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征、作用与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农村劳动力转移论文,特征论文,趋势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80年代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启动是农村工业迅速发展的产物，大多数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方式就地转移到第二或第三产业，整个80年代这种方式转移量占转移总量的85.2%。然而，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带来的负面效应不仅仅未能促进城镇化的发展，更为严重的是，由此导致了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相伴随的生产要素重组只能在农村内部，甚至更小的农村社区内运行。一方面粗放型、以劳动替代资本的乡村工业缺乏资金、技术等新鲜血液的输入而显得“营养不良”难以长久维持；另一方面“乡乡办厂，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农村工业分散布局，既增加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又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总体效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日益深入，乡镇企业原有的“船小好调头”优势越来越受到城市企业、外资企业的挑战，而在可持续发展口号响彻全球的今天，中国政府对农村，尤其乡镇企业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越来越重视，因此，以乡镇企业为主渠道的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80年代末出现的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回流就是这种挑战发出的信号。
90年代中国经济稳步快速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新一轮的转移。本文主要分析90年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现的新特征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探讨今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趋势。
2 特征
2.1 总量特征
由于9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引致的劳动力需求再度扩张使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一扫80年代末期逆向回流的阴霾，重新走向正轨。 据统计， 1990—1995年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达5227万，年均871万，比80 年代平均水平增加近1／3〔1〕，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由1990 年的79.4%下降到1995年的71.8%。但同80年代一样，90年代中国农村劳动力总量依然呈现出先慢后快再慢的倒“U”型增长曲线。到1996 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5.4%，为90 年代以来的最低一年，同时从非农产业返回农业的劳动力增加〔2〕。 这表明现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宏观经济形势的依赖性仍十分明显。因为在中国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仍占主导地位（1995年为83.7%），而农村二、三产业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动具有很强的敏感性。通过计算我们发现1985—1995年农村劳动力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增量与GDP 增速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83）。与就地转移相反，进镇转移尽管缓慢，但一直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因此，在不增加转移途径的前提下，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要“摆脱”宏观经济形势的“左右”，只有提高进镇异地转移的比重，直至占主导地位。尽管这在目前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近年来农民外出打工浪潮则显示出这种转移方式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表1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1990—1995万人
农村二、三产业就业人数
进入城镇就业人数
年份 转移总量 年转移增量
总量 当年增量当年增量 累计数
19908674176118.01577.2
10251.2294
19918907233140.01717.2
10624.2373
19929765858160.01877.2
11642.2
1018
1993
10998
1233185.02062.2
13060.2
1418
1994
11964966195.02257.2
14221.2
1161
1995
12707743220.02477.2
15184.2963
注：转移总量系指当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累计数，在数量上等于当年农村劳动力在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与进入城镇就业人数累计数之和。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3，1996
