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百年祭：一个近代化视角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近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百年前的戊戌维新运动，以其变革的深刻性及其巨大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也给今人留下了反思历史、总结近代化经验的宝贵素材。
中国历史进入近代，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自那以后，随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中国逐渐从一个封建国家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整个近代社会，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的。讲中国的近代化，不能无视或者脱离这两大历史任务。毋宁说，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正是围绕着这两大历史任务的实现而不断前进的。
从近代化的角度来看待历史，的确可以丰富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深化对包括戊戌维新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和社会运动的理解。近些年史学界不少成果的取得，与这样一种视角的择取是不无关系的。但是，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切入，都不应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不应粗暴地、轻率地对待以往从其他角度认真研究而得出的重要结论。否则，就会混淆历史的是非，掩盖历史的真相。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本来可以使中国走向近代化，可惜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中断了它的发展，使中国丧失了一次走向近代化的机会；清末的“新政”和预备立宪，在政治经济上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又一次提供了使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难得机遇，可惜辛亥革命爆发，再度中断了这个历史进程，致使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良机又一次丧失，如此等等。在他们那里，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被视作所谓“激进主义”而横遭贬抑。这样一种观点和认识，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
在此，我们且置“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于不论，只就戊戌维新“中断”了洋务派的近代化运动的说法，作点讨论。这对于我们今天准确地认识戊戌维新运动的历史地位是不无意义的。
洋务运动揭橥“自强求富”的旗帜，奉行“中体西用”的原则，开创了近代外交和新式海陆军，兴办了一些近代企业、学堂，还翻译了一批先进的西学书籍，在近代化的道路上的确迈出了可贵的一步。但由于洋务派自身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其事业受到封建主义的强劲桎梏和外国资本主义的恣意箝制，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中国臻至富强的近代化目标，相反，国家从总体上说仍然日益走向窳败和腐朽。在洋务企业内，衙门化、官僚化、贪污中饱、任用私人、侵吞商股等现象日益严重和普遍，已成为人们所熟知的史实。早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等人，就曾对洋务运动的无效乏功提出过严厉的批评，发出“机器固有局矣，方言固有馆矣，而何以萎靡不振仍如故也”的沉重嗟叹（《弢园文录外编》卷2《变法自强（下）》）。甲午战争爆发后，洋务运动的各种弊端更是暴露无遗，战争的惨败，最终在事实上宣告了这一运动无可挽回的破产。连洋务运动的总设计师李鸿章本人，战后也无可奈何地自嘲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必欲爽手扯破……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中日甲午战争》[五]500页）由此可见，并不是什么戊戌维新中断了洋务派的近代化改革，而恰恰是洋务运动舍本逐末的近代化改革再也“化”不下去了，才不得不被继起的维新运动所取代。历史的逻辑和事实就是这样统一起来的。
但是，戊戌维新决不是简单地否定洋务运动。它所否定的只是前者仅仅满足于器物层面枝枝节节的改革方案，而不是其近代化努力本身。换言之，它对于前者的近代化建设乃是一种积极的扬弃、超越，而并非是消极的中止。对此，我们既可以从百日维新所实行的种种近代化措施，如修建铁路、开采矿产、发展实业、提倡出国游学等思想实践中，看到两者之间前后相接的承续关系，更可以通过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认识和批评，来加深对这一问题实质的了解。
在戊戌时期及稍后维新派人士所写的各种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到，维新派对于洋务运动不仅没有一概骂倒、全盘否定，反而坦承自己的西学新知最初均来源于洋务机构所译的西书，时常称赞郭嵩焘、曾纪泽等洋务派在学习西方过程中所起过的历史作用。即便在他们对洋务运动进行严厉批判的时候，也是如此（可参见梁启超的《南学会叙》、谭嗣同的《浏阳兴算记》等）。对于洋务运动的评价，他们甚至于还显示出了某种可贵的历史感，用谭嗣同的话来说，叫做：“惩末流之失，遂谓创始者之非，何异因噎废食、惩羹吹韮乎！”（《谭嗣同全集》158页）在梁启超那里，此种历史感表现得还要明晰些。他在《戊戌政变记》里，将中国此前学习西方、推进“变法”的历史行程分为四个前后相接的阶段，即自鸦片战争以后的20年为第一阶段，同治初到中法战争的20年为第二阶段，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的10年为第三阶段，此后为第四阶段。第一阶段为“变法之萌芽”期；第二阶段及“变法”的“筚路开山”期；第三阶段为继续引进“西法”期，只是所引进的，仍“不过称其船坚炮利制造精奇而已，所采用者，不过炮械军兵而已，无人知有学者，更无人知有政者”；甲午战败后，朝野乃知旧法根本不足恃，终于赢来全面真正变法的崭新阶段，此时，“天下人士咸知变法，风气大开矣”。
在这段叙述中，洋务运动被明确地看作是学习西方、变革中国过程中的两个阶段，其“筚路开山”的历史地位也得到肯定，一定程度上等于承认了洋务运动对于自己从事的维新事业的先驱作用。当然，所有这一切又都是有条件的。当问题从历史拉回到现实的时候，基于强烈的时代使命感，他们便不得不以明敏的洞察、尖锐的言辞，毫不含糊地痛陈洋务变革致命的缺陷及其无法避免的失败结局，致力于开创中国近代化改革的新局面。
在维新派看来，洋务运动之所以走入穷途末路，根本原因就在于只知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满足于开矿修路、练军整商，而不触动旧的政治、社会和教育体制，“衿
