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金融危机中银行特许权价值降低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许权论文,韩国论文,实证论文,金融危机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银行特许权价值下降与银行危机的关系
所谓银行特许权价值FV，通俗地说就是利率上限和进入限制为银行所创造的租金，这种租金使得银行许可证对于持有者而言具有商业价值，这就形成所谓的银行特许权价值。银行特许权价值对于银行稳健经营是非常有利的，因为拥有银行特许权和银行许可证更能够激励银行监督他们所提供贷款的公司，对其贷款组合进行风险管理，从而直接保证经营者尽可能不采取短期的道德风险行为。
银行FV的下降对于银行的持续稳健经营具有很大影响。因为对于银行所有者来说，FV也是银行的一种资产；如果银行特许权下降，所有者谨慎经营的动机就会减弱，投机性投资项目就会增多，便于获取风险收益；而在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金融监管有效性较差的情况下，银行失败的可能性会加大，从而造成整个金融体系的动荡。最近二十多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自由化后出现的银行危机，就是有力的证明。
二、银行FV下降与银行危机的模型
银行FV的下降和银行危机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以下的“价值——危机”（注：“价值——危机”模型是作者为了便于分析的需要，根据此模型的特点予以命名的。）模型来说明。
1.模型假设
(1)银行在每一期面临着两种选择，稳健投资或冒险投资。为了简化分析，假定稳健投资没有风险(这个条件可以放宽，只要假定稳健投资失败的概率小于冒险投资)，收益为rα，冒险投资有β概率成功，收益为rβ，而当经营失败时的收益为0。
(2)另外，假定银行一旦冒险经营失败，银行会资不抵债；而监管当局则是完全高效的，能够立刻发觉银行的行为并吊销其执照，结果银行会因为冒险经营失败而损失自有资本和FV。
2.模型推导
设银行稳健投资的平均收益为Eri=r[，α]，冒险投资的平均收益为Er[，β]=βr[，β]，冒险投资的平均收益要小于稳健投资收益，但冒险投资成功的收益要大于稳健投资收益，即r[，β]＞Eri＞Er[，β]。
但是当银行冒险成功所带来的超额收益大于失败的成本即：
r[，β]-Eri＞(1-β)(FV+C)(1)
时，银行仍然会选择冒险经营以获得超额收益。
这样，我们根据公式(1)可以看出，银行FV的下降和银行冒险经营动力增强有直接的联系。
银行在特许权价值下降的情况下，若改变稳健经营的行为而选择冒险经营，则银行的风险会加大；当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或风险数值很大时，就爆发银行危机。
三、韩国危机中银行特许权价值的实证分析
(一)韩国经济中的资本内流现象
韩国是亚洲“四小龙”之一，曾经创造了经济增长的“汉江奇迹”。在韩国，危机爆发前银行是资本流动的主要中介；韩国曾经成功地推动发展起造船、钢铁、汽车、半导体等工业；1996年，韩国最大的49个财团，尽管其销售额占整个国家GDP的97％，但是净利润总和只有6500万美元，粗放式的增长导致了企业的低效率，而银行由于风险高度集中于企业集团，而不得不增发贷款。在1992年到1997年短短的五年间，韩国共吸引了1200亿美元的私人资本流入，但是在1997年11月开始的金融危机中，国外资本开始大量外逃，从而加剧了危机的深度。
1.80年代的政策制定和资本内流
上世纪90年代前，韩国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因其对外政策而被动开放，汇率受到严格管制，汇率与资本流动情况无关。因此，资本账户盈余或资本赤字的负担可以通过资本流入量和流出量表现出来。例如，1980年之前的几年，经常账户长期赤字，因此借助各种自由化措施来降低资本流入。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韩国政府有意识地引导国内银行向国外借款，包括借款额度、投入方向等；韩国资本内流的增加形成了银行债务。
到了80年代末，资本账户出现了大幅盈余，资本流动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政府从借助国内资本转向运用国外资本来控制资本账户的平衡。国内大公司纷纷对外借款，但是政府仍不允许公共事业机构向外举债；居民购买国外债券、票据以及保险也受限制；同时，政府建议银行降低对外负债的暴露。
2.90年代资本账户的自由化
