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央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经济发展论文,中央论文,方式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分析正题前，先做两点说明：第一，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下同)主要包括国有工商类企业和金融类企业，本文只涉及前一类企业，不涉及后一类企业。第二，当前国有企业还分为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中央企业又分为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企业和国务院其他部门监管的企业。地方企业也分为地方政府国资委监管的企业和地方政府其他部门监管的企业。本文主要涉及中央企业，很少涉及地方企业。本文所说的中央企业包括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企业和国务院其他部门监管的企业。在单独论到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企业时，冠以国务院国资委监管企业，或简称国资委中央企业。
一、国有经济改革的深化，推动中央企业在做强做优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历史经验表明：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存在着在经济总量方面国有经济比重过大、产业结构方面国有经济涵盖面过宽、企业的性质和组织形式方面企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①、国家对企业的管理方面政企不分等弊病，据此，可以合乎逻辑地作出以下结论：传统的国有经济改革必须包括以下主要内容：第一，要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第二，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第三，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四，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上述四个方面国有经济改革的内容，是叙述32年来国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逻辑前提。”[1]102我们现在就依据这个基本分析框架，叙述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来中央企业在改革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第一，中央企业在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到2010年底，中央企业80%的资产集中在石油石化、电力、军工、通信、交通运输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2]
第二，中央企业在实现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其中，国务院国资委监管企业在这方面的成效更为突出。截至2009年年底，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的资产总额占全国国有企业的78%，其中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占全部中央部委所监管企业的83%，地方国资委监管企业资产总额占全部地方国有企业的74%。[3]到2011年6月，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企业总数已由2003年的196户，减少到120户，减少了39%。[4]
第三，中央企业在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方面迈出重大步伐。
主要是：1.在“十一五”期间，中央企业及其下属子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制面已由2002年的30.4%提高到70%。共有52家中央企业控股的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募集资金总额5725.86亿元。截至2010年年底，中央企业为实际控制人且持股比例在20%以上的上市公司共有322家，其中境内上市公司228家，境外上市公司94家(含27家A+H股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整体上市的中央企业43家，除两家电网企业、十家军工集团外，包括石油化工、通信、交通运输、冶金等行业在内，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中央企业基本实现了主业资产整体上市。中央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2.为推动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2004年，开始在中央企业开展建立规范的董事会试点工作。截至2010年年底，在国资委中央企业中，建设规范董事会企业扩大到30家，董事会规范运作的制度进一步完善。外部董事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
3.扎实推进中央企业内部制度改革，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主要有：一是中央企业分红权激励试点工作取得突破；二是中央企业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取得新的进展，普遍推行公开竞聘、末位淘汰和新的用工制度；三是市场化选聘高级经营管理者初步推进。
第四，中央企业的监管制度和监管工作得到了完善和加强。
主要是：1.国有资产监管体制进一步完善。(1)国有资产监管组织体系基本建立。目前，全国所有的省级政府、计划单列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部组建了国资委。中央和省、市(地)三级国有资产监管组织体系的建立，为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工作奠定了体制基础。(2)国有资产监管法规体系逐步完善。目前，以《企业国有资产法》为龙头，以《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为基础，以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国家出资企业制度和国有资产统一监管制度三大制度体系为基本框架，以国务院国资委制定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地方国资委制定的规章规范性文件为具体内容的国有资产监管法规体系基本形成。(3)国资委系统指导监督工作体系初步形成。国务院国资委及地方各级国资委在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同时，积极指导下级国资委工作，确保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得到有效贯彻。
2.国有资产监管工作深入开展。(1)规划管理工作加快推进。国务院国资委通过逐户核定并公布每家中央企业的主业范围，加强企业发展战略规划、业绩考核和投资项目管理，引导推动中央企业聚焦主业，强化主业，鼓励中央企业实施主辅分离、辅业改制。(2)业绩考核不断深化。国务院国资委在“十一五”期间修订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在中央企业全面实施经济增加值考核；引导中央企业做强主业、控制风险、优化结构；引导中央企业注重自主创新，更加注重战略投资。将节能减排和安全生产纳入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3)推进收入分配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国务院国资委探索创新收入分配调控机制，稳步推进中央企业工资总额预算管理办法；在薪酬管理方面，明确中央企业负责人的薪酬由基薪、绩效薪金和中长期激励三部分构成，基薪根据企业经营规模、经营管理难度、所承担的战略责任等因素综合确定，绩效薪金根据企业负责人的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级别及考核分数确定；在股权激励方面，探索研究分别适用于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与企业发展战略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多元化中长期激励方式；在收益管理方面，2007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正式建立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4)财务监督进一步加强。(5)国有产权管理工作扎实开展。为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国资委系统制订发布了一系列健全产权管理制度和规范国有产权转让的规章、规范性文件，推动了国有产权转让工作的有序进行。(6)管理创新与风险防控水平进一步提高。国资委系统指导国有企业不断加强和改善基础管理，积极进行管理创新，并逐渐从生产领域向资本经营、科研开发和人力资源管理等新的领域拓宽，企业管理的信息化、现代化水平得到较大提高。(7)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和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加强。“十一五”期间，国资委系统积极推动国有企业实施人才强企战略，全面加强人才队伍建设。(8)监事会监督能力明显提高。国务院国资委积极推进监事会工作科学发展，监事会监督能力明显提高。[3]
作为发展根本动力的国有经济改革的全面深化，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央企业的发展。
如果从2003年国资委成立算起，那么2003-2009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由80019.4亿元增加到209759.6亿元，增长1.62倍，年均增长17.4%；营业总收入由42489.8亿元增加到123236.2亿元，增长1.9倍，年均增长17.4%；利润总额由2903.5亿元增加到7576亿元，增长1.61倍，年均增长17.4%；上交税金总额由3533.0亿元增加到10722.9亿元，增长2.04倍，年均增长20.4%。[5]471
2010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24.3万亿元，同比增长16.3%；营业总收入达到166322.8亿元，同比增长31.9%；利润总额达到11301.9亿元，同比增长37.8%；上缴税金总额达到13194.2亿元，同比增长19.9%。[2]
中央企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了做强做优。其主要表现：一是中央企业户均资产规模急剧扩大。2003-2009年，中央企业户均资产规模由5.2亿元上升到11.2亿元。2009年，中央企业户均资产规模比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户均资产规模1.14亿元，要高出8.8倍；比规模以上的私营工业企业户均资产规模0.36亿元要高出30.1倍，比港澳台投资的工业企业户均资产规模1.29亿元要高出7.7倍，比外商投资的工业企业户均资产规模1.95亿元要高出4.7倍。[5]460,[6]507,534,538,547诚然，这里的统计口径不完全一样。中央企业不只包括工业企业，还包括其他非金融类企业，而其他的企业只是包括工业企业。但从上述户均资产规模的巨大差距，还是可以清楚看出中央企业的户均资产规模远超过其他工业企业的户均资产规模。
