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由不涉足远东到卷入朝鲜战争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远东论文,加拿大论文,朝鲜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由美苏两国以38线划界临时占领，并受1945年12月中美苏英四大国外长莫斯科会之委托，筹划朝鲜独立建国的程序，双方都想争取在朝鲜的利益优势。于是联合国于1947年秋成立“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以监督朝鲜进行全民选举，为建国作准备。
“朝鲜临时委员会”建立后，加拿大被推举为委员国。虽然委员会实际由美国操纵，但许多国家包括加拿大仍认为它可以成为美苏矛盾的“调节孔”，并认为加拿大可在其中发挥独特作用。国际社会看好加拿大对朝鲜的作用，是因为加拿大是二战前后刚取得独立的新兴国家，在远东有“传教关系”，因此，认为加拿大能在解决朝鲜问题上做出重要贡献，对其参加“朝鲜临时委员会”寄以厚望。
然而，这件事却在加拿大内部及加美之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临时委员会”筹划成立时，加拿大当时的总理麦肯齐·金正在欧洲访问，是由代总理、外长圣·劳伦特批准加拿大参加委员会的。金总理回国知道此事后大为不满，说他“不明白对这样危险的事情，加拿大为什么不能采取‘不干涉’政策。”麦肯齐·金访英时了解到，美苏在朝鲜的矛盾很尖锐，有发生战争的可能。加拿大“卷入这种大国争端不符合自身利益。”当得知是艾奇逊力荐加拿大参加“朝鲜委员会”时，这位总理更为不安了，认为美国这是为了使加拿大“可能与美国结成反苏联盟”，把加拿大当枪使。[①a]
麦肯齐·金总理在朝鲜问题上实际是主张加拿大应在美苏之间采取中立政策，因而要加拿大退出“朝鲜临时委员会”。美国政府反对加拿大中途退出，杜鲁门总统先后指派驻加大使、副国务卿芝维茨到渥太华施加压力。麦肯齐·金总理立场强硬，说他“并不认为美国政府任何官员有义务告诉我说加拿大政府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②a]后来杜鲁门又亲自出马，写信给金总理，但这封信反而激怒了这位总理，决定复信拒绝杜鲁门。他对皮尔逊副外长说，这是他第一次“要断然拒绝满足美国总统后表达的希望”，是“我第一次对美国采取的危险路线所提出的公开抗议”。[①b]
此事不仅在美加之间造成外交僵局，也酿成一次加拿大内阁危机。圣·劳伦特说，是他批准加拿大参加“朝鲜临时委员会”的，为了加拿大的国际信誉，必须辞职；司法部长也提出辞职，联合国辩论这个问题时，他是加拿大代表团团长；麦肯齐·金总理说，内阁中要有人辞职的话，应该是他本人。[②b]不过，事情没到摊牌地步，双方妥协商定：加拿大暂不退出“朝鲜临时委员会”，但委员会必须按联合国原决议行动，即不在朝鲜举行片面选举，因此，只有美俄在这个问题上合作，加拿大才继续留在委员会里。1948年1月8日麦肯齐·金写信告诉杜鲁门不要误解加拿大政府的立场。[③b]加拿大政府派驻华大使馆参赞乔治·帕特森为“朝鲜临时委员会”的加拿大委员，后来美国违背联合国决议，在南韩举行片面选举，而帕特森在委员会里采取反对立场，有时则不参加活动。1948年5月10日选举之后，美国又把“朝鲜临时委员会”改为正式委员会，而加拿大的主张是一旦完成选举应立即解散。于是，加拿大找了个借口退出了“朝鲜委员会”。至此，加拿大政府对于远东事务仍基本采取战前的不涉足的立场。
朝鲜战争爆发时，麦肯齐·金总理已经退出加拿大政坛半年了，并且在7月22日朝鲜战争方酣时在多伦多去世，由与他政见不同的圣·劳伦特入阁主政，更激进的皮尔逊出任外长。所以，1950年朝鲜战争时期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都给加拿大的远东政策提供了转机。
朝鲜内战刚一爆发，皮尔逊就十分关注远东形势，怀疑苏联“唆使”朝鲜向联合国挑战，主张联合国应反击。由于联合国无军队，他认为应由美国担负起联合国的干涉责任，并担心美国不采取行动。[④b]
