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来源的构成及其对城市化的贡献:1991/2010_人口普查论文

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来源构成及其对城市化的贡献:1991~2010,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其对论文,人口增长论文,贡献论文,来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口城市化通常简单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人口城市化过程,又主要表现为城市人口的增长。而城市人口不同来源的增长,不仅反映人口城市化的不同内涵、机理及城乡人口与城乡地域变动的关系,也深刻影响人口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未来走向。因此,考察和厘清城市人口增长及其增长来源,一直是人口城市化和城乡发展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尤其就中国而言,城市常住人口①一般只有在1%人口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才可获得,加之不同时期的人口调查城乡划分标准及城市人口统计口径多有变化,使考察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来源、测算其相对统一可比的城市人口年度规模不仅重要,而且也更加必要。

       一、研究背景

       由于厘清和把握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来源的基础重要性,学术界早已开展了一些相关研究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吴汉良(1988)较早地考察了中国1970~1985年城市人口增长来源的变化,发现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逐步由自然增长转变为迁移增长。显然,由于当时全国性统计资料的缺失,吴汉良没有考虑行政区划变动因素对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王桂新(1991)首次把城市人口增长划分为自然增长、迁移增长和行政区划变动增长三个方面,并系统考察了1978~1988年城市人口增长来源构成及其对城市人口增长与人口城市化的贡献,发现行政区划变动因素是影响该时期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几乎每年占城市增长人口的一半以上;其次是城市人口自然增长,以人口迁移增长最少。王放(1993、2004)利用1982、1990和2000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考虑5周岁以下儿童跨省迁移量,并在市镇扩建而增加的城市人口中引入存活率,以此测算了1982~2000年城市人口增长的来源构成,其研究显示1982~1990年中国城市人口自然增长所占比重呈逐渐减小的趋势,而且这一趋势在1990年以后仍然十分明显;迁移增长人口比重则呈反向变化,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胡英、陈金永(2002)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乡—城迁移人口的动态变化,得出与王放相似的结论,即20世纪90年代城市人口增长的来源构成基本与80年代一致,但迁移增长人口比重持续增大并逐渐超过自然增长。周一星、田帅(2006)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对2000年人口普查的全国城市人口数据进行了调整。

       纵观目前已有的研究,就考察中国城市人口增长规模及其来源构成来说,显然还存在一些不足或问题。(1)在方法上大多不够严谨。如王放(1993、2004)在测算城市人口自然增长规模时用总人口自然增长率直接代替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测算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数量时,把迁移人口在迁移后出生的子女也计算在迁移人口数量之中;胡英、陈金永(2002)在测算城市迁移人口增长量时没有考虑城市人口向农村的反向迁移,在测算行政区划变动因素对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时只用一定时期镇增加数和镇的平均人口规模。由于方法不够严谨,导致对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来源构成的测算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偏差。(2)受数据局限及工作量大的影响,对城市人口增长来源构成的考察缺乏系统完整性。如周一星、田帅(2006)基本上是根据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测算调查年份的城市人口规模及其增长来源,几乎不涉及其他年份的数据。本研究在上述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下略)为基本行政单位,首先根据各省现有人口调查数据,测算1991~2010年中国各省历年城市人口增长规模及其来源构成,然后将各省相应数据加总得出同期全国历年城市人口增长规模及其来源构成,探讨不同来源增长的城市人口对人口城市化的贡献。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

       (一)城市人口规模及年增规模测算方法

       本研究对中国城市人口增长规模的测算,是基于中国特有的把全国人口划分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双轨体制。由于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被普遍认为质量较高(张为民,2008),对城市人口的定义和统计基本符合实际情况,所以本研究以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以省为基本行政区单位,对1991~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及年增长规模进行测算。

