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档案学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理论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必须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众所周知，理论产生于实践，来源于实践，同时又受实践的检验，并得到不断发展。理论与实践经过“认识——实践——认识”不断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发展，使理论一次比一次更深刻更全面。档案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社会科学，档案学理论与档案工作实践的关系问题更是档案学研究者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对该问题的研究也一直是近年来档案学界的一个热点。
方一言在《当前档案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剖析》一文中指出：“档案学理论研究与档案工作实践之间似乎产生了可以明显感觉到的但又难以准确言状的双向背离的问题”，“一方面，是档案学理论研究游离于档案工作实践之实在基础之外”；“另一方面，是档案工作实践似乎又拒绝着档案学理论的指导。”①傅荣校则从哲学、环境、中介评价三个方面具体论证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相对脱离问题，并且指出，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不仅仅存在相互联系、相互结合趋势的一面，也存在相互背离的另一面。这两种趋势共同存在于主客体认识过程中，都有必然性，或者说不可避免的一面，”“理论联系实践和理论脱离实践，无非是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对这两方面关系所作的一种程度上的评价。要追求理论完全结合实践、联系实践的思想，与任何试图让理论脱离实践发展的思想一样，都是不现实的。”②诚哉斯言，理论来源于实践，它又高于实践经验；两者既相互联系相互结合，又相互背离相互脱节。理论与实践脱离的原因已有同仁从理论和实际工作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述③，不再赘述。我们只想从档案学理论研究的结构及其功能出发来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按照科学活动论的观点，当代科学活动形成了特定的结构，这就是由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三种科学活动组成的庞大而有机的体系。④基础研究，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说，是“旨在增加科学、技术知识和发展新的探索领域的任何创造性活动，而不考虑任何特定的实际目标。”⑤这一界说清楚地表明了基础研究的特征：创造性和不直接与实用相联系性。也就是说，基础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分析事物的性质、结构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揭示事物所遵循的基本规律，从而对客观事物作出理论说明，为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应用研究则致力于解决生产中提出的科学技术问题，开辟科学理论转化为技术的方面。通过应用研究，可以把理论发展到应用的形式，使理论具备为人类实践直接服务的可能性，它着眼于基础研究成果的可能用途，以及利用这成果达到预定目标的方法。至于开发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有个界说，认为它“是系统的工作，它凭借从研究或实验中所获得的知识，用它指导生产新的材料、产品和设计，建立新的工艺、系统和服务，并从根本上去改善已经生产或建立的那些材料、产品和设计。”⑥应用研究的成果，只是在技术上成功了，还有个交付实际生产的问题，开发研究正是担负着把科学技术直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工作。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从正向上说表现为指导关系，从反向上说表现为上升关系，后者研究的问题都是前者研究的课题。它们各自的研究成果之间也有类似的正向和反向的关系。
运用上述科学活动的结构理论，结合我国档案学界的实际情况，则档案学研究活动也可分为三个部分：（1）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着重研究档案的定义、档案工作本质及其运动规律，对档案及档案工作等社会现象作出理论解释和说明，以解决人们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基础认识问题，其研究成果构成了理论档案学的内容。（2）档案学应用研究：它以理论档案学为指导，研究解决档案事业和档案工作中存在的一系列技术方法问题，特别是那些共同的通用的技术方法问题，其研究成果构成了应用档案学（或称技术档案学）的内容。（3）档案学开发研究：综合运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理论和技术方法，结合具体的工作实际，改革原有的工作流程，建立新的操作程序，为档案工作提供可直接采用的技术方法和工作方案。其研究成果目前尚无名称，我们姑且称之为：“开发档案学”、“发展档案学”。
（二）
不同的研究活动产生不同的性质功能的理论形态。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以及由之产生的档案学基础理论不可能直接指导档案工作实践，它要经过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等环节。正如前苏联科学家N·A·拉契科夫指出的那样，“科学定律自身不是直接的行动规则”，⑦基础理论需要一定的超前性，也就是说：基础研究将导致出新的知识，它提供科学上的资本，它创造这样一种储备，而知识的实际运用必须从中提取”。⑧因此，笼统地指责档案学理论研究脱离实际，就混淆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三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从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实际情况看，脱节论也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可以说十多年来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实际开展的。这从十多年来档案学理论研究的选题即可看出。十多年来档案学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很多都是我国档案事业发展中所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如“档案图书情报一体化”、“档案有偿服务”、“档案馆藏建设”、“新技术革命对档案事业的影响”、“档案管理的自动化”、“档案执法”、“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等等，而档案学各个分支学科更是紧紧围绕着档案工作中的实际进行研究的。例如，科技档案管理学围绕“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深入探讨了科学技术档案向第一生产力转化的可能性，必要性及其途径等。再比如，档案管理学研究讨论了“信息高速公路”和媒体技术环境下档案工作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当然，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我们否定简单笼统的脱节论，并不等于否认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八十年代以来正是国内档案学研究从经验描述向理论抽象过渡的时期。理论研究的兴盛不免带来一些偏差和失误，诸如学风不够端正搞经院式研究；不顾学科建立条件盲目建立新学科；理论指导思想不明确，理论取向扭曲等。但正如奔腾的洪流必然挟带一些泥沙一样，其出现也是可理解的，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小的偏差和失误而否定整个档案学理论研究的主流。再说，脱节现象也不是档案学所特有的，而是任何一门学科都存在的，只要学科在发展，脱节现象就不能完全消除，一切理论发展都是试探性的，以通过批判和客观的检验挑选最新最好的理论，正如英国J·D·贝尔纳深刻地指出的那样：“理论结构的假设，不仅无害，甚至是必要的。因为假设能帮助我们的是：当我们看到的现象不符合所假设的结构时，就修改这种假设的结构；而当我们看到的现象符合所假设的结构，并通过分析确认它们在这一结构中的地位时，那就更有意义了。”⑨这段话提出并回答了如何看待和解决科学发展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矛盾问题。因此，盲目地不加分析地指责档案学理论与实践脱节，有将理论的指导作用庸俗化和走极端的危险。
