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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化类型向后现代化类型的转换
当今东亚地区（包括日本、中国、亚洲新兴工业经济群和东盟各国等区域）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它的高速增长颇有令人惊异之处。众所周知，这种高速增长已使全世界舆论哗然，竞相争鸣的观点异彩纷呈。主要的论争有：将东亚地区经济发展视为世界资本主义转变问题并加以探讨的世界资本主义论争；如何把握韩国、台湾的威权主义体制和独裁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的论争，在某种意义上已涉及国家论论争；还有研讨儒教与东亚现代化相互关系的儒教论论争等。不妨指出：作为一种倾向，在上述论争的背后，存在着是“从属增长”还是“自立增长”的问题。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提出周边部经济增长是“依附性的还是自主性”的问题，即提出了当今东亚周边部的工业化是否向完成国民经济方向发展的问题。无论是说得明明白白还是含糊其词，支撑这一问题的方法论框架，无非是“国民国家模式的工业化类型”（在一国范围内完成的工业体系）。
然而，在当今东亚地区出现的全新历史状况是：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在超国家的水平上，跨越国家框架向前推进。即在日本、韩国和中国等国家内部，出现了并非由国家统合而是通过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经济活动促进生产力发展、形成作为超国家网络的地区体系这一新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说，在信息革命与微电子革命所促成的水平分工的显著进展进程中，先进国家在周边部的工业发展中发现利益，遂以地方政府和民间企业为媒体，促进“先进国家的后工业化向周边部的特定工业部门转移”，出现了“发达国家与周边部共存（共生）”型的发展模式。当然，超越国家的经济活动以前也屡见不鲜，其支柱是国家主导下的国家主义或超国家主义。其模式包括通过将第一产业部门推向周边地区（内部），以确立中心地区（内部）工业化体系的工业化模式；或通过在外部（其他发达国家、周边地区）寻求中心地区（内部）工业产品的销路，以图中心地区（内部）持续增长的工业化模式，等等。与此相反，当今的模式具有由地方政府、民间企业主导下的超国家主义的性质，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历史特点。
如果从类型转换的角度来看，可以理解为从“国民国家类型”、“国富类型”、“工业化类型”和“对抗类型”，向“地域圈类型”、“民富类型”、“后工业化类型”和“共存类型”的转换。更直截了当地说，可以理解为是从“现代化类型”向“后现代化”的转换。
二.现代类型：中心对周边的剥夺关系
若回溯历史，所谓“现代”，是经过产业革命使工业化的西欧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史；从文明论来看，它是向世界史的工业化阶段的转移。同时，这种世界经济体系(Worldeconomy)的扩张逻辑与世界史农耕阶段的世界帝国(world-empire)有着性质上的根本差异，并由此形成“现代”固有的历史构造和力学。即世界帝国的扩张逻辑容忍异质文明和各种社会的并存，却将其编入另册（主要是在政治的级别审核上）。当然，在世界帝国中存在着远距离贸易，由于它以经济互补为基础，有经济的级别审核中，在本质上并未使异质文明处于被支配或从属的地位。与此相反，世界经济体系的扩张逻辑是将非西欧农业社会纳入“掠夺和剥削的体系”（不间断地开拓周边部），从中抽取剩余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以单一方向的剩余价值的转移为目的。这种作为“掠夺与剥削体系”的“中心与周边机制”，通过不间断的“异化与同化的二重性”的逻辑，一面维持、庇护周边部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异质性），一面在某种场合强制造成这种异质性并将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接轨（同化），而破坏周边部的再生产构造。罗伯特·布伦纳指出①：在西欧，由贸易和交换关系的发展而引发的各种矛盾，至采用前资本主义方法为媒介而强化剥削时，因阶级斗争削弱了前资本主义构造，从而产生资本主义兴起的前提条件（资本与自由雇佣劳动的存在、商品生产的普遍化），然而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充过程中，却在纳入这一体系的周边部，强化了前资本主义的阶级构造和当前形态。另外，这种全球规模的从周边到中心的剩余价值的转移，并未伴随着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也未形成世界政治体系（世界政府）。因此，上述剩余价值转移只能是以国家为媒介（通过垂直接轨的价值转换）实现的。