       1.城市人口规模的测算方法

       根据中国人口划分的双轨制,城市人口也被划分由两部分组成,虽以非农业人口为主,但也包括一部分农业人口。这种划分与统计持续到1990年。自1991年起中国即取消了把城市人口按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的统计,只保留地区总人口的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统计数据。由于这一数据的制约,使按双轨制测算城市人口增长规模,只能以地区总人口的非农业人口与农业人口增长率分别替代城市非农业人口与农业人口的增长率②。

      

       根据式(2)可分别计算出1991~2010年间按1991年(1990年末至1991年末)城市农业人口增长率与非农业人口增长率之比不变情况下各省历年的城市农业人口。根据同样的方法和假设也可分别计算出各省历年城市非农业人口。将上述计算所得的各省城市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相加即可得到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各省历年的城市(总)人口

       考虑多发的行政区划变动和日趋活跃的乡城人口迁移可能导致城市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增长率的异常变化,而人口普查一般又可获得相对准确的城市人口数据,所以可用人口普查获得的城市人口数据对以上计算所得的城市人口数据进行校正。

      

       (二)城市人口增长来源构成的测算方法

       根据王桂新(1991)的方法,本研究把中国城市人口的增长来源划分为城市人口自然增长ΔUPR、迁移增长ΔUPM与行政区划变动增长ΔUPL,具体表示为:

       ΔUP=ΔUPR+ΔUPM+ΔUPL (4)

       其中,城市自然增长人口是指城市已有人口自然增加的人口;迁移增长人口是指因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并常住城市而增加的人口;行政区划变动增长人口是指因行政区划调整而带来的城市人口增长,包括原有城市辖区扩张带来的城市人口增长和新增市镇带来的城市人口增长。城市的迁移增长人口是通过改变居住空间位置、由农村迁移到城市转变为城市人口,也称迁移城市化人口;而行政区划变动增长人口则是农村人口就地转变为城市人口,也称就地城市化人口,二者的城市化路径是不同的。城市3种来源增长人口的测算方法如下。

       1.城市自然增长人口的测算方法

       首先,根据i省1990、2000和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及1995和2005年两次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获得的出生人口数

和以上调整推算的t年城市人口总数

,计算i省1990、1995、2000、2005和2010年5个年份的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

      

      

       2.城市迁移增长人口的测算方法

       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所带来的城市人口增长,主要是根据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获得的各省城乡迁移矩阵和迁出(入)人口离开前住地或迁入现住地的时间测算。假设迁移者在测算期间离开户口登记地后只迁移过1次,这样其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即可视为在迁入地的迁入时间。如表1所示,根据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1995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获得的城乡迁移矩阵,可计算出i省在调查前5年内城市净迁入人口

。再根据表2,计算i省城市(现住地)5年内的迁入人口

,并计算5年内不同年份迁入人口所占的比例,按此比例将城市5年内的迁入人口分配至各相应年份:

      

      

      

       同上,检查所计算的各省相近年份城市迁移增长人口的变化,计算结果未出现城市迁移增长人口的异常值。若出现异常值,则进行相应的平滑处理。

       3.城市行政区划变动增长人口的测算方法

       本文拟采用两种方法测算。第一种方法是直接根据式(4)、式(6)、式(10)计算得到:

      

       第二种方法是直接根据行政区划变更测算因此而带来的城市增长人口。具体测算过程是:首先根据i省相邻两年城市各行政级别的单位数(如市辖区、地级市、乡镇等)和相应的城市人口数,计算两个年份城市各行政级别单位的平均人口规模。然后对城市两个关联变化行政单位的平均人口规模,用后一年份其中城市某级行政单位的平均人口规模减去前一年另一级别行政单位的平均人口规模,所得即为后一年份城市该两行政单位变动所增加的城市人口。根据同一方法,依次计算出后一年份城市各关联变化行政单位变动所增加的城市人口,并加总即可求出i省后一年份城市行政区划变动增长人口。再将各省城市行政区划变动增长人口加总,即得全国因行政区划变动增长的城市人口③。