由于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政府开始推行资本账户自由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资本账户自由化的益处是得到认可的。因此，那时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全球化改革被列入政府制定金融政策的主要日程。Y.S.Kim管事局宣称，全球化应是优先发展的政策，而韩国经常账户的基本平衡被认为是有益于金融自由化的环境。
韩国政府颁布的资本自由化措施是：1991年，政府对国内公司在海外市场发行在国外流通的债券解除管制；1992年1月，韩国证券市场首次向海外投资者开放；早在1986年就被禁止的国内企业的商业信贷业务，到1995年重新得到批准。然而，韩国政策的制定者仍然是很谨慎的，他们倾向于渐进式的金融自由化，因此，直接的数量控制和管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对于证券投资来说，投资在外国控股公司证券的最高限额是10％，并且需要征税，这个限额的规定持续到1997年危机爆发。尽管额度曾在1994年10月份扩大到12％，而在1995年7月份继续扩大到15％。对于企业的商业贷款，其用途不仅受到限定而且需要政府批准。同样，国内公司在国外发行的、在国外流通的债券也需要进行数量控制。
因此，大部分通过公司或通过证券市场的资本流动并不是完全自由流动的，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数量限制；唯一的例外是与贸易相联系的短期资本。在整个90年代，在延期进口支付和提高出口支付比例上的各种限制开始一步步地提高。
但是相反，政府允许银行在向国外举债中享有更多的自由，如对银行在国外资本市场发行长期和短期银行券没有直接的限制性规定；尽管政府也尽责对银行进行管制，但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管制不严格，因而通过银行渠道进入的资本内流迅猛增长。
3.90年代的资本内流与外流
韩国在90年代开始有资本净流入。在90年代开始的4年中，资本净流入量较小，每年以相当于GDP1.2％的速度增长；但是在1994年到1996年的三年中，平均资本净流入的规模比前几年翻了一倍还多，达到GDP的3.5％。
从1994年到1996年三年中，韩国增加的资本流入表现出两个突出的特征：其一，债务工具是主要的资本流动方式，它在银行整个对外投资组合中占了主要份额；由于以上一系列政策的限制，外国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投资在整个资本内流中，占据有限的份额。因此，净资本内流的急剧增长主要体现在外债的迅速增加。其二，银行在增加的外债中，占据主要份额。在三年的外债增加中，银行占到大约70％，剩下的30％是公司为了贸易的需要而发生的外债。其三，在所有负债中，对外负债量比对内负债量大得多。韩国的金融自由化政策中有一项是允许银行开放并扩展海外分支机构的运营，韩国各家银行都极力抓住这个机会，因此银行海外分支机构对国外负债相对来说比国内分支机构对国内负债更大。
表1 韩国金融危机前后的外债情况(单位：10亿韩圆)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金融机构外债 235 244 333 493 667 584
外债总量 428 439 568 784 10471268
金融机构外债/总外债 55％55.60％ 58.60％ 62.90％ 63.70％ 46％
金融机构外债/GDP 7.70％ 7.40％ 8.80％ 10.90％ 13.90％ 13.20％
总外债/GDP
14％13.30％ 15.10％ 17.30％ 21.80％ 28.60％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2001年。
1997年末，累积的银行外债和银行危机爆发了。国外的债权人在当年11月份开始外逃，尽管国外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也开始撤资，但其数量相对来说较低。当时，由于债权人拒绝再借款而形成的来自国外借款的总量虽然不足以大到“资本外逃”的程度，但是，实际上资本外流量在11月份远大于资本账户收支表所体现的数额。
尽管资本外逃的官方数据并不确切，但是仍可以预测出私人抽资的数量；因为资本外逃，作为最后借款人的韩国银行需要通过增加对问题银行的外币存款，从而向发生流动性问题的银行提供援助。因此说，韩国银行存款的增加是衡量资本外逃规模的一个指标，在当时，这个数字已经相当惊人，竟然达到150亿美元，其中90亿美元存款直接投放在韩国银行的国外分行。韩国政府对问题银行的援助举措耗尽了韩国银行的外汇储备。
由于韩国政府没能稳定住国外债权人，并且资本外逃愈演愈烈，韩国政府不得不宣布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援助贷款。根据韩国银行的非官方数字显示：韩国金融机构的呆坏账在1997年底已经达到20万亿韩元，致使韩国7家大银行对国外银行难以再用发行新债券的方式偿还旧债券，这可能与外汇储备下降造成的相关短期外债恶化信息的发布有关，同时也与Moody' s和S&P' s评级公司对韩国银行信誉调整有关系。随着资本外逃，韩国典型的银行体系恐慌随之而来。
