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想政治教育在创新素质培养中的作用_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论思想政治教育在创新素质培养中的作用_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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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重要品质,这已为越来越多的人士所认知。创新品质不是先天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影响下,通过教育培养、制度促进、实践锻炼以及个人和群体的勤奋努力等形成的。而在教育培养因素中,思想政治教育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创新品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我们所说的创新品质,可以从三个层面上来理解,即精神层面、思维层面和能力层面。换言之,我们可以对创新品质作结构分析,这种结构存在着三种层次的规定性,即精神、思维和能力方面的含义。从创新精神层面看,我们把创新主要看作是一种有关创新的强烈欲望、动机、激情、冲动、目的性等,也即我们平时所说的创新意识。尽管我们不把创新等同于与众不同和标新立异,但创新过程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是具有与众不同的有效性、奇特性和新颖性。这些有效性和新颖性也许起初是十分细微和不起眼的。但对于创新者来说,他必须是有意识的,即他在头脑中必须有标新立异、与众不同的动机,尽管有些创新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但并不意味着可以由此而完全排斥创新意识的作用。就以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创新来说,在创新动机的作用下,它的表现方式是丰富多样的,主要有提出新见解(新观点)、转换新视角(或提出新思路)、采用新方法(新的分析框架和方法)和运用新材料(或对老资料进行新的组合)等。

在精神层面上,我们还可以将创新理解为若干因素的统一,如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实证精神等。很显然,任何创新都意味着对某种旧的理论、规则、秩序、要义的突破与超越,而这种突破与超越在最初离不开一定的怀疑意识。这种怀疑不是毫无根据地怀疑一切,而是表现为两种主要方式,即肯定性怀疑与否定性怀疑。肯定性怀疑是一种不排斥原先认同对象,但假设有更优秀替代者的一种意识,而否定性怀疑是一种完全认定原先认同对象有错误,并认为有一种正确的东西可以替代原认同对象的意识状况。没有怀疑,人们的头脑就会变得十分简单,对任何东西,哪怕是荒唐绝伦也会完全接受,这无疑会使人失去辨别是非的基础。然而,将创新精神仅仅理解为怀疑是不全面的,因为单单怀疑只是表明一种心中的疑惑,它没有外在化为一定的举动,由此怀疑精神需要转化为批判精神,即依据一定的理论基础和事实,指出某学说或事物的正确或错误、优点或不足。在批判过程中,我们又必须有实证精神,即要求有严格的证据,它是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用科学的方法、严密的逻辑独立形成而得的结果,并且这种结果在同样的控制条件下是可以再现的。

创新品质的思维层面与精神层面的是紧密相连的。仅有创新意识和动机,缺乏一定的思维方式是无法实现具体的创新活动的。人们习惯于谈论“创造性思维”问题,并且认为“创造性思维是指发明或发现一种新方式,用以处理某件事情或表达某种事物的思维过程”(美国科勒斯涅克)。还认为诸如逆向思维、发散思维、类比思维等都是创造性思维的具体表现,而聚合思维、顺向思维不具有创新的作用。其实,我认为,就思维本身而言是无所谓创新不创新的。我们所指从思维层面来解读创新,不是指客观存在着一些创新思维或守成思维,而是指人们具有的那种审时度势、能根据不同环境条件和客观情况权变运用某些思维方式的特征。从思维的内容和特点来说,各种思维有不同的特点,并且在不同的时间、地占和条件下各有不同的作用。《孙子兵法》讲究奇正之道,所谓奇正,简要说来就是常法为正,变法为奇。这一兵法之道也是创新的要诀。就以逆向思维来说,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指一种思维方式:思维在一个方向受阻时,就从反方向思考的一种思维方式,二是仅仅表明一种思路的选择。它从来也不是一种既定的思维方式,而是思维者及时根据人们在特定环境条件下习惯运用某种思维方式而丧失创造力的情况,从而反向地选择与原思维习惯相反的一种思路。所谓逆向,应该是相对而言的,如果一时的人们都习惯于反向思维,那么此时采用顺向思维的某人就是一种“逆向”思维,如果大家都习惯于发散思维,而某人采用了聚合思维,那么他也是选择了“逆向”思维。至于思维有无创造功能的问题,还必须依据环境条件、能力因素等众多变量而综合论定。可以认为,人们的思维都有一定的定势,个人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和一段时间内可能会保持着某种思维定势,群体也可能在某一时期内保持着某种思维定势。这些思维定势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可能产生创新作用,但时间一长,这些思维定势由于过分“格式化”(包括形式上的格式化与内容上的格式化)的缘故而逐步丧失了创新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或许只要稍稍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产生出奇或创新的效果。当然,相比而言,在同样的条件下发散思维、逆向思维等的创新概率要高一些,这也与事物发展有先后顺序相关。因此,如果人们习惯于归纳地、正向地、顺势地观察和研究问题,往往容易只看到优点与长处,从而懈怠进取心和创新性,而分析地、逆向地、倒势地观察和研究问题,往往容易发现缺点和漏洞,从而有助于提出新见解和新举措。

