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为今用”和“外为中用”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为今用论文,中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为今用”和“外为中用”，长期以来，是我们对待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的两个口号。本文拟对此略抒管见，以求教正。
一
先说“古为今用”。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有人标榜“为学问而学问”，似乎学者就该置身于象牙塔内，幽居独处，超然物外。倡导此论最力的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把知识区分为二：一是自由的哲理，它能使自由哲人通达真理的殿堂；二是实利的生产知能，那是卑下凡人的贱业。（注1）无独有偶，我国汉代的董仲舒也鼓吹“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注2）听其言再观其行。亚里士多德煞费苦心撰成古希腊名著《政治学》，推销其奴隶主的政治主张，并非“超然物外”。董仲舒研究《春秋》，著有《春秋繁露》，适应汉武帝的政治需要，提供“大一统”的理论根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董仲舒的“点子”，被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当过官，虽有坎坷，但终属“上层人士”。后来，辞官讲学，“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注3）名为“辞官”，实则“退居二线”，朝廷有事，仍请他“发挥余热”。董仲舒也不是“为学问而学问”的。
宋代皇帝宋神宗在这一点上，倒是讲了老实话。他不隐讳历史学的现实功用，诏令编史，直截了当地说：“《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于后世者也。”（注4）书名《资治通鉴》也是由他精心推敲、拍板定案的。
恩格斯是无产阶级伟大的理论家和革命家，他为了变革当时的社会现实，就要探讨国家的本质。于是他追本求源，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用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名著。它不仅是革命理论，也是原始社会史学的成果，在学术上极富价值。恩格斯为我们作出了“古为今用”的典范。
由上可知，“古为今用”乃是通例。其“用”一也；所不同者，由于历史学家的时代地域不同，立场观点各异，学识有深浅，功力有高低。因而其研究成果取舍有侧重，评论有褒贬；即使志同道合者，也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人的手有手心和手背两面。“古为今用”只讲了“借古鉴今的一面；我们还得讲更重要的一面，即“今为古用”。这里的“今为古用”，其确切涵义是“以今察古”，并非把现今的“卡拉OK”推荐给唐宗、宋祖，让那些皇室贵胄也“过把瘾”。
历史是“往事”，写史书的则是“活人”。“活人”总是依据其所处时代之需，运用当代的各种文化成就，包括现代史观和现代研究手段来研究历史的。站在今天，回过头来，审视过去，往往能发现新意。
人类生活的实际进程是从古到今的。但是，人们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和分析却是倒过来，从今到古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注5）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时，深有体会地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注6）摩尔根依据当代的科学水平，研究古代社会，建立了伟大功绩。恩格斯对这位美国原始社会史学家作了高度评价，说摩尔根“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注7）这些事例都足以说明“古为今用”和“今为古用”二者密不可分的道理。
现实中也存在诸如此类的众多事项，有待“今为古用”去寻找钥匙，解开哑谜。近来，出现了“恐龙蛋热”。科学家们正在运用现代手段琢磨它，这又是“今为古用”的一例。可以预期，随着“今”的发展，对“古”的理解将越来越深，得出更为确切的结论。一旦从恐龙蛋里琢磨出来某种道理，用于现代，那又是“古为今用”了。
