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领导伦理观
◎江 文
[摘 要] 伦理型领导是新型领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治通鉴》中蕴含着私德为基、政德至上的人君伦理；忠诚无贰、明职守分的人臣伦理；立政以礼、安人以礼的关系伦理等领导伦理思想。这些领导伦理思想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完善具有中国气派的领导学研究以及指导领导实践有着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 资治通鉴；领导伦理；伦理型领导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商业丑闻层出不穷，社会呼吁关注领导者对员工、顾客、股东等各相关方所应承担的伦理责任。在此背景下，领导学研究者开始更多地关注领导者的公正、正直等道德品质，以及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良好互动过程，伦理型领导(Ethical Leadership)也应运而生。伦理型领导理论关注的核心内容，是领导者在决策、执行、影响追随者的过程中,运用社会权力的方式。伦理型领导探讨了有关是非、好坏、善恶等永恒主题，聚焦什么是“好的领导者（Good Leader）”问题，而不仅仅是研究“有效的领导者（Effective Leader）”。
事实上，中国古代领导思想中对领导伦理也有广泛而深入的关注。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尤其重视领导者的道德品质和伦理行为。《资治通鉴》的领导伦理思想主要包括私德为基、政德至上的人君伦理，忠诚无贰、明职守分的人臣伦理，立政以礼、安人以礼的关系伦理等。例如“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夫信者，人君之大宝”“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无礼无忠，国何以立”等论断，对后世的领导伦理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解题过程中经常思路全无，如何寻找思路？需基于条件利用尺规构图，构图的过程是对条件充分分析的过程，从而明白条件是什么、问题是什么、不变的是什么，最终觅得解题思路.如何经历构图过程寻觅解题思路？需要明晰“构什么、怎么构、构与解的关系是什么”这三个问题.
一、领导者自身的伦理素质
最初 ,西方领导学研究者从“什么是有道德的领导者”角度来界定伦理型领导。伦理型领导的特点包括诚实、正直和可信赖，在工作中始终践行较高的伦理标准，并通过道德影响力获得丰厚的回报。特菲诺（Trevino，2000）认为，伦理型领导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合乎伦理的个人（ethical person）,即具备某些方面的道德品质，并执行合乎伦理的决策；二是合乎伦理的管理者(ethical manager), 即采取影响组织道德观与行为的合乎伦理的策略。[1]无独有偶，《资治通鉴》也尤为强调领导者的伦理素质，并将其细分为私德（个人品德）与公德（政治品德）。
（一）私德为基
中国传统的政治价值观强调领导者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也就是说要领导者首先要崇德修己，才能领导他人。“修己”更强调的是私德层面的自修，其要义在于不断地提升领导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在《资治通鉴》中，领导者私德中的重要品质包括“仁” “信”“俭”等。
一是“仁”。“仁”既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形态，也是领导者应当奉行的政治道德准则。司马光曾经在上疏宋神宗时提到：“臣窃惟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司马光认为，“仁”不仅仅是私德意义上的正直慈爱，更是政治化、具体化的领导素质。人君之仁，不在于施小恩小惠，立姑息之政，而在于施恩惠于天下，尽诚意于四海，兴教化以安社稷，修政事以利百姓。
二是“信”。《资治通鉴》在记载商鞅变法这段历史时，对变法的措施着墨不多，却花很大的篇幅去写商鞅的徙木立信。司马光在第三篇“臣光曰”中，也不评论变法本身，却有感于领导诚信的价值，先后列举了“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等例子来说明人君之“信”的重要性。他认为商鞅虽然天生刻薄，但是却能够在“天下趋于诈力”的攻战之际，“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故处于治平之世的领导者更需要诚信。以诚信立国者能够国运隆昌，而以权谋立国者终究要遭遇失败。