至于从能力层面理解创新品质,它更多是提不断超越自身而获得的那些能力,这些能力与人所共有的一般能力不同,它是一些特殊能力,而且是指人们善于根据实际需要,不断提高效用和减少消耗,灵活调度和组合各种知识、技能和技巧的特殊能力。

二、创新品质形成的内外条件分析

创新品质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也要有一定的内在因素。外在条件主要有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适宜的群体心理氛围、有效的激励措施等。创新品质的形成,最主要的条件是有一种自由、宽松的社会生态环境。这种环境是指已有学者所认为的那种“心理安全”与“心理自由”的宽松境况。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人们的精神可以经常处在“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状况中。人们不必时时担心自己的某些想法因为“与众不同”而受到责难,也不必顾虑自己的某些考虑“不合时宜”而欲言又止。这种社会生态环境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它是激发人们的创新精神的最重要的社会一思想基础。

创新也与一定的社会规制有联系。中国封建制度发展到中后期,它的一整套规制对社会创新的限制就越来越明显。研究中国车辆嬗变史的专家就指出,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普遍使用了两轮战车。为了克敌制胜,当时的战车不断改进,而为了提高车速,就会增加驾车的马匹。随着国事安定,战车渐渐成为王公贵族代步的马车,而为了舒适安稳,两轮马车逐步演变成牛车,最后居然演变成人抬的轿子,而且抬轿的轿夫也变得越来越多。由此,在1300多年前中国的车辆就停止发展了。而同时的西方,却由两轮马车逐步发展的四轮马车,慢慢又在近代发明了汽车。该专家没有指出这种落后的社会原因,而我以为与社会规制有极大关系。中国封建社会的历朝统治者几乎都奉行一整套所谓的礼制,其中对不同社会等级的服饰、车马、饮食、器用、居室等都作出各种各样的规定与限制,严禁人们僭越。而最初由民间创造发明出的新东西,往往要进贡到皇宫,而这些新物品一旦由皇亲国戚享用,就有了礼制的限定,就不能违禁和逾规,于是许多民间的创新就受到抑制,久而久之,民族的创新品质受到无穷无尽的摧残。因此,我们今天提倡创新,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整套有利于创新的规制,这种规制是创新的制度保障。