“今为古用”的另一涵义是运用现代史观，重新审查古人的研究结论。举例讲：《论语》是研究儒家思想的重要古籍，历史学者多所评点，给予高度的评价。“半部《论语》治天下”是尽人皆知的名句。（注8）这句话带有文学的夸张色彩。其实，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也用文学语言来表达，这句话倒过来讲也许较为合适，即“一部《论语》治半个天下”。若再细抠，还得再打折扣。道理很明显，天下的事多得很，抛下琐细小事，人类的基本实践活动有三项，即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在春秋战国时代，科学实验活动是有的，《墨子》中多有记载，《论语》中却不见。生产斗争也为人类生活所必需，并且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孔子的学生樊迟要求增设“学农”、“学圃”的课程，竟被斥为“小人”。孔子辩解道：“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注9）意思是说，要抓礼、义、信等大事，种粮种菜让奴隶们去干，当官的不必亲自抓“米袋子”、“菜篮子”。所以我说，孔子一不讲生产斗争，二不提科学实验，只讲“仁政”等治国治民的大道理，这是“三缺二”。一部《论语》即使“句句是真理”，充其量只能治三分之一的天下。
我们提倡“今为古用”，不是非难和苛求古人，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在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注10）我们肯定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因为他比他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并且提供得丰硕而有价值。这是实事求是，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批评孔子“三缺二”，不是苛求前人。如果有人“批评”孔子没有造出电脑，那就是苛求孔子提供“现在所要求的东西”了。在孔子所处的那个“现在”，那“三分之二”是早已存在的事实，那时的人也有所要求。他老人家硬是不干，也不许别人干。指出孔子的局限性，把那些前人对孔子评价过高的成分，“降降调子”，求得更为确切的评价。这同样是实事求是，也是历史唯物主义。
我举以上事例，旨在说明“古为今用”和“今为古用”的辩证关系。我举例中阐述的观点可能被人批评，或补充，或修正，或全部推翻。批评者所用的方法和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外乎“古为今用”和“今为古用”。他批评的只是我的观点，却又为“古为今用”和“今为古用”的真理提供了一件新的例证。
二
再说“外为中用”。有时也称“洋为中用”。若是“吹毛求疵”，笔者以为“外为中用”的提法较好。因为“土包子”、“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等约定俗成的词语中，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含有贬“土”褒“洋”的意味。科学成就确有高下之分，但不能笼统地讲“洋”的一定就好，“土”的一定就差。毛泽东也说过：“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注11）为此，换“洋”为“外”，去掉那一点“疵”，又有何不可？
“外为中用”其实是“古为今用”的一部分，因为“古”已兼含中、外了。所不同者，“外为中用”还指利用外国现代的文化成就，为中国所用。“外为中用”也是无可置疑的。毛泽东作过深入浅出的解说，外国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注12）
我国古代的《诗经》中说：“他山之石，可以为错”，接着又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注13）“错”是粗石，“攻”意为琢磨。“他山”比喻他人。两句话的含义相同，都是借物喻人：励石虽然粗糙，不必轻舍，可用来琢磨玉器；别人虽非十全十美，也可相观而善，取长补短。
古今的圣哲、导师都用比喻作过原则的指示。至于哪些是属于“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他山之石如何“为错”，又怎样“攻玉”等等，这些都是极为复杂的科学研究的课题，要依据不同科学门类的特点，凭靠研究者的功力和苦心钻研，才能逐步解决。研究无止境，需要有耐心。切不可简单从事，一刀砍下，任取一半，算作“精华”，余下一半，抛进垃圾箱里。十月革命后，俄国就有一伙自封为“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蠢人，宣扬摒弃文化遗产，建立“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他们比那些切上一刀、留取一半的人，更显得“可爱”！