       根据两种方法测算的中国1991~2010年历年城市人口行政区划变动的年增规模(见表3)可以看出,由于方法二的局限,使其测算结果一般都小于方法一的测算结果,其差值也可以看做是方法二所忽略的城市辖区范围扩大而增加的城市人口。但总体来说,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还是比较吻合的,二者绝对差值一般在40万人以下,相对误差基本都在6%以内。因此可以说,本研究不仅对城市人口行政区划变动年增规模的推算数据比较科学,而且也间接说明,对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和迁移增长的推算结果也是比较可靠的。

       因为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差别不大,基本吻合,作为考察城市区划变动增长人口使用二者均可,但考虑到第二种方法的不足,本文分析仍用方法一的测算结果。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全国及各省历年统计年鉴、人口统计年鉴及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具体为:(1)1990~2010年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与城市人口数据来自1990~2011年全国及各省的历年人口统计年鉴,1990、1995、2000、2005和2010年的城市出生、死亡人口数据来自全国及各省的当年人口统计年鉴。(2)1990、2000和2010年的城市人口数据来自当年的人口普查;1990~2010年的总人口自然增长率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3)1995、2000、2005、2010年的城乡迁移矩阵和来本地居住时间数据来自全国及各省相应年份的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

       三、城市人口及三大来源增长规模的变动特征

       根据以上方法和数据测算的1991~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及其自然增长、迁移增长、行政区划变动增长规模,表现出不同的变动特征。

       (一)城市人口增长规模的变动特征

       1991~2010年中国历年城市人口增长规模如图1所示。把本测算结果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历年城市人口增长规模比较,可以发现在1991~201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人口约增长了1.15倍,本研究测算数据显示约增长了1.18倍,从20年的城市人口增量来讲二者是比较接近的。二者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国家统计局公布2010年(末)中国城市人口为66 978万人,本研究测算结果为67 164万人,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10月31日中国城市人口已达67 001万人。本研究是以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测算的,测算结果大于人口普查数应属正常,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末城市人口数还小于早2个月的人口普查数据,似与事实不符。(2)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计算的1991~2010年中国历年城市人口的年增规模,在1991~1995年基本保持1 000万人的规模,但到1996~2003年却突然倍增至2 000万人以上(2 150万左右)且基本保持不变,2003年之后又表现出减小—增大、减小—增大两次波动变化(见图1)。本研究测算的1991~2010年中国历年城市人口的年增规模则基本以二次曲线形态呈持续增大趋势。根据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趋势的考察,对各种城市人口增长因素的分析,以及对照前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对流动人口的监测数据,本研究的测算结果应相对更符合中国城市人口历年增长的实际情况。

      

       图1 1991~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增长规模的变化及其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测算结果与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城市人口三大来源增长规模的变动特征

       1.城市自然增长人口规模的变动特征

       城市人口自然增长规模,主要受城市人口规模及其自然增长率的影响。如图2所示,考察中国1991~2010年城市人口自然增长规模的分布,受城市人口规模及其自然增长率影响总体呈不对称扁平“V”字形变化。在1991~2001年,主要由于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使城市人口自然增长规模总体呈减缓趋势,如1991年尚年增263.43万人,到2001年即减少到198.06万人;2003~2010年,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虽下降减缓并趋向稳定,但由于此前十数年城市人口的持续增长已形成庞大的城市人口规模,使城市人口自然增长规模逆转为明显持续增大趋势,如2003年已减少到191.15万人,到2010年即增大到291.28万人。处“V”字形变化底部的2002年,由于当年各省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普遍上升,造成城市人口自然增长规模突然增大到222.62万人,均大于前后两年的增长规模。

      

       图2 1991~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自然增长规模和自然增长率的变化

       注:作者测算绘制。

      

