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起点问题的讨论及思考——兼析“始于毛，成于邓”的命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命题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起点论文,理论论文,兼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487(2008)10-0011-03
无论是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还是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无论是论证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还是论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无论是评价毛泽东的功过，还是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教训，理论界都会不知不觉地被“始于毛，成于邓”这一命题所缠绕。在党的十七大后，这一命题又冒了出来，对正确理解十七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涵形成了一定障碍。
笔者通过对这一命题形成的考证、命题本身的辨析及其使用的反思，试图证明和说明：为什么这一命题会成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障碍，是个伪问题，说薄一波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成于邓”的命题，是以讹传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始于毛”，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理论的形成，均“始于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始于毛，成于邓”的论证，反映了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定位，一直存在不同的认知；而对这一命题不加引证地使用和宣传，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和宣传中存在的浮躁之风和“党八股”的文风。
一、一个伪问题牵出的一个以讹传讹的命题
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界定，“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然而，许多专家受“始于毛，成于邓”命题的困扰，认为这一界定产生了新问题。如有专家提出：“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后，也引出一些新的问题需要回答。比如，对这个理论体系的界定为什么不包括毛泽东思想？对过去讲的‘始于毛，成于邓’怎么解释？”[1]更有专家把“始于毛，成于邓”看成是已经形成的“共识”，因而认为十七大提出了需要重新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毛泽东思想关系的重大课题。
诚然，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这一界定，确实引出了一些新的问题需要回答，例如，如何科学阐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党的工作的现实指导思想和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关系，等等。但是，认为这一理论体系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包括在内，就似乎违背了“已经达成”的“共识”，这绝对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无论是说“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还是说“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始于毛，成于邓”从来就没有成为过“共识”，更非理论界的主流观点。
例如，笔者在1995年主编的全国第一本《邓小平理论概论》教材中是这样写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历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提出主要观点和形成命题，到十三大形成理论轮廓，再到十四大初步形成理论体系的过程”[2](P12)这一叙述，肯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形成的，即它“始于邓”，因而自然不是“始于毛”。笔者以后所参与编写或主编的上海市以及教育部有关邓小平理论的教材，全部持这一观点。如笔者主编的上海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通用教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明确提出，要认识“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一历史地位，应该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是“始于毛，成于邓”，以及“毛泽东写了这一理论的上篇，邓小平写了下篇”的判断。[3](P145)
其实，这并不是笔者的认识水平有多高，有多超前，而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始于邓”，原本就是党的重要文件所规定的。如，早在1987年的十三大报告就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十四大报告同样强调：“我们党……在十四年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十五大报告更明确表达：“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这些报告是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因而上述论断才应该是全党的“共识”。
当然，理论界有部分同志在学术观点上，一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是“始于毛”的，或“毛泽东写了上篇，邓小平写了下篇”的，这是可以继续展开争鸣的。然而，问题在于，许多文章都以这是“薄一波同志早就有过的一个精辟的概括”为根据，却又不给出薄老这一“精辟概括”的出处。笔者无法查到薄老的全部文献特别是他的内部谈话，但就已阅材料来看，并未找到薄老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或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是“始于毛、成于邓”的这一说法。只是在1994年12月14日“在学习邓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薄一波才有“始于毛、成于邓”的提法，但其原话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对过去的经验教训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成功地实现了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党的认识史上的‘第二次飞跃’。仔细地看一看《邓小平文选》的第二、三卷，人们就会知道，这个始于毛、成于邓，继往开来的探索过程之艰辛。”[4]注意，这里讲的是“探索过程之艰辛”，而并没有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始于毛”。
由此，可以认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成于邓”已成为“共识”，因而会对十七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界定产生“问题”，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伪问题”；而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成于邓”的命题源于薄一波，更是以讹传讹。
二、对“始于毛，成于邓”三个不同命题的评析
薄一波在上述讲话中对“始于毛，成于邓”的使用，启示我们，这一论断其实存在三个不同层面甚至不同内涵的“命题”：(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始于毛，成于邓”；(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始于毛，成于邓”；(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始于毛，成于邓”。当然，如果对“成”作“形成”而非“完成”的解读，那我们可集中在“始于毛”的问题上讨论三个命题的正误。
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始于毛，成于邓”，是完全正确的。薄一波的讲话，非常清楚表达的就是这一层意思。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此时，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某些弊端，毛泽东已开始有所觉察，他曾提醒党内高层领导：“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鉴。”[5](P720-721)于是，他提出要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现代化道路，并相继作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形成了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兼顾国家和企业、企业和工人、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政治上实行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文化上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思想。这些，是明显区别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的。