该把笔锋转向另一面，讲“中为外用”，即把中国的古今文化成就介绍到外国去，供人家参考借鉴。这个工作是做了一些的，只是做得不够，没有自觉地、明确地提出“中为外用”的口号。前面，我把“古为今用”和“今为古用”比喻为手心和手背。这里，我想说，“外为中用”和“中为外用”恰似人的两只手。那一只手明明长在身上，为什么把它揣在怀里？何不大大方方地伸出来，两手并用！
我国有着悠久而丰硕的文化财富，中国古代物质文洴财富传入西欧等地，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不需赘述。而我国历史上的精神文化财富，西人知者不多。古代希腊出现了众多学派，各显其能；而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也是异采纷呈的。照理说，讲世界文化史应是东西交相映辉的局面。
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以科举为例，算是“土产”，被沿用1300年。科举制度当然也有弊病，特别是到后期，迂腐尤甚，应当批判。可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它的发展过程。起初，它代替选士制度，本是进步的举措。选士靠地方官推荐，就有空子可钻。那时叫“通关节”，如今叫“走后门”。这种选士制度怎能“选贤举能”？实行科举，择优录取，就好得多了。那时，也有搞权、钱交易的营私舞弊者，一经查出，动辄“腰斩”，并不是给个“警告”、“开除”或坐几天班房“保外就医”就能了事的。这种严格的科举制度，相对讲，保证了所取官员的质量，有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时代发展了，封建政治日益腐败，科举制度才日益走下坡路，最终被废除了。不能把流行1300年的科举制度象俄国“无产阶级文化派”那样，一脚踢开。科举制度的许多考试方法值得后人研究，也可供外国人参考。
黑格尔是位博学的德国哲人，他的《哲学史讲演录》极富学术价值。唯涉及孔子时，轻描淡写，其评论虽不乏佳句，但就整体而言，其对孔子的研究是远逊于国人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对西欧文化评述得淋漓尽致，对中国文化也涉猎不多。这只能怪我们中国人没有在“中为外用”上做出成绩。革命不能输出，文化却可以交流，比较鉴别，取长补短。向外介绍，主要靠我们自己做；人家用不用、用哪些、怎么用，可以“悉听尊便”，我们不强加于人。我们既反对崇洋媚外，全盘西化；也不搞唯我独尊，让外人“纳贡称臣”。
“中为外用”还有另一涵义，即我们研究了外国文化，有了心得，写出著作，也可向外国作介绍。对于外国人，我们研究西方文化的成果也算是“他山”。我国学人研究外国文化者为数不少，其成就得到公认而享誉中外的也不乏其人。其研究成果应该向外传播。派学者赴外讲学也是重要举措。既可传我之经，壮我声威；又能取回宝物，为我所用，岂不是双倍受益？我们应当有这个战略眼光。
一位名人对“古为今用”和“外为中用”作过形象化的比喻。他说，屁股坐在今天的中国，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注14）我想补充说：不要攥着两只空拳伸出去。一只手要带着现代的文化成就，伸向古代，“今为古用”，这样才能发现新意，更好地“古为今用”。另一只手要带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成就，伸向外国，这是“中为外用”，再把外国文化取回来，“外为中用”，二者相得益彰。纵横的双向交流总比单向的空拳伸手为好。
三
到此，该专门说“用”了。“用”字是关键，理解对头，运用得当，才能奏效。否则，恐将事与愿违，甚至会造成恶果。
第一，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应当坚持牢记。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有关论述要尽量全面、系统、完整、准确地去理解，要体会其基本理论的精神实质，不能抓住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列宁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有过重要的论述。