三是“俭”。西汉初年，丞相萧何在百废待兴之际，却执意要大兴土木建未央宫，并且用“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等托辞来讨好刘邦。在“臣光曰”的第十七篇，针对萧何的观点，司马光批判道，王者当以仁义为壮丽，以道德为权威，还没听说能够依靠宫室规模来收服天下的。而且，作为开国之相，萧何的做法更是为后世起了极坏的示范效应。司马光以为，后世的汉武帝因大规模营建宫室等穷奢极欲、铺张浪费等，导致西汉开始走下坡路，其因可追溯到萧何。“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领导者的节俭、节欲等品质不仅仅是个人操守的要求，更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直接关系到一家一国的兴衰成败。
（二）政德为上
语言的学习必须要以具体的语境为主，我国之所以在英语教学实践的过程之中难以突破哑巴式英语教学所存在的各种不足，主要在于我国是以汉语为母语，缺乏一定的英语学习语境，许多学生只积累丰富的词汇量，但是无法在生活实践的过程之中利用英语与他人进行互动以及沟通。相比之下，慕课时代的到来则能够有效地突破这一不足，其中慕课能够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英语语言环境，保障学生能够在专业化的英语语境之中接受专业的英语传授，同时还能够与世界各国的学生进行专业问题的讨论，保障自身的专业英语水平能够得到有效的提升。
比如公元219年，孙权向曹操称臣，劝曹操顺应天命称帝，曹操拒绝了。事实上，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已经很久了，但是仍然畏惧名义而不敢称帝。司马光认为，这正是东汉开国之君刘秀打下扎实的教化风俗基础所致。刘秀能在群雄兵戈鼎沸之际，大胆启用民间老实人卓茂，拜为太傅，之后又兴办太学，修明礼乐，武功既成，文德亦洽。后世的汉明帝和汉章帝也都重视风俗教化，风俗更加淳朴，人心归厚。忠厚清修之士，不但见重于士人，更为平民所尊慕。
可以说，民间风俗其实就是政治的晴雨表。即使东汉末期汉和帝后，外戚、宦官轮番作乱使社会动荡不已，仍然能够衰而不倒，正是因为东汉前期的领导者兴教化、立风俗所致。所以，司马光在“臣光曰”第五十二篇中直言，“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2]。这充分说明了领导者伦理素质要体现在深谋远虑，教化风俗，为后世厚植社会礼教的公德，而非仅仅修炼私德。
公元前196年，韩信因谋反罪被杀。《资治通鉴》“臣光曰”第二十篇评论道,韩信被杀绝对不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么简单，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不能认清形势，安守本分，反而居功自傲,并错误地期盼刘邦怀有“酬功报德”之心，最后落得诛三族的下场。司马光特别引用《史记》中的观点“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6]意为乘人之危以取得最大的利益，这是市井小人的心思；论功以报答恩德，这是士君子的胸襟。韩信用市井小人的心思为自己谋取利益，而希望刘邦能够展现“酬功报德”的士君子胸怀。这不太难了吗？假如韩信明了君臣相处之道，虚怀谦让，不居功自傲，不自负其能，结局就可能大为不同了。毕竟，韩信对汉家的功勋，可与周公、姜太公等媲美。
二、领导者对追随者的伦理领导
忠君是儒家传统君臣伦理的核心要义,是中国王朝体制下对官员道德的必然要求。纵观《资治通鉴》全篇，司马光始终都把“忠君”作为人臣的首要伦理规范。
（一）立政以礼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国家治理层面，司马光主张“立政以礼”，把“礼”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将依礼行事作为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间、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关系的根本准则。
在西方领导科学研究领域，伦理型领导的研究已经蔚为大观，大部分学者都认同伦理道德对领导力的重要作用，不少学者还提出了伦理领导的概念与测量工具，但整体上这些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继续加强伦理领导各方面内容的研究。在我国，领导学理论界更关注领导素质、领导行为、领导权变等传统主题，对“领导伦理”主题及其中国化阐释还不够。根据现有文献分析，国内有关“领导伦理”的文献中定性研究文章偏多；严谨的学术论文较少，仅有的文献中也多是介绍国外“伦理型领导（Ethical Leadership）”模型，只有少数几篇论文涉及领导与伦理的关系、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等主题。
“我们的个税制度要鼓励的应该是勤劳致富，如果靠劳动致富的人最高要缴纳45%的税，而在资本市场层层套利牟取暴利的人，却只交20%的税，不仅造成了新的不公平，更可能带来人才的外流，这是必须要引起相关部门重视的。”刘剑文说。