一定的活动方式与创新习惯的养成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在畜牧社会与农耕社会中,人们为了保障日常生活的安稳,就指望有稳定的食品保障,而对获得未来食品的最可靠保证,是耐心地按常规耕种和饲养牧畜,从播下种子或饲养幼畜开始,人们就日复一日、细致地按照先辈流传下来的经验,按部就班地操作,所以遵从传统、循规蹈矩通常成为成功的重要保证,因为一旦失误就可能影响一年的食物来源。而在大多数渔猎社会中,一时失误只会影响一天或至多几天的食物来源,由此墨守陈规就不是那么必要了。因此,人们通常认为农耕社会容易形成守成和保守心理。同样,在学校的教学活动中,在坚持继承良好传统与创新精神相结合的基础上,注意综合运用不同的教育方式来培养学生发展不同的心理需求和活动样式,可能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品质。如果学生用一种方法坚持几个月的学习,而要等候几个月后经过某种固定模式的考试才能知晓是否对路时,在这几个月中他通常会恪守这种方法,因为经常变更方法没有必要且有很大的盲目性与风险。当然,这种耐心的磨合、考察与验证,是确认某种方法是否有效的充分必要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人们不会鼓励学生三天两头地变换学习方法,就像不会鼓励一个连走路还不稳当的婴儿马上学跑步一样。但是,一旦当学生掌握了基本的学习方法,教师就应用“发现法”不断鼓励学生创新。例如,如果将某种固定模式的考试分解成经常的、不同形式的教育反馈,就有可能使学生处于创新的、非墨守陈规的激情之中。也就是说,人类的有些活动是需要继承传统与固定规则的,老是变化就会动摇事物生存所必需的内在规定性,而有些活动就必须不断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存发展的机会。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教会学生懂得如何处理与对待两者的关系,提供给学生在坚持良好传统基础上不断创新的教育激情及其情境。

在创新过程中,还要防止思维方式凝固化和思想内容禁锢化的倾向。我在这里暂且以“格式化”称之。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思想与思维必须有一定的方式或样式,仿佛磁盘必须经格式化后才能读写。这种格式化属于形式上的规范化,没有一定的规范和规则,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无法正常开展和进行。然而,如果人们进一步将思想内容也“格式化”,那就只能导致守成与僵化。规定什么内容不能想,什么内容可以想,什么内容必须这样表述而不能那样表述等,这种过分追求统一化与标准化的习惯,使人们的思维能力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也是不利于人们的创新的。

人们通常比较关注个体的创新问题,而许多创新最先也确实是由个体所具体承担的。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个体创新与集体创新存在着紧密关系。一般而言,个体创新尽管有集体能量作基础,但主要是个体智能的产物,而集体创新则是集体智能的结晶,但有时候集体创新会遇到许多特殊的情况,有时候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甚至“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结果,但有时候却会产生一加一小于一的情况,那就是群体内耗的作祟,它会消解无数个体的创造力。由此,形成良好的集体规范、制度和气氛,是激发创造力的重要前提。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致力于塑造这种有助于创新的集体。

至于创新的内部条件问题,主要涉及到人的创新欲望、智能状况、情商与意志状况等。而创新的内部条件与外部条件又是相互关联的。

三、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创新品质的主要表现

这里可分两个问题:一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直接塑造或培养人们的创新品质,保证创新品质及其成果的作用力方向。二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培植有助于创新的社会或群体心理氛围,培植一定的规章制度等。