他对旧教育、旧学校作了深切的批判，指斥了旧学校崇尚书本、强迫纪律呆读死记等等，甚至说，“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利益捏造出来的”，旧学校“用数不胜数的、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来充塞青年的头脑”。（注15）这两句话都说过了头，逻辑上都是全称判断。旧学校里总要讲些读、写、算的简单知识，算术知识和俄文、俄语本身都没有阶级性。“文以载道”，文字和语言中表述的“道”可能有“捏造”的内容，但文字和语言却是哪个阶级都可以使用的。通观列宁文章的整体，他是讲批判继承人类的文化遗产。列宁是辩证法家，他立即接着写道：“但是，还要把旧时学校中的坏东西同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区别开来，要善于从旧学校中挑选出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东西”。列宁详尽地讲述了批判与继承的辩证关系，得出了令人欣慰的精辟结论，那就是：“只有用人类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宝藏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时，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而且，“马克思主义便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注16）列宁《共青团的任务》中个别词句欠妥，“瑕不掩瑜”，它仍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第二，切忌简单化。不要把文化遗产的“用”同日常生活中某些简单的“用”等同起来。想吃巧克力，放进嘴里，口水随之分泌，立马解馋；引用古代或外域的理论，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却不能要求“立竿见影”，顿出奇效。它供我们借鉴、思索，从而得到启示，有助于我们解决现实问题。创造离不开借鉴，借鉴又不能代替创造。这个借鉴作用不可等闲视之。“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注17）
批判继承是艰苦的学术工作，它需要以坚实丰硕的知识作为基础。要参加实践，了解实情，这是书本上没有的活的知识。也要甘心坐冷板凳，潜心向学，博览群书。有位伟人说过：书读多了害死人。（同注14）我体会，他的意思是批评本本主义，不结合实际，按图索骥，生搬硬套。这样的读书，拿来律己，害了自己；用来律人，害了别人；搬来指导革命，贻害无穷。受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之害，我们是吃过大亏的，岂止是“害死人”，几乎断送了整个革命。“书读多了害死人”，七个字里包含着多少辛酸苦辣，凝结着血的教训。可是，话说回来，害人的是教条主义，而不在书；何况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先生们，念了几本小册子，是否为“真经”，也还是个疑问哩！即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也得结合实际才能有效。所以，读书是好事，死读书才是坏事。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注18）孟子批评的是“尽信”、生搬硬套，不是反对读书。当然，我们这里指的是读好书。坏书要不要读？不能一概而论。蒋介石于1943年抛出一本《中国之命运》，那就是坏书。毛泽东读了，写了《两个中国之命运》，接着针锋相对写了《论联合政府》，这就是一部好书。对青年人，我们则提倡读好书。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老百姓也懂得“书到用时方恨少”。毛泽东就是一位博览群书的典范。
如今，人类社会正步入“高速信息公路”时代，我们从事的又是前无古人的伟业，更需要多读书、读新书、读好书。我们的一些失误，除了种种复杂的原因之外，单就读书而言，恐怕也是书读得少了些，特别是现代的新书、好书读得少了。过多地埋在“线装书”里，弄得不好，也是难免要“害死人”的。
第三，批判继承是一条总的原则，要根据不同学科领域自身的特点和现实的客观需要，把理论同实践结合起来，探索“自身”之“用”。事物的“用”寓于事物本身之中。它未被认识时，是“自在之物”，其“用”不被人知。研究者的任务就是不断探索事物本身的特性，从无知到有知，从少知到多知，从浅知到深知，为人类日增福祉。不同领域的学者，依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各选其用。研究越深，用途越广。但是，不论如何，也不能在事物本身特性之外，强求其他用途。