由于缺乏对非户籍人口迁移与流动的精确统计，目前对跨区域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总量的估算尚无定论。普遍的看法是1993年全国常年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约有5000—6000万人，占4.3亿农村劳动力的14%， 其中约有2000万人跨省迁流（骆有生，1994）。根据“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劳动力市场”课题组的调查发现，80%以上的外出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地区。由于在统计上继续沿用传统的户籍划分，这些外出打工并滞留城市较长时间的农村劳动力仍被视为流动人口，但不争的事实是城市中外来人口的保有量在逐年增加，即农村劳动力的实质性转移总量在逐年递增。
2.2 过程特征
90年代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特征是开始由就地走向异地。尽管目前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仍占主导地位，但如前所述，以“民工潮”为代表的异地转移开始崭露锋芒。以下的过程特征主要是针对异地转移而言。
流向特征。从地域转移流向看，主要从农村向城市，由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向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流动（表2）。 在以损益分析为基础的市场化条件下，就近迁移和就业导向应成为决定农村劳动力迁流方向的基本原则。由于东部地区较快的经济发展创造相对较多的就业机会，使当地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成为可能，而中西部地区就业空间相对狭窄，无法满足就近迁移的需求，因而在总体上形成了向东的迁移流。此外，从区域来看，外出农村劳动力主要从四川、河南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西部粮棉产区流向广东、京津沪等沿海地区。
表2跨省流动农村劳动力流向分布 %
流入地
东部中部西部国外合计
东部69.621.26.6 2.6100.0
中部71.717.11.8 9.3100.0
西部52.2 9.4
38.4 0.0100.0
总体65.916.3
13.0 4.8100.0
资料来源：李幡，1994
外出时间特征。若把外出时间在10个月以上视为常年在外，3 —10个月视为季节性外出的话，根据调查，1993年一半以上的外出农村劳动力属于常年在外，近1／3的属于季节性外出。从东、中、西三个地带来看，常年在外的农村劳动力比重从东到西依次升高，而季节性外出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刚好相反（表3）。联系到前面的流向特征， 即东部地区是农村劳动力的主要集聚地，则表明流动距离与常年在外的比重成反比关系。这是符合迁移成本最小化原则的，因为流动距离越长，路途成本越高。
表3农村劳动力外出时间分布，1993
时间东部 中部 西部 总体
小于3个月 14.8 16.9 14.4
16.0
3-6个月19.0 25.2 25.8
24.6
6-10个月
15.4
4.9
4.76.2
大于10个月 50.8 53.0 55.1
53.2
总 计100.0 100.0 100.0 100.0
资料来源：农业部《民工潮的跟踪调查与研究》课题组，1995
外出方式特征。（1）以亲缘、 地缘为联系纽带的迁移链效应明显。对首次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而言，同乡的带引、亲朋的介绍是减少迁移风险的有效途径。由表4可看出56.8 %农村劳动力是通过这种途径外出的。（2）自发迁移比重较大，约占1／3， 表明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为创造良好的迁移环境提供有利条件。需指出的是自发移民既最具活力，又带有很大的社会冲击性。（3）组织化程度低。 有组织外出的农村劳动力仅占8.7%。客观而论， 农村劳动力外出组织化程度高绝非劳动力市场化的特征。在完全市场化的国家，劳动力的流迁是以劳动力供求为导向的。但在中国，由于缺乏有效的城乡、省际劳动信息网络，农村劳动力决定外出去向的依据是舆论导向或他人介绍等非正式劳动供求信息渠道，故而经济热点开发城市成为外出农村劳动力的目的地，由于“僧多粥少”，往往造成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现象。目前组织化程度较高的三种方式：流入地企业直接到流出地招工，由村集体安排外出，由政府或民间职业机构安排外出，是对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善的补充。
表4农村劳动力外出方式，1993
外出方式东部 中部 西部 总体
本地农民带出 48.5 36.5 42.1 39.6
外地亲朋介绍 18.4 15.1 22.1 17.2
自发外出25.4 33.5 29.9 31.5
有组织外出
4.7 11.9
2.5
8.7
其它 3.0
3.0
2.5
3.0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资料来源：同上
2.3 产业特征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产业分布逐渐由以第二产业为主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从1980—1989年，农村劳动力增量中的第一、二、三产业的分布是45.1%、27.8%和27.0%，而从1990—1995年三者比重分别为－33.0%、46.9%和86.1%。可见，90年代农村劳动力的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出现绝对数量的下降，而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主要渠道。
需指出的是，农村劳动力向第三产业的转移中，不便分类的其它非农产业吸收了大部分（1995年为42.4%）。如果撇开这一因素，则90年代农村劳动力产业转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及仓储业从业人员的增长速度快于其它行业， 1995 年此类产业从业人员比1990年增加68.8%。
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近年来从非农产业返回农业的劳动力有所增加。据调查，1994年上海郊区从第二、第三产业返回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有3400人，比1993年增加70%，且都是从乡镇企业返回的。这既有农产品价格上调使农业生产收益增加的反推力因素；又有乡镇企业吸劳能力减弱，二、三产业就业素质提高的反拉力因素。