所谓现代，确实是西欧工业文明在全球的扩大，在其扩大过程（将非西欧农业社会作为周边部的纳入过程）中，周边部通过现代所固有的“中心与周边机制”（“掠夺与剥削体系”）的力学，而被迫破坏再生产构造，并使民族松散、解体。这就是现代同时内藏着周边部（被破坏的）再生产构造的再生与（松散、解体的）民族再生（民族主义）的力学的原因所在。由于作为西欧工业文明的世界经济体系(world-ecomomy)并未同时形成世界政治体系（世界政府），而是将周边部国家作为“掠夺与剥削体系”的“恒温箱”保留下来。因此周边部（遭到破坏）的再生产构造的再生与（松散、解体的）民族再生的力学，遂与国家再生、再构筑的力学相重合。另外，在文明论中，现代就是通过西欧工业文明将非西欧农业文明纳入“掠夺与剥削体系”，向世界史的工业化阶段过渡。因此，上述周边部的再生力学一方面造成非西欧农业文明对付西欧工业文明挑战的彻底应战的矢量；然而，在西欧工业文明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进程中，另一方面也产生另外一种矢量，即周边部的西欧化、工业化的矢量。这种矢量的强弱程度与方向取决于该周边部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位置（是半周边的还是周边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国际分工的下属形态和周边部的历史构造等，所以均受制于周边部“外来与土著”的辩证法。通过“外来与土著”辩证法生成的强有力的工业化力学、（遭到破坏的）再生产构造的再生与（松散、解体的）民族再生的力学与国家再生、再构筑的力学作为合成力量，促成周边部的现代化。
造成周边部现代化多种类型的原因即在于此。尽管周边部现代化的类型多种多样，或者采取资本主义现代化形态、或者采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形态，但是，其共同之处在于标榜通过“置于国家框架之下的工业化（在国家主导下的一国规模内确立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而实现的民族与再生产构造的再生，这恐怕是世界史工业化阶段的现代化的历史特征。
三.三种工业化类型
金泳镐将迄今为止的各种现代化即工业化的类型划分为第一代工业化到第四代工业化，并首先在世界史的发展线索中宏观地把握战后东亚的现代化。下面就来分析一下他的观点。金认为：“这种代际理论与一般的阶段论不同，其研究的焦点问题是根据时代、历史条件的变化，来考察工业化的机制与类型的相异之处；另外，从类型学的色度来看，相同世代的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着地区区别的各种类型；在不同世代的国家中，也往往存在着种类相同的类型”。②他把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第一至第四代，提出“5种标准”来描述各世代的工业化即现代化的类型。在这里仅介绍用特别重要的3种标准所划定的工业化类型。⑩
首先，若“以市民革命、工业化和帝国主义等3种范畴的组合方法为基准”来分类，第一代工业化的古典模式以英国为代表，即市民革命与工业化同时并行，作为其结果，最终导致向帝国主义的转化；第二代工业化模式以法国、德国为代表，即市民革命先行一步，而后是工业化与帝国主义并行；第三代工业化模式以意大利、俄国和日本等国为代表，即首先是工业化与帝国主义并行，其后随着工业化的进展，举行不彻底的市民革命；第四代工业化发生在20世纪后半期，分为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下获得独立并渴望实现新的工业化的亚洲新兴工业经济群、东盟各国和墨西哥、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的类型，以及南斯拉夫、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类型。除社会主义类型外，其他类型基本上属于帝国主义工业化之下的依附性发展模式，并随着依附性发展，不彻底的市民革命随后进行。
其次，如果按“工业化的推进主体”来分类，第一代工业化的主体是民间企业（主要为中小企业）；在第二代工业化中，作为产业革命迟发的后发型资本主义，银行和民间企业在国家制度的保持下，掌握主导权；在第三代工业化中，作为周边资本主义，与国家权力相结合的民族资本（民族资产阶段）成为主体，第四代资本主义由于民族资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过程中遭到破坏，国家资产阶级成为主体，形成“国家资本与外资相结合的类型”。
第三，如果“以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即核心(core)、半核心(semi-core)、半周边(semi-periphery)、周边(periphery)的基准”来分类，那么，第一代工业化为核心型工业化模式，即作为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重新组合过程的工业化；相反，第二代工业化，如同法国、德国和美国的经验所显示的那样，属于一种半核心的工业化模式；第三代工业化，如同日本、意大利的经验所显示的那样，大量接受核心乃至半核心的影响，属于被迫实行依附型工业化的周边部型，另外，通过将尚未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制的朝鲜、台湾、满州等局外国家或地区置于本国的周边部，从而使自身上升为半周边部，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半周边型工业化模式；第四代工业化，大量接受核心、半核心以及半周边的影响，但并不拥有尚未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新边疆，属于被迫进行依附型发展的周边型工业化模式。