二是中央企业做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做强做优在对外经济贸易方面也明显表现出来。到2009年年底，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中央企业已经达到108家，境外资产总额超过6000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的63.3%；中央企业境外资产总额已占其总资产的19%，当年利润占其利润总额的37%。[7]
三是中央企业做强做优集中体现在它在中国企业500强的占比上，特别是体现在世界企业500强的占比上。2011年，国资委中央企业列入中国企业500强的企业达到53户，占企业总数的10.6%；营业收入达到90203亿元，占营业收入总额的47.5%；净利润达到10603亿元，占利润总额的56.5%。2003年，国资委成立时，中央企业列入世界500强的只有15户，占企业总数的3%；营业收入为3583亿美元，占营业收入总额的2.4%；利润为179亿美元，占利润总额的2%。但到2011年，中央企业在世界500强中的地位有显著上升。2011年，国资委中央企业列入世界500强的企业上升到45户，占企业总数的9.0%；营业收入达到23927亿美元，占营业收入总额的10.36%；利润达到15165亿美元，占利润总额的15.85%。[8],[9]
四是中央企业做强做优必然导致其经济效益的提高。2003-2010年，中央企业净资产收益率由3.9%提高到8.8%。[5],[2]
国有经济改革不仅促进了中央企业做强做优，而且促进了中央企业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发挥了中央企业做强做优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互促进作用。显然，中央企业做强做优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奠定了重要基础。而中央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又成为中央企业做强做优的一个极重要的促进因素。
中央企业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涉及诸多方面，这里只叙述其中的一个极重要方面，即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的科技进步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总的说来，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央企业已经和正在成为国家科技进步和创新的主力军。其主要表现是：1.《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我国需要突破的11个重点领域，中央企业都有涉及；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央企业参与了15个；863计划的参与率达到29.5%；科技支撑计划参与率达到23.3%；在基础研究领域973计划中，参与率也达到13.5%。2.历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及绝大部分的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均有中央企业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的获奖比例均保持在同类奖项的60%和30%左右。3.在载人航天、绕月探测、特高压电网、支线客机、4G标准、时速350公里高速动车、3000米深水钻井平台、12000米钻机、实验快堆、高牌号取向硅钢、百万吨级煤直接液化等领域和重大工程项目中取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4.中央企业主要专利指标年均增长都在35%以上。2010年，中央企业申请专利52283项，其中发明专利26563项；授权专利30616项，其中发明专利7526项。“十一五”期间，企业授权专利的增长高于申请专利的增长，发明专利的增长高于专利总量的增长，专利质量稳步提高(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37.3%，发明专利增长38.8%，专利授权量年均增长42.7%，发明专利增长43.5%)。
中央企业的这种骨干作用，是与它已经形成的物质条件相联系的。1.中央企业科技投入水平逐年提高，研发能力显著增强。“十一五”期间，中央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总额由1244亿元增长到3079亿元，年均增长25.4%；研发经费由701亿元增长到1911亿元，年均增长28.5%，初步建立了科技投入稳步增长的长效机制。2.中央企业培养和凝聚了一支高素质的科技人才队伍。截止到2010年年底，中央企业科技活动人员和研究开发人员分别达到129.8万人和53.5万人，分别占中央企业职工总数的10.7%和4.4%。3.中央企业建成并拥有了一大批具有较强的国家级科研机构。在“十一五”建设的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中，中央企业获批建设47家，占国家总数的49%。在国务院国资委与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开展的“国家技术创新工程”中，已经先后有65家中央企业成为创新型试点企业，其中54家被正式命名为“创新型企业”；56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有24个由中央企业牵头或参与组建。4.中央企业已经和正在成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力量。近年来，中央企业在智能电网、电动车、三网融合、新能源、新材料、节能降耗、低碳减排、绿色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已经初步具备了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和一定的产能规模。企业在很多领域的技术水平已接近或达到世界领先水平。[10]
中央企业在做强做优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在增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和加强国际竞争力，以及援救多种严重自然灾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当前中央企业不适应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的主要方面
为了说明这一点，首先需要全面把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概念的内涵。
党的“十七大”依据新中国成立后50余年发展经济的经验教训和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方面的基本现实，并参照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在党的文献中第一次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科学概念。
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的分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就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资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11]22
接着需要说明的问题是：从哪个主要方面，并相应地用什么指标来正确反映中央企业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与国家“十二五”规划要求的不适应状况。这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上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包括的三个转变中，其中每一个转变用什么指标来反映中央企业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与国家“十二五”规划要求不适应状况；二是在总体上(即包括三个转变)用什么指标反映这方面不适应状况。
就前一方面说，第一、二个转变都是同宏观经济相联系的范畴。这一点就从原则上决定了不能从作为微观经济的中央企业(或国有经济)选出合理指标，来全面反映中央企业(或国有经济)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与国家“十二五”规划要求的不适应状况。因为在这两个转变中，是无法单从这个领域确定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的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的比例关系以及第一、二、三产业协调的比例关系。以上分析是就第一、二、三个转变的整体来说的，并不排除在第一、二个转变中选出某些指标来反映中央企业(或国有经济)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与“十二五”规划要求不相适应情况。比如，在第一种转变中，可以净出口在总需求中的占比较高来反映这方面不相适应的情况。又如，在第二转变中可以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制造业总额在总需求中的占比较低来反映这方面不相适应的状况。但这些都只能部分反映中央企业(或国有经济)在第一转变或第二转变中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不相适应的状况，而不能从总体上反映这一点。但第三个转变既是与宏观经济相联系的范畴，也是与微观经济相联系的范畴。因此，在这个转变中，可以从中央企业(或国有经济)这个领域选出合理的指标来反映中央企业(或国有经济)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与“十二五”规划的不相适应的状况。这方面的合理指标就是科技进步贡献率。这个指标集中地从整体上反映了中央企业(或国有经济)在第三个转变中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不相适应的状况。
而且，从某种相互联系的意义上说，科技进步贡献率还可以反映中央企业(或国有经济)在第一、二个转变中不适应的状况。从上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科学技术进步也是实现第一、二个转变的重要支撑。诚然，实现第一、二个转变是由我国当前多种因素决定的。但从根本上说来，第一、二个转变都离不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而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它们也都离不开科学技术进步。至于实现第三个转变更是直接依赖于这一点。正是基于这个考虑，可以认为中央企业不适应国家“十二五”规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的主要方面也就在这一点。因此，这里也像在前面论述中央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样，主要就是围绕不适应科学技术进步这个中心来展开的，主要以科技进步贡献率及其相关指标来表示的。
