地区故事卷》第575～576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16）见《辞海》“祟”字。
（17）《荆楚岁时记》注，见《四库备要·史部》。
（18）（27）（28）（29）娄子匡《新年风俗志》第75～76、75、53、9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影印。
（19）《中国民俗辞典》第90页，湖北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
（20）《清嘉录》卷十二。
（21）见徐华龙、吴菊芬《中国民间风俗传说》第764～76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3）《东北岁节俗研究·东北农谚汇释》第93、86～87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24）（26）见杨荫深《事物掌故丛谈》第106、65页，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
（25）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第44页，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193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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