外出农村劳动力产业分布缺乏精确的统计，基本的推断是绝大部分从事非农产业。如据28县市调查，外出农村劳动力中，从事工业（含手工业）的占39.9%，建筑业的占41.9%，商业服务业的占11.6%，农业的仅占5.1%。但从就业部门看， 外出农村劳动力主要就职于传统的“非正规”部门。1993年外出农村劳动力受雇于乡镇企业的占16.8%，经常变换工作、不固定从事某一职业的占14.1%，受雇于城市私营企业的占12.9%，独立或合伙从事个体工商业的占11.4%，三者合计35.7%，而受雇于国有企事业单位与城镇集体单位的都为11.2%。
2.4 人口学特征
人口学特征主要针对跨地区流动的农村劳动力而言。农村劳动力外出过程是个迁移选择过程，因而表现出与非迁流人口颇为不同的迁移人口特征。
较高的性别比。1993年外出农村劳动力的性别比为258， 远高于被调查农村劳动力的性别比（108）〔3〕。如果如此高性别比的人口“正式”加入流入地，则会导致流入地性别比的失衡。
年轻的年龄结构。外出农村劳动力以35岁以下的青壮年为主，其比重高达71.8%，比农村劳动力总数中35岁以下所占比重高20.5%。在日益老龄化的城市中，由于不断更替而形成的“永远年轻”的外来劳动力群体可以有效地缓解城市老龄化负效应。
较高的文化技术特征。外出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和平均技术水平高于农村劳动力水平，但低于城市劳动力水平，这是许多调查得出的结果。1993年外出劳动力高中及以上的占10.3%，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5.4%，分别比农村总劳动力相应比重高2和12.4个百分点； 有技术特长的33.7%，比农村总劳动力高16.8%。尽管介于两者之间的外出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迁移会导致呈现乡城总体水平的同时下降，但经过城市熏陶和个人努力，外出农村劳动力都会有较高的素质增量。
3 作用
3.1 促进流出地，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除了受先天不足的地理位置的影响外，中西部农村地区经济落后还归因于后天的启动资金缺乏和人才资源的匮乏。农村“精英分子”的城乡往返迁流为中西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人财两得”的良机。其一，巨额的打工创收既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又为农村经济发展积累了启动资金（表5）。一些贫困地区已把劳务输出作为繁荣农村经济、 加快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要战略举措；其二，逆潮而归的优秀打工人员既给农村发展带来了资金，又注入了信息、管理经验等新鲜血液，更带来现代都市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为当地农村进行了一场悄然无声的城市化革命。如四川省宣汉县的农民工1993年办起了200多个企业，总投资600多万元，吸收劳动力3000多人，年创产值5000多万元， 实现利税400多万元〔4〕。又如据对安徽省阜阳地区69家打工者回乡创办的企业的调查，这些企业共吸纳劳动力17500人，资产总额达1.37亿元，提供利税5839万元〔5〕。再如1994 年在京召开了“创业之星”经验交流与表彰会，由出席会议的208名优秀厂长、经理创办的208家企业资产总额已达28.6亿元，年销售收入为51.4亿元，吸纳12.8万人就业，每年为国家创造利税7.16亿元，平均每个创业者带动632人就业， 他们都是由打工农民成长起来的〔6〕。可见， 回乡创业的打工者正日益成为推动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力，他们创办的企业逐渐成为这些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
表5 主要民工流出省份劳务收入状况
主要 劳务输出
相当于当年
流出省份 年份 收入(亿元)全省财政收入的%
安 徽199375 102.4
四 川1993
100
73.5*
湖 南199380
62.7
河 南199220
19.2
江 西199238
76.9
*财政收入为1994年数据。
资料来源：杨晓勇，1996
3.2 促进人口城市化进程向乡城迁移实质性推进发展
我国现阶段城市化的主要途径是扩大城市行政区域或撤县建市、撤乡建镇。据研究，1985—1990年的城市化人口中，有56.7%是通过这一渠道“被动城市化”的（丁金宏，1993）。除此之外，农村人口要登堂入室，获得城市户口的道路是极其狭窄和单调的，由农村人口乡城迁移实质性推进的城市化发展不明显。
尽管进城农村劳动力不时受到有关部门的“清理”，并且大部分农村劳动力都会获得足够的迁移收益而荣归故里，但城市中外来人口的保有量在逐年增加，只是在统计上尚未得到反映。如北京、上海、广东三省市的外来人口分别达到140万、180万和650万（杨晓勇，1996）。 事实表明，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正在实质性推进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可以这么说，这预示着我国人口城市化的新模式。建议在实施城市住房改革后的适当时机，本着“生活资料市场化”的原则，逐步敞开城市生存空间，公平竞争，让户籍制度与生活待遇脱钩，成为纯粹的登记制度，使有能力在城市生存的农民尽快成为城市居民。
4 趋势
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将是一个长期、艰难、缓慢的过程，这是众多学者综合中国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增长情况和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吸收前景两方面结果得出的判断。一般而言，农村劳动力转移有三种类型：一是就地向非农产业转移；二是向城镇的异地转移；三是向其他农村地区的异地移动。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空间转移都是以向城镇的异地转移为主，即非农化和城镇化同步发展。而中国的客观实际决定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必须走自己的路，即就地和异地转移相结合，目前仍以就地转移为主的方式。因为尽管就地转移模式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它毕竟是根据中国国情而作出的合理选择。从目前转移的状况看，即使到90年代，它仍不失为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更为重要的是，它作为农村自我发展模式中的一部分，既缓解了城乡就业矛盾，又减少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成本，因而深受决策者的欢迎与赞同。因此，就地转移模式不仅将继续存在，还将作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模式进一步发挥作用。这既是对以往农村劳动力转移经验的历史总结，也是目前或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劳动力转移的指导思想。