在司马光的领导伦理观中，由等级、名分、秩序构成的“礼”无疑占据了核心的地位。《资治通鉴》多次强调了“礼”的重要性，如“国家之治乱本于礼”“人有礼则生，无礼则死”“知天下之祸在于无礼也”等。“礼”既是国家秩序的关键保障，更是维系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关系的无形纽带。
针对科技服务机构、技术转移人才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充分发挥省科技创新服务联盟、省技术转移联盟、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等作用，集聚科技创新服务资源，开展综合性、专业化一站式服务。提升大学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众创社区等各类孵化载体技术转移转化功能。引导咨询、评估、法律、创业投资等各类服务机构跨界发展，集成技术转移全链条服务［8］。建立技术转移人才培育机构，培养一批懂技术、懂法律、会经营管理、懂市场运作、复合型、专业化的技术转移人才队伍。
（二）安人以礼
《资治通鉴》不是片面强调“礼”的上下尊卑、等级名份，而是强调领导者以更符合人际交往伦理的方式去影响追随者，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正如西方领导力大师罗纳德·海菲茨（Ronald A. Heifetz，1951- )所言，“符合伦理的领导者应该为下属提供一个可信赖、充满信任和安全感的环境，让追随者勇敢的面对困境。”[4]在这一方面，《资治通鉴》中的案例不胜枚举。
日前，温州瓯江特大桥主体工程正式完工。作为乐清湾港区铁路支线项目的控制性工程，瓯江特大桥的贯通，为乐清湾港区铁路支线今年年底的建成夯实了基础。
公元209年，魏将于禁被关羽所擒。被遣回时，于禁已经须发皆白，面容憔悴，见到魏文帝曹丕，哭拜于地。曹丕是一位有权谋但心胸狭窄的君主，表面上以春秋战国时期荀林父、孟明视的故事安慰于禁，不但没处罚他，还任命他为安远将军，实际上是借机玩弄他。曹丕事先在曹操陵园里挂满关羽战胜、庞德发怒、于禁投降的壁画，然后命令不知情况的于禁前往拜谒。于禁兴冲冲到高陵后，见如此羞辱，便惭愧郁闷，不久就病亡了。司马光在“臣光曰”第五十四篇里评论了此事，认为曹丕可废可杀败军投敌的于禁,但不该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他。掌控刑赏大权的人君，用如此不符“礼”的办法来对付臣下，这不是一国之主所当做的事。对此，《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也委婉地批评了曹丕，他认为后者“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但是缺乏“旷大之度”和“公平之诚”。这种致命的缺点阻碍了曹丕成为古之贤君。领导者只有对追随者“以礼相待”，才能够赢得其发自内心的尊重与拥戴。这条定律不仅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传统社会中适用，在越发强调领导者—追随者关系扁平化的现代社会也具有借鉴意义。
三、追随者的伦理素质
伦理道德不仅是领导者的根本要求，也是追随者的必备素质。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熏陶的司马光为领导者提供致治之道的同时,对人臣也提出了一套政治道德和伦理耍求。《资治通鉴》中大量的关于人臣政治操守的论述，极大地拓宽了领导伦理的研究视野。
（一）忠诚无贰
从伦理意义上看，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既不是自然的、盲目的关系，也不是纯粹的契约、权威构成的关系，而是双方都是有能动性的独立个体，本着一定的道德标准形成的相互对待关系。《资治通鉴》关注领导者自身伦理素质的同时，还非常关注领导者在影响追随者的过程中，是否遵循人际影响的伦理道德要求。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暴死沙丘，丞相李斯与宦官赵高沆瀣一气，矫诏立少子胡亥而杀长子扶苏，同时逼杀为秦王朝的统一立过赫赫战功的蒙恬、蒙毅兄弟。司马光在“臣光曰”第十二篇中评论道，蒙氏兄弟手握重兵，完全可以扭转乾坤，却“明于为人臣之义，虽无罪见诛，能守死不贰”。司马光认为，领导者的首要伦理素质是“仁”，而追随者的首要素质则为“忠”。“忠德”是对君主的忠贞不渝,“虽无罪见诛”,亦当“宁死不贰”。
