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市场经济的审美关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极大地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给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负效应，付出了一定的代价。那么，我们如何自觉地消解市场经济带来的异化，减少付出的代价呢？也许以“立美宜人”为根本旨归，通过“审美博弈”的方式，对市场经济给予关照是消解市场经济负效应一条可行、有效的进路。
一、市场经济产生的异化、付出的代价及原因
在我国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确积累了一些新的矛盾，主要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进步之间的矛盾、收入分配差别的矛盾、人与生态环境的矛盾等[1] (p.3)。从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对人的“终极关怀”的角度来看，上述矛盾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主要表现是：功利主义与拜金主义的出现与蔓延，出现了“一切向钱看”并以收入的多少来衡量人自身价值的价值取向；人们对“生命、生活、生存”意义的相对漠视，信念、信仰、信心的缺乏，浮躁、短视心理的突现与心态的失衡；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这三重关系的变异与错位；对发展的片面理解，盲目的“GDP”数字崇拜，片面的“效率优先”的追求；缺乏人文关怀的市场游戏，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等。这些异化的产生、代价的付出，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
从客观原因上讲，首先是由市场经济本身的客观必然性造成的。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与对人的终极关怀统一起来，确定为“人类解放”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也就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 (p.273)。这是一个历史过程，是由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决定的。而“人类解放”的彻底实现，需要经过“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自由的联合体”三大历史阶段。就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状况来看，在整体上和典型的时代特征上正处在第二个阶段的进程中。就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与“市场经济”是同一的。在这一阶段上，人虽然摆脱了“人的依赖关系”，获得了很大的独立性，多方面的欲望、需求也得到了满足，各种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形成了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等的全面关系，但与此同时，却形成了对物的依赖关系，导致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生存意义的异化，极端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蔓延，人与自然的关系严重地扭曲与错位等负效应。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异化、付出的代价，正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与“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的负效应的客观反映。其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会引起全面的社会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社会必须有选择地把主要力量放在优先解决的主要问题上，而使其他问题的解决不同程度地受到延滞，这就意味着转型过程必然伴随着代价的付出”[3]。在20多年前，当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物质产品的极度匮乏和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普遍窘困，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我们与其他的后发型建立市场经济的国家一样，天经地义地把追求经济增长作为发展战略的首要目标，并将以“数字”为标志的快速数量增长置于至上的地位。
从主观原因来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它既要跨越“卡夫丁峡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异化的极端形式，又要选择与资本主义具有共生性的市场经济形式，这种客观存在着的复杂性就决定了对其认识、理解的难度和实践本身的艰巨性。因此，我们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理解以及实际导向上就难免出现偏差。最主要的问题是，在理念、导向与宏观的战略决策与具体的策略选择上，对人的“终极关怀”纬度的缺失。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中，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并将“经济增长”等同于“数字增长”的倾向十分严重，存在着经济增长至上论和对GDP的盲目崇拜，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人的“生命、生活、生存”的质量。如果说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初期，这种倾向在客观上具有某种必然性，在现实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倾向就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产生异化、付出代价最主要的主观原因了。这一倾向也体现在企业的短期发展策略中，表现为经济利益至上、数量至上、重速度、轻均衡。另外，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非渐进式的变革，再加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形成的巨大现实反差，大众在心理准备上严重不足，便造成了大众在价值观念与社会心理方面的缺失与变异，表现为生活意义的丢失，物质和商品在许多人那里变成了人的目的、盲目的经济冲动等等。