獾是客观存在的动物，当人们认识它之前，它是“自在之物”，也曾在地球上“潇洒”地走来走去。人们认识它之后，它便不得安宁、绝难“潇洒”了。皮革行的师傅用獾皮制作皮衣、褥垫。美食家取其肉制成佳肴。医生涂抹獾油治疗小面积的1度烧伤。用法各有不同，但都是利用獾本身具有的特性。迷信的人被烧伤，去焚香拜佛，獾油对他来说，是未被认识的“自在之物”。庸医用獾油治疗脚气，那是在獾油本性之外，奢求其用，当然无效。也许有朝一日，高明的医者另法炮制，或辅以别药，制成“复方××”之类，也能治疗脚气。那也只是发现了獾油本身新的特性。“点石成金”乃是寓言，虽含哲理，终非事实。想用蕃茄孵出小鸡，那便是愚人干的蠢事了。众多领域的学者各显其能，各取其用。“马牛羊鸡犬豕”之类，繁殖力极强，不会杀绝用尽。一些稀有动物就有濒临灭绝之虞。动物学家就大声疾呼保护野生动物。本质上，他们保护的是自己的研究对象。或者是为保持生态平衡，有利于人类自身的生存，是为长远之用。要言之，“杀”者和“护”者各为其用，只是用法各有不同、眼光互有远近而已。
罗列以上尽人皆知的常识，集中起来，无非是以浅比深，说明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也同样要依据其自身的特点，充分用其所能用，防止误用、滥用。
就历史而言，其特点何在？通俗地讲：“凡是过去的都是历史，但历史并没有都过去。”举例说，原始社会的石斧，它是历史古物，它过去了，所以被放在历史博物馆里。但是它并没都过去，它蕴含的道理没有过去。什么道理呢？那就是：当压力为定量时，其压强同压力的承受面积成反比关系。现代的钢刀和古代的石斧蕴含着同一项原理。将来会造出新刀，无以名之，姑且称“X刀”吧！钢刀成了过去的古物，可是石斧和钢刀中的力学原理，还是没有过去，依然有用，它仍然将存在于“X刀”之中。
当然，原始人只有感性认识，不懂得现代力学原理；而物理学家有了理性认识，比常人更能感觉到石斧的价值。它的历史作用非同小可，正是它促成了“人猿相揖别”。毛泽东讲：“感觉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注19）石斧的“使用价值”过去了，但它的“价值”却没有过去；不仅没有过去，由于“今为古用”，它的价值反而更高了。谁都知道，钢刀再贵，终有定价；一把原始社会的石斧，可是无价的珍宝啊！
我讲这些决非崇古好古，主张丢下钢刀，捡起石斧；只是想运用这个事例说明历史学中“今为古用”和“古为今用”的辩证关系；也想说明，凡属科学真理，也是中、外一样可以互用的。
第四，要恰当处理传统和民族形式。“传统”和“现代”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能形而上学地视为“非此即彼”。一首“纤夫的爱”，红红火火，唱遍大江南北，被一些青年赞为“够派”的现代通俗歌曲。其实若论“够派”，现代恋人该是驾起一叶扁舟，“让我们荡起双浆”。可是，歌曲的作者偏偏请出“传统”的纤夫，让“现代”爱侣的绵绵情意在“传统”的纤绳上荡荡悠悠。后来，上海又推出一首新的“纤夫的爱”，采用传统京剧的曲牌、程式加以改造，名曰“戏歌”。两对歌者共同登台，先分后合，难辨彼此，也另有一番风趣。可见，运用得当，不落俗套，“传统”更可增添“现代”的浪漫情调。“传统”是死物，运用“传统”的是“活人”。出了毛病，板子应该打在形而上学的“活人”的屁股上。
说到民族形式，也应具体分析。仍以音乐为例：乐器是物质财富，诸多乐器，性能各异，某种乐器或许适合于表现某类乐曲。但乐器本身没有阶级性，也不专属于某个民族，不必区分中外和民族。现在通常分为西洋乐器和民族乐器，这样分法有欠精确。西洋国家众多，指哪国哪族？民族乐器的“民族”二字就能代表“中国”？中国的民族据今所知有56个，又指哪族？勉强划分，也只能表明某项乐器的原产地，有的连产地也难弄清。琐呐归入我国的“民族乐器”，可是它原产于波斯，“唢钠”两字也是波斯文Surna的音译。琵琶原产何地？一说它本名“批把”，原产于胡。“胡”是中国古代对北方和西方各族的泛称，到底是哪个“胡”，不得其详。二说琵琶来自阿拉伯，原名“乌特”，是阿拉伯文ud的音译，传到中国名为“曲项琵琶”。又有一说，合二而一，认为它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不断改进，逐渐定型的。诸说不一，有待专家考证。好在没有外人找我们谈判“产权”，也就算是我国的“民族乐器”了。