据测算，在“十五”末期，科学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达到40%左右。[12]“十一五”以来，这个指标有进一步提高。中央企业更是这样。但在这方面，当前中央企业与国务院国资委提出的“十二五”期间的要求相距甚远。当代经济发达国家科技进步的贡献率都在60%至80%。国务院国资委依据在“十二五”期间要努力把中央企业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要求，提出在这期间中央企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要超过60%。[13]可见，当前中央企业在这方面不适应的情况还是很明显的。
研究与试验发展(以下简称研发)的投入是决定科技进步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2010年，我国共投入研发经费7062.6亿元，进入世界第三位；研发投入强度(研发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也已达到1.76%。但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的要求，到2015年，研发投入强度要提高到2.2%。这是对全国说的，对中央企业还有更高的要求。2010年，中央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已经占到全国研发经费投入的27.1%；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即研发投入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也由2005年的1.0%提高到1.5%，大大高于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0.93%。[14]，[10]，[15]，[16]722但比当代经济发达国家已经达到5.0%仍然要低得多。所以，按照把中央企业打造成具有国际一流竞争力的企业的要求，中央企业在这方面的差距也是很大的。
当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科技人才特别是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则是第一资源。2010年，我国研发人员接近260万人，占全世界总量的五分之一，居第一位；中央企业的研发人员已经占到全国研发人员总数的20.5%。但无论是全国研发人员或中央企业研发人员数量，特别是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的数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目前，我国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仅1万人左右。而按照国家人才发展规划的要求，力争到2020年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要达到4万人左右。[17]183，[18]342，[13]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发达国家在科技领域拥有优势的条件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也是衡量我国科技发展水平的极重要指标。当代经济发达国家的美国和日本对外技术依存度仅有5%。当前，尽管我国制造业总量已经居于世界第一位，但总的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60%。其中工业新产品开发技术约有70%属于外源性技术，像电子信息这样的高技术产业的对外技术依存度也高达80%以上；在出口产品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大约只占10%。[19]，[20]
总之，就科学技术进步这个集中反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来说，中央企业与国家“十二五”规划的不适应状况，主要也就体现在这一点。
三、形成并制约中央企业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与国家“十二五”规划不相适应的重要因素
第一，有些中央企业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缺乏应有的紧迫感。
这一点是同他们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极端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是直接相关的。这个重要性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宏伟目标的最重要途径。
诚然，改革以来，我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方面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目标(即到本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21]14-15)还相距甚远。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01202亿元，按当年汇率(即1美元换6.77人民币)计算，合59261.74亿美元，上升到世界第二位。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有4419.5美元，居世界第121位。[16]47,59,1056,1057
就国内来说，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两个基本条件：
(1)经济的快速、稳定、持续增长。就经济快速增长来说，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是一个重要保证。诚然，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面临的良好发展战略机遇期，直到本世纪中叶都不会改变。这又是因为决定这一点的基本条件不会改变。这些基本条件包括：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改革开放效应；工业化中期阶段效应；积累了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全过程的宏观调控经验；人口大国和经济大国的效应；仍然可以赢得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和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22]120-123这些条件在这期间各自会有不同程度的漫长变化，但总的说来，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正是这些基本条件决定了中国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还能保持8%的年均经济增速。这一点还可以从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得到证实。我国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似可定义为：在一定时期内，在既定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在适度开发利用资源和保护改善环境的前提下，各种生产要素潜能得到充分发挥所能达到的生产率。潜在经济增长率与现实经济增长率是经济增长中本质和现象的关系。而一切事物的本质都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确定经济增长率一个简单而又比较可靠的方法，就是依据长时期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来确定。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1978年、1979-2010年和1953-201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6.1%、9.9%和8.1%。[23]12,[17]48据此可认为，以8%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比较稳妥的。[24]346-355
要在这期间实现年均增速8%，无疑可以称得上经济快速增长。但要在这期间真正实现年均增速8%，需要一系列的保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保证。问题在于：尽管潜在经济增长率是经济增长中的本质或规律，但任何规律的作用，都是作为总的发展趋势存在的。与此同时存在的还一种相反的趋势。就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来说，在这方面不利于经济增速提高的最明显的因素有以下四点：①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增长，作为最重要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的相对量甚至绝对量都会下降。
②伴随工资的增长、要素价格改革的进展和环保的加强，产品成本会上升。这样，改革以来一直存在的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就会在世界市场上逐渐削弱。在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度已经达到很大并将继续扩大的形势下，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会是很大的。不仅如此，伴随产品成本的上升，作为投资主要源泉的积累会相对下降，而且，当前我国投资率过高，需要逐步下降。正是这两个因素作用的叠加，就会使得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积累的瓶颈作用也会逐步显露。
③新中国成立后60年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和过多消耗资源为代价的。在当前我国生态环境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和资源变得更为紧缺的条件下，必须加强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这样，环境和资源的瓶颈制约作用也就突显出来。
④在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多次发生经济过热。经济过热意味着某些年份的现实经济增长率超过甚至大大超过潜在经济增长率。改革以来，在某些领域(如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某些年份还发生过经济泡沫甚至严重的泡沫。这种经济泡沫是一种虚假的经济增长，并不是真实的经济增长。但伴随改革深化和宏观经济调控加强，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过热和经济泡沫，但会使得二者趋于缓解。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经济增速。此外，在这方面，还要考虑众多不确定因素以及难以预料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就不确定因素来说，当前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事例，要算是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从2008年开始的、席卷主要经济发达国家的、二战以后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主要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普遍出现了负值，陷入了经济衰退。2010年出现了复苏，但2011年又发生了逆转，不仅看不到趋于稳定的复苏迹象，而且可能陷入第二次衰退。