而对历史上的官场“不倒翁”“常青树”，司马光则一律严厉批判。如五代的冯道（882-954年），为官40多年，侍奉了五朝、八姓、十三帝，“累朝不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评论冯道“数十年民之憔悴于虐政，流离死亡以濒尽，而（冯）道不言；其或言也，则摘小疵以示直，听则居其功，不听则终免于斥逐，视人国之存亡，若浮云之聚散，真所谓谗谄面谀之臣也”。[5]对这种“做官而不做事”的人臣，司马光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之情,批判冯道“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者”。司马光心目中的模范臣子是能够舍生取义，“有杀身成仁，无求生害仁”，不能“朝为仇敌，暮为君臣”。如果大节有亏，即使有小善，也不足称道。当然，司马光这种“为臣不忠者无以自容”的伦理观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这种精神依附以及奴性意识在今天已不值得提倡，需要批判地吸收。
（二）明职守分
司马光不只是史学家，更是资深的政治家，深谙传统社会统治阶级内部秩序与规则。因此，《资治通鉴》强调人臣应明职守分，不越界限。
论文数据来源为民政部2017年全国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数据(CLIFSS)，数据抽取江苏、吉林、甘肃、山西、湖南、云南六个省份，然后采用分层抽样，依次抽取3个州(市)、9县(市、区)、18个乡镇(街道)、36个村(社区)、540户低收入家庭(低保户或低保边缘户)，总样本量为3240户。调查问卷从家庭成员基本情况、家庭经济生活情况、社会救助与相关服务、态度与意愿四个方面进行调查。对地方民政部工作人员进行入户与调查问卷培训，并派督导进行实时陪同指导，保障数据的科学性。
建筑工程造价的影响因素与降低工程造价的对策…………………………………………………… 金顺发（12-241）
相反，同为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却能够洞察天下大势，恪守人臣之道。司马光在“臣光曰”第十四篇中评论道，张良有大智慧，明明知道神仙不过是虚幻奇诡的东西，却要学道赤松子，实际上是激流勇退，明哲保身的智慧之举。汉初三杰的最后结局不一，淮阴侯韩信被诛，相国萧何晚年身陷牢狱，都是处名位之极却不懂退让的缘故。司马光在多篇评论里都要求人臣谦让有礼，不矜己功。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仕的最高境界则是“功成身退”，切忌自恃能耐功劳而目空一切！
四、《资治通鉴》领导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今天，我们在辩证地审视《资治通鉴》的时代局限性基础上，全面挖掘本书中蕴含的领导伦理思想，可以发现其中独特的学术价值和实践魅力。
工程图的绘制绝不仅仅是一个绘图软件的学习。绘制工程图样的理论基础是投影原理，而其规则是《制图国家标准》。工程图学是教授绘制和阅读工程图样的原理和方法，要不断地由物画图、由图想物。
（一）拓宽了伦理型领导研究的理论视野
《资治通鉴》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开篇，是有深刻历史内涵的。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姬午任命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周威烈王这一举动，表明周天子自己坏了规矩，承认了“三家分晋”的合法性，导致政事日非，天下倾颓。为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开篇就撰写了1200 多字的长篇评论，认为周天子此举是周室益发破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如此，即使再有齐桓公这样的一流政治家有意出面收拾残局，也师出无名了。毛泽东评论道：“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3]
任何人都负有一定的伦理道德义务。而领导者，除了承担作为社会人的道德义务之外，还要承担作为领导者对组织的道德义务。一个私德出众的“好人”不一定是卓越的领导者。历史上诸如汉元帝、梁武帝在个人品德上都尽善尽美，但却无匡扶社稷、垂拱而治的政治作为。因此,《资治通鉴》从政治家标准评判领导者，特别推崇“兴教化”“立风俗”等政德。
而《资治通鉴》中的领导伦理思想至少从两方面拓宽了中国伦理型领导的理论视野。一是全面关注了领导者、追随者及二者之间关系中的伦理因素。当前伦理型领导理论聚焦于领导者自身的伦理素质，而对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伦理互动”，以及追随者应当具备的伦理素质则鲜有系统论述。《资治通鉴》全面阐述了领导者、追随者各自的伦理角色及要求，丰富了伦理型领导理论研究的内容。二是用“礼”的概念阐释了领导者—追随者之间的“伦理互动”关系。现有伦理型领导研究在论及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关系时，大多从“情”（员工人本导向）和“法”（制度规则导向）探讨其中的伦理要素。《资治通鉴》以“礼”为基础，既强调名分、等级、尊卑等规则要素，也顾及人情、义利、廉耻等人性要素，在西方视角下人与制度二分的研究范式之外，探索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新研究模式，为伦理型领导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二）对当今领导实践中存在的伦理问题敲响了警钟