然而，我们不能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始于毛”。因为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变化，毛泽东的这些探索逐渐被搁置。1958年，他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对这种偏差，党曾经力图加以纠正，但由于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而未能实现。1962年，毛泽东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归结为党内资产阶级的干扰和破坏，试图通过不断抓阶级斗争来实现经济建设的目标，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历史已经证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尽管不是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问题，但这些探索是失败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6](P37)因此，毛泽东并没有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源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既然在实践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没有开辟，遑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创呢？事实上，从理论上说，毛泽东晚年形成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从组织上说，毛泽东1975年底通过他发动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1976年4月“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已表明毛泽东杜绝邓小平试图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努力。因此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始于毛”，就更是不科学的。
那么，该如何全面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毛泽东的关系呢？
首先，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继承了毛泽东所积累的一切积极成果。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邓小平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其二，被邓小平所概括的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成为邓小平领导拨乱反正和开辟新道路、开创新理论的思想武器。其三，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形成的重要思想成果，实践了他想做而由于各种原因被放弃了的正确思路。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6](P369)因此，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得以形成的思想基础。
其次，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创，更重要的是纠正了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失误和错误。它主要也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6](P237)的失误。其二，毛泽东在实践上的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其三，指导思想上的“左”，正如邓小平所说，“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6](P237)没有对这些失误和错误的纠正，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因此，我们不能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始于毛”。
再次，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创，无论是继承毛泽东探索的成果，还是纠正毛泽东的失误和错误，都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毛泽东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其思想都形成于战争与革命的年代，这一年代特殊的国际环境，客观上制约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思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实践基础，依然是使他领导的革命得以成功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由此，整个毛泽东思想回答的理论主题，集中体现在“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进行这样的革命？”，包括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依然是想回答“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继续革命”的问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形成于和平与发展逐步成为时代主题的年代，邓小平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主题，洞察了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迫切性和可能性。这一理论形成的实践基础，则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而其理论主题，则是回答毛泽东没有完全搞清楚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由此，我们就更不能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始于毛”了。
三、对“始于毛，成于邓”命题被反复使用且被视为所谓“共识”的反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形成的，是由邓小平开创的，这一本来并没有多少疑义的论断，为何会被所谓“始于毛，成于邓”搞乱了，并被人们当作“共识”写进一些专著、论文甚至教材，还被作为各种政治理论考试题呢？对这一现象该作一些怎样的反思呢？这里有两种情况值得分析和评价。
首先，它反映了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评价，事实上一直存在不同的认知。十四大提出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后，一些理论工作者就对邓小平是否有“理论”持保留意见，他们认为邓小平有战略思想，但缺乏深刻和系统的理论阐述；也有些理论工作者认为邓小平有重要的理论观点和理论创新，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理论，因而它可以成为实践的指导方针，但还不足以上升为指导思想。当党以不懈的努力来构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时，同时伴随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精神的深入人心，改革开放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时，一些理论工作者则力图在理论上论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应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乃至十五大后，依然对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一历史定位持保留态度。这些思想观点，应该是一些理论工作者反复使用和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始于毛，成于邓”命题的思想缘由。当然，作为学术讨论中的一家之言，特别是一些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有造诣的理论工作者所作的论证，而不是随风倒的“表态”，他们应该在学术层面上受到尊重，因为这些争论客观上有助于在学理上深化对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一历史定位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的研究，从而有助于理论界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基本经验乃至客观规律。
其次，问题在于，许多文章、著作和教材对“始于毛，成于邓”的使用，没有任何学理支撑，而是人云亦云，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和宣传中存在的浮躁之风和“党八股”的文风。它表现在：许多谈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或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始于毛、成于邓”，并认定这一论断源于薄一波的文章、著作或教材，几乎都没有引证其出处；许多人置党代会通过的报告或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于不顾，仅凭以讹传讹的“始于毛、成于邓”的命题，就大做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或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始于毛”的文章；甚至有人还进一步推断：“薄一波同志早就有一个精辟的概括，就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始于毛、成于邓、发展于江’”，却不见那位教授引证一下薄一波是在何时何地作过“发展于江”的“精辟的概括”的；有人不惜在一篇文章或一本教材中自打耳光，既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或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是如何如何“始于毛、成于邓”的，又断言“这一理论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形成的”(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历史地位的阐释中，也有类似情况，一方面断言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又一个新阶段、第三个里程碑”，另一方面又论述它的形成背景依然是和平与发展，实践基础依然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理论主题依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许多理论文章还十分喜欢用排比句式来阐述党的理论发展的历史定位，如“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始于毛、成于邓、深于江”(其他如：“三代领导人对思想路线的贡献体现在：毛泽东的‘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江泽民的‘与时俱进’”；“三代领导人对现代化建设思想的贡献体现在：毛泽东的‘四个现代化’，邓小平的‘三步走’，江泽民的‘新三步走’”)等等，不一而足，使本应具有深刻内涵的理论评价，变成了文字游戏。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摒弃这些浮躁之风和“党八股”的文风，才能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术创造能力，增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中的指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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