但如果从长时期看，这方面因素的不确定性会更大。1933年罗斯福实行的新政在实践上首创了有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现代市场经济，宣告了自由放任的古典市场经济的结束。1936年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为现代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二战以后经济发达国家普遍实行了现代市场经济，从而推动了这些国家战后经济的大发展。当然，在这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这期间经济发展的实践确实证明：在保持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实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使得资本主义制度所能容纳的社会生产力的程度大大提高。但实行这种体制并未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因而，二战后经济发达国家仍然多次发生经济危机。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有两次：一次是上世纪70年经济发达国家发生的滞胀，一次是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诚然，滞胀和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表层原因是有区别的。前者主要由石油价格大幅攀升引发的；后者主要是由金融的过度杠杆化和金融监控不力引发的。但二者发生的根本原因都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段历史表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为资本主义制度开辟的所能容纳的生产力空间也是有限的，而且愈来愈接近其极限。所以，经济发达国家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后，在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同时，如果在经济体制方面不能进行有效的创新，不能进一步拓展资本主义制度所能容纳的社会生产力的空间，那么，今后发生的危机就会更加趋于严重。在经济全球化趋于发展和我国与经济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趋于密切的形势下，这方面不确定性的增长，对我国今后的经济增速会有更大的影响。
上述情况表明：尽管在我国面临的良好发展战略机遇期内实现年均增速8%是可能的，但要真正实现仍需包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内的一系列保证。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并且是很明显的。比如，调整经济结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之一。调整产业结构是调整经济结构的主要内容之一，加快发展服务业又是调整产业结构的主要内容之一。而服务业的加快发展在提高经济增速方面又有某种独特作用。这主要由以下五个因素决定。一是在新中国成立后60年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内，在发展服务业方面虽有差别，但总的说来，都是滞后的。因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第三产业的潜力是很好的，无论就供给方来说，或是就需求方来说都是如此。二是当前我国已由下中等收入国家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这两个阶段的服务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是有很大差别的，前者为53.4%，后者为60.4%。我国2010年在这方面的占比只有43.1%。这主要是因为在后一个阶段，消费需求提高的重点逐步由第一、二产业的产品转向第三产业。因而第三产业的增速就比第一、二产业要快得多。三是在我国，作为服务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事业的改革今后会进一步加速。这就会从根本上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四是我国的优秀的悠久文化在加速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具有独特的重要作用。这种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就成为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新世纪以来在这方面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五是服务业许多产品的价格决定及其变化都有其特点。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商品价格是由其价值决定的，并受到供求关系的重大影响。商品价值是由各个生产部门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商品价值量与社会必要劳动量成正比；但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而服务业的许多部门都是个体劳动(如餐饮、旅店、维修和家政等服务业)，它不能像第一、二产业那样，广泛采用先进的技术和专业分工，因而它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比第一、二产业要低得多，而且很难提高。因而，相对于第一、二产业来说，它的商品价值就高，而且很难降低。由这种价值决定的服务业产品价格就比较高，而且难以降低。这样，在由通货膨胀导致产品(服务)价格上升的条件下，服务业的价格变化也有它的特点。就第一、二产业来说，如果由通胀导致的价格上升的速度低于其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其价格可以不升，反而会降；如果这两种速度相等，其价格可以不变；只是在前者的速度高于后者的情况下，其价格才会上升。但在这方面，服务业费用变化则不然。由于其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对由通胀导致的价格上升的对冲作用很小。因而，在通胀条件下，其价格上升的速度就比第一、二产业价格快得多。据有的学者考察，在我国有的城市，1980年买一台17寸黑白电视机要1000元，雇一位家政服务员一年是500元；而当前，买一台21寸平面彩色电视机也只要1000元，但雇一位家政服务员一年却要15000元。[18]302服务业不仅在价值决定价格方面有其特点，在需求影响价格方面也有其特点。在服务业的许多部门，特别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服务费用是远远脱离其价值的。当然，这些部门的创意是一种较高的复杂劳动，其创造的价值也要高得多。但仅有这一点，远远不能说明创意产业的收入之高。其主要原因还是消费者在这方面的特殊偏好。再有，演艺明星收入也远远高于其他部门。其秘密也在这里。上述各点在我国当前已初显端倪。相对我国经济改革来说，文化事业单位改革起步较晚，因而文化事业部分地作为产业来发展也就是从新世纪初才开始的。但文化产业的发展却很快。据统计，按现价计算，2004-2008年，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年均增速高达23.3%；2008-2010年年均增速又上升到24.4%。其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4年的1.94%上升到2010年的2.75%。[25]一般说来，文化产业要成为支柱产业，其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要达到5%。按已有的增速计算，并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加速度的作用，预计2016年文化产业将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
但当前流行的观点，在论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往往仅从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以及增强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展开的。就当前国内外的情况来看，强调这些是正确的。但如果忽视适度经济增速在保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的重要作用，也是不全面的。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才在这里就这方面的重要性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而且，适度的经济增速正是也是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所必需的。
就经济稳定增长来说，它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但当前流行的观点，几乎不提这一点，这也不能认为是全面的。
经济稳定有多方面的含义，这里专指经济周期波谷年与波峰年在经济增速方面的落差趋于缩小，即波动强度趋弱。
依据新中国成立以后60多年的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将波谷年与波峰年经济增速的落差在20个百分点以上称作超强波周期，10个百分点以上称作强波周期，5个百分点以上称作中波周期，5个百分点以下称作轻波周期。详见表1。
表1的资料表明：改革前经历了5个经济周期。其中第一、二个经济周期为强波周期或接近强波周期，第三、四、五个经济周期均为超强波周期。改革以后也经历了5个经济周期。其中第六、七、八、九个经济周期均为中波周期，第十个经济周期为轻波周期。当然，第十个经济周期还没有结束。这个周期已经历的2007-2010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为14.2%、9.6%、9.2%和10.4%。[16]47预计在正常情况下，这个经济周期的波谷年的经济增速均为9%左右。所以，这里把2009年的9.2%的增速，看做是这个周期波谷年，大体上是可以的。
为了说明经济周期波动强度的变化与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联系，现在再将它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作一下对比。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强度的变化又有最重要的制约作用。
这里在说明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多个经济周期的变化时，是以每个种植业劳动力每年生产的粮食产量来表示的。因为粮食一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重要的农产品。而且就农产品对经济周期波动强度的制约来说，粮食又具有最重要的作用。