其实，加拿大人的忧虑多余。6月26日深夜杜鲁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美国打着联合国旗号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皮尔逊虽对总统未等联合国“邀请”就发表公开干涉声明及同时出兵台湾持异议外，但对美国进行干涉却是热情支持。6月27日美国政府把自己的干涉意图变为联合国决议之后，加拿大政府立即响应决议，当天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先派遣两艘驱逐舰参加干涉战争。[⑤b]而且，7月5日从太平洋军港埃斯求莫特出发的不是原定的2艘而是3艘，30日即到达南韩。[⑥b]
虽然有美军海空掩护，南朝鲜军仍未顶住北方军队的凌厉攻势，麦克阿瑟要求直接动用美国陆军。7月1日杜鲁门批准他从驻日美军中“出动数量不限”的陆军师，表明美国要把联合国所定的有限干涉变为美国的全面侵朝战争。7月7日进而成立美国控制的“联合国军统一司令部”，要盟国也派正规军。7月19日加拿大内阁讨论，由于军方以缺乏兵员也无财力装备新军反对出兵，决定暂时只增派一个运输机中队（增加5—10架运输机）[①c]，不过，由于美国督促，经过短暂拖延后，8月7日内阁会议最后决定加拿大派出一个步兵旅，即加拿大帕特里希公主轻兵旅，称为“加拿大军特种部队”，由二战退伍老兵组成，与英军第27、29旅及澳新南非等英联邦国家部队混编为英联邦师，又叫“联合国”第一师。加拿大军特种部队的排序为第25旅。[②c]该旅加上海空兵员，加拿大共出兵7720人，在西方出兵国家中排位第三，紧随美英之后。除陆海空军出动外，其他在战备、护军、增加军费方面，加拿大也表现突出。8月7日内阁会议鉴于美国无限扩军及追加军费100亿美元，决定加拿大三军扩充5000—6000人，追加军费5000—6000万元。[③c]还决定加快生产战斗机、战斗机引擎、雷达、火药、海军设备等。为最大限度增加军工生产支持干涉，加美组成“联合工业动员计划委员会”，8月8日在渥太华举行会议，决定加方应加速新式全天侯喷气战斗机Canack CT-100型的生产进程，规定加方负责生产的第一架F86骑兵式战斗机在一周之内就得进行试飞。[④c]
这样，加拿大就成为朝鲜战争的积极干涉者之一，全面卷入了战争。与麦肯齐·金时代“不干涉”政策相较，圣·劳伦特政府干涉朝鲜战争表明加拿大的远东政策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从麦肯齐·金到圣·劳伦特，加拿大的朝鲜及远东政策发生了根本转变，究其原因，可以概括地说，是由于两届政府对加拿大的对外关系的思路完全不同，二战后加拿大究竟应在国际上扮演何种角色，两届政府的判断与立场截然对立。
1947—1948年加拿大内阁在关于是否参与朝鲜事务的争论中，虽然圣·劳伦特和皮尔逊在金总理的坚持下，最后放弃充当积极角色的打算，不过，他们并不心服，当初答应美国参加“朝鲜临时委员会”的请求，是真心的，确实希望扮演突出角色。20多年后有人就此事采访皮尔逊时，他说，当时艾奇逊提名加拿大参加“朝鲜临时委员会’他曾向后者表示应让在远东更有经验的国家充当主角，不过他认为除谦虚推迟外不应有更多表示，因为这是联合国一个普通的日常委员会，加拿大也有能力承担。[⑤c]可是，麦肯齐·金总理却将其看作一个涉及战后加拿大外交走向的原则问题。他认为，这涉及加拿大外交独立性，这在二战之后是指与美国要保持距离。他在日记里写道，他对“朝鲜临时委员会”问题态度强硬，“是要让美国人看到我们有自己的判断，而不是美国政策的应声虫”，他们在危机时需要加拿大支持，但不能够“落到那种意味着加拿大是受美国支配的地步”。为强调独立性的重要性，他曾向内阁提到他在二战以前抵制英国压力的事例，“战前对我施加了可怕的压力，说什么英国如果受到攻击，加拿大应加入战争，但我坚持到最后一天，提出除非我们知道原因，否则我们不能参战；不经加拿大议会同意，也不能参战。就这样，我才成功地引导加拿大团结一致”，在适当的时候参加了战争。[⑥c]
麦肯齐·金还认为这个问题涉及加拿大国家安全利益，当时参加“朝鲜临时委员会”，涉足朝鲜事务，就会卷入美苏争端，进而卷入战争，危及加拿大的安全。当时欧洲已形成美苏冷战形势，在金看来，这种形势迟早也要殃及远东。其实美苏在朝鲜问题上的争端就是这种形势的表现。所以，他坚持在这个问题上要独立行动，尤其不能随美国去与苏联作对。他早在1946年即已断定美苏迟早会因朝鲜而打仗。[①d]