二、对市场经济审美关照的可能与必要
关于对市场经济审美关照的可能与必要，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可以将其转变为经济活动与审美活动的关系问题。关于经济活动与审美活动的关系问题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如，有的学者以“立美意志”对人类本质力量进行了展望，提出了生产力臻美阶梯、生产关系臻美阶梯的构想[4] (pp.136～141)，也有人从“经济学和美学在新世纪的崇高使命”的角度，提出了大美学观和大经济观相辅相成、互补共生的观点[5]。我们这里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两个层面进行思考。
从人的本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层面来看：经济活动与审美活动、经济学与美学是有内在联系的，它们不仅在历时性的过程中趋向统一，也能在共时性的“异质重构”中达成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本人对美的问题经典性的论述总是与经济问题的思考内在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亦即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当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己本身看作类的存在物)的自我确证。诚然，动物也进行生产……但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则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则甚至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他摆脱了这种需要时才真正地进行生产；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与自己的产品相对立。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6] (pp.50～51)可以说这是人们公认的马克思关于美的问题最经典的论述，这里我们要进一步指出：这也是马克思关于审美活动与经济活动内在联系的最经典性的论述。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活动中的人”在“人的活动”即实践活动中既要按照由客观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外在尺度”去办事，也能按照体现人的“内在尺度”的美的规律去办事，而“人的本质”恰恰就体现在这“两个尺度”的统一，也就是坚持客观的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美的规律的统一。
正因为经济活动与审美活动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而且，尽管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的市场经济还存在“异化”，但它已经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包括激发人的审美创造力使人类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和精神条件，所以，对市场经济的审美关照是可能的。
从必要性上讲，马克思本人对美的问题与经济问题内在联系的思考，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思考，而是与对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形态的批判直接相关，也就是说，马克思对美的本质的揭示是他的实践观点、批判精神、“终极关怀”的哲学观在对资本主义生存方式产生“异化”的具体批判过程中的一种体现。审美活动与经济活动的联系、经济规律与美的规律的统一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在实践过程中实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从动物界提升出来的真正标志就是“外在尺度”与“内在尺度”的统一，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也就是将“两个尺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现实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实现经济规律与美的规律的统一，在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同时实现对人的关怀。审美活动作为在人类活动中最“人性化”的活动，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批判的功能。
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的层面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优越的社会制度与一种现代的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转向市场经济必然会推进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多重化和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实现人的自主性、自由性，特别是能够极大地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它比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提供了更大的经济活动与审美活动、经济规律与美的规律统一的可能空间；同时作为后发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我们又有从多方面、深层次对先发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反思、批判的自觉，如果我们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实现对人的关怀和全面发展的途径，把审美的旨趣指向“人的生活实际”，并将美理解为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那么，两者将在“人的生活世界”中汇合，并在此能够实现某种程度上的统一。