但由于只有每年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字，缺乏每年从事粮食和种植业的劳动力的数字，故只能用从事种植业生产的劳动力的数字，而且这个数字还是从每年种植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中推算出来的。由于粮食生产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是趋于下降的，因而表2所说的粮食生产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不是很准确，有低估的缺陷。但由于粮食生产一直在种植业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因而表2表明的粮食生产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大体上是可靠的。
表1、2的资料表明：相对后续经济周期来说，第一、二周期的波峰年与波谷年粮食生产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不大。这就能从一个方面说明这两个经济周期经济增速波动强度不是很大，处于强波周期。如果不说第五个经济周期，仅就第三、四个经济周期来说，或者是由于波峰年与波谷年的粮食生产劳动生产率变化太大(如第三个经济周期)，或者是由于波峰年和波谷年的粮食生产劳动生产率都太低(如第四个经济周期)，使得这两个周期陷入超强波周期。而在第六、七、八、九个周期，其共同特点是粮食生产劳动生产率都大大提高了，而且大多是波谷年的粮食生产劳动生产率高于波峰年(1990年除外)。这就使得这四个经济周期的波动强度大大下降，进入中波周期。到第十个经济周期，其波峰年和波谷年的粮食生产劳动生产率又显著高于此前的四个周期，从而第一次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轻波周期。以上十个周期经济增速波动强度的变化，显然是由多种复杂因素决定的。这里的分析仅从粮食生产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其制约作用而言的。但这个分析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曾经揭示的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规律。马克思曾就此说过：“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27]885这里的分析不过是把马克思揭示的这个规律从一个最重要方面用来说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强度的变化，从而说明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个重要标志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诚然，直到目前我国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式还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但这个转变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这个方面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所以，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来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作用，在理论上是站得住的。
就经济持续增长来看，一般说来，在经济现代化和全球化以及资源和环境瓶颈作用突显的条件下，任何一个经济大国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都必须做到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协调，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协调，劳力投入、物资投入和科技投入的协调，以及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否则，就是不可能的。
我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当前在这四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处于严重的失衡状况。2010年我国投资率比世界各国平均投资率要高出20多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比世界平均水平要低30个百分点。在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严重破坏方面也是如此。我国在总体上是一个资源大国，但庞大的人口基数使人均资源占有量居于世界后列，当前生存和发展资源都很紧缺。但资源过度消耗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环境破坏却达到了很严重的地步。诚然，“九五”时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提出新型工业化和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我国在降低能耗物耗和治理环境方面已经采取许多有力措施，并取得一定成效。但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恶化的趋势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
上述情况表明：实现我国经济快速、稳定、持续增长，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说，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
(2)社会政治局面的长期稳定。矛盾的普遍性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因此，任何事物都有二重性。我国在面临良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同时，也面临着各种社会矛盾的多发期。诸如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加剧；贫富差别加大；部分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的贪污腐败严重；生产安全、食品安全和社会治安问题突出；不良的和腐朽的思想文化蔓延等等。正如吴邦国所指出的，“中国是在人口多、底子薄、起步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取得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发生的变化翻天覆地，但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也世所罕见。”[28]
这种世所罕见的矛盾显然是由多方面复杂原因造成的。但除了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点以外，似乎可以归结为封建主义余毒和资本主义弊病的叠加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余病和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及其局限性的叠加。这种双重的叠加也是世所罕见的。也许可以用后一种世所罕见，从一个根本方面说明前一种世所罕见。
但就当前的情况来看，在实现社会政治稳定局面的作用方面，良好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和各种社会矛盾多发期，并不是平分秋色的关系，前者还占主要地位，后者只占次要地位。因而改革以来我国还是实现了社会政治局面的基本稳定。但任何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一般说来，贫富差别扩大和政府官员贪污腐败蔓延是导致社会政治不稳的两个最重要的根源。这是被中外历史反复证明了的一个客观真理。事实上，多年来我国由生产和食品安全、征地和住房拆迁以及司法不公等因素诱发的群体性事件就在不断发生，并有某种愈演愈烈的趋势。这种情况已经显露了社会政治局面不稳定的端倪。但在当前我国社会政治之所以还能维持基本稳定的局面，除了党的执政能力强以外，最根本的就是改革以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所以，在对待社会政治局面稳定问题上，既不能夸大其词，以致丧失信心；又不能盲目乐观以致丧失警惕。这两种情绪都是不利于巩固社会政治局面稳定的。
就我国当前情况来看，要巩固和发展社会政治稳定局面，除了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改革以外，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就是着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可以大幅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在社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的条件下，就可以在适当兼顾投资率的情况下，大幅提高消费率，从而提高人民收入水平。这是其一。其二，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适度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从而扩大就业。而扩大就业是提高民生之本。以上两点是就全国情况说的。其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意味着要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这就会大大提高在全国人口占有很大比重的农民的收入水平。其四，在制造业方面，当前劳动者报酬占生产总值比重不到4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至15%。这主要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合理造成的，但同劳动生产率较低，以及由此造成的制造业产品增加值率较低也有很大关系。当前我国制造业产品的增加值率只有日本的4.37%、美国的4.38%、德国的5.36%。这样，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产品增加值率，就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水平。其五，在对外贸易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意味着要转变贸易发展方式，要大幅提高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比重。在这方面还需着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这就会显著改变出口产品的收入分配格局。当前，我国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这样，研发设计、关键部件和市场营销都掌握在外国企业手中，只有加工、封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由国内企业生产。但这样一来，出口产品大部分收入都流到了外国企业，国内企业占的比重很小。比如，仅专利费一项，当前每部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到40%，都要支付给持有这些产品专利的国外企业。[28]但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就可以大大改变这种状况，大大提高国内企业收入，从而为提高劳动者收入创造有利条件。以上是就各部门的情况说的。其六，还要着重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味着要提高智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包括高级技工、工程技术人员、科学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比重。这一点本身就表明劳动力价值的提高，从而推动劳动报酬的上升。但更重要的还在于：脑力劳动者的比重的提高，就意味着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这样，随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逐步推进，再加上收入分配和财税等方面改革的深化，就可以逐步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即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大，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的比重都小)。国际经验表明：这种社会结构是最稳定的社会结构。其七，伴随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大大增加社会经济总量。这样，国家财政收入也可以有适度的较快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用于维持社会政治局面稳定的经费也可以有较大的增加。这也是维护社会政治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多年来我国用于这方面的费用，已经有了大量的增加，从而推动了社会政治局面趋于稳定。总之，在当前形势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成为巩固社会政治的稳定局面，并防止其向不稳定转变的一个重要条件。