金泳镐的“第四代工业化论”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将当今亚洲新兴工业经济群型工业化、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型工业化、拉美新兴工业经济群型工业化和中国及朝鲜等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世界史中第四代工业化的一种类型而给予应有的地位，认为第四代的工业化属于同当今发达国家所提供的工业化模式完全不同的崭新模式，突出强调这是“新工业化”。其中特别指出：现代东亚工业化浪潮”是在帝国主义世界体制确立后，竭力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条件下起步并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属于世界经济史中尚无先例的过渡新模式……如果居于第四代工业化前列的台湾、韩国等能够上升为新兴工业化地区或工业化国家，恐怕将在世界经济史中形成地区、国家与外资结合而实现工业化的最早案例”③。
四.东亚国家形成的“周边部福特主义”发展类型
金泳镐十分醒目地突出东亚工业化浪潮的地位，认为这是西欧中心论支配下的现代化理论所从未研究过的工业化新模式。在“座谈会：亚洲的地壳变动”中，金泳镐谈到1990年以后日益明显的倾向，即亚洲新兴工业化区向低工资的东南亚投资问题，认为：“无论是韩国经济还是台湾经济，其躲避高工资而转向东南亚的投资方向，并非一种意味着国民经济完成的方向，而是国民经济尚未完成却已风化的动向”④。对韩国、台湾的“后工业化”动向表示忧虑。
金泳镐的上述看法表明：虽然他将当今东亚工业化浪潮作为全新的模式而加以研究，但并未在研究的方法论视角中充分说透“国民国家类型”、“国富类型”和“工业化类型”。这是因为他未明确地把握当今世界史正在剧烈改变从工业化阶段到后工业化阶段的流向。
我认为，不应当将90年代韩国、台湾的“后工业化”动向看成是挫折的征兆；而应该将其作为发生在向世界史后工业化阶段过渡中的（史无前例的）“中心部与周边部共同发展（或相互依存）的一种类型”来加以研究。这一观点的理论依据必须搞清楚，应当将其视为世界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变化。下面将运用调整理论加以说明⑤。
众所周知，“调整理论”是将中心部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划分的3种状况加以把握的，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外延性积累体制、战后的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和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发展起来的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
首先，战前的外延性积累体制是抑制工人和大众消费需要的不稳定的低工资构造与重点在于第一部类生产的积累体制，其特点是：①这种体制下的商品生产是通过工业革命时期的机械技术与低工资相结合的生产线进行的；②这样制造出来的商品在国内找不到销路，因此要在海外寻求销售市场；③为了获取支撑国内工人低工资构造的低价谷物和价格低廉原料，将一次产出的产品向周边部倾销。所以，这种外延性积累体制具有将周边部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的强烈倾向。
其次，战后的福特主义积蓄体制是内涵性积蓄体制，其基础是现代科学技术与高工资劳动相结合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生产线，诸如美国类型的积累体制。这种积累体制也可以称之为战后福利国家型积累体制。这种积累体制下的劳动组织是“泰勒主义加机械化”（A·利皮埃茨：《有勇气的选择》）。⑥福特主义的特征是：①构想与实际操作相分离，即剥夺工人的熟练技术：判断力和自律制；②实际操作琐碎化、单纯化，即强制进行单调的反复劳动；③形成金字塔式的劳动组织（遵命而行的劳动统治）。流水线上的工人以得到生产率指标工资（根据生产率提高工资）为补偿和交换，接受了具有上述特征的泰勒主义，结果实现了高生产率。如同A·利皮埃茨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内涵性积累体制最重要之处在于：“在1960年后半期，中心部的福特主义进入极盛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作为工业制品销路的周边部，似乎失去了中心部积累的物力论(dynamism)中的重要性。恰好在这一时期，发达国家工业生产制品的输出比例达到最低水平。而且，即使是输出，也主要是在中心部的大陆集团（北美或欧共体）内部开展的贸易。输往周边部的工业产品输出额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在欧共体，仅为2%，在美国，仅为0.8%。如果说开拓资本主义商品的销路是帝国主义的成因，并进而受制于周边部造成景气停滞，那么中心部早已不需要周边部了……”⑦。这样，自中心部过渡到福特主义时代以来，周边部虽仍具有作为“资源”（石油、劳动力）的重要性，但已失去作为销路的重要性。