加拿大是在二战前不久（1931年12月）才取得真正独立，是新兴西方中等国家，经过二战的考验，真正渴望和平，以利于自身发展。因此，加拿大政府在战争末期及战后积极参加联合国的创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加拿大在内，创立联合国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为了这个目标，加拿大政府当时甚至极力主张联合国应组建一支“国际警察部队。”[②d]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残酷现实令加拿大麦肯齐·金总理很失望。由于美苏争霸，东西方发生分裂，联合国不仅未成为维护和平的工具，反而变为美苏逐角的场所。他因此而十分怀疑联合国的维持和平的作用。皮尔逊后来写道，他（指金）日益确信联合国的作用实际很有限，不能做任何有效的事情来弥合战后世界，尤其不能弥合共产主义世界与非共产主义世界之间业已出现的冲突与分裂。当时他在日记里吐露的想法是：我怀疑联合国，由于缺少强制性的机构，它只是一个空谈馆。[③d]这位加拿大总理是想说：由于联合国缺乏强制机构制止美苏争端引起的冲突，因而起不到维护和平的作用。为此，他举出自己十分熟悉的商业裁决机构为例，说明面对美苏争夺，联合国不可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工具的道理。麦肯齐·金认为，由于联合国没有强制性机构，作为联合国工作委员会的“朝鲜临时委员会”，当然也就不具备解决美苏在朝鲜争端的能力。而且，由于美国人一直把联合国作为“美国国务院追求自身目标的工具”，结果联合国不仅不能解决朝鲜争端，反而会使双方的争夺更加激烈，最终必然导致战争。他在1948年1月9日日记中写道：圣·劳伦特“不希望再见到另一次世界战争，也不认为50年之内会有战争”。我希望“能够赞成他的乐观的态度”。[④d]他实际是在说，美苏两国在朝鲜的争夺不久要引发战争，圣·劳伦特的乐观很不现实。联合国成立“朝鲜临时委员会”时，麦肯齐·金为参加伊丽萨白公主的婚典，顺便访问了英国及欧洲，他在与欧洲领导人的会谈中确信朝鲜形势有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这是当时加拿大政府不愿卷入朝鲜事务，与美国保持距离，强调外交独立性的现实原因。
不过，从根本上看，麦肯齐·金时代的加拿大政府不愿卷入朝鲜战争是由加拿大当时的外交政策决定的。金内阁的后期，虽说胜利地渡过了二战的考验，但是仍然继续加拿大30年代初刚刚取得外交独立时期的对外政策观念，认为加拿大立国不久，既无世界利益，也无外交经验，不要“试图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世界角色，因为一些国家所处的位置我国人民甚至还知之甚少，或者根本就不知道。”[⑤d]这位加拿大内外大政的掌舵人实际是要加拿大人不要过问国内事务之外的事务，我们姑且将这一观念称为加拿大的“孤立主义”。麦肯齐·金对一般世界事务尚且持如此冷漠态度，那么，对远东，特别是朝鲜事务，自然更不主张介入。
且不说这位保守的加拿大领袖对远东及朝鲜如此漠不关心，即使此时已实际掌管外交部的圣·劳伦特及皮尔逊，这些被某些加拿大外交家称为“新的国际主义”者，希望加拿大“扮演国际主义新角色”的人，也是以传统的大西洋利益为中心，对亚洲及中国仅主张实行“有限开放”政策。就一般情况而论，加拿大政府在二战后的头几年仍认为加拿大在中国及整个远东没有多少利益，对华贸易不大，更无战略利益，因而中国及远东几乎不在加拿大政府的外交考察之中。有的学者认为“加拿大在亚洲大陆从来未曾有过永久性的战略卷入”，1942年加拿大在香港的军队被日本俘虏，“彻底斩断了加拿大未来再卷入这一地区的念头”。且不说这位加拿大总理本人，就是渥太华的部长及其他官员们，在四五十年代之间，仍然“不顾加拿大是太平洋国家”的事实，“把亚太地区视为外围。这个国家的全部历史由于经济、文化与战略关系上不断加强的联系，一直优先考虑北大西洋，给远东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余地。”[①e]