乐曲属于精神财富，则有中外和民族之分。肖邦的“华丽大园舞曲”和华彦均的“二泉映月”各具民族特色，风格迥异，涵义有别。二者难分高下，互有千秋。前者由钢琴弹奏，气势恢宏，旋律华美，波澜起伏，洒脱流畅；后者用二胡表现，委婉细腻，如泣如诉，哀而不伤，悲中有愤。西人喜听前者，如醉如痴，象是“三月不知肉味”；国人则欣赏后者，撼人肺腑，俨然是在聆听一部浓缩了的中国农民的苦难奋斗史。二者各有妙用，彼此可以借鉴。但是，又不能把乐器和乐曲的匹配说得过绝。用小提琴演奏“梁祝”，听来中国味十足，令人忆起梁山伯与祝英台悲欢离合的往事。琵琶如今也跻身于全属“西洋乐器”的交响乐队，有时还能担当“主角”，弹奏主旋律，众多的“西洋乐器”反倒成了“配角”，为琵琶“助威”。究其缘由，中、外各个民族的乐曲各有特性，乐器只是表现乐曲的“工具”，但音乐的基本原理有共同规律。所以统而言之，音乐不分国界，乃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第五，锻炼理论思维，彰往察来。理论思维是研究和运用文化遗产必不可少的能力。恩格斯说：“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注20）恩格斯讲话留有余地，标明“直到现在”。从那时的“现在”到现在，已过百余年。我觉得还有别的手段；即使在那时的“现在”也有别的手段，即参加现实的社会实践，现实中有“活”的哲学。恩格斯本人就积极地参加了当时工人运动的实践。把读哲学史和参加实践结合起来，能更好地发展和锻炼理论思维能力。也不一定只限于“学习以往的哲学”，读读《伊索寓言》和《三国演义》等文艺作品，对锻炼理论思维也不无裨益。
彰往察来是一种理论思维能力，语出《周易》，原文为“彰往而察来”。（注21）《周易》文字晦涩，唯其道理并不神秘。哲理并不只存在于圣哲的殿堂，市井小民有时也能运用自如。某甲干尽坏事，却向某乙辩白自己有理。某乙并不正面作答，往往甩出一句俗语：“别来这套！你一撅尾巴，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话俗理不俗。滤掉“俗”的成分，余下的便是彰往察来的哲理。乙对甲的“往”事了解得“彰”明昭著，所以能预“察”甲的未“来”表现。乙所运用的思维方式便是彰往察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精通人类社会历史的知识，剖析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恩格斯于1847年简约地描绘了《共产主义原理》。翌年，即1848年，他们两位共同撰写了《共产党宣言》，作出了科学的预断：“英特那雄奈尔一定要实现”。这是前无古人的彰往察来。
自然现象千变万化，社会现象纷繁复杂，加之研究手段和研究者个人的种种局限，“彰”之不明、“察”之有失，也在所难免。天气预报是彰往察来，预报准了，说明仪器精密，专家高明。有时说“明日阴有小雨”。也许迎来的是“万里晴空”。被医生判为“垂死”的人，有的也能复原，经过疗养锻炼，重新焕发青春。还有其他例证，不便逐一陈列。判断的失误，盖源于不“彰”，乃是主客观条件使然。唯其如此，研究者需要改善研究手段，增进学识，积累经验，尽心竭力，不断探索。
彰往察来需要实践的检验。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根据元素周期率，彰往察来，预言当时尚未被发现的锗、镓等元素的存在及其性质。后来，锗、镓等元素被发现了，门捷列夫关于存在锗、镓等元素的预言得到了证实。
“彰”没有尽头，“察”也只能求个概略。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预言，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成员的才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注22）这是指出一个大的方向。怎样才算“全面”，采取什么具体措施，何时可以做到，等等，那就需要在社会实践中探索和检验。能够科学地预测出大的方向，就不愧为杰出的“设计师”。至于详情细节，就得边干边改；实现之期，或早或迟，不能机械限定。没有先例可循，只好“摸着石头过河”，哪能事先一一说准？这里，用得着毛泽东一句通俗而幽默的名句：“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注23）
以上仅就个人粗见，罗列五项，妄称“用”的关键。“关”是出入通道，“键”是开门钥匙。门总要由人来开，自动启闭者，也是人的设计，这便又引出下面一段文字。
四
中外古今的文化遗产，浩如烟海，谁能通透无遗？被人誉为“学贯中外，艺通古今”，置诸案头，可当座右之铭，意在鞭策奋进。若是信以为真，沾沾自喜，适足表明其“不知深浅”。自称“孤陋寡闻”，或有谦逊之意，倒是近乎“实事求是”。任何一位鸿儒大师，都不过是“沧海一粟”，学术研究靠众多学者通力协作。知识分子的工作需要独自钻研，这又往往被误认为“个人单干”。实则哪位学者也不是赤手空拳、平地起家的。他需要凭靠中外古今的资料和学术成果，再加上个人精心钻研、有所创新，才能写出专著。高尚的学者有自知之明：书皮上的署名和钱包里的稿费只表明“个人精心钻研、有所创新”的那一部分，不会孤芳自赏而忘记其他。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有一位贤慧的女人。我说，一位成名学者的背后，肯定有众多的无名学子为他铺石垫路。此其一。