若大致上把握上述战前的外延性积累体制、战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中的各种“中心部与周边部的关系”，则可以得出下述结论，即
战前的“中心部与周边部的关系（力学）”→“对抗”型
战后的“中心部与周边部的关系（力学）”→1.“并存”型或“放置”型
2.“对抗”型
因此，在战前的“对抗型”中，现代化模式是半殖民地、殖民地模式；在战后的“并存”型中，现代化模式是自力更生模式（社会主义的自力更生或资本主义的自力更生）。如果归纳为类型，则两者均属于“国民国家类型（或民族国家类型）”、“国富类型”和“工业化类型”。
在上述福特主义框架下，战后中心部资本主义以丰富的国内市场为杠杆迅速发展，并在60年代呈现空前繁荣，建成福利国家。然而至60年代末，这种资源浪费型的巨大技术由于在资源、环境问题上碰壁而遭到挫折，由国民国家牢固框架支撑着的内涵性积累体制，也在以各国企业为媒介的资本相互交叉与萧条时期通货膨胀的浪潮中发生质变。另外，构成内涵性积累体制基础的泰勒主义的威力已被发挥到极限，结果终于使泰勒主义无法再进一步提高生产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也使操纵内涵性积累方式的垄断性调节方式达到极限（造成泰勒主义的劳动组织和按照生产率指标分配的危机）。
调节理论系将上述福特主义的变化作为后福特主义的发展而加以把握，着重指出：在后福特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带来极为重要的技术转换。这就是从现代科技革命向信息革命的转换，即从资源浪费型的巨大技术向节省资源型的微型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转换。众所周知，日本（丰田主义）和联邦德国(Boruboism？)最早完成了这种转换。
在这里，必须谈一谈关于导入微电子技术对经济体系所造成的影响问题⑧。勒波尔内和利皮埃茨认为：由于导入医用电子工业技术、特别是利用电子计算机的设计和生产，使各种制造工程扩充了最适当的能力，使设计、制造、贩卖和购买过程紧密而灵活的联结成为可能。其结果，使时机恰当(just in time)从工人内部渗透到整个企业组织和大企业与承包企业之间，进而扩大到企业间的所有关系中去。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企业间的关系、特别是大企业与承包企业之间的关系。在过去与特定大企业有着长期交易关系的承包性中小企业中，出现提高关键技术并积累了高技术革新能力的高技术企业，即实现了灵活的专门化的企业。大企业通过信息网络系统，逐渐统合了这种专门化企业群，形成以大企业为交点的企业之间的网络。这样，大企业通过灵活的自动化和联网的计算机管理，依存于专门化企业群的研究开发能力，分散固定资产和风险；另一方面，运用时机适当原则，足以管理、调整承包企业。勒波尔内和利皮埃茨将这种企业间关系称之为“垂直的准统合”(VQI)，指出这种同过去支配性的“垂直的统合”（将各种技术性业务统合于同一企业内部）或“垂直的分散”相异的关系，是以导入微电子技术为契机，逐步形成的。在“垂直的准统合”中，大企业可以享用垂直的统合与垂直的分散等两方面的优越之处，这样一来，技术转移、共同研究和合伙承包及其他战略同盟等遂日益普遍化。
通过上述微电子革命形成的“垂直的准统合”，有力地突破了以往国际分工的框架，带来国际分工的水平化，其意义十分巨大。正如A·利皮埃茨所指出的那样，从劳动过程的观点来看，福特主义通过对下述3种水准活动的分离而表现其特点。这3种水准的活动，即①构想、开发研究和管理的自立化；②需要称职劳动力的熟练制造业；③将熟练技术分解的职务和结构分工。当3种不同劳动力供给之间妥当衔接福特主义各部门的生产机构时，上述3种水准的地理分离足以使从熟练技术中分解出来的职种向周边部转移。然而，在现代科学技术（巨大技术）之下，这种转移倍受制约。通过与后福特主义技术，即微电子技术的结合，可以（在技术上）从这种制约中得到解脱。实际上，从福特主义危机开始发生的60年代后半期，这种转移（如果从劳动编制来说，这是泰勒主义的劳动转移）业已开始，进而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箫条过程中，为防止利润下滑，转移的势头更为加速。出现于70年代的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群，即为自熟练技术分解的职务和结构分工得以转移，并与韩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内部的低工资相结合，从而形成国家主导、输出主导的工业化模式。换言之，是与日本等中心部福特主义相结合、以“国家资本、外国资本和民间资本（韩国的财阀大企业、台湾的中小企业）三者的同盟为核心，形成“周边部福特主义”。
在80年代的东亚，信息革命与微电子化急速发展，它促进了日本的高技术产业与周边部的低工资劳动相结合的加工输出工业的发展，引发了亚洲新兴经济群和东盟的高速增长。其结果，苏联、中国等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一齐寻求与资本主义共存的途径并发生变化，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周边部被纳入其中，从而形成巨大的世界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超越国境和体制的多国地区合作取得进展，从而形成既不同于战前的帝国主义集团经济圈，也不同于美苏超级大国时代的各种地区机构的新的区域体系。