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巩固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最重要条件。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实行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由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决定的。
必须继续巩固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主导和绝对支配地位，这对巩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而言，是绝对必需的，是肯定无疑的。
但就当前情况来说，要巩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还需要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创造更高的生产力。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一种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是由生产力决定的。依此类推，一种生产关系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必须由生产力的发展来决定。
但当前国有经济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其突出表现就是国有经济的经济效益低于非国有经济的状况还没有改变。
表3的资料表明：总资产贡献率、资产负债率和流动资产周转次数这三项经济效益指标，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均比私营工业企业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要低，只有产品销售率略高于私营工业企业以及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以下简称外商投资)的工业企业，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高于私营工业企业，但低于外商投资工业企业。所以，总体说来，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经济效益较低的状况还没有改变。
这样，当前要巩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就要在继续大力推进国有经济改革的同时，着力提高生产力。因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成为当前巩固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需要说明的是：从理论上说，国有经济所能容纳的生产力的高度要远远超出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当前国有经济的经济效益之所以低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主要是因为国有经济的全面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它在促进生产力方面的活力还没有显示出来。在这方面，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是根本不同的。后者本身就是市场经济，不存在改革问题，存在的只是在政策和法律等方面，为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实现公有制经济和私营经济共同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问题。当然，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实现这一点也会遇到重重阻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相对国有经济的巩固来说，却要容易得多。因为国有经济改革是包括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国有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的改革和国有经济监管体制的建立在内的全面改革，是脱胎换骨的改造，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这就是国有经济全面改革至今还没有全面到位的客观原因。当然，这一点同国有经济改革中的众多失误也有很大关系。
因此，国有经济经济效益低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只是短期的状况。在国有经济改革全面到位以后，这种情况就会有根本的改变。
因此，当前有的学者依据这一点，提出国有经济私有化的主张，是完全错误的。这种观点依据的只是短暂时间的状况，显然站不住脚。从根本上说来，这种观点是违反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发展根本规律的。[24]420-421
但还要进一步指出：在国有经济改革全面到位和经济效益较低面貌根本改变以后，创造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仍然是巩固其主导地位的根本条件。这仍然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的要求。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律框架已经建立和完善的条件下，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才能在较为完全的意义上实现平等竞争和共同发展。既然有竞争，就有优胜劣汰。因此，在这种条件下，国有经济要取得竞争优势，以巩固其主导地位，除了要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以外，别无他途。所以，不仅在当前，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有经济创造更高的生产力，以及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的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都是十分重要的。
以上分析并不意味着当前国有经济就要通过竞争淘汰私营经济。实际上，就我国具体情况来看，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都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以上分析也不否定社会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在巩固国有经济主导地位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一般说来，政治和意识形态这类上层建筑在巩固经济基础方面，从来都有重要作用。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情况来看，其重要性更加不可忽视。但是，如果以为只是或主要是依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就可以巩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那就是主次不分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生产力是决定社会经济发展唯一的、无可替代的根本因素。
还要提到：如果以为国有经济现在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领域，其主导地位就是巩固的，甚至把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寄托于其垄断地位，那就更不妥了。因为这些情况在国有经济长期不能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的情况下，都是会改变的。至于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其中的许多方面都是在市场取向改革的范围内的，更是不可靠的。
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最重要手段，在改变当前具有明显殖民主义色彩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方面也有重要意义。
在世界市场上，核心竞争力就是自主的科技创新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当前，我国在这些方面的能力都较弱。这种情况同我国作为第二位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仍然很不相称。因此，推进科技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成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最主要手段。