应该看到,思想政治教育直接培养人们的创新品质,主要表现在培养创新的内部条件上。第一,激发创新动机与创新意识。这里所讲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人的创新意识的培养,不是一个口头传授的过程,而是一个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组织,增加人们的社会交往过程,在活动系统中,让人们遭遇程更多的问题情境,逐步发展出明显又强烈的“问题”意识,并且引导人们遇事“多问几个为什么”。在这一过程中,最困难的莫过于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培养人们的怀疑精神这一问题。首先是这一问题能不能够成立?我想应该是可以成立的。其次是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培养人们的怀疑精神?这一问题可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某些属性并不一致。一般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守成教育的特点,它大量通过论断式、训导式而非讨论式、商议式的方式进行,它的运作目的主要是使人确信而不是质疑。如果要教人怀疑的话,它首先会遭遇到如下的悖论:“教人怀疑”本身是不是应该怀疑?那就可能动摇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导向,除非首先确认像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必须有的前提一样!思想政治教育要培育人们的批判精神也是如此。可以认为,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作为工具性活动而存在的,它本身没有主体性特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性历来是对外的,它没有内在的自我批判力,更没有成为社会的反思力量,它较难获得超越自身的条件,因此导致自身改革的困难。在这种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超越原本的功能属性,尤其是我们党取得执政地位之后,思想政治教育已经获得了社会普遍性的特征,已经成为党和政府进行社会管理与人民群众自我管理的一种方式和途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强调它的普遍的代表功能,况且它事实上也具有这种功能。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就说得非常明白:“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3-54页)因此,如果继续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工具的理念,一旦党与其他社会阶层、社会阶级、社会集团发生矛盾,它们就会把思想政治教育看作是“异己”的工具而加以拒斥。第二,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诚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也必须符合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本身也应现代化。而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的现代化,也就是要按照科学精神来观察、思考和解决各种问题。”而“科学精神的内涵很丰富,最基本的要求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272、270页)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最本质的要求之一是组织各种各样活动,培育与训练人们科学的思维方式。第三,保证创新及其成果利用的正确方向。就一般意义而言,我们所说的创新是指有利于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实践活动,而不是一般的标新立异,但事实上,无论是理论创新、技术创新还是制度创新本身,还是它们的创新成果,都会存在着方向性问题。如新技术可以为人类造福,也可能被邪恶所利用。这里有一种重要的社会一心理变量在起着指导作用,那就是价值观与社会态度。而思想政治教育就是通过各种活动,培育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与社会态度,从而影响与指导创新及其成果的作用力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在培育养成创新品质的外部条件方面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仅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它对于创造良好的校风、教风和学风、培育良好的团体氛围,建设积极有效的规章制度,都有其功效。在这方面,江泽民同志曾作出了精到的论述,他认为:“每一个学校,都要爱护和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帮助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保护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意识,营造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转变那种妨碍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发展的教育观念、教育模式,特别是由教师单向灌输知识,以考试分数作为衡量教育成果的唯一标准,以及过于划一呆板的教育教学制度”。(《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265-266页)就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培育创新所必需的团体氛围来说,它的作用可以体现在调谐团体内部关系、调整人们的心理状态、激发积极向上的团队精神等方面。就一定意义来说,我们所说的创新,与其说是一种活动,更不如说是一种团体氛围与人员的组合优势。创新人才不仅是指个体,也应该是指群体。在某种群体中,人员之间思想、精神和信息的经常碰撞,可以爆发许多创新的“火花”。这就需要研究不同人员的组合结构和有关管理要求问题。例如,人们都知道异质群体比同质群体有更好的创造力,但由于管理异质群体有更高的要求与难度,因此人们都倾向于管理同质群体。在教育理念上,我们尽管都确认个性发展的重要性,但在实际上又不大容易接受个性鲜明、有棱有角的人员。因此通常会用“过于划一呆板”的培育要求与培育模式去要求原本有一定个性特长的学生,从而使我们的学生有“全面发展”而无个性发展。这里必须认真对待全面发展中的“全面”与“自由”的关系。从理论上说,我们应该确认人的素质发展的全面性,但这种“全面”是有条件的,它永远也不会超越社会发展所提供的现实条件的制约,因此,在现实的社会条件下,要做到“全面”发展是困难的,而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做到个性“自由”发展却是可行的。在目前的教育模式下,我们培育的学生都比较相似,个人的特点不突出。这种划一要求的结果是形成了群体的简浅的“全面”,或可称为“和而相同”,而自由发展的个性,尽管就其具体个体而言是片面的,但却是深刻的,而由无数具体的、深刻的自由个性的“片面”,倒有可能组织出群体的“深刻的全面”,就也可称为“和而不同”。正像一个演员再优秀,也有他(她)的一定的“戏路子”,他(她)只能胜任相应的脚本,人们也不会期望他(或她)成为“万能戏路子”,而由不同演技与风格的优秀演员所组成的演员群体,就可以胜任各种各种的脚本。很显然,那种“和而不同”的群体具有更好的创新力或创新潜能。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该鼓励和关心个性发展问题,“学校的校长和教师,在精心培育人才方面负有特殊的责任,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平等待人,更要善于发现和开发蕴藏在学生身上的潜在的创造性品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266页)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与培育创新品质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在一篇短小的文章中很难厘清各种关系,往往是浅尝辄止。但目的是明显的,希望能引起讨论与更多更深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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