五.超越国家体系的东亚经济
在后福特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引起信息革命和微电子化，它在造成“周边部福特主义”（亚洲新兴工业群、东盟）的过程中，也在东亚地区形成自生的、相互依存的地区体系。1985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也提出“一国两制论”、“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论”、“国际大循环论”等理论，正式加深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接合，积极加入东亚经济圈，深化与亚洲新兴工业经济群、日本的相互依存关系。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体制的多国区域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另外，在这种新的地区体系中，相对自立于国家的地方政府或民间企业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形成超越国家框架的生产力，在这种意义上，其超越国家体系的性质日益强烈。
刘江永指出，当今东亚地区的4个特征是多元共存、和平稳定、经济合作与向心力强⑨，即：
1.体制和发展类型、发展模式各异的国家共存，彼此认同地区的多样性，求和平与发展之“同”，存社会体制和国家制度之“异”，以寻求整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
2.在欧洲，战后长达45年的东西方对立格局已消亡，但尚形成国际新秩序；与此相对应，在东亚地区，进入90年代后和平与缓和紧张局势的势头急剧增强。诸如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加紧对话、同时加入联合国等即为其具体表现。
3、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却未表现出欧洲式的经济发展均质性，东亚面临的课题并非统合问题，而是经济合作问题。
4、与离心力和向心力同时存在的欧洲不同，在东亚，随着稳定与繁荣的良性循环的实现，向心力将日益增加。该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加深，将促进向心力的增强。
在后福特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区域体系。从全球范围来看，该体系是以美国、日本、欧洲为中心的三级区域体系。
结束语
通过上述考察，足以看清当前正在发生巨大的类型转移。即从“国民国家类型”、“国富类型”、“工业化类型”、“对抗类型”向“地区圈类型”、“民富类型”、“后工业化类型”和“共存类型”的转移。一言以蔽之，即从“现代化类型”向“后现代化类型”转移。
当然，在今天，作为领域国家的国家，俨然是历史现实的存在，在最近的将来，国家仍将继续存在。所以，无可争辨的事实是：国家与政治水平上的“支配和依附”这一问题将存在下去；在这种国家与政治的力学中，“以国民国家为基础的工业化”模式的矢量，将一如既往地发挥强大的作用。然而，在上述类型的转换过程中，社会与经济水平的“支配和依附”的力学正在发生其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这也是无可争辨的历史事实。
因此，在今天，如欲准确把握东亚地区的历史构造及其勃勃生机，就必须全神贯注于上述类型的转换。我认为，这才是当今观察东亚现代化的新视点。
宋成有 译
注释：
①Brennr Robert."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New left Review(1977).
②③金泳镐：《东亚工业化与世界资本主义》，东洋经济，1989。
④金泳镐在“亚洲的地壳变动”座谈会上的发言，见小川雄平编：《亚洲的共生时代》，同友馆，1991。
⑤⑦Alain Lipietz,Mirages et Miracles.（若森章孝、井上泰夫译：《奇迹与幻影》，新评论，1987。）Robert Boyer,La Theorie de al Ragulation.（山田锐夫译：《向调整理论和危机挑战的经济学》，新评论，1989。）山田锐夫：《调整理论和经济学的再生》，讲谈社，1993。
⑥A·利皮埃茨：《有勇气的选择》，若森章孝译，藤原书店，1990。
⑧Le borgne,D.and Lipietz,A.,New Technologies,Modes of Regulation:Some Spatial Implieations,Jun.1987 and sep.1987。
⑨刘江永：《中日关系与亚太地区形势》，见小林昭三等编：《太平洋共同时代的开幕》，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92。
⑩参阅金泳镐：《论第四代工业化——对格尔申克隆与希施曼模式的反思》，见《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控讨》（罗荣渠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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