同时，它在改变当前带有明显殖民主义色彩的国际不合理的经济秩序方面也有重要的意义。当前，经济发达国家的垄断组织依据其科技优势，居于世界产业链和产品链的高端，并据此获得高得惊人的超额利润和垄断利润。一般说来，超额利润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的，并且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垄断虽然是自由竞争的必然产物，但它并不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因为市场经济发挥其在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是以平等的自由竞争为条件的。而垄断有悖于这个原则。但垄断在市场经济中并不可能完全消除。而且，在网络经济的一定范围内，垄断是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的。正因为这样，早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时，在19世纪末，在经济发达的美国就制定了反托拉斯法。但至今垄断组织在经济发达国家中仍居于重要地位。但垄断毕竟是不完全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当代经济发达国家依托其科技优势，从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其不合理性就更明显。如果再就其历史渊源看，更是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色彩。因为当代经济发达国家在科技方面的优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历史上长期掠夺殖民地而形成的物质基础的。
在这里之所以把这一点称作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色彩还有以下两个重要原因。第一，经济发达国家之所以能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不仅是依托其科技优势，而且还以二战以后形成的带有明显殖民主义色彩的世界货币体系为支撑的。这个体系的最重要特点就是少数经济发达国家的货币，都成为世界储备货币。这一点在美元的霸权地位上体现得尤为明显。②第二，经济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依托其科技优势获得高额垄断利润，还以运用军事手段从不发达国家获取作为战略资源的石油为支撑的。上世纪的海湾战争和近年来的利比亚战争是这方面两个最突出的事例。
以上各点就是当代带有明显殖民主义色彩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最重要内容。
显然，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需要各国进行多方面的长期努力。但就这里讨论的问题来说，推进科技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一个重要之点。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样做还可以大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从而大大增强我国在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经济组织)的话语权，还可以增加对有关国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援助。这些都有助建立以平等互利、合作双赢为主要特征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第二，国有经济的全面改革还没有到位。
国有经济的全面改革，是推动国有经济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动力。这方面的改革没有到位，就成为阻滞国有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根本因素。
1.在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重组方面。
当前中央企业在行业分布面方面，仍然显得过宽。据计算，在国民经济95大类行业中，中央企业涉足86个，其中包括众多一般性竞争行业。而且，中央企业布点又过分散，在许多重要行业的集中度偏低，甚至在同一行业中还存在中央企业相互竞争的局面。再有，许多中央企业主辅业分离还没有解决，主业不突出还很明显。所有这些都与国有经济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这种情况与中央企业战略性调整和重组中众多问题没有妥善解决，是直接相关的。
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方面，最重要的问题是：国有经济究竟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还是同时要广泛涉足一般性的竞争性行业。
在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方面也存在众多问题。诸如，在重组主体方面，是以国资委为单一主体，还是在国资委主导下由企业集团参与的多重主体；在重组机制方面，是主要依据国资委提出的具有指令性的行政规划运行，还是要把它与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结合起来；在重组目标方面，是单纯地依靠压缩企业数量，追求做大规模，还是既要做大，更要做强，重在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在重组方式方面，是单纯的“以大吃小”(大企业兼并小企业)，还是既要“以大吃小”，又要“以强吃弱”(强势小企业兼并弱势大企业)；在重组内容方面，是单纯地注重物资资源的整合，还是同时更要注重具有不同企业文化的人力资源的整合；在重组进程方面，是重在重组手续的完成，还是重在合并后的企业内部整合；在重组范围方面，是局限于中央企业，还是同时包括地方的国有企业乃至内资和外资企业。[29]
实践已经证明：正是由于存在上述问题，就不能有效地推进包括中央企业在内的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重组，不利于在国有经济范围内提高资源配置效益，不利于国有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在国有经济垄断行业的改革方面。
伴随国有经济改革的进展，其中垄断行业的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更加突显出来。因为这不仅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所必需的，而且是促进国有经济科技进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国有经济主导地位所必需的。但相对国有经济其他方面的改革来说，这方面的改革是滞后的。
诚然，改革以来，国有经济中垄断行业的改革也已经取得很大进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变而来的。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是合一的。因此，在改革初期，我国找不到单纯的经济垄断和自然垄断，有的只是与行政性垄断相结合的经济垄断和自然垄断。但伴随改革进展和政企分开，行政性垄断已在很大程度上被破除了，原有的经济垄断也在逐渐削弱。在金融业中除了国有或国有控股的大银行以外，其他的由中小资本经营的股份制银行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原有的自然垄断中非自然垄断的领域和环节也在逐步改革。如在电力行业中实行厂(发电厂)网(输电网络)分开和竞价上网。
但原有的行政垄断还没有完全破除。当然，行政垄断不能也不应该完全打破。比如，由于国家特殊的经济利益和安全的需要，烟草专卖和有的军事工业的行政垄断就不能破除。但绝大部分行政垄断都是必须破除的。在经济垄断和自然垄断方面更是远没有破除。当然，在自然垄断行业中，与网络经济直接相关的部分，具有独特的网络经济效益，是市场竞争效益无法替代的，因而不需要破除。但其中与网络经济无关的非自然垄断的领域和环节是必须破除的。所以，总起来说，垄断行业的改革是当前深化国有经济改革的一个很重要方面。
就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来说，这方面的改革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动力。列宁曾经指出：任何垄断“必然要引起停滞和腐朽的趋势。既然规定了(虽然只是暂时地)垄断价格，于是推动技术进步、因而也推动其他的一切进步和前进的动因，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消失了；于是进而形成一种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的经济力量。”[29]268-269从一般意义上说，列宁的这个分析，对我国国有经济的垄断也是适用的。还需指出：当前这种垄断已经成为扩大收入差别和形成新的社会不公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必须加快推进国有经济垄断行业的改革。
就当前情况来看，打破国有经济垄断的最重要途径就是在坚持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充分发展各种所有制之间的竞争，特别的要大力引入私有资本的竞争。
3.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
在实行公司制、股份制的改革方面，就中央企业母公司层面来说，直到目前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其下属企业在这方面的改革也没有完成。
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很多。在作为公司治理结构核心的董事会方面，在现有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国务院国资委监管工作的着力点似需更多地转向产权管理和资本管理，需要授权董事会行使部分的出资人职权。这样，董事会的职能就要进一步扩大和完善。在建立规范的董事会的组成方面(包括建立外部董事和由外部董事担任董事会主席)的试点也需要进一步推进。在监事会方面，在外派监事会制度，外派监事会的监督内容和方法以及外派监事的激励制度等方面，也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在经理人方面，总经理负责制的完善(如是否要由现在的总经理负责制改为首席执行官制度)及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的完善(如实行股票期权制)也都需要解决。
可见，当前中央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这不利于有效地发挥现代企业制度在推动国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面的作用。
4.在建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方面。
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建立后，在非金融类的国有资产管理的范围内，克服了原有体制中所有者权利、义务和责任不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脱节，多部门分别管理(统称“九龙治水”)等方面的弊病。但多年的实践证明：现有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还没有真正做到在政府层面实现政资分开和政企分开，因而不能有效地实现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对接，也就不利于进一步从整体上提高国有经济的效益，也不利于推进国有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正是基于现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还没有在政府层面实现政资分开和政企分开这个带有根本性的要求，有的学者提出了如下进一步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主张：“概括地讲，进一步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就是通过建立国有资产的管理、运营、监督体制和机制，在政府层面实现政资分开，进而实现政企分开；通过设立国家投资控股公司建立有效的国有产权委托代理体制，在国有资本运营层面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国有资本投资或持股的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是独立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国投公司以实现政府意志和提高国有资本效率为目标，有序调整企业国有资本投向，并接受监督。最终使国家从拥有和管理国有企业，转变为持有和运作国有资本。”[31]
