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依附理论及其对深化马克思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理论论文,其对论文,社会发展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深化马克思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即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这是摆在我国理论界面前的一个重大的问题。本文拟从第三世界依附理论的视角作一探索，以期抛砖引玉。
一、依附理论的理论渊源
作为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对自己如何实现现代化独立思考的依附理论，其理论渊源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心——边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理论。1950年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主席普列比奇在向联合国提交的被称为“拉美经委会宣言”的报告——《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这个极为重要的文献中，为依附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基本理论框架的基础，提出了中心——边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观点：整个世界分为中心国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边缘国家（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前者向后者输出工业产品，后者向前者输出原料，这种建立在过时的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它使中心国家保持工业化的地位而获利，使边缘国家没有工业化的地位而受损。为此，普列比奇提出了进口替代、国家干预、整体规划和区域合作的拉丁美洲发展战略，以期打破这种中心——边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合理性。阿根廷的历史学家巴库、巴西的经济学家福尔塔多、智利经济学家桑凯尔等，在对拉丁美洲殖民地历史和现状的反思中，也得出与之相关类似的观点。
第二，低度发展理论（Underdevelopment Theory）。 其主要代表作是巴兰于1957年出版的《增长经济学》。该书针对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贫困交加的“病态”，从理论上为之如何实现现代化开出的药方，是彻底离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这是因为，西方帝国主义为了自身的利益，总是力图保持一个落后的非西方社会世界，以便从中获取宝贵的原料以及剩余价值；这种落后的非西方社会世界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崛起时血腥的殖民开拓造成的。所以，这就有如“跷跷板”，西方一端升起的同时，必然是非西方另一端的下降，非西方社会第三世界“人均产出的匮乏”的低度发展，是西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直接结果；同时，外资不仅不会如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能给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带来“福音”，反而是“灾难”。
第三，新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是相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而言，其基本观点如下：（1）在研究视角上， 经典马克思主义主要从西方中心的角度着眼，把帝国主义视作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从非西方社会边缘角度着眼，代表第三世界受害者的利益来解释帝国主义。（2）经典马克思主义由此出发， 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通过对西方社会阶级结构的剖析，认为无产阶级是唯一革命的阶级：新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的产业工人已变成了“劳工贵族”，其农民才是最革命的阶级。（3 ）经典马克思主义强调革命的客观条件，新马克思主义强调革命的主观条件。（4）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持乐观态度， 认为其是人性的解放；新马克思主义吸收了环境主义和生态平衡的有关理论，认为其是人性的压抑。
由上可见，依附理论的产生决非偶然，从理论自身发展的规律上看，有其特定的理论来源。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的学者把低度发展理论归入新马克思主义，这里为了论述的方便，把它们分别加以论述。
二、依附理论的基本观点
依附理论，从总体上讲。主要提出了如下一些基本的理论观点：
（一）、在理论框架上，系统地建构了一个中心——卫星的理论体系。
这一观点，集中地体现在依附理论的代表安德鲁·弗兰克本世纪60年代后半期发表的《低度发展的发展》、《资本主义与拉美的低度发展》、《拉丁美洲：低度发展还是革命》等论著中。在这些著作中，弗兰克建构了如下一个理论分析的参照系：世界资本主义形成了一个以西方为中心和非西方为其卫星的体系，中心系统通过渠道剥削卫星系统，卫星系统本身又是有层次的，后者转而剥削更低一级的卫星系统。例如，无地的劳工（最小的卫星）被中心小地主剥削，小地主相对于高于自己层次的大地主和商人，又由中心变成了卫星，因而他从劳工（最小的卫星）那里剥削来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不能不流入高于自己的中心——大地主和商人，而受其剥削；大地主和商人相对高于自己的中心，又成了受剥削的卫星而上交一部分自己从小于自己卫星处剥削来的剩余价值。这种中心——卫星的世界体系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构成了一个有层次的逐级联系的剥削与被剥削的世界体系，西方资本主义最大的国家美国的象征华尔街金融中心与非西方社会非洲的小村庄，都可以用这种中心——卫星的连锁关系联系起来。