       图3 1991~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迁移增长年增规模的变化

       注:同图2。

       2.城市迁移增长人口规模的变动特征

       虽然也存在从城市到农村的反向迁移,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无疑是乡城人口迁移的绝对主流。改革开放以来,日趋活跃的人口迁移,更加促进了城市迁移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如1991年全国城市迁移增长人口约为195.63万人,此后一直呈明显二次曲线型持续快速增长态势,到2010年即迅速增大到2 313.66万人,20年间增大了10.8倍,远超城市人口总体规模的增长速度(见图3)。但城市迁移人口年增规模的增长速度则呈减缓趋势,如1991~2000年间年增规模年均增大34.6%,在2001~2010年间年均增长率即下降到14.0%。20世纪90年代城市迁移人口年增规模的快速增大,主要是由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加大了市场化改革力度,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日趋活跃,使城市年净迁入人口规模迅速增大;21世纪前10年城市迁移人口年增规模增速的减缓,则主要是由于此前农村人口的大量外迁使农村人口规模相对减小所致。

      

       图4 1991~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行政区划变动增长年增规模的变化

       注:同图1。

       3.城市行政区划变动增长人口规模的变动特征

       根据方法1测算的中国历年城市人口行政区划变动增长规模如图4所示。从图4可以看出,相对于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与迁移增长,中国1991~2010年行政区划变动带来的城市人口增长规模的历年变化规律性较差,大致表现出以下特征:在1991~1995年年增规模逐年增大,经过两三年增减波动后自1998开始突显迅速增大态势,延续到2003年达到最大年增规模724.30万人后又开始逐年减小,但到2010年仍保持在550万人以上。以上行政区划变动带来的城市人口增长规模的历年变化也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1991~1999年年增规模相对较小,均在530万人以下,而且大多数年份都少于500万人;2000~2010年年增规模较大,基本都在600万人以上。城市行政区划变动增长人口的以上变动特征,完全是由中国此间行政区划的变动决定的。如1991~1995年中国的行政区划变动主要表现为大规模的县改市,使县级市数量从1991年的287个增长到1995年的369个,县级市的快速增加造成这一时期城市人口行政区划变动增长年增规模的逐年增大,但年增长规模相对较小。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城市化发展加快,行政区划变动形式相应转变为以新增地级市和市辖区的快速增长为主,地级市由1999年的227个增加到2003年的282个,市辖区由1999年的743个增加到2003年的846个。由于地级市和市辖区是承载中国城市人口的主要区域,所以该时期城市人口因行政区划变动增长的年增规模迅速增大。2003年以后,虽然中国地级市和市辖区变化不大,但县级市和乡镇数量有所减少,县级市由2004年的374个减少到2010年的370个,乡镇由2004年的43 258个减少到2010年的40 906个,城市人口行政区划变动增长规模也因此逐年减小。

       四、城市人口增长来源构成及其变动特征

       综合以上方法和数据测算的1991~2010年中国历年城市人口增长规模及其增长来源构成如表4、图5所示。从中可以看出,1991~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来源构成变动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

       其一,延续前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来源构成变动趋势,在期初的1991年,城市因行政区划变动年增长人口规模最大,所占比重最高,占全年城市人口增长的41.88%,显示行政区划变动因素仍是当时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其次是自然增长人口,约占33.35%;以迁移增长人口规模最小,所占比重小于25%(24.77%)。而且三个来源增长的城市人口规模都普遍较小,所占比重也都比较接近,年增规模最大的行政区划变动增长与年增规模最小的迁移增长相差135万人,二者所占比重约相差17个百分点。

      

      

       图5 1991~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来源构成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表4绘制。