其二，明智的学者应当培养接班人。人生苦短，谁也不能同自然规律抗衡。秦始皇（前259—前210）遍寻长生之药，企盼“万寿无疆”，结果不到半百就一命归天。曹操（155—220）“运气”稍好，虽是“年逾花甲”，终未熬到“古稀”，晚年写诗道：“神龟虽寿，犹有竟时”，壮心不已，却又无可奈何。我们是唯物主义的乐观者，何必为年龄发愁？评价学者的人品在德而不在齿；衡量学者的贡献根据业绩，不凭“年头”。《列子》上有句话耐人寻味：“贤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尽而不乱。”（注24）贤明的学者不能只求自贤，还要能够“任人”，即选用得力助手和接班人。老、中、青形成学术梯队，学术事业才可不断发展。否则，个人总有年老而衰、智尽而乱的那一天，学术事业断了“香火”，凡有良心的学者都要伤心落泪、追悔莫及的。
本人自知学疏才浅，是个凡夫；故尚能努力，不算懒汉。教了几年书，也“爬”过一些“格子”。业绩平平，乏善可陈。我毫不怀疑，学术事业终归有后人干得更好。“上帝”若肯加我数年，我愿不遗余力，替前辈“拉车”，为来者开路。“后来者居上”乃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有胆识的青年学者，要顺应趋势，奋发图强，不可老是“跪着”，要敢于站起来，超过前辈。这不算“个人逞强”，因为任重道远，万万不可懈怠。虚心是美德，心虚是怯懦。虚心者从不心虚。同样，有雅量的老年学者，也该顺应趋势，甘为人梯，不必老是站着，要肯于蹲下去，把青年人托上来。这更非“退缩无为”，乃是富有远见的美德。年事高了，雄心可以不减当年，但精力总会每况愈下，要依力行事。量力者才有力量。
不揣冒昧，写了如上两则。前者以横为主轴，后者以纵为重点，纵横交错，编织学界沧桑，聊表感慨，权作本文结语，也算是“落实”宋神宗的“圣谕”：“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于后世者也。”（同注4）
注释：
1 见拙著《自由教育》。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570页。
2 《汉书·董仲舒传》
3 同注2
4 宋神宗《资治通鉴》序
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页。
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8页。
7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见注6同书第四卷，第2页。
8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宋朝初年宰相赵普对《论语》的评价。
9 《论语·子路》
10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见《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4页。
11 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47页。
12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见注11同书上册，第397—398页。引文重点为引文者所加。
13 《诗经·小雅·鹤鸣》
14 大意如此。因未公开发表，故未加引号，也未注明原讲话人。
15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见《列宁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26—228页，着重点为引用者所加。
16 同注15。
17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0页。
18 《孟子·尽心》
19 毛泽东《实践论》，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页。
20 恩格斯《反杜林论》归序。论辨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65页。
21 《周易·卷之三·系辞下传·第六章》
22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72—73页。
23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24 《列子·说符·第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