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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774(2006)02-0025-03
人们生存的世界，尽管因为利益关系导致了国家、民族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矛盾、对立和冲突，但“全球化”正在把所有国家和民族纳入一个整体之中，由此催生着一种新的人文理念，即共生型思维。
一、共生思维：人类思维转向的合理进路
当下，许多学者断言：传统的哲学本体思维正在转向伦理思维。伦理思维何以可能？海德格尔提出，在离开“终结”之点的“起始”，寻求一条合理的路径尤为重要[1] 1245。共生思维不失为一条合理的思维进路。
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何以终结？根源在于本体思维的诸多弊端，尤其是主客二分的对立型思维。
首先，本体思维追问的是“存在之存在”，人的感性的活生生的存在状况被遮蔽、遗忘。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企图通过形而上的追问，探求一切实在对象背后的终极存在，并把这种存在视为具体事物及其各种特性的基础即本体。无论这种本体是抽象物质、绝对理念还是上帝，人的主体性、自由和价值都被消解在这种本体之中。笛卡尔以降，哲学张扬理性及其知识，基于同一原因，“形而上学以论证性的表象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1] 1243。哲学把存在变成存在者，又把存在者变成对象时，避开现实而深刻的道德问题，沿着超验的“天梯”进入“云端”，去追求所谓永恒的真理性、同一性。苏格拉底的“美德论”，柏拉图的“理念说”，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神学家的“上帝”，谢林的“同一”，黑格尔的“绝对”……，无不体现了这一特征。本体思维的道德思考往往从属于某种形而上学构造体系的需要，要么寻求作为美德的知识，要么寻求某种可普遍化的道德论证，人类的个体感性、意志冲动、本能欲望、心理体验、文化理解、生命价值等感性的活生生的生存境遇则往往被遮蔽或遗忘。本体思维的知性主宰原则越是在生活世界展开，就越是贬低乃至扼杀“人的最高价值”，造成人为物役。今天，人们寻求走出当代人类处境的通道，就必须从本体思维的困境中走出来。
其次，本体思维追问“是其所是”，冷落了“是其应是”，淡化了善恶道德价值特别是道德践行。追问“是其所是”，寻求事物根本之理，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本体思维企图在对世界抽象永恒本质的追寻中去把握永恒、完满、无限，去建构绝对真理的知识体系，越过生灭变幻的现象世界去把握事物不变的本质，在无边无际的知性构造和运用中，“是”的领域往往囊括了“应该”的领域，终极存在成为最高价值，人之“是其应是”的特殊性自然被归结到了“是其所是”的原理中。虽然休谟要求对“是”与“应该”加以区分，康德要求对知性运用的范围进行限制，但由于他们跳不出传统本体思维的巢穴，不可能对“是其应是”提供有力的证据。本体思维所梦想的将知识、理性、价值从其生活本源中分离出来并推向绝对、纯粹、终极的努力，制造了知识论旨趣，由此呈现出某种“非道德性”的特质，从而在面临着具有深刻道德性质的紧迫问题时，容易把人们引向超验的追求而漠视践行。如公元前416年古希腊米洛斯城邦遭雅典屠城，公元前404年三十僭主实行恐怖统治杀人如麻，在这重要关头，著名思想家苏格拉底却若无其事地“站到了一边”，一个平时最爱说话的人在最需要说话的时候选择了沉默。一种可能的理由是，苏格拉底的思维不是生活而是知识问题，他开创的本体思维传统淡化了善恶价值，遮蔽了伦理的实践意蕴。历史上的许多灾难，特别是今天单向度地发展科技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核战争威胁等事关人类存亡的重大问题，呼唤人们消除本体思维片面追问“是其所是”而冷落“是其应是”的弊端，强化善恶道德价值特别是道德践行。
笫三，本体思维追求“同一”，泯灭“差异”，造成人我对立分离。本体思维把所有合理的东西还原为一个总体，在这种总体性的观点下，只有符合“同一”、“统一”的才算是真理，并用这套观念证明或批评个人行为和生活以及社会习俗和制度，导致总体性的“同一”、“统一”，泯灭了丰富多彩的“差异”。在这一意义上，正如莱维纳斯等现代西方著名思想家所言，本体思维是一种“实体—主宰型”、“权力控制型”的思维。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对世界的“还原”，对“同一”的迷恋，对“终极”的诉求，对“权力话语”的运用，使其独白多于对话，独断多于宽容，强力多于平等，控制多于自由，专制多于民主。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分离乃至暴力、战争，都能从本体思维的弊端中找到根源。莱维纳斯认为：“西方本体论的秘密就是它在根本上对于政治上的迫害和专制是同情的”。西方社会对金钱的追求，对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迷恋，以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所体现的那种单一的权力意志，都是“同一”在现实社会中的投射。走向极端便是“在战争中显示自己的存在”[2]，这是当代西方文化危机的根源所在。