(二)90年代韩国银行的特许权价值降低
整个的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1992年，韩国股市的银行股板块表现一直很好；但从1994年开始，银行在资本市场表现欠佳，尤其是以商人银行业务为主的银行产业更是一落千丈。银行股在资本市场的表现表明：商业银行的特许权价值正在下降。这可能与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对银行竞争加大的预期不无关系。
1.造成特许权价值降低的原因
(1)资产结构变化。特许权价值的下降与银行资产结构的变化是分不开的。从银行的合并报表判断，韩国银行越来越容易选择冒险经营，主要体现在银行在他们的资产组合中以有价债券代替现金、必要的贷款和存款，而由于有价证券价格的变动性导致了银行巨大的市场风险。
(2)信用风险增大。在银行市场风险增大的同时，银行资产的信用风险也在上升。首先，在银行的贷款中，没有抵押和担保的贷款在增加；其次，在整个贷款中消费贷款的比例扩张迅速；第三，公司贷款中的中小企业贷款相对于大公司贷款增加快速。以上这三点表明资产结构的恶化以及银行和借款者信息的不对称提高了信用风险。
(3)流动性风险所致。更严重的是，银行在韩国外汇业务中面临着巨大的流动性风险。Fischer(1999)认为，流动性管理无效性造成的危机会通过扭曲投资决策促使资产价值持续性下降。统计数据显示，1997年初，韩国7家大银行都面临着外汇的流动性风险，如用一个月期限不匹配的缺口来衡量期限不匹配的严重性的话，7家大银行的平均不匹配缺口达到42.8亿美元。其实，韩国银行为防范流动性风险对外汇额度是进行了数量限定的，即使危机爆发，政府当局也可以以数量限定作为合理的基础进行干预，但是，由于外汇票据资产和负债到期期限的不匹配数量太大，韩国银行难以有效应对如此严峻的局面。
2.银行资产剧增但资本未变
尽管在证券市场银行股票表现很差且银行的风险资产结构存在问题，但是银行资产的总量仍然增长迅速。从1992年到1996年的五年中，韩国银行资产翻了一倍，扣除掉年均5.3％的通货膨胀因素，这个数字远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增长。更为严重的是，在资产增加的同时，资本却日益缺乏，致使资本资产比率下降，资本资产比率的下降增加了银行冒险经营的可能性；而政府不稳定的监管政策，又促使银行所有者在特许权价值下降时，没有意识进行自我风险管理。因此说，银行特许权价值下降和自有资本不足形成的恶性循环是韩国危机期间的典型特征。
(三)银行特许权价值降低的实证分析
根据“价值危机”模型，银行FV的下降和银行冒险经营动力增强有直接的联系。银行在特许权价值下降的情况下，改稳健经营为冒险经营会加大银行的风险，当风险累计到一定程度或风险数值很大时，银行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
韩国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于1993年放开了贷款利率，1994年开始实行存款利率的自由化。据相关资料统计，韩国80年代的平均存贷利差为7％，而90年代的平均存贷利差降为4.5％(李扬，2002)，因此利率自由化降低了银行的执照价值。韩国为了吸引国外资本，实行了高利率政策，从1992年到1998年存款利率都在7.5％以上。这种高利率政策和看似良好的投资环境，极大地吸引了国外银行和投资者的资本流入。在1992年至1998年的对外负债中，因政策原因，韩国银行的对外负债占整个外债的2/3以上。由于国内的存款成本太高，韩国银行试图通过对外负债再以高利率贷给国内企业以获取超额利润。据统计，在1996年和1997年间，境内外资金利差高达10％。由于韩国的银行业存在着严重的短存长贷问题，存款和贷款期限的不匹配，因而降低了银行的流动性。韩国各银行在1992年至1998年期间稳健性在下降，资产虽然增加，但资本资产比率不仅没有升高，反而下降，到了1997年，资本充足率和资本资产比率甚至小于4％。具体情况见数据表2和表3：
表2 韩国商业银行资本资产比率(单位：％)
时间1990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资本资产比率8.9
8 7.2 6.5 54
3.8
资料来源：韩国财政部：《韩国经济统计月报》，2000年2月。
表3 韩国金融危机前后的利率情况(单位：％)
时间1992年1993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
三个月存款利率(％) 108.6
8.5
8.83 7.5
10.81 13.29
货币市场利率(％)14.03 12.57 12.44 13.24 14.98
政府债券利率(％)15.1 12.1 12.3 12.4 10.9 11.7 12.8
贴现率(％) 7 7 5 5 5 5 3