所以，麦肯齐·金在1946—1948年间不让加拿大涉足朝鲜事务，自有其历史、传统与战略上的根源，由于认为那里与加拿大关系不大，也不准备在那里寻求利益，而且现实又潜伏着美苏的大国矛盾与战争危险，自然决不能参与朝鲜的任何事情了，尤其不能追随美国与苏联对立。在金看来，圣·劳伦特与皮尔逊参与“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的欠考虑安排，正是会给加拿大带来麻烦的举措。他谈到不让加拿大参加“朝鲜临时委员会”的动机时说，“要外交部对这件事不要掉以轻心，或妄图在国际事务中太冒尖而不顾给我们国家将带来的后果”。1947年10月，联合国大会辩论朝鲜问题期间，麦肯齐·金为了一项荣誉奖到了纽约，偶然在10月30日《纽约时报》上读到加拿大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在联大代表加拿大政府的发言，宣称“加拿大对朝鲜的未来特别关心，因为加拿大也在北太平洋”，关心朝鲜半岛“不应该被划分为两个独立的实体”。这恰与他的外交思想对立，他立即找来加拿大驻联大代表，教训他说：“要观察美国人在多大程度上准备利用联合国作为他们的外交工具”。告诫这个加拿大外交官说话要慎重，[②e]不要把加拿大以及其他国家误导入战争中去。然而，在此后不久，加拿大国防部长克拉埃克斯顿在阿那波利斯却又发表一次更令金不快的讲话，居然向美国人做出保证说：“我们现在的努力旨在防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如果战争来到，我们加拿大要准备与美国合作，保卫我们的大陆及我们的生活方式。”[③e]这使这位加拿大总理十分震惊，他评论说：“毫无疑问，这个讲话会被解释为：如果美国卷入战争，加拿大就承担了加入战争的义务。”这正是他十分害怕的前景，要这位部长收回这个讲话。总之，由于加拿大麦肯齐·金政府后期仍然采取不过问远东事务的政策，因而他回避在朝鲜的任何义务，当然也就不让加拿大与“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发生任何关系。
以上是麦肯齐·金政府末期加拿大的对朝鲜政策以及实行这一政策的背景。不过，到朝鲜战争爆发时，无论世界形势还是加拿大国内的形势都发生了变化，麦肯齐·金对远东的消极态度和回避义务的政策已适应不了新形势需要，必须改变。
就世界形势而言，1948—1949年随美苏争夺尖锐化，欧洲及亚洲形势都发生了急剧变化，欧洲的德国、亚洲的中国与朝鲜都出现了对立的政府，意味着美苏在远东的冷战形势也已经确立。而此时的加拿大，国内政治形势也发生很大变化，如前面提到的，虽然仍是由自由党主政，但是，固守30年代“孤立主义”政策的麦肯齐·金已经不在了。原来的外交部长圣·劳伦特率领下的少壮派组阁登台，包括皮尔逊与克拉埃克斯顿在内。新任外交部长皮尔逊更是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其实早在劳伦特1947年9月首次独揽外交事务并选择他充当副手之时，皮尔逊已经在开始拼凑新外交班底，他同诺曼·罗宾逊与休姆·朗在部内形成为“三人小同盟”。由于战争期间外交部不断扩编，他们得到一群能干的年轻人，组成特别小集团。“这些新部员绝大多数都是国际主义者，有人专心于传统的大陆利益以及横跨大西洋中心利益；有人则热衷于北约、联合国及英联邦等多边组织机构；外交部的官员们与加拿大公众也同样把这些组织机构看作加拿大扮演国际新角色的重要舞台。”[①f]这就是说，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加拿大人对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已经有信心了，而不象麦肯齐·金最初所认为缺乏外交经验。皮尔逊的这个外交班子从1945年实现和平之后，便积极提倡加拿大的外交风格，要使加拿大在世界舞台上更有所作为。皮尔逊外长与麦肯齐·金总理本人在外交事务方面过去分歧较大，不赞成金在外交事务上的保守主义与不过问世界事务的消极立场，主张加拿大向外积极发展，承担国际义务。他背着总理，接受“朝鲜临时委员会”委员国角色，实际上是企图在国际外交舞台要有所作为的尝试。现在当他独掌外交大权以后，从根本上抛弃麦肯齐·金的“孤立主义”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与金时代外交截然对立，圣·劳伦特新政府，尤其皮尔逊领导的外交部，坚持加拿大要走出北美大陆，超越大西洋传统的束缚，积极参与世界事务。关于国际政治，皮尔逊有其独到见解。