以拉丁美洲的历史为例，弗兰克认为将其低度发展的原因归结为封建主义是不正确的，根本原因是中心西方资本主义对卫星拉丁美洲的剥削。因为在中心——卫星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卫星地位的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由于中心西方资本主义的剥削而受到限制。所以，两者的联系越薄弱，卫星的发展越快；反之，则越慢。今天看来低度发展最明显的卫星，恰恰就是过去与中心联系最密切而又由于某些原因被中心所抛弃的非西方社会的地区和国家。所以，发展（中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低度发展（卫星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革命才能改变卫星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由于受中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剥削所形成的低度发展的现状，真正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实现现代化。
（二）、在内因和外因的关系上，虽然突出强调中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剥削的外因，但已开始注意分析卫星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内部因素
在1950年拉美经委会主席普列比奇向联合国提交的“拉美经委会宣言”中，普列比奇虽然正式提出了中心——边缘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观点，但他只讲外因——中心与边缘的不平等关系，对边缘内因却未予以充分注意。与之不同的是，随着依附理论的形成，从60年代前期开始，拉美经委会开始注意对内因、对外因和内因互动关系的研究。巴西经济学家福尔塔多在《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中指出：非西方社会的拉丁美洲，“如果不能同时进行结构改革并创造一些合作形式，要解决这些及与对外关系相关的其他问题是不可想像的。”〔1 〕智利经济学家桑凯尔在《拉美的民族发展政策与对外依附》中也持这一观点，认为“贯彻一项民族发展政策的可能性基本上是靠国内局势”。〔2 〕社会学家卡多索和历史学家法列托在合著的《拉美的依附和发展》（1967）中，从社会政治方面研究卫星对中心依附的原因，认为只有对卫星决策的条件进行研究，才能对经济条件的改变为何有利于某些国家而不利于另一些国家作出解释。
（三）、在使用的理论范畴上，提出了“新依附”的概念。
巴西学者多斯·桑托斯在《发展理论的危机与拉美的依附问题》和《依附的新特点》及《依附的结构》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较为集中的研究。他在这三本论著中，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依附现象作出自己独特的分析。
在桑托斯看来，只有从具体的历史分析中才能得出有启发性的发展规律，而有启发性的发展规律的理论概括，则不应忽略历史发展中的内部冲突。唯有如此才不会错误地把社会的转变曲解成一种直线式的线性发展过程。在桑托斯看来，卫星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对中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所谓“新依附”就是指卫星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依附实施的进口替代政策的失败所形成的对中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的依附。桑托斯认为中心对卫星外来支配和剥削的实现高不开卫星内部从中获利的地方集团的支持。所以，“各种有关利益的妥协或勾结的概念”是依附理论阐述中的重要成份。卫星要打破对中心的依附，必须要改变自己社会的内部结构。
（四）、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的单一经济是其依附形成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贫瘠荒凉的北美（美国）成了资本主义发达的工业国家而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中心，而富庶繁荣的拉美反例成为依附的第三世界卫星？对此，传统的解释通常有两种：
其一，“殖民政策论”，认为当时统治拉美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政策远远落后于统治北美的英国和法国的殖民政策，由此导致了拉美的依附和北美的发达。这种解释，从现象上看，有一定的道理，西班牙和葡萄牙与英国和法国的殖民政策确实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看，它们是一致的，它们都属于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当时欧洲重商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大背景下，它们的殖民政策在根本上也是同一的。所以，泡沫在表层，主流在深层，“殖民政策论”只见泡沫而不见主张，因而是不能立论的。
其二，“落后转移论”，认为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经济的落后和国力的下降导致了其拉美殖民地成了依附的卫星，英国和法国经济的先进和国力的上升导致了其北美殖民地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心。
这一观点确实如人们在直觉中所把握住的那样，西班牙和葡萄牙由于其经济和国力明显地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因而这种落后对其拉美殖民地影响十分重大：（1）不能满足殖民地对各种商品的需求，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市场被自己西欧的竞争对手占领。（2 ）从殖民掠夺来的贵金属中的一个相当大的部分被迫流向自己西欧的竞争对手，未能给自己殖民地带来任何好处。（3 ）宗主国中央政权（皇室）对殖民地控制的力量越来越弱，被迫与殖民地的殖民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但这一斗争未能给殖民地带来好处，充其量只能是狗咬狗，但这种影响并不能解释拉美为什么处于卫星依附地位的问题，而只能对拉美为什么会更多地受到经济先进和国力更为强大的英国和法国的剥削而不是自己宗主国这样一种反常现象作出一定的解释。
那么，应当如何来解决这个无法回避的理论难题呢？依附理论的学者选择了一个颇有新意的视角，着眼于北美和拉美经济的不同，说明了拉美的单一经济的道路使之成为依附于中心的卫星，北美多种经营的道路，使之成为剥削卫星的中心。