总之，在本体思维影响下，一心寻求普遍法则的伦理思维显得苍白空洞，各种道德主张往往沦落为对某种现实的阐释，道德语言成了一种情感的表达。麦金太尔所说的“双重危机”即现代性道德危机与现代性伦理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与此相关。面向生活的伦理思维要摆脱本体思维的消极影响，就要放弃追寻那个将“存在者带入其当下在场”的存在，它不是通过设置“同一”来生产设置秩序，不是寻求对世界的控制和主宰，而是尊重差异性、多样性，在一种包容、对话、参与的理路中探寻人在世界中的“相与之道”。伦理原本就是探索“相与之道”的。据海德格尔考证，“伦理”？ethic？这个词可追溯到古希腊文的ethos，意为“居住”、“栖所”，亦即“相与之道”。这“道”是什么？其核心理念就是共生。
二、共生思维：现代性存在的真切“守望”
人们不禁要问：支配西方思想二千多年的本体思维为何在今天遭遇终结的命运？共生思维何以成为伦理思维的合理思维进路？溯其根本，是现代性社会存在的真切“守望”。
思维是历史的产物，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今天，信息、商品、愈益密切的交往，正把人类联系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自我”与“他者”不可分离。这里的“自我”指作为主体的个体和群体，包括民族、国家、人类等共同体。而“他者”，既包括交往关系中的他人、民族、国家、人类等共同体，亦包括各种文化，还包括大地共同体中的一切自然生命形式和非生命存在形式。审视“全球化”的当代世界，“自我”与“他者”的不可分离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利益密切相连。全球化使“时空压缩”、“地球变小”，人类的活动空间和思维空间却不断扩大，推动着人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联系和交往，人力、资本、服务、信息、技术的流动，政治、文化、艺术、科学、教育的交流，使人的生存方式、生存境遇在许多方面公共化，日益将多元差异的生存主体联结在一起，彼此之间通过交往实践结成生存的共在结构。“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3] 132。“世界公民”、“全球治理”等新概念不断涌现，正确与否值得商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今人类正向着全球性的有机化和高度组织化方向发展，人类的共同利益愈来愈多，由此奠定并强化着共生思维的基础。
命运息息相关。全球化不断发展着人类的共同利益，又因为不同的甚至根本对立的利益导致冲突迭起、危机四伏。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是在冲突中堕落、退化、毁灭，还是探寻拯救之道，和平、和睦、共生？这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重要课题。“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这句出自“易经”的古老格言似乎正应了今天的现实。人类“殊途”、“百虑”，如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热核武器、疾病流行、恐怖活动等等，这些处理不好将有可能置人类于死地的全球性问题，必须靠人类的普遍合作才能予以解决。而人们走到一起就要确立共生理念。
发展相互促进。如果说在民族隔绝的时代，人们局限在狭小地域内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没有实际的互补无碍大事，今天生活在“全球化”场域里的人们，只有在开放中，在和不同主体、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彼此相互吸纳、融合，方能增强活力，发展进步。自我封闭、与世隔绝、孤芳自赏，势必被时代淘汰。