贷款利率(％)108.6
8.5
9 8.84 11.88 15.28
隔夜拆借利率(％)13.65 12.49 12.47 13.34 14.01
准货币(10亿韩元)24.7 13.4 2.1
157.2
M2增长率(％)21.2 15.5 16.2 19.2 19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E-book,2002年。
我们对前述“模型推导”的公式(1)有关参数作如下设定：稳健投资收益率是官方公布的贷款利率和政府债券利率中的最高者与存款利率的利差；银行向国外低利率举债向国内企业贷款为风险性投资，风险投资的收益率是向国外借款利率与对国内贷款利率的利差；失败概率根据每年度银行负债占GDP的比率来计算，设1997年风险投资失败的概率为0.90，即β=0.10，且满足r[，β]＞Eri＞Er[，β]；1996年的β=1-(0.9*13.9％/13.2)=0.06，1995年的β=1-(0.90*10.9％/13.2)=0.26；1994年的β=1-(0.90*8.8％/13.2％)=0.40；1993年的β=1-(0.9*7.4％/13.2％)=0.50；1992年的β=1-(0.9*7.7％/13.2％)=0.48
下面我们对上述推导公式进行变形(因为“1-β”为正数)，得到：
FV＜-C+(r[，β]-Eri)/(1-β)(2)
即当公式(2)成立时，银行就会选择冒险经营。
根据以上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银行特许权价值与银行风险和银行危机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银行危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银行特许权价值的函数：R=R(FV，ω)。其中，R表示银行危机发生的可能性，ω为其他可能因素，FV为银行的特许权价值。
四、韩国金融危机的启示
以上分析表明：韩国对金融市场管制的缺乏，为一系列的资本内流和危机提供了刺激和机会的可能性，韩国金融自由化是造成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金融自由化降低了银行的特许权价值体系，即特许权价值的急剧下降与政府放松管制是分不开的。银行体系在危机之时暴露出脆弱性，为应对竞争的压力不得不进行冒险经营。韩国银行特许权价值的下降打破了其原有的资金平衡，从而增加银行风险；而国内业务的失败以及银行离岸业务的失策，致使银行体系发生危机。
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和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它有助于推动各国经济的发展。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进行了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如：放松或取消了利率限制、降低了法定准备金率和银行进入障碍、减少了政府对信贷配给政策的干预、银行实行了私有化，甚至一些国家积极地推动当地股票市场的发展，鼓励外国金融机构进入。通过金融自由化，发展中国家能够增加国内储蓄和经济增长，满足高风险和高收益投资的需求，从而降低对国外资本的过度依赖。
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充分考虑自身的国情，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市场成熟程度、本国产品的竞争力等情况，适度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实施渐进式的金融自由化策略和金融开放策略，在取消利率上限和取消进入壁垒方面采取谨慎的渐进主义模式，可使银行特许权价值的降低呈缓慢递减的趋势，而不是在短期内陡然下降，这样就会引导银行行为逐渐向理性的谨慎的方式转变，而不至于引发大规模的道德风险行为。Graciela L.Kaminsky1999年分析认为：技术和信息处理的发展，以及金融自由化使居民更容易变换银行储蓄的货币组合，导致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融资更加容易，外汇风险的暴露增加，银行体系更容易受到冲击。因此说，金融自由化必须是渐进的，至少要在国内市场有一定广度和深度以后，才是实行自由化改革的最佳时期。另外，加强金融管理必须先于金融自由化。因为，在制度环境并不健康的情况下，由于银行垄断利润降低，银行经营许可成本下降的机会会丧失，贷款的高风险会增加，当银行资不抵债时，可能会导致银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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