就拉美而言，随着疯狂的资本主义殖民掠夺的不断加剧，其自然资源金银和人口资源印第安人很快就枯竭了。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从17世纪中叶起，拉美的经济经历了一场历史性转变，形成了单一的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服务的依附性种植园经济，转入了单一性的经济作物的生产。种植园经济和庄园经济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商业性质，种植单一的经济作物（早期以庶糖、烟叶、棉花为主，后期以橡胶、咖啡、香蕉为主），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供原料，劳动力则主要来源非洲的黑奴；后者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产品服务本地区，种植以粮食为主的多样化农作物，劳动力主要是当地的印第安人，也有欧洲来的契约劳工。拉美殖民地的种植园经济，形成了著名的“金三角”的黑奴贸易。这种单一的经济决定了其必然形成对西方中心的依附：（1 ）单一经济生产的规模、程序、产品的价格、甚至运输都不能不依赖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不能不受制于人。（2 ）单一经济自身是一种僵死的、缺乏灵活适应能力的经济，其资金转移和流动都十分困难。 （3）单一经济需要的狭隘性，不仅使自然资源浪费巨大和许多资源无法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而且使人口资源在短时间的过度使用（一年中仅几个月时间需要劳动力）和长时间内无事可做。以上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迫使拉美各原料生产国紧紧依赖于世界市场，成为依附于中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被剥削的卫星。
就北美（美国）而言，由于贵金属金银以及劳动的缺乏，它在沦为西欧的殖民地以后走上了多种经济有机结合的道路，独立前的十三个殖民地具体分为以水运、造船业和渔业为主的新英格兰区，以谷物、畜牧业为主的中部区，以大米烟草和靛青为主的南部区。这三个区之间的贸易交流，再加上逐渐形成中的拉美单一经济为之提供的广阔市场，使之逐渐进入了良性循环，为自己的工业化积累了必要的资金和提高了在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最终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最主要的成员。
从理论、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看，依附理论离开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离开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最一般的规律，仅仅从单一经济的角度考察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如何成为依附于中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卫星，并不科学；但毕竟是一种出自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对自身命运思考的新视角，因而也取得了一定的重要的理论成果，不仅比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更有说服力，也为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历史依据，作出了一定的理论贡献。
（五）、依附理论的几个重要的结论。
第一，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阻力，不是缺乏资金，而是既定的、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的、不合理的国际分工。
第二，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卫星框架结构中，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中心对卫星剥削的不平等的关系。
第三，中心的发展隐含着卫星的低度发展，因为卫星的剩余额源源不断地被输向中心，中心的发展和卫星的低度发展是同一过程两个方面的统一。
第四，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出路在于突破中心——卫星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摆脱卫星对中心的依附地位，使之由低度发展转向发展。
三、依附理论发展的极端：世界体系论
依附理论发展的极端——世界体系论，以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和美国经济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代表。由于依附理论是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对自身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理论思考，因而下面仅对埃及经济学家阿明的理论学说作一研究。
阿明是埃及著名的经济学家，阿明沿着依附理论的基本思路，运用中心——卫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理论框架，注重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关系历史背景的考察，把对现实的解释植根于历史之中，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理论框架中心——卫星具体地理解为“自我中心体系”（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边缘体系”（非西方社会处于“外围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中国家）。在阿明看来，虽然它们都是资本主义，但却有着质的不同，二者之间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外围被迫依附中心，其唯一的出路是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一）、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由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向“外围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过渡的特点。
第一，是它的资本主义不是内源性的，而是外源性的，即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贸易手段从外部发动进攻造成的，在这一进攻面前，当地手工业被迫破产但没有被当地新兴的工业所代替，因而这一空白领域被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填补和受其主宰。
第二，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的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以三种畸形的形式表现在外围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的发展方向上。