       其二,1991~2010年,城市自然增长、迁移增长及行政区划变动增长三个来源年增规模所占比重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由于在1991~2001年城市自然增长人口规模呈减小趋势,加之迁移增长人口增长较快,因行政区划变动增长的人口规模相对较小,使城市自然增长人口规模所占比重呈持续下降趋势。自2003年开始,虽然城市自然增长人口规模出现增大趋势,但由于迁移增长人口规模与行政区划变动增长人口规模呈现更明显的一增、一减反向变化,所以此间城市自然增长人口所占比重基本保持稳定在9%左右。城市迁移增长人口所占比重总体呈单边上升趋势,虽然1991年其所占比重最小,但1993年即超越自然增长人口的比重,1996年再次超越行政区划变动增长人口的比重,开始转变为影响城市人口增长的第一因素,1998年其所占比重已达到51.65%,超过整个城市增长人口的一半;到2005年其比重超过60%,已基本左右了城市人口的增长;此后其比重继续增大,已几乎完全决定了城市人口的增长。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迁移增长人口所占比重总体上增速较快但波动较大,21世纪前10年增速较慢但上升趋势稳定。行政区划变动增长人口所占比重同样延续前述20世纪80年代的趋势,在1995年之前都基本保持在42%以上,为影响城市人口增长的第一因素;1995年后出现下降并被迁移增长人口超越,到1998年下降到32.30%;1998年后又小幅反弹到2001年的37.55%,之后即与迁移增长人口比重走势相反,呈稳定下降趋势。

       其三,城市自然增长、迁移增长与行政区划变动增长人口比重历经上述不同的变化,到2010年已形成与20世纪80年代及1991年完全不同的构成格局。1991年增长人口最多的行政区划变动增长因素在期末2010年已退居第二位,增长人口比重下降到17.55%;1991年增长人口居第二位的自然增长因素到期末2010年增长人口比重下降到9.22%,成为对城市人口增长最小的影响因素。与二者变化相反,1991年对城市人口增长影响最小的迁移增长因素,经过20年的迅速发展,其增长人口所占比重到2010年已大幅度上升到73.23%,不仅显著扩大了与自然增长、行政区划增长人口比重的差距,而且已成为影响城市人口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五、城市不同来源增长人口对城市化发展的贡献及其变动特征

       为了考察中国1991~2010年城市不同来源增长人口对城市化发展的贡献,现以1990年城市人口规模

为基础作以下假定与测算。首先假定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在1991~2010年间保持1990年规模不变,并设t年全国总人口为

,由此计算的t年保持1990年规模不变的假想城市化率为

④,以本文测算的1991~2010年间t年城市人口规模

计算的实际城市化率为

,从1991年起到t年城市增长人口对城市化发展的累计贡献度为

,则有:

      

      

      

       根据以上诸式计算的1991~2010年间中国城市三来源增长人口对城市化发展的累计贡献度和年度贡献度如表5与图6所示。可以看出:(1)在假定城市人口保持1990年规模不变时,由于总人口的持续增长使城市化水平逐年走低,到2000年和2010年,中国在此假定条件下的城市化率已先后下降到23.82%和22.52%,分别比1990年的城市化率下降2.59个和3.89个百分点。即使算上城市自然增长人口,也只能使城市化水平大致与1990年持平,而不能使城市化水平逆转为上升趋势。这就是说,仅就以城市化率表征的城市化而言,总人口的变化也是考察城市化水平不能忽视的影响因素。(2)城市人口规模的快速增大,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显著提高。在1999年之前,城市增长人口对城市化率的年度贡献度还不到1个百分点。之后特别是在城市迁移人口的快速增长推动下,城市增长人口对城市化率的年度贡献度开始超过1个百分点,并呈逐年增大趋势,到2009和2010年进一步增大到2个百分点以上。也就是说,主要由于城市迁移人口的增长,推动了城市化快速发展,这样的增速对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是很难想象的。(3)1991~2010年,大致在其前10年,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迁移增长与行政区划变动增长三因素对同期城市化发展的影响都不十分明显,而且彼此差距不大,如到1999年城市三来源增长人口对城市化发展的年度贡献度基本上均小于0.53个百分点,1991年以来对城市化发展的累计贡献度分别为1.78个、3.31个和3.25个百分点。但之后10年,城市人口增长加快,特别是城市迁移人口的快速增长,使三者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差距明显扩大。到2010年三者自1991年以来对城市化发展的累计贡献度已分别增大到3.58个、15.29个和8.51个百分点,累计贡献度和彼此之间的差距都明显增大。(4)1996年以来,城市迁移人口的增长即成为推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特别自2006年开始,其对城市化发展的年度贡献度已超过1个百分点,到2010年甚至使城市化率比前一年提高1.56个百分点。从城市三来源增长人口自1991年以来对城市化发展的累计贡献度来看,2000年三者对城市化发展的累计贡献度仍比较接近,各自占比大致为2∶4∶4。之后迁移人口快速增长,到2010年,1991年以来对城市化发展的累计贡献度已接近城市增长人口累计总贡献的56%,分别是自然增长人口和区划变动增长人口的4.27倍和1.80倍。