他说：根据战前在伦敦工作的经历，“我多次谈到各国面临的紧急义务是，通过国际集体行动，来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这是唯一可行的措施。这样行动也为加拿大提供了义务与机会。加拿大可以在这样的国际集体行动中起积极的建设作用。即我们的外交政策无须胆怯，不用害怕承担义务，相反，应当积极接受国际责任。在我看来，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是一个铜板的两个面，而且国际和平与合作是国家政策最重要的方向。尽管我知道，要把这个信念变成现实是多么困难多么痛苦，但是，我本人对这个信念从未动摇过。”[②f]皮尔逊认为加拿大在国际上的地位及其能力已经具备了积极参加国际事务，承担义务与责任的条件。他在那篇回忆录中接着写道：我认为在已经强大到对四大国不可缺少，但还没有重要到可以升为四大国之一的那些国家中，如果说加拿大还不是一个领导者，也是一个正要取得领导者地位的国家。这一情况为加拿大提供了机会，如果我们愿意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就会成为这类国家的领头国。
作为加拿大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一种表现，圣·劳伦特政府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主张加拿大要积极参加联合国的活动。自联合国创立之日起，加拿大政府一直认为它是维护集体安全的重要工具。皮尔逊外长本人认为，联合国是战后组织起来处理国际危机的一个真正有效的组织机构，能够承担保卫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责任。他说：联合国“是我们实现持久与有效和平最好的、可能也是最后的希望……，至少联合国是我们为新世界所能创立的一个最基本的组织机构。因此，加拿大要为加强这个组织充分发挥作用，帮助筹划与完善它的机构。”皮尔逊最后说，他知道圣·劳伦特总理本人也是“赞同这个看法”的[①g]。可以看出，圣·劳伦特政府对联合国的作用的上述观点与麦肯齐·金总理将联合国视为美国政府的工具，因而贬低它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作用的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与此相一致，圣·劳伦特政府在对美关系上也与麦肯齐·金政府反其道而行之。皮尔逊领导下的加拿大外交部，主张加拿大应该由追随英国，改为在联合国与北约的轨道上追随美国。皮尔逊说：“现在同我国最有利害关系的国家，不再是大英帝国而是美国了。美国现在是超级大国，因而现在是华盛顿而不是伦敦要同莫斯科来决定和平、进步与生存是否可能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留心严密地观察美国的政策。加拿大不可能避免受美国政策的影响，这有如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我们不可能避免受唐宁街的影响是一样的。”[②g]就是说，圣·劳伦特政府实行追随美国的政策，放弃了与英联邦完全采取一致的立场。
正因为在加拿大对外政策的主要之点上，圣·劳伦特政府放弃了麦肯齐·金政府时期的立场，由不卷入世界事务的“孤立主义”，轻视联合国的作用，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划清界限，转而为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国际责任，接受美国政策的影响并与美国合作，特别是由于美国干涉朝鲜内战以及后来公开发动侵朝战争，都是打着联合国的旗号进行的，而加拿大政府又执迷于用联合国作为维护世界秩序的警察，并且认为朝鲜内战的爆发不仅危害世界和平，还对联合国的威望提出挑战。这一看法决定圣·劳伦特政府必然放弃前政府的对朝鲜“不干涉”政策，转而追随美国积极参加朝鲜战争。从前面叙述的参与程度看，加拿大在战争中是仅次于英国的重要角色，甚至比法国还重要，这是因为它比法国更易认同与美国的一致性，英加美毕竟同为盎格鲁—萨克逊国家。但也应看到，加美对朝鲜战争的目的分歧很大，美发动战争是为与苏争夺远东战略优势；加参战是为恢复朝鲜战前状态，就是说把干涉视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目的差异决定两国一系列分歧，一开始加即主张由联合国主持干涉，中期加美对是否穿越38线，逼进中朝边界，直至后期是否谴责中国“侵略”，乃至战俘谈判等都有分歧。加拿大一直企图限制美国，但它在真诚主张由“联合国干涉的同时又赞成以美国为主，这必然赋与美国决定侵朝战争的主导权，两种主张自相对立，从而决定加拿大及后来英联邦国家集体限制美国扩大战争的政策必然失败。最后，西方对朝鲜战争的军事与政治路线始终遵照了美国的意图而动。