“自我”与“他者”不仅不可分离，而且“他者”对“自我”的存在具有绝对性。胡塞尔提出先验的“主体间性”。海德格尔则认为：“一个无世界的空洞主体从不最先‘存在’，也从不曾给定。同样，无他人的孤立的‘我’归根到底也并不最先存在。”[4] 他用特有的“共在”概念来表达“此在”，在世是与“他人”同在。拉康进一步把“他者”置于根本性地位，认为相对于主体在“他者”面前，处于中心地位的“他者”应首先被认可。“只有当‘他者’首先得到认可时，你才能由于它而使自身被认可。而且，对你而言，‘他者’得到认可，就是为了让你能使自身被认定。”[5] 62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人对长期存在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反思及其对“他者”的关注、认同。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大开放、大交往、大融合的世界，利益密切相连，命运息息相关，发展相互促进，要求人们站在一种全新的理念上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协调与和谐，由此呼唤着共生思维。
三、共生思维：人类思维和实践方式的变革
今天，人们不仅因为共同利益需要共生，在利益不同甚至对立中亦有共同利益。提倡共生思维，要求关注人类的共同利益，加强交流、沟通，化解矛盾，避免冲突。特别是正在奔向全面小康的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提倡共生思维，有助于调节各种关系，建设和谐社会。
可是，长期以来，在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中，基本的声音是“生存竞争”。近代启蒙思想家倡导的科学理性精神带来了人的主体性的高扬，但却走向了极端，成为满足人的控制欲、支配欲、扩张欲的工具。中华民族向来就有“天人合一”、“物我合一”、追求和谐的优良传统。然而，受“斗争哲学”的影响，人们的潜意识结构里存在着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单向思维，要转向多极互动、互补共生的多向立体思维，需要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的变革。
变自我存在为共同此在。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自我存在”的角度思考问题，“我是我，他是他。我们是在本体论上相分离的存在”[6] 80。由于人的异化、“孤独的自我”、“寻求关怀的自我”，不能不考虑与他人的关系。为此，要变“自我存在”为“共同此在”，乐于与不同于自己的“文化他者”生活在同一个世界，谋求共同的未来。海德格尔提出“诗意地栖居于地球”。“‘面向诸神的驻留’以及‘属于人的彼此共在’。”[7] 95
变一味求同为尊重差异。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了多样性、差异性的社会，要求人们既要在同一中、又要在差异中把握事物，以宽容的态度“在差异中理解差异”，善于与不同话语、多元差异的主体在交流碰撞中比较、吸纳、提升。从“自我存在”角度思考问题，其出发点是“我”、“我思”，以“我”来设想“他人”对“我”的差异，把“他人”看作和“我”没有任何差异的主体，遗忘或吞噬了他人的他异性，必然导致自我中心，专制霸权，以“同”灭“异”。
变独白命令为交流商谈。传统专制社会“独白式”话语霸权盛行，工业社会工具理性的强制同一性助长了独白式话语霸权。康德把人的理性理解为对“绝对命令”的服从，黑格尔诉诸自我意识下的绝对观念，都未走出“独白式”话语霸权的言路。面对主体素质不断增强、交往日益密切的当代社会，霸权话语的弊端日益凸显，要求变独白命令为交流商谈。正如当代德国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指出：“不同的文化类型应当超越各自传统和生活形式的基本价值的局限，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相互尊重，并在一种和谐友好的气氛中消除误解，摈弃成见，以便共同探讨对于人类和世界的未来有关的重大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应当作为国际交往的伦理原则得到普遍遵守。”[8] 57
变寸步不让为善于妥协。在“斗争哲学”的视域里，妥协“犹如一个尴尬的与前妻生的孩子”，得不到认可。其实，除了纯思辨的领域，随着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和活动领域的扩大，不妥协的自主性愈来愈少。为了欲求，不计后果，只能导致悲剧。通过交谈、协商、退让，达成共识，求得缓和，甚至合作、共处，虽未达到理想主义的完美目标，却也是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这种必要的妥协绝非软弱，而是当今人类智慧的表征，是主体(群体和个体)高超的实践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