因此，对市场经济进行审美关照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尽管我们探讨市场经济问题，不应再从政治的角度刻意地纠缠“姓资”、“姓社”问题，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天然的亲和性或先入为主的结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成熟、典型的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共生的，但成熟与典型并不意味着完美、没有问题，就没有发展的余地，也许存在于成熟与典型中的问题也恰恰就是典型的痼疾、顽症。因此，我们在讨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负效应在我们的市场经济运行中也会不可避免、不同程度地出现；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将一种优越的社会制度与一种现代的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也不是一种天然和自动的融合过程，同样需要我们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探索。所以，无论是从克服市场经济自身的问题，还是从消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问题的角度来看，对市场经济的审美关照都是必要的。
总之，尽管审美与经济的确分属两个领域，经济活动必有自身的规律，它是实现对人的物质需要满足的最直接有效的领域，功利目的性是其最显著的特征，它对人的生存具有基础性作用和优先性地位；而审美活动中最显著的特征是超功利性，但在体现人的本质和对人的关怀方面具有优越性。然而，又不应将两者看成是并行无涉甚至是背道而驰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两者不仅对提高人的“生命、生活、生存”质量的作用将越来越大，而且它们也越来越进行着“异质重构”走向殊途同归——指向对人的关怀。特别是在当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与审美活动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阶段都突出，经济活动已经成为人类创造物质文明、满足物质需求的最主要领域，而审美活动则成为满足精神文化需要最典型的领域，也是最能体现对人的关怀的领域。如果说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的人类在进行市场经济活动中“自我异化的扬弃跟自我异化走着同一条道路”[6] (p.70)，那么对市场经济的审美关照就是可能与必要的。市场经济不能自身克服的弊端，可以从审美的维度进行范导和补弊纠偏。
三、立美宜人——对市场经济审美关照的根本旨归审美博弈——消解市场经济负效应的有效进路
基于对市场经济审美关照消解异化、减少代价的可能与必要的认识，在这里我们提出现实解决的对策是：以“立美宜人”作为对市场经济审美关照的根本旨归，将“审美博弈”作为消解市场经济负效应的有效进路。当然我们不是主张一般的审美主义，这里讲的审美，其实是一种“立美建构”，其内核是“立美宜人”。
“立美宜人”就是以审美维度对人的“终极关怀”，它的旨趣是指向人的生活世界、直面现实生活，关怀人的“生命、生活、生存”，即对人给予现实性的终极关怀。这里把“美”理解为人们在创造性的生存活动中，通过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所实现的自由，强调人们自觉的生存目的、手段、过程、体验等整体性的和谐统一，也就是人们在充分展示主体本质力量的同时，感受到对主体自身关怀的境界；将“立美”——按照美的规律创造与“宜人”——适合人的“生命、生活、生存”的统一贯穿于人类的理想目的、生存方式、活动方式、活动过程、活动结果之中，强调的是整体性、多元性在动态中的和谐与自由(美)的创造(立美)及(审美)体验。本质上就是要求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一种和谐审美的感性关系；人的一切活动都应是“合乎人性”的，都能引起精神愉悦，都带有审美性质。最显著的特点是对目的性、人的“内在尺度”和创造性维度的凸现，是对合理的人文主义、现实的理想主义、积极的乐观主义的贯彻。这种关怀并不只是历时性地指向未来，同时更是共时性地存在于现实之中，它是每个人都能够在现实中随时体验着、体验到的对人的“生命、生活、生存”的深层关怀。这就要求人类活动的一切努力都应是指向人类自身，其目的是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其努力的成果不是以抽象的方式恩泽于共相的“类”，而是以具体丰富的形式普惠于构成共相的“类”的活生生、一个个的“个体的人”，在现实的活动中激发人的“臻美激情”。“立美宜人”正是马克思的指向对人的现实性的“终极关怀”的实践观点与批判精神内在统一哲学观的具体体现，它所体现的不仅是一种哲学精神，更是一种文化精神。
文化精神作为某一民族在某一时代或特定历史时期建构起来的体现一定价值取向的特定样态的文化观念，是一种具有整合力的“世界的理论框架”，它能够解决整个文化进程中特定阶段存在的问题，并为社会发展提供内驱力。从深层的意义上讲，社会变革是一种文化转型，即人的生存方式的改变，而作为文化之灵魂的文化精神的变革往往是整个社会变革的前导。因此，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一种新的文化精神的建构尤为重要，文化精神的重建具有引领的意义。没有明确的文化精神的引领，经济与社会的整体转型与重建就不能实现。“立美宜人”就是一种新的文化精神的根本旨归，这种文化精神是由“立美的价值观”、“立美的实践观”、“立美的发展观”、“立美的生存观”组成的“有机整体立美观”。要旨是：以“立美的眼光”审视世界、社会、人生，以“立美的方式”改造世界、社会、人生，通过“立美”实现“宜人”即对人的“现实性的终极关怀”。对市场经济的审美关照体现的就是“立美的发展观”，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旨在通过“立美”的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进而到达“宜人”目的的发展观。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立美的发展观”最关注的就是：“经济增长”与全面发展的问题。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纠正对发展的片面理解，即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并将“经济增长”等同于“数字增长”，而忽视人的“生命、生活、生存”的质量；消解发展中“单向度”带来的危害。