畸形形式之一：出口活动畸形发展，即这种出口不是国内市场不足所决定的，而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生产率所决定的，其优越的自然条件使之依附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成为其农产品和矿物的供应基地。这种畸形的发展，决定了在生产率相同情况下，非西方社会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资水平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而只能有限度地发展工业，与西方不平等的交换，决定了其不可能改变这种出口活动的畸形发展。
畸形形式之二：第三产业部门过度膨胀，无法用需求结构和生产率发展解释，因为这是由其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附所形成的特有的局限性和矛盾造成的——不充分的工业化和日益发展的失业、地租地位的加强、行政开支过速增长，等等；而不是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第三产业部门的膨胀反映出资本主义高级垄断阶段所固有的实现剩余价值的困难。
畸形形式之三：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成为外围地区向使用现代化技术的轻工业部门畸形发展的基础，但这并不能使之改变依附地位而获得自主发展。
第三，是凯恩斯主义的“投资乘数效应理论”不能被机械地运用于这些国家，阿明指出：“凯恩斯主义的乘数的意义确实符合处在垄断高级阶段的中心地区的情况，其特点是难以实现剩余。在外围地区，囤积或进口都不是减少乘数效应的‘漏洞’。抵消这种效应的是外资利润的外流。而且，不平等的专业化以及由此而来的显著的进口倾向产生了使乘数机制与称为‘加速器’的现象有关系的从外围向中心转移的效果。”〔3〕
第四，是“只要外围结合进世界市场的教条不受到批驳，外围就没有对付垄断势力的经济手段。”〔4〕这就是说， 作为外围的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要改变自己对中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状态，获得对付其经济手段，首先要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以及自身在其中所处的地位作出正确的分析，驳斥西方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所形成的种种维护中心的理论教条。
第五，是其不发达集中表现在某些特有的结构性特征上，这些特征决定了其“外围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有本质的区别。这些特征是：（1 ）外围地区生产率分布以及从中心转来的价格制度极不平衡。（2 ）按照中心国家需要调整外围国家生产方向所造成的脱节阻碍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效益从中心传向外围。（3 ）中心国家以国际专业化形式对外围进行经济统治，即中心国家根据自己需要塑造外围国家，外围国家依附中心国家。
第六，是其由于依附于中心，因而不论人均生产达到何种水平，都不可能转变为“自主中心”和“自我推动”的发展，从而改变自己对中心依附的被剥削地位。
第七，是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兼容性，而不是如中心地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样的排他性。这一方面取决于其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性质，另一方面取决于它们被结合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式和时代。这种情况决定了其农业资本和附属的（买办）商业资本占统治地位，外围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严格的限制，不可能摆脱对中心的依附。
（二）、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外围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对中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附的三个层次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第一个层次：“商业依附”。这就是说，外围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贸易是和中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其生产并非属于“自主中心”的工业结构，而中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部分贸易则是在它们自身之间进行的。所以，中心对外围统治的原因，从经济上讲，并非由于外围出口的只是基础产品，而在于其生产的只是基础产品。所以，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采取主动和占统治地位的是中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把专业化的特定形式强加给外围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外围的出口服从于中心，这种不对称（不平等）的中心与外围的世界贸易关系，反映了外围对中心的“商业依附”。
第二个层次：“金融依附”。这就是说，其大部分资金来自外国资本，至少就生产性投资而言，就是如此。然而，由中心对外围提供生产性投资的资金，或迟或早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利润回流，从而阻碍其经济的增长，当回流大于投资时，对外国际收支的平衡就会倾斜，更何况这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资本的平均收益率一般在15%—20%之间。外围对中心“金融依附”，进一步强化了其“商业依附”。
第三个层次：“技术依附”。与“金融依附”相比较，“技术依附”更为重要并日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围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特殊类型设备的供应、售后服务、零件供应、专利以及各种形式“善意活动”的垄断，越来越有可能取得其经济所产生的很大部分剩余价值份额。
由上可见，阿明通过对“商业依附”、“金融依附”、“技术依附”逐次递进的分析，说明了正是这三个依附，成了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障碍和阻力。
（三）、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外围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一般特点。