也正是基于这个根本要求，还有学者用形象语言提出了类似的建议。“构造‘代表团长—教练员—运动员’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主体，就相当于国家队体制的运动队中坚持国家代表队体制，国资委作为国务院的特设机构，充当赛场上这个体育代表团的‘团长’，定位于国有资产的监管者，制订规则并监管国家出资企业，通过规划布局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战略性地配置国有资本，是名副其实的；在团长之下，国有资本经营公司作为国有资本运营机构，充当赛场上的‘教练员’。国家出资的实体企业定位于国有资产的具体运营，通过国有资产的经营与管理，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充当赛场上的‘运动员’。”[32]
上述学者的观点实际上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深圳和上海等地在这方面创造的经验的总结。这些地区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经营体系进行的积极探索，尽管还有不少问题需要研究，但为构建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提供了有益经验。把这些经验概括起来，就是建立国有资产的管理、监督和经营体系。这个体系可以包括以下3个层次：(1)建立国有资产管理局，承担国有资产的管理和监督职能，但不承担国有资本的经营职能。(2)建立承担国有资本经营职能的单位，保证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从现有的实践看，可采取以下3种形式：组建新的国有资本经营公司，专司国有资本的营运；对有条件的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授权，使其成为国有资本的投资主体；由企业主管部门转变职能，改组为授权的国有资本投资主体。(3)依据现代企业制度所要求的出资者所有权与公司法人财产权分离的原则，在国有资本投资主体的下面，把原有的国有企业改造成为市场竞争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33]463-464
据此，可以认为，上述学者的观点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原则要求，能够有效推进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对接，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国有经济的效益，从而推动国有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三，缺乏研发投入和科技、管理创新人才。
当前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主要受到以下两个因素的制约。1.研发投入强度不足。研发投入强度一般用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这个指标来表示。国际经验表明：研发强度低于1%，企业会因创新能力低而无法生存；研发强度为2%，则因创新能力处于一般水平能勉强维持；研发强度达到5%以上，企业则因创新力强而充满活力。[34]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国许多国有企业仍处于勉强维持生存状态。
2.缺乏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人才，特别是高层次的科技人才和管理创新人才。在这方面，高层次的科技创新人才和高层次的管理创新人才，具有难以估量的作用。前者如我国已故杰出科学家钱学森。后者如美国苹果公司前首席执行官乔布斯。美国《财富》杂志有评论说：乔布斯“让苹果公司获得重生，进而颠覆性地重塑了计算机、音乐、电影和电信产业。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能够改变一个产业已经很了不起了，再造4个产业是前无古人的”。[35]
以上是从国有经济本身来分析决定和影响其不适应“十二五”规划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的因素。但国有经济毕竟只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这方面的不利因素不只是存在于国有经济内部，它还会存在于整个社会经济的范围内。举其要者有：(1)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局面还有待发展。因为各种所有制之间的平等竞争还没有充分展开。特别是在实践上还有着国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之间不平等竞争，非公有经济在这方面处于劣势地位。这样，竞争给包括中央企业在内的国有经济带来的压力就相对较小。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动企业技术进步的因素除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以外，就是企业之间的竞争压力。所以这种情况对国有经济的技术进步是很不利的。
(2)改革以来，已经发生了5次经济过热。这种过热经济环境，使得改革以来已经形成的买方市场在过热年份又部分倒退到改革前普遍存在的卖方市场，在一定范围内使得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局面又死灰复燃。所以，这种过热的经济环境就成为粗放经济方式再生的催生剂，但却是集约增长方式的安眠药。
(3)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股价多次像过山车那样波动，并多次形成严重泡沫。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又达到巅峰。这种市场给企业带来的暴利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暴利的诱惑下，许多企业领导人不是专心致志推进企业技术进步，以获取它应得的超额利润(即超过平均利润的利润)，而是把大量的资金投放到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所以，这种市场环境也是很不利于企业的技术进步的。
(4)相对产品价格来说，我国要素价格改革相对滞后，以致许多从事要素生产的国有企业得不到应得的平均利润，削弱了这些企业的积累能力，也阻碍了这些企业的技术进步。
(5)我国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低成本的竞争优势。财税政策支持和鼓励这种优势是对的。但长期停留在这方面，而不是审时度势地逐步地适度地转向支持和鼓励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就不妥了。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外贸出口形势趋于严峻的形势下，也未见这方面的财税政策发生明显的变化。这在事实上成为不利于企业技术进步的一个因素。
(6)在我国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都没有到位的情况下，部门分割和地区分割的情况还很明显。这样，科技资源就不能在国民经济范围内有效地利用，从而不利于企业的技术进步。
(7)当前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包括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相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研体系，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和新型科技计划管理体系等方面。这些体系还正处于建立的过程中，其在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方面的作用还远没有发挥出来。
(8)当前企业文化与社会文化相类似，也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弥漫着一种急功近利的不良氛围。显然，这也是很不利于企业技术进步的。
(9)当前在部分政府官员贪污腐败趋于严重的情况下，有些企业领导人通过寻租获得行政资源，进而获取暴利。很清楚，这更不利于企业推进技术进步。
总之，以上各点都不利于包括中央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推进技术进步，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无论从中央企业本身来考察，还是从整个社会来考察，当前包括中央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主要是：作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动力的经济改革(包括国有经济的改革和要素价格的改革)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并在进一步深化；各种所有制之间在市场上的平等竞争已经展开并将进一步充分展开；国家财政和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已经大量增加并会进一步增加；伴随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人力资本会更加丰富；国家创新体系正在建立和进一步完善，实施的力度也会加大；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作为“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主线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深入人心。这就会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面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发达国家都把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最重要战略，这也会从国际市场竞争方面增加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压力。还要提到，中央企业在这方面具有更有利的条件(见前述)。所以，对中央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既要有紧迫感，又要充满信心。
注释：
①这里用的企业一词只是在借用意义上用的。
②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也就此坦言：“美元高估，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元汇率决定着美国的竞争力。”见《美国经济政策的两难困境》，载于《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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