      

       图6 1991~2010年中国城市三来源增长人口对城市化率的贡献

       注:根据表5绘制。

       六、主要结论和讨论

       本文以上对中国1991~2010年城市人口增长及其增长来源构成的考察显示,期初城市人口增长及其增长来源构成均延续了此前20世纪80年代的趋势,城市人口年增规模呈二次曲线模式持续增大,其增长来源构成中,以行政区划变动增长的人口最多,其次是自然增长,迁移增长尚处末位。但此后迅速发生了转变,1995年为其重要转折点。毫无疑问,这一转变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及其后改革加速推进有关。受改革影响最大的首先是城市人口的迁移增长,其次是伴随城市人口迁移增长规模快速增大而发生的行政区划变动增长,二者分别为1996年以后对城市人口增长具有决定作用的第一和第二位因素。

       1991~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增长三大来源的年增长规模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受城市人口规模及其自然增长率变化的双重影响,城市人口自然年增长规模虽在期初最大,但随后即呈先减小后增大的不对称扁平“V”字形变化;迁移年增长人口规模虽在期初最小,但在改革开放推动下迅即逆转为快速持续增大趋势,在1993和1996年分别超越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与行政区划变动增长;行政区划变动增长人口,在期初是城市人口增长的重要来源,之后仍总体呈增大趋势,其间虽有波动变化,但到2010年仍是自然增长人口的两倍。总体而言,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与迁移增长作为两大人口变动现象,其变动相对较有规律。而行政区划变动增长人口,虽与城市人口的增长有关,但主要受城市发展政策及政府行政偏好的影响,所以行政区划变动增长人口的变动规律性较差。

       就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迁移增长与行政区划变动增长对中国人口城市化发展的贡献而言。大致在考察的前10年,城市三来源增长人口对同期城市化发展的影响都不十分明显,而且彼此差距不大。到2000年,三者1991年以来对城市化发展的累计贡献度分别占比仍大致为2∶4∶4。但之后10年,城市人口增长加快,特别是城市迁移人口的快速增长,使三者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差距明显扩大。

       虽然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迁移增长和行政区划变动增长都使整个城市人口有所增加,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人口城市化的发展,但不同来源增长的城市人口所体现的城市化的路径和内涵则有明显的差异。城市的自然增长人口对扩大城市规模、增强集聚经济等具有重要作用。但就城市化而言,虽然包含在城市人口里作为分子计算城市化水平,但实际上他们并未经历城市化过程,本身也不具备真正的城市化涵义。所以以城市的自然增长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可视为“名义”城市化率。城市化的基本定义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作为城市人口增长两大来源的迁移增长与行政区划变动增长人口,基本上都要经历由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城市化过程,符合真正的城市化的涵义,所以以城市迁移增长与行政区划变动增长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质”城市化率。

       城市人口的迁移增长与行政区划变更增长,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即人口城市化的两条重要途径,也分别代表了迁移城市化与就地城市化两种重要模式。这两种城市化模式,既有迁移(非就地—改变常住地位置)与就地之区别,又有密切的内在关联和相互作用关系。原有城市辖区的扩大或新城市(镇)的增设,拓展了城市空间(迁入地),为迁移城市化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可能;迁移城市化带来城市人口增多,为了适应迁移城市化带来的城市人口增长,城市地区就要扩大原有辖区或增设新的城市(镇)以拓展城市空间,由此又形成就地城市化,把城市扩展地区或新设城市地区的农村人口就地转变为城市人口。所以说,迁移城市化与就地城市化是一个互相联系、互为因果、互动发展的过程。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迁移城市化一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的主要模式或实现路径。