阿明具体地把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过渡到“外围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前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划分为责任中主要的类型：
“美洲形态”是地理大发现以后，由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未取得最后胜利（产业革命）以前的西方移民所建构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土著居民不是被驱赶或灭杀，就是完全屈从西方移民的要求。这种社会形态的性质也是较为复杂的，既有“拟封建制”，又有“拟奴隶制”，或者奴隶制。这里“拟”的含义是指其服务于西方初生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其市场而服务，所以不能与真正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和封建制生产方式混为一谈。
在此基础上，阿明具体地说明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东方的和非洲的形态”和“美洲形态”的“外部进攻所采取的形式”也是不同的。
“东方的和非洲的形态”是殖民掠夺（“东方的”）、贩卖黑奴（“非洲的”），最后使之论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美洲形态”是殖民掠夺和移民，最后使之论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据此，阿明把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的“外围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美洲的外围形态”、“阿拉伯和亚洲的外围形态”、“非洲的外围形态”。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东方的和非洲的形态”中，“东方的”和“非洲的”差别较大，因而阿明又加以区分。在对之个别分析的基础上，阿明说明了它们之间虽有差别，但这是共性之下的个性，所有的外围形态共同具有四大特点：
第一，农业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在外围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农业资本主义，是为西方中心市场进行生产而被结合进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但它却往往保持着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貌。这种占统治地位的农业资本主义，在外围形态中普遍地给其农业带来了危机。因为人口的自然增长无法从工业化中找到正常的出路，从而增加了对土地的压力。同时农业资本主义又把过多的剩余农业劳动力排挤出其循环过程，因而虽然其城镇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但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速度却在增加。
第二，产生一个追随占统治地位的外围资本的当地资产阶级（主要是商业资产阶级）。这是由占主导地位的农业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出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决定的，由此形成了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中间人——商业资产阶级（“买办”）。
第三，形成一个特殊的官僚机构。这是一种与其以出口西方为目的的占主导地位的农业资本主义相适应的特殊的官僚机构。它在中心和外围之间起传送作用，在本质上是一种对中心西方依附的国家资本主义。它通过控制经济接管了国内经济创造产品的部分剩余。然而，只要其经济是依附性的，只要中心国家占有其剩余产品的主要部分，那么这种特殊的官僚机构就不可能改变其对中心的依附性。
第四，阶级斗争的世界性质。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外围之间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以及统治与被统治的不平等关系，从而导致外围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心。这样一来，人们常常在理论上提出如下问题：（1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否应当用常用的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的概念作为认识其体系网上的“纽结”（认识的支撑点）来对之进行分析呢？（2 ）如果从外围流向中心的价值转移导致中心国家工人的报酬比其它国家工人的报酬高得多，那么中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是否应当站在本国资产阶级一边以便维持世界的这种中心剥削外围的格局呢？（3 ）如果这种价值转移使外围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报酬和本国资本利润额都被迫下降，那么它们是否应当在争取国家经济解放的斗争中团结起来呢？
上述三个问题的提出，从现象上看，有一定的道理，但在理论前提上有一个根本的弱点——没有看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之后，整个世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阿明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正确地看到了这一点，认识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世界性质。他说：这种论点的失误在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似乎世界体系只是国别资本主义体系的并列而已。实际上，阶级斗争不是在国别范围内进行的，而是在世界体系内进行的。”〔5〕
接下来的问题是，世界无产阶级和世界资产阶级概念的界定。在阿明看来，“世界资产阶级”概念的界定是比较容易的，它“主要包括中心地区的资产阶级以及其次包括在它之后在外围地区形成的资产阶级。”〔6〕关键在于“世界无产阶级”位于何处？其结构又是什么？ 对马克思来说，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在他生活的自由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毫无疑问，“世界无产阶级”的主要核心在中心国家。然而，在马克思逝世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由自由阶段进入垄断阶段，由于中心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由于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世界条件已经改变，因而有必要对“世界无产阶级”加以重新认识和界定。阿明认为：“从今以后无产阶级的核心是在外围地区而不是在中心地区。”〔7〕为此， 他引证了列宁在病床上口授的最后一篇文章《宁肯少此，但要好些》中这样一段重要的论述：“归根到底，斗争的结果将由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俄国、印度、中国等国来决定。”〔8〕