注释：
①a 加拿大公共档案（Public Archives of Canada）：克拉埃克斯顿文件集，笔记（Note,Claxton Papers,以下略称Claxton笔记），第6卷，第1126、1130页。
②a 皮克斯格尔、福斯特编：《麦肯齐·金档案汇编》（Pickersgill,J.W and D.F.Forster.eds.The Mackenzie King Record N:1947-1948），第4卷，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142—144页。
①b 皮克斯格尔、福斯特编：《麦肯齐·金档案汇编》，第4卷，第148—151页。
②b 丹尼斯·斯泰尔斯：《抑制外交：加拿大、美国与朝鲜的战争》（Danis Stairs,The Diplomacy of Constraint:Canada,the Korean War,and the United States），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15—16页。
③b 皮克斯格尔、福斯特编：《麦肯齐·金档案汇编》，第4卷，第150—153页。
④b 约翰·赫尔克、玛丽·哈劳朗编：《外交文件使用指南》（Diplomatic Documents and Their Usher',edited by John Hillken and Mary Halloran），渥太华1955年版，第191—192页。
⑤b 加拿大国家档案馆：政府档案第2类，6月27日内阁结论。
⑥b 丹尼斯·斯泰尔斯：《抑制外交：加拿大、美国与朝鲜战争》，第70页。
①c 加拿大国家档案馆：政府档案第2类，7月19日内阁结论。
②c 加拿大国家档案馆：政府档案第2类，7月27日、10月25日内阁结论。
③c 加拿大国家档案馆：政府档案第2类，1950年7月19日内阁结论。
④c 丹尼斯·斯麦尔斯：《抑制外交：加拿大、美国与朝鲜战争》，第79、90页。
⑤c 丹尼斯·斯泰尔斯：《抑制外交：加拿大、美国与朝鲜战争》，第8页。
⑥c 皮克斯格尔、福斯特编：《麦肯齐·金档案汇编》，第4卷，第145、153页。
①d 朗宁：《中国革命回忆录》，纽约1974年版，第191页。
②d 德莱·汤姆森：《路易斯·圣·劳伦特：加拿大人》（Dale Thomson,Louis St.Laurent:Canadian），多伦多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67年版，第293页。
③d L.B.皮尔逊：《皮尔逊回忆录》，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81页。
④d 皮克斯格尔、福斯特编：《麦肯齐·金档案汇编》，第4卷，第152—153页。
⑤d 皮克斯格尔、福斯特编：《麦肯齐·金档案汇编》，第4卷，第140页。
①e 包义文、付尧乐编：《不情愿的对手：加拿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9、45页。
②e 皮克斯格尔、福斯特编：《麦肯齐·金档案汇编》，第4卷，第152—153页。
③e 皮克斯格尔、福斯特编：《麦肯齐·金档案汇编》，第4卷，第153—154页。
①f 包义文、付尧乐：《不情愿的对手：加拿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29页。
②f 皮尔逊：《皮尔逊回忆录》，第283页。
①g 皮尔逊：《皮尔逊回忆录》，第283页。
②g 皮尔逊：《皮尔逊回忆录》，第2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