杂拉，风雨鳞萃”（唐才常语），“不变本原，而变枝末；不变全体，而变一端”（梁启超语），如此“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康有为语）。这种认识和批评应当说是基本正确、抓住了症结的。正是基于此种共识，维新派才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戊戌维新运动，把中国的近代化实践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戊戌维新对于中国近代化的贡献，表现在许多方面：对政治民主化的大胆追求和改变封建政治体制的公开宣传，可以说正式揭开了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序幕；废除八股、变革科举，大力兴办各类学堂，广设新式报刊，建立学会等，则极大地推进了文化教育近代化的行程；奖励工商，设立农工商总局，鼓吹建立近代信用、货币制度，主张“以工立国”即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等，成为经济近代化的触发良剂；而努力播扬进化论、自由平等、“合群”等社会政治学说乃至抨击三纲五常，反对缠足、提倡讲求时间观念（如湖南“延年会”），则属于价值观念和社会习俗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并对这一时期及其后近代化的全方位演进，起到不容忽视的导引作用。此外，戊戌维新还直接促成了初步具有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和文化教养的近代知识分子群的诞生，从而为日后中国的近代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中坚阶层和领导群体，等等。
不用说，仅仅通过上述这样一种概括，还不足以充分认识和评价戊戌维新对于中国近代化的作用，因为作为一次空前的思想运动和社会启蒙，维新派的许多活动与变法措施所产生的巨大而深刻、具体而生动、连锁而持久的影响，是必须从社会生活的角度去认知，才能得到真切的了解和说明的。比如学会组织的广泛成立和活动，就是中国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极有意义的变化。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一向将集会结社“悬为厉禁”，集众议政已属大逆不道，何况还要形成组织？与此相应，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上也极力宣扬“君子不党”之类的胡说。长期以来，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这样一种思想观念：“朋党”总是与“奸人”联系在一起，“结党”总是与“营私”联系在一起。面对这种几千年来视为天经地义的陈腐观念，维新派进行了勇敢而自觉的挑战。他们有力地论证说，集会结社可以“破旧例愚民抑遏之风，开维新聚众讲求之业”是“智民而利国”的大好事。在他们的努力下，这种初具政治性的组织终于合法化。一时间，“学会之风遍天下”，出现了“学会如林”的局面。这对中国政治和社会近代化的意义，恐怕迄今尚未得到人们充分的认识。虽然，戊戌政变后，清廷发布了“禁立会社”的诏谕，但报纸上宣传救国必须立会结党的议论仍未绝迹，新的学会组织也仍在不断出现。此类组织实际成为日后各种资产阶级政党组织的先导。
与此相关，维新派争得士人上书言事、开报馆议论时政的权力，以此锻铸传播新政治意识的工具，在当时社会中也都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发挥了不容忽视的近代化社会动员功能，影响深远。以往，人们从探讨戊戌维新缺失的角度，较多地强调了运动“自上而下”的改革走向，这种批评自然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强调过分，也难免发生偏差。实际上，维新派人士在企图通过最高统治者“变成法”的同时，也从未放弃过自下而上的努力。兴学会、开报馆等，就是此种努力的体现。梁启超在回忆保国会创办的动机时，曾明确说明：“康有为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记保国会事》）；另一著名维新人士王照也回忆说：“及于酉冬，康有为入都，倡不变于上而变于下之说。其所谓下者，即立会之谓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331页）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个有助于透视维新运动在社会近代化方面不朽之功的，是八股取士制度的废除。它在当时同样引起了强烈的社会震动效果。“一时缙绅士庶，田夫市侩，以及识字妇女，学语小儿，莫不交口而訾曰：八股无用，八股无用”。（《申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九日《八股辨》）由此，成千上万的封建士子不得不“舍其兔园册子帖括讲章，而争讲万国之故，及各种新学……虽仅数月，八股旋复，而耳目既开，民智骤进，自有不甘于谬陋者。旧藩顿决，泉涌涛奔，非复如昔日之可以掩闭抑遏矣”（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确，人类已经获得的东西是不会轻易失去的，当我们高度评价1905年科举制度最终废除时，绝不应忘记戊戌维新时代这一步非同小可的跨进。
近代化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行程。不同的国家、民族由于文化背景和国情不同，所走的近代化道路也不尽相同。在“后发外生”型近代化国家，其近代化的启动会较多地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包括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客观刺激。但与此同时，后者也必然给这些民族和国家带来深重灾难，使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成为其近代化实践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构成其实现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首要前提。不仅如此，追求民族独立、挽救民族危亡，还历史地成为中国迈向近代化最为强大的精神动力。戊戌维新志士们正是高举“救亡图存”和“变法维新”两面旗帜，走上历史舞台，表演出其改革运动的雄壮活剧的。在这里，救亡与改革是两相统一、互相促进、互为前提的关系。唯有“救亡”的大旗，才得以广泛地团结各阶层人士，将其引入“变法”的洪流；也唯有“救亡”激情的推动，才得以使人们生发无穷的勇气，义无反顾地去冲决封建专制政治和文化网罗，从而加快近代化的行程。百年后的今天，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我们固然应该指出维新志士在百日维新期间因缺乏政治历练而造成的某些失误，但却没有理由指责他们致力于社会政治近代化的努力是头脑发热，更没有理由将戊戌政变的爆发及其后几年顽固势力的掌权等，也统统归结为维新运动的罪过。否则，实在是很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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