当然，经过80年代的发展，就地转移模式的封闭性缺点暴露无遗。在可持续发展口号响彻全球的今天，这种发展模式缺乏可持续性的弱点引起了决策者的足够重视，并开始着力解决。今后就地转移模式的发展要在促进生产要素的全面合理流动，促进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发挥，促进人口城镇化的同步发展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90年代中期，上海郊区开始推行“三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集镇集中）模式，即通过乡镇企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促进农村劳动力在职业和地域上（从村到镇）的转移，促进小城镇的发展；通过市场机制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使耕地资源流向适度规模经营的农户和合作农场，从而使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规模效益达到最佳状态，并真正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虽然由于历史发展的惯性作用，“三集中”模式的广泛推广还存在很大的困难，但它是适应中国国情，体现市场经济特征，在原有模式上“扬弃”的新发展，体现了今后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发展的趋势。
另一方面，农村第三产业，尤其是其中的第二类（为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行业）将成为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导行业，这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的需要。当然，产业转移的方向还面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素质水平的限制。今后农村劳动力转移仍应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切不可盲从。
90年代易地转移模式在发展之初就显示了旺盛的发展势头，但是其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冲击同样使城市或发达地区的政府部门不得不在引进外来劳动力问题上采取更为谨小慎微的态度。从目前看，对待农村劳动力跨区域迁流还存在两种倾向：一是从政府管理角度出发，担心过大的迁入人口会压迫城市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恶化社会秩序，干扰市民生活，甚至形成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因此城市或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倾向于对迁流采取较为严格的控制，以减少其规模，如采取强化户籍管理，关闭或抑制城市劳动力市场及其它增加迁移成本的政策措施；二是从人口和劳动力分布的现实出发，考虑到农村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对农民收入和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制约，因而采取了较为现实的态度（蔡昉，1995）。当然，与其说这是两种平行的政策取向，不如说这是一种政策取向的两个方面，因为在许多地区许多情况下，它们是交替发挥作用的。目前中央政府为保持经济平衡和社会安定局面，倾向于默许人口和劳动力的继续流动，或至少在围绕两种政策倾向的摇摆中经常偏向于不采取特别严格的政策来抑制人口迁移和流动（蔡昉，1995）。
如果政策因素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的外部条件，则城乡经济发展状况应是决定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的内部动因。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将长期存在，农业比较利益低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观，城市对外来民工的需求将长期存在，这些都表明仅靠政策的作用是难以阻挡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的潮流，更何况，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对城乡双方而言是互惠互利的，城市政府部门采取各种措施的出发点在于兴利除弊，取得最佳的人口迁入效益，而不是真的要取消人口迁移。
以上的分析可得出以下的判断，政府将会探寻并采取各种管理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的措施，使其向有序化、组织化方向发展，但这并不会阻断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规模的不断扩大。
注释：
〔1〕由于90年代前期（1990—1995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正处于高潮时期，故其转移总量的平均水平较80年代高出许多。若计入后期趋缓阶段的数量，则平均水平将有所下降。
〔2〕见中国社会报.1997年6月21日，第3版
〔3〕见农业部“民工潮的跟踪调查与研究”课题组.经济发展中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中国农村经济，1995；3.若不特别指出， 参考文献下同.
〔4〕舒菊先.“民工潮”发展趋势的思考.农村经济，1994；8
〔5〕崔传义等.重视打工者的后续创造——对安徽阜阳地区69名外出打工回乡创业人员的调查.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4；50
〔6〕—.变“打工潮”为“创业潮”.农村工作通讯，19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