《资治通鉴》展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领导伦理的要求，有助于当代领导学研究者和实践者更全面真实地了解中国领导学思想史,也有助于帮助当代的各级领导者检视自身行为，以古鉴今，兴利除弊。
比如，当前党中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但是仍有部分领导干部热衷于各类政绩工程等，片面的以工程壮丽为美，以楼宇高大为威。而司马光就主张“以仁义为美，以道德为威”。古代政治家尚且有如此眼光与境界，当今的领导干部怎能不反躬自省，见贤思齐呢？又如，少数领导干部片面理解“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忽视了党的科学领导。在对待党内同志时猜忌嫉妒，颐指气使，甚至肆意侮辱。这些现象正是司马光所极力批判的。再如，某些地方政治生态出现问题，不顾实际情况互相检举揭发，组织内部上下失序，人人自危。失去了人际关系中的伦理规范约束，一个单位、一个地方的组织文化也必将土崩瓦解。这都能够在《资治通鉴》中找到相应的历史案例。《资治通鉴》历经千年而不改镜鉴本色，领导者如果能常读常思，用古代优秀领导者的伦理道德要求自身，并深度思考当今领导工作面临的问题与困难，一定能够找到正确的处理方式，收到良好的效果。
政治性是党校讲坛的基本前提，而针对性则是党校讲坛呈现良好效果的重要基础。如何提升学员对党校讲坛的听课兴趣和学习氛围，进而对党校教员真正佩服和尊重，这就要提高党校讲坛的针对性，让学员想听、爱听，听了有收获。提高针对性主要从三个方面着力，即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有一定的理论深度、要有独到的表达方式。
（三）对塑造领导者的伦理行为提供了路径方法
伦理型领导理论对于领导者来说，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伦理型领导理论，不仅强调自身的道德修养，而且强调系统构建组织的伦理文化，提升领导者的伦理意识，强化追随者的伦理规范，塑造高质量的领导者与追随者“伦理互动”，最终打造具有卓越伦理领导力的当代伦理型组织。
然而，伦理型领导理论仅从宏观层面给出了一些理论原则，却并未指出具体而全面的领导者伦理行为指南。在这个意义上，《资治通鉴》提供了关于领导者伦理修炼的一整套方法：在领导者自身伦理素质养成方面，强调以史为鉴，修身自省；在领导者与追随者伦理关系塑造方面，强调换位思考、以“礼”安人；在追随者伦理素质养成方面，强调同侪学习，见贤思齐。在具体行为指南方面，也从正反两方面明确给出了建议。比如，《资治通鉴》中多处列举史实强调，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伦理道德是本，领导技巧是末。试图通过玩弄权术来赢得下属追随是最不可靠的。缺乏品德支撑的技巧，所谓的“领导之术”充其量只能蒙骗一时，而不能长久，一旦被识破，将彻底丧失领导能力。此外，每个领导者面临的情景不同，没有普遍适用的技巧。但在风格迥异但同样成功的领导技巧背后存在着一种共性的东西，那就是伦理道德。这些从真实历史案例中总结的思想方法和行动指南，对伦理型领导的研究和实践都有弥足珍贵的借鉴意义。
[注 释]
[1]莫申江，王重鸣.国外伦理型领导研究前沿探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0（2）.
[2][6]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1：2-50.
[3]卢志丹.毛泽东品国学[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9：121-120.
[4]Ronald Heifetz.Leadership without Easy Answer［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汪小波抱着，反过来问她，“你，为什么？为什么？”然后汪小波喃喃地对她，像哄一个孩子，说，“走，回家吧，回家吧！”
[5]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3：32-53.
[中图分类号] D26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270(2019)02—0103—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选人用人重要论述研究”（课题编号：17CKS009）。
[作者简介] 江 文，中共北京市委党校领导科学教研部讲师、博士。
(责任编辑：江生亮)
标签：资治通鉴论文; 领导伦理论文; 伦理型领导论文;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领导科学教研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