我们否定了简单笼统的“脱节论”，那么，又该怎样解释档案学理论的“富有”与档案事业的相对落后这一现象呢？在“档案基础理论研究——档案学应用研究——档案学开发研究——档案工作”这一结构链中，开发研究正处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部，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是结构链上至关重要的一环，档案理论和技术方法能否转化为事业发展的动力因素，关键就在于开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如何。然而，恰恰是这关键的一环发生了“断裂”。
首先是理论界对于开发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一种理论提出后，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将这种理论拿到实践中去检验、推广、应用，而是忙于如何使这种理论在形式上更加完善无缺，文字表述上更加准确，内容上更加丰富精细。当然，这种完善也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开发理论的实用价值，使知识形态的生产力转化为物质的生产力。
其次是实践界不注重理论的开发应用。档案学基础和应用研究的成果固然需要通过理论界的开始研究达到实用地步，但更主要的是靠档案工作者的努力。与科研生产活动不同的是，在档案工作实践中，档案工作者既是工程师、技术员、又是工人，个别的还可能是理论家或技术专家，从事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档案工作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档案工作者是开发应用档案学理论的生力军。遗憾的是，实践界缺乏这种主体意识，不仅没有认识到这一光荣使命，反而对理论的开发应用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冷谈。比如，一些档案工作者在工作中遇到新问题、新情况时首先地考虑的是学习别的单位的经验，而不是从理论上寻求出路和指导。
（三）
我国的档案事业长期、持续、协调发展，依靠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和谐、平衡发展，依赖理论界与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事实上，目前我国的档案学理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当前需要的还不是指责、批评档案学理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当前需要的还不是指责、批评档案学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与否，而是要继续扶植理论研究，提倡发前人之所未发的探索性的创新研究，建立更多的新理论。这一点应成为整个档案界之共识。
作为理论界，要正确处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及时调整研究方向和重点，并按此重新布置研究力量，分配研究基金。在这方面国外的一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吸取。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处理上述三种关系时存在着三种模式，[⑩]第一种是英国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模式，即重视基础研究，轻视应用开发研究，其结果是英国基础科学实力雄厚，按人均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居世界首位，但经济发展缓慢，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名次逐年靠后。第二种是日本的“开发研究→应用研究→基础研究”的模式，它正好与英国相反，重开发应用，轻基础研究，日本经济的空前繁荣是与这种模式的指导分不开的。第三种是美国的“
”模式。这样模式重视应用研究，通过抓应用研究，带动和促进基础研究和开发研究。此种模式的实施，使得美国不仅成为世界科学中心，而且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三种模式，我们档案学采用哪一种？我们认为，借鉴国外的经验不能盲目照搬，而应根据自己的客观条件和实际情况。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宜采用“
”这一模式，即抓两头，带中间，在继续重视基础研究的同时，大力加强开发研究，促进应用研究，不仅为档案工作实践提供更多更好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而且要提供更多更好的新技术、新方法、新方案，使我们的档案学理论与档案事业协调地发展。
作为实践界，首先要在认识上扭转“理论玄虚无用”的错误观念，重新认识自己在档案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增强主体意识，想方设法促使现有理论和方法技术的开发应用，使理论知识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其次，要创造条件，让档案工作者懂得理论。可因地制宜，因馆制宜，或外出再进修培训，或通过业务自修，或举办专题讲座，或采用其他方式方法，使工作人员掌握已有的理论，并及时获得新的理论，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素质。(11)再次，要鼓励档案工作者将理论运用于工作实践。可将档案工作者的理论水平和开发应用理论的能力作为晋升职称的依据之一，对成绩显著的要予以奖励，在档案部门形成一种开发应用理论的声势与氛围。又次，档案部门可考虑设置专门的调研室或调研员，收集有关政策、学术、业务的研究成果，在综合分析和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设计出有利于档案工作各个环节的决策方案、技术设备以及操作方法，并在实际工作中予以贯彻、落实。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档案部门领导的重视程度，因此理论水平以及开发运用理论的能力也作为考察各级档案部门领导任期政绩的标准之一，还应作为选拔各级干部的依据之一。
经济学家J·A·舒姆彼得在其经济革新理论中说了这么一段话，对我们认识和解决“档案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也许有所启发和帮助，现引述如下，并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发现和发明肯定会产生出新的可能性。即使出现了新的可能性（例如发明只有出现新技术的可能性），但其本身并不一定都会影响经济过程。发现和发明只有被企业家所采纳，并按新的做法进行工作以后，这些可能性才能变成革新。只要未采取以企业家的活动为媒介进行革新的形式，就不会变成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因素。”(12)
注释：
①、方一言：当前档案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剖析，《上海档案工作》，1994.4。
②、傅荣校：论理论与实践的相对脱离，《中国档案》1995.1。
③、吴玫、王振银：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与结合，《中国档案》，1994.2。
④、刘大椿：《科学活动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⑤、⑥、孙显元：《科学和生产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⑦、（苏）·A·拉契科夫著：韩秉成等译，《科学学—问题、结构、基本原理》，科学出版社1984年。
⑧、（美）希锡：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自然信息，1988.2。
⑨、（英）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⑩、徐敏：《科学学纲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11)、芮国强：《关于档案学继续教育的几点思考》，《上海档案工作》，1994.3。
(12)、（日）只野文哉·岛史朗著，于秀琴等译：《研究和开发》，北京：国际工业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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