我们将“立美宜人”作为对市场经济审美关照的根本旨归，当然是与时代的发展、现代化的进程、经济与社会结构的转型分不开的。我们应该承认物质文明与经济发展对人的生存与发展、对人的美好生活具有基础性作用。但是并不能由此就简单地断言：只要物质文明搞上去了，经济快速增长了，GDP指标上去了，人们的生存质量也就自然地提高了。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在某种程度上已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在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出现的问题同样也证明了这一点。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模式，是我们根据国情做出的一种自觉的选择，但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也存在着战略选择和调整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进行了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变”时期，以十六大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发展目标为标志，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历史任务，开始从“巨变”的体制“转化”期进入到了逐渐完善全面的发展期，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转型过程中“模式”的转变。因此，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也应有所调整，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为目的、以“立美宜人”为旨归、以“审美博弈”为策略的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战略的确立就显得尤为必要，也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近年来，博弈论越来越受到现代经济学的重视。“经济博弈”所关注和强调的是经济活动“博弈方”的决策选择与得益，即不同策略组合下各“博弈方”的所得或所失，而且对博弈的分析主要是通过数量关系的比较进行的，并以博弈中可能结果的量化数值来体现各“博弈方”在相应情况下的“得益”[7] (pp.3～5)。所以，我们可以把“经济博弈”视为一种对“数字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如果我们以“立美宜人”作为对市场经济审美关照的根本旨归，那么便可以把经济博弈提升为“审美博弈”，并将其作为消解市场经济负效应的有效进路。所谓“审美博弈”，就是在我们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将审美选择作为价值取向，即在多种可能性中，把选择的自由变成选择自由——始终把着眼点放在“立美宜人”上，强调“美者优择”和整个市场经济活动与人的内在相宜性，通过调整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这三重关系的变异与错位，达到主体的本质力量、行为方式与客体对象、主体体验内在的自由与和谐，实现对人的现实性的深切关怀与理想性的“终极关怀”。
以“立美宜人”为根本旨归，通过“审美博弈”的方式，对市场经济给予关照，对于消解市场经济负效应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可以将市场经济活动引回(导向)到对人的关怀，有利于以人为中心、全面协调的经济社会发展观的形成与确立。使人们能够深刻领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战略，并在此基础上正确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经济、图发展的方针，克服见物不见人，只谈生产力，不谈生产关系的错误倾向和对发展的片面理解；增强反思精神和抗“异化”警觉意识，自觉地抑制各种“异化”的产生；真正认识到只有基于对人的关怀的基础上，经济效益的最大化，那些标志着经济发展状况的“数字”才有意义，进而消除盲目的数字崇拜。
有利于生产力结构的立美建构、生产关系结构的立美建构、经济运行中的立美建构，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活动自身各要素、经济活动与自然界、经济活动与人的全面发展和对人的关怀三种和谐关系的确立，从而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这三重关系的变异与错位，实现各“博弈方”双赢、共赢，强化市场游戏的人文关怀，实现审美的现实化与经济(现实)审美化的统一，提高经济活动本身的层次与质量和人的“生命、生活、生存”质量。
有利于实现公平与效率均衡，从而克服片面的“效率优先”，调节失衡的利益分配，缩小贫富差距，防止由经济利益凸现而带来的各种矛盾激化，平衡人们的心态，维护社会的稳定。
可以帮助人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使人们更加关注“生命、生活、生存”的意义，增强人们生活的信念、信仰、信心，校正偏离的目的指向，消除盲目的经济冲动，遏止功利主义与拜金主义蔓延，消除“一切向钱看”并以收入的多少来衡量人自身价值的价值取向和短视心态。
可以强化人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适宜感和审美感受，也就是一种在功利活动中非功利的、指向更深层的精神上的情感体验，直接体现出对人的“终极关怀”，缓解人们的浮躁心理。
总之，任何社会变革最终都将落脚到人的发展问题上。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人对自身自主性和自由性以及全面发展的追求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价值尺度。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各种新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出现将有可能使我国社会改革的总体思路发生根本性调整，即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转变为以人的发展为中心[8]。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将“立美宜人”作为对市场经济审美关照的根本旨归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向观”，选择“审美博弈”作为消解市场经济负效应的有效进路和进行市场经济活动最适宜的道路，在审美旨趣与经济活动的“异质重构”中，将二者融会贯通为一个整体，从“利者首选”走向“美者优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实现对人的现实性的“终极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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