阿明对作为“世界无产阶级”核心的外围地区无产阶级的构成和特点作了颇有新意的探索。
就构成而言，它并不完全或主要由城市中的工人构成，而是包括被结合进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农民。因为他们在这一体系中，也像城市中的工人一样地付出了不平等的交换代价；虽然他们从现象上看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农民，但在本质上却被结合进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而无产阶级化了。
就特点而言，外围地区的无产阶级相对中心地区的无产阶级，处于极端的贫困之中。因为中心对外围的剥削和统治，外围对中心的依附，使外围地区的剩余价值率大大高于中心地区的剩余价值率，从而使之无产阶级比中心地区的无产阶级受到更加严重的剥削。所以，外围国家的无产阶级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力量。
（四）、社会主义道路是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正确的抉择。
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心对外围的剥削和统治，使两者之间的差距在相对的一般意义上，不仅不会缩小，反而日益扩大。阿明在全书的结尾部分中指出：无情的现实迫使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抉择事实上是这样的：或者是依附性的发展，或者是自主中心发展，这在形式上必定是创新的，有别于当前的发达国家。在这里，文明的不平衡发展规律再次出现：外围国家不能仅仅赶上资本主义模式；它必须超过它。”〔9 〕“外围国家使自己摆脱中心国家政治统治的每一个严肃的行动都导向种种冲突而令人考虑社会主义前景的必然性，这并非偶然。”〔10〕在阿明看来，这种社会主义是“民族的、大众民主的，又是社会主义的。”〔11〕它具体包括如下一些内涵：（1 ）社会主义是世界性的，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具有全球性并在全世界规模上组织生产关系（即形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2）、 世界性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端是外围的解放，因为外围的无产阶级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核心和革命的主要力量。（3）、 社会主义所实现的现代化必须同占大部分人口的贫穷阶层的生活状况的改善相结合。（4）、 社会主义的目标不能用“经济主义的条件”来加以规定，但它必须结合经济问题，建立在具有高度的生产率的现代化经济基础之上。
总的说来，依附理论一个突出的贡献，是把国际经济体系看作一个西方剥削和统治非西方的整体，进而把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置于一个更广阔和合理的理论视野和范围之中，从而提出了不少有独到之处的合理思想，但由于它缺乏唯物史观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因而最终不能达到真理，存在着许多重大的理论局限：
第一，强调贸易关系而忽视生产关系。从而停留在历史的表层。这是因为，生产关系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从静态上看，它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形式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从动态上看，它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方面的有机统一，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所以，仅仅着眼于交换来分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显然是不科学的。
第二，强调地区剥削而忽视阶级对立或注重不够。虽然阿明对“世界无产阶级”和“世界资产阶级”及其关系作了有启发的探索。但由于他不懂得，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因而不是从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上，而是从分配上去研究这个问题，最终陷入了唯心史观的阶级划分“分配决定论”。
第三，强调经济因素而忽视对社会结构整体的辩证分析和把握，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社会结构是一个由许多部分、环节组成的有机体，只注重其中的经济因素是不可能走向真理的。
第四，强调外因而忽视内因，缺乏对二者的辩证分析。虽然弗兰克多次指出，要防止机械地解释中心——卫星模式，反对过分强调外因；桑托斯在后期也曾试图把外因定为“制约因素”，把内因定为“决定因素”，但终因其中心——卫星理论框架本身的局限，因而不能扭转依附理论过于强调外因而忽视内因的理论弱点。
第五，强调依附某一方面，而忽视对其统一而准确的界定。有的学者认为依附是单一的经济制度，有的认为是外国资本的投入，有的认为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干预，有的认为是跨国公司的渗透，。有的认为是政治上的依赖，等等。这不能不影响研究的科学性，因为依附是依附理论的核心。
第六，强调切断边缘（外围、卫星等）对中心的联系以摆脱剥削，忽视二者之间的辩证运动。事实上，闭关锁国和回到封闭状态，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
注释：
〔1〕《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第302页，剑桥1970年版。
〔2〕《发展研究杂志》1969年第1卷第1号，第46页。
〔3〕《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第168—169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4〕同上书，第169页。
〔5〕同上书，第309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6〕同上书，第308页。
〔7〕同上书，第309页。
〔8〕同上书，第308—309页。
〔9〕同上书，第329页。
〔10〕同上书，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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