       中国未来十数年仍将处于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在未来十数年的城市化快速发展期,中国城市人口增长及其来源构成,仍将延续本研究探讨的1991~2010年的趋势,城市人口仍呈持续快速增长态势,城市人口的迁移增长与行政区划变动增长仍将构成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大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占城市增长人口的比重将逐步止跌缓升;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人口规模的减小及人口的老龄化,城市迁移增长人口占城市增长人口的比重将出现缓升并逐步稳定保持高位态势,行政区划变动增长人口所占比重的变化受制于以上二者。但必须指出,长期以来,政府GDP崇拜和土地财政的诱惑,使政府频繁变更行政区划,盲目扩张城市用地,不仅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低下,还把过多的农村、农业人口纳入城市,这样难免增加中国城市化率的“水分”,造成城市行政区划变动增长人口比重过高的虚假城市化现象⑤。

       进一步考察可知,中国1991~2010年的城市迁移增长人口,主要来自省内农村迁入,而且其增速明显快于来自省外农村迁入;主要表现为市迁入人口的增长,但镇迁入增长人口增速明显快于市迁入人口。这说明中国迁移城市化已出现由远距离(迁移距离)、较高层次城市(迁入地)向近距离、较低层次城市缓慢转变的趋势。可以说,这一转变是中国经济转型、产业梯度转移的必然结果和城市化伴随经济转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城市化质量,促进城市化健康持续的发展。随着国家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地区发展差异的缩小,以及中小城市(镇)的快速发展和对大城市人口增长的控制,主导中国未来城市化发展的迁移城市化无疑仍将继续这一转变趋势,即中国迁移城市化的远距离(迁移距离)、较高层次城市(迁入地)模式将进一步向近距离、较低层次城市模式缓慢转变,并反过来对中国缩小城乡差别和区域差别、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和区域均衡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注释:

       ①本文所说的城市常住人口是指已在迁居城市居住6个月及以上的人口,即包括城市户籍人口和常住无户籍外来人口。

       ②因为一个地区的非农业人口基本上都集中在城市,如1990年有约91%的非农业人口集中在城市,所以可以用地区非农业人口增长率替代城市非农业人口的增长率。同时用地区农业人口增长率替代城市农业人口的增长率。

       ③如广东省地级市1990年有18个,1991年增加到20个,其平均人口规模分别为78.7万人和75.25万人,二者平均为76.9万人;市辖区1990和1991年分别为41个和40个,其平均人口规模分别为35.0万人和37.6万人,二者平均为36.3万人。县1990和1991年分别为76个和78个,其平均城市人口规模为18.6万人和19.29万人,二者平均为18.94万人。这两年镇从1 637个增加到1 640个,其中有两个镇升为县,其人口已计入县级市人口,为避免重复计算减去这两升格镇人口约7万人。县级市没有变化。综合以上可计算出广东省1991年因行政区划变动增长的城市人口:因地级市与市辖区变动增长约40.6万人,县与镇行政区划变动增长约11.94万人,二者合计为52.54万人。这种方法的缺点是不能测算同级别城市行政区单位数未发生变化但辖区范围有扩大变化而增加的城市人口,因此根据这一方法的测算忽略了这样增加的城市人口,所测算的城市增长人口一般也都小于行政区划变动实际增长的城市人口。

       ④这时候城市化率的变化完全决定于总人口的变化。

       ⑤严格地说,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存在两种水分,一种是人们常说的城市常住外来人口,他们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待遇,但被统计在城市人口中。还有一种是由于城市原有辖区盲目扩大或新市镇的增设等行政区划变动把过多的农村人口纳入城市地区统计为城市人口。本文这里所说的统计水分是指第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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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来源的构成及其对城市